星期日, 一月 25, 2009

魔鬼教官黄章晋:百城追记之四——中国城市的两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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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1-03 04:08


  前些天,一位台湾同行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国城市有那么多人民广场,希望我能帮助给个详细清晰的解答。我楞了一下,这可是我一直在琢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百城记的旅行途中,惊讶地发现,中国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成同一模样。不但中国有那么多人民广场,而且中国还有这么多自称亚洲第一的喷泉, ——在流行亚洲第一喷泉之前,流行的是建造亚洲第一摩天轮。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城市突然按一个模子大兴土木的结果。
  如果要把这么多人民广场怎么来的说清楚,我们不如先从一个2008年河北流行的段子开始说起。
  四川大地震伤员被转移到河北后,看到河北街头成片的废墟,激动地说:“河北人民真善良。你们自己都震成这样了还在帮我们!”
  因为在地震稍早一个月前,河北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城市改造的“三年大变样”运动,一直持续到地震两个月后,河北十一个城市多被拆得像刚刚地震过。不幸的是,由于2008年年初房地产市场已出现逆转,所以,河北各城市拆成一片废墟后,却没见到往里砸钱的房地产商。据一个官方的测算数据统计,河北“三年大变样”变出来的空地,至少需要投入七千亿元才能被开发出来。
  河北的“大拆促大建”、“以拆为纲”,绝非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将外地成功经验带到本地的结果。我们一路所见的城市,除了山西等地在城市改造的动作上落后于河北外,几乎都走在了它的前面,所以,当地领导人才会对破旧的石家庄发出这样的感慨:“看了整天想拆”。
  如果房地产逆转不是在今年,也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我相信,总会有地方会像河北一样,赶上一个不幸的时点,房子刚拆完,农田刚推平,危机来了。但问题是,那些有幸赶在危机来临前初步完成市政改造的城市,绝不意味着逃过这一劫难,因为几乎中国所有城市都是在完成了一次大规模城市改造后,在上轮房地产热潮中,将房地产业变成了自己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业变成支柱产业,既有城市化发展的时代必然因素,更有“经营城市”思维的示范效应。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因为人口管制政策,迟到了半个世纪,而政府长期将社会资源全部用于生产资料的投资建设,市民居住环境的需求被压抑了几十年,房地产业爆炸式增长并成为重要支柱产业,是势所必然。但快速筹集资金,一举改变城市面貌,惟有大连才摸索出一条捷径,即所谓“经营城市”理念。
  “经营城市”曾经是个很超前的东西,至少相比当时全国一拥而上搞开发区来说,它的运作过程太复杂,绩效产出也太不直观,尤其是,当时“经营城市”中的土地增值是个陌生的概念,以大部分城市官员的智力和知识水平而言,很难理解把握。所以,只有等到大连彻底变成一个美丽的模范城市,而中国内陆各城市开发区最终多被移做他用后,人们才回过神,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方式。
  于是,除了先已富起来的广东等少数地区外,近年中国城市的市政发展,几乎采用的都是“大连 2.0版”模式,先是政府搬迁到一个新区:新区的地理中心一定是巨大的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旁边一定有两幢矮小一点的建筑:人大和政协的办公楼,办公大楼前必有巨大的广场,广场上必有喷泉,广场旁,一定有一条八车道或十车道的马路,沿着这条大马路,附近一定有体育馆、博物馆之类的巨大建筑。
  政府搬迁完后,是搬迁公务人员,在距行政机关不远的地方,首先立起来的居民小区,几乎一定是公务员小区,随着公务员搬迁而来的,是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一般来说,往往都是这个城市质量比较好的。再然后,是以此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出去的空地,一块一块拍卖给开发商,等着他们将之开发为高档商品房。
  与一些典型欧洲城市相比,传统中国城市,几乎自古就没有大剧院、大礼堂、广场、公园之类的大型公共建筑物,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并无城市公共生活,几十年前,中国突然变得有人烟处必有礼堂广场,但它的功用只为便于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灌入每一个空荡荡的脑袋,接下来的几十年,除了个别地方保留外,它们一律被废置,因为我们被认为不再需要日日训话教导,且我们从来不需要像罗马人那样经常被取悦。再然后,全国各个城市先后醒悟过来,开始向大连学习,用各种巨大的公共建筑美化自己的城市,在提升土地价值时顺带取悦自己的人民,——无论是否有此主观意愿,我的确发现在那些城市,市民是很骄傲地谈论他们的某个亚洲第一的。从这个层面说,好歹,中国城市算第一次真正接近了西方。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大广场,为什么会有大喷泉的原因。
  之所以说,我们一路所见到的城市,其宏大的市政改造规划,是大连2.0版,乃是因为,中国各个城市的大小“总设计师”们,在审美情趣和鉴赏水平上,与当年大连的“总设计师 ”相比,无论曾到过多远的地方去参观学习,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而他们的魄力也通常也远大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连的模仿对象,是现代西方城市,它可以从自己被殖民的历史遗迹中找到现实灵感。而引进大连模式的“总设计师”们,模仿对象却是北京,他们直接从长安街上各种建筑的象征意味上寻找灵感。
  为什么模仿北京而不模仿更美丽的大连,这个实在不需要解释,作为一方“总设计师”,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面蚂蚁一般走过的群众挥手致意的情形,有谁不曾暗中想象过呢?不这么想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城市新区的核心地段,虽与北京那个地方的建筑风格迥异,但投射出的却是完全相同的秩序意识和尊卑意识。
  虽然大连提供了发展路径的榜样,而北京则提供了形象的榜样,但你还是能从各个学生那里看到明显的南北区别,譬如,今天你到中国城市去,如果这个城市最高最壮丽的建筑物是行政中心,它的广场是你一看到就疑惑天安门广场是否还是世界最大,而且广场中心的喷泉号称亚洲第一,广场外那条宽阔的大马路上几乎没有多少车辆……这样的城市,一定是北方大城市。这种特征相对较弱的,则是南方味道更重的城市。
  顺带说一句,在百城记途经的北方某个省区,我们四个人各自去了一个城市,结果,我们每人都见到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喷泉。当然,我们所知的众多亚洲最大喷泉中,只有一个是在广东河源,其余的全部集中在北方。
  而南方城市(在这里,我个人认为,也许除广东外,只有福建、浙江勉强算得上真正的南方)之所以罕有这一特征,是因为它们的城市改造,并非大手笔的一次到位的行政规划所致,而之所以选择了一种“长远规划”的模式,多半是由于市场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行政力量已不掌握压倒性的资源优势,所以,它无法完成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大改造,当然,市民也不会为这种大规划喝彩。
  “经营城市”理念对所有仿效者来说,其巨大的吸引力并非仅仅是改变市容的政绩冲动,也绝非简单的增加贪腐机会,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在于,九十年代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后,财源都被中央拿去,而地方财政一直处于焦渴状态,而巨大的房地产收益,完全是地方财政的预算外收入,对缓解地方紧张的财政来说,功莫大焉,在上轮房地产热中,对二三线城市来说,房地产业的收入一般占财政的三分之一强。它一旦发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会不顾一切地要把它弄得更大,以养活不断膨胀的机构和胃口。
  中国的房地产热,就内在成因来说,绝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在市场需求和资本逐利这种力量之外,地方政府的热心推动,绝对是中国才有的特色。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来说,它是一个自觉的干扰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各个参与者来说,它是一个市场信号的扭曲者。
  没错,在许多城市的一些开发项目上,房地产商甚至只是一种被动的参与者。在中原某省省会的新区,有个巨大的写字楼群的项目,即使把这个省和周边省份的白领都搬迁过来,都未必能填满那些办公室,你很难想象,房地产商会自己开发建造这样的项目。所以,看到李楠先生博客上一篇文章标题中有“房地产商专政”字样时,我深为标题创意鼓掌,可惜,他并不认为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房地产商,而持房地产商和外国资本阴谋论观点,我喜欢他的题目和现象罗列,而完全不能同意他的总结。
  如果房地产业垮了会如何,我觉得在世界标准答案之外还应当增加一个中国特色的症状,即地方财政出现支付危机。在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的短暂黄金时代,各个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胃口上,都已经习惯了拥有大笔房地产业的收入,突然断粮会意味着什么?
  所以,当今天房地产市场出现困境,最积极热心的救市者是地方政府,所以,是抽着九五至尊的地方政府官员出面威胁房地产商不许降价,而非房地产商为自保利益而建立价格同盟。
  所以,因为地方政府这个能量巨大的特殊因素在,对地方政府以雷霆万钧的方式大手笔城市规划,我持坚决反对态度,对地方政府以严厉姿态维持房地产价格,我持反对态度,至于地方政府有一天可以发行债券,我更不相信它能被管束好。
  时间已进入2009——不折腾元年,在这一年,如果注定有人要因为变坏的局势负责而作出“牺牲”,我希望其中能有个把倒霉的“总设计师”代表,对拿掉一两个这种倒霉蛋的折腾,我是一点也不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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