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荷雨声: 我的刑满释放的朋友

枯荷雨声: 我的刑满释放的朋友


杨子立，笔名“羊子”，男，于1971年12月10日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2001年3月13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拘捕,4月20日逮捕。所谓“犯罪事实”包括参加徐伟, 靳海科, 张宏海等建立的"新青年学会", 创办<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www.lib.126.com)。以颠覆国家政权，于2003年5月28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庭审(一审),同年11月10日被北京市高级法院二审。被叛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2009年3月12日从北京二监刑满出狱。

作者:枯荷雨声 提交日期:2008-2-26 1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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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我的时间是用来挥霍的，尽管我也并没有多少时间真的在挥霍。
　　
　　　　当子立被抓走，失去自由的那天，我第一次在心底默数时间，时间在我心底变得珍贵无比，这一数就是五年有余年。当年他被正式宣判将失去８年自由的时候，我把剩余的时间刻画在了内心最深的角落，每每翻阅从前旧日时光的时候，这些越见减少着的时间，对于我来说竟充满了期盼。
　　
　　　　总想记录什么，却总是在提起笔的那刻泪水沾湿衣衫，文字第一次变得苍白无力，从来没有这样觉得文字是如此的艰涩，每次写下的文字都无法真实的表达内心最真切的感受，也就一直这样的搁置着。不是来自于某种外来压力的畏惧，如若此，那么我该是不配称自己为子立的朋友。
　　
　　　　人说时光如水，总是一晃即过，也许从前在一起的时光是这样的，但是如今却觉得时光并不如水，怎么都迈不过去。
　　
　　　　认识子立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应该是95年的夏天，子立进入北大读书的第一天，我想也许我是他在北大认识的第一个女生。后来路坤与我闲聊时也总提及子立与我之间的友谊，我对于男生向来避之三舍，总不太信友谊这个东西，男女之间奢谈友谊，总以为是很可笑的事情。可是子立改变了我，不，确切的说，我是相信男女之间确有友谊存在的，但是并不多，而我恰巧有幸得到了子立最为珍贵的友谊，这该是我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情感之一。而如我一样与子立在很多方面大相径庭的女子能获得他的友谊，该是怎样的奇迹。
　　
　　　　子立是一个极其朴实的人，属于那种大智若愚的男生，第一次见他，我就在心中告诉自己，和他做朋友是绝对安全的，但那时并不渴求我们能成为多好的朋友，能泛泛之交足以。
　　
　　　　后来的接触让我证实了这一点。子立在日常生活上很随意，但在学业和研究方面却是很认真，而且是过于认真，我经常说他是钻牛角尖的那类人。和他做朋友你不必要有任何的心计，可以完全不设防，所以子立绝对是你一生可交的真朋友。
　　
　　　　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世界有完美无缺的人格的人存在，更不信我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存在，而子立却是一个几乎没有多少缺陷的人。与他接触，极少有不被其人格魅力所打动的人，对于他，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尊重。
　　
　　　　子立家境相当不好，父母都是河北最为贫困地区的农民，父亲年老体衰，母亲常年病着，丧失着最基本的劳动能力。他读书很不容易，所以自己在生活上是相当节俭，可是他对朋友是相当慷慨。
　　
　　　　记得那个时候，经常有人来他的宿舍找他，然后就说没有钱吃饭等等，我知道这些人确实生活不是很好，因为是持不同见解的人士，在生活和政治上都没有多少保障，但是却很气愤，他们竟然伸手向子立这个并无多少经济来源的学生寻求援助，所以对于这样的所谓民主人世，我向来是嗤之以鼻，总不大信他们能真的为什么主义而奉献自己，后来的事实也告诉了我，这些人并不是真的为中国的民主奋斗，而如子立这样愿意失去自由和生命也要为那些他热爱的土地上的人民奔走劳顿一生的人，是不多的。也因此，在那个读书的年代，我经常是被他气得大骂他是傻子。我对这些人真是反感到了极限，那个时候子立自己尚且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还要牙缝里极出来接济这些人。但子立却毫不在意，说钱财乃身外物，能帮助别人就帮助了，人家不是情境所迫也不会来寻求他的帮助，我无话可说。但即便如此，我也经常与他争执，争执不下，就气得拂袖而去，这样的状况直到毕业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子立其实也是一个感情相当细腻的男人，如果仅仅看他所做的事情，你也许不会觉得他在爱情上也会很深情。记得后来路坤把子立给她邮寄的信笺给我看的时候，我哭了，被他对于路坤那最深最挚的感情打动的不能自己。路坤是子立的伴侣，从95年我认识他们开始，就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过来。路坤也是和子立一样的朴实无华，小小的个子，柔弱的身躯，我那个时候是想象不出，路坤竟能如此顽强的挺立着，奔走在这个充满了尔虞我诈，处处陷阱的红尘，为子立做着能做的一切而没有丝毫的动摇。
　　
　　　　她不是一个话语很多的女孩，我们在一起聊天，她也很少说话，但她对子立生活照料的很好，是一个很勤奋的女孩。最初，路坤和子立是分隔两地的，经常是书信来往，每次路坤的来信，子立都会很兴奋，很小心的看，他是很思念在远方的路坤的，有时候和我们聊天无意中总会提及路坤来，每每看到别的情侣成双成对，我知道，他一定想路坤来到他的身边。因为经济状况等原因，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跟路坤开玩笑说，我和子立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她和子立在一起的时间。子立在北大读书的三年，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对他的生活学习实在是太熟悉，可为什么越是熟悉的，我却越是无法去回忆……
　　
　　　　后来路坤毕业了，我也工作了，子立就给她写信让她也来北京工作，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希望她也能来北京。路坤辞去原来的教师工作义无返顾的来到了子立的身边，租住在民房，生活并不是很好，但这样的日子让子立有了光彩。每每见他都是精神焕发的。有爱情滋润的子立更加可爱。
　　
　　　　子立为了解决生活的困境，曾经跟我一起在他们宿舍卖过方便面，虽然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我们合作确实非常的愉快。后来清货以后，我们把剩下的钱拿来在宿舍吃了顿火锅。
　　
　　　　学校曾经发起过“保钓”运动，而子立是最积极的，我印象极其深刻，那些时候我们常常被他的爱国热情所激动，他每次回到宿舍都会情绪激昂的讲述着“保钓”的事情，也激扬着我们久死的热情。

　　再后来就是子立参加三个高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他回来后写的农村社会调查，触动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当时引起的反响，远远胜于一些文学作品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尤其是我这样很少农村经验的人。他爱生他养他的那块热土，愿意用生命去为他的父老乡亲奋斗，他骨子里永远流淌着农民的血液，这血液也养育着几个亿的城里人，那些永远也不会拿正眼看一眼农民的城里人。他从农民中来，更深切的知道农民所忍受的苦难，所以他对农民的那种爱，是最真实最质朴的，不为权利与名利。只有改变农民的现状是他不改的信念。
　　
　　　　后来就是子立要毕业的时候，在找工作中处处被破坏，但他依然不改变心中的理念，绝对不为强势所低头，那种精神至今想来也是尤为敬佩的。有几人能不为现实改变当初的信念，子立做到了。他有幸遇见了很好的老师，在一个相对民主的学校。最终有了一个还可以的工作，也在重重困难中拿到了毕业证书。当然，我至今为他放弃去英国剑桥就读，心有所憾。倘若，那年他就那么远离了故国家园，那么８年的牢狱之灾又从何谈起，或许他早已学有所成，以他的智慧与勤奋，这并不该是梦。
　　
　　　　子立在北京，我去了深圳。偶尔从深圳回京我也总要与子立路坤联系，虽然我们在一些见解和观点上不尽一致，但我始终为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所深深感动，也对他所做的一切有着深深的敬意。我能帮上的忙很少，就是他每晚都要去为农民工的子弟讲义的学校，我都不能常常去上几节课。后来，能义无反顾做一些农民工的义务工作，却是在他失去自由之后。
　　
　　　　当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只与子立有过短暂接触，在不久就听见他失去自由的消息。虽然早就有这样的预感，但当一切真的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不能接受，我哭了…..曾经他放弃了那么多出国的好机会，只为了那深爱的土地和人民，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的信念，留下了，等待他的却是失去自由…..陷入困境的是他的家人，一个一辈子靠土地为生的父亲，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母亲，还有兄弟姐妹，还有他的爱人路坤。
　　
　　　　他的爱人在墙外为他的自由奔走，还要独立支撑陷入绝境的家庭，子立有这样的爱人是他的骄傲。有了路坤，子立无论在哪里都有心的依靠，路坤是他不变的港湾。
　　
　　　　我有着奢侈的自由，大把的挥霍着时间，写此小文，只是为自己汗颜，作为他的朋友，我没有资格谈自由或者其他。
　　
　　　　当获悉子立文集已经出版发行，心中稍有安慰，仅以此篇送给我还不自由的朋友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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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声援西藏 德近千城镇升雪山狮子旗

声援西藏 德近千城镇升雪山狮子旗

（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10日专电）今天是西藏抗暴50周年，德国近千个大小城镇今天都升起雪山狮子旗，表达德国民间支持藏人自治，反对西藏文化和语言濒临灭绝的心声。

发起这次行动的「德国支持西藏」（TibetInitiative Deutschland）组织表示，每年3月10日西藏抗暴纪念日举办的「为西藏亮出旗帜」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14年，包括汉诺威（Hanover）、斯图加特（Stuttgart）、波茨坦（Potsdam）等各邦的首府在内，今年全德国共有996个大小城市和乡镇响应。

协调这次行动的戴曼-克里孟斯（MonikaDeimann-Clemens）告诉中央社记者说，升雪山狮子旗目的是提醒世人关注藏人的处境，支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非暴力的和解立场，呼吁北京与达赖喇嘛对话，不要再让西藏爆发危机。

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处境危急，获得国外援助才得以渡过难关，因此受到压迫的藏人现在也需要外国的支持，流亡的达赖喇嘛必须返乡，才能真正解决西藏问题。

包括义大利、法国、捷克、瑞士、匈牙利、荷兰在内，全欧洲各地今天至少有2000个大小城镇，也加入升雪山狮子旗的活动。

「德国支持西藏」组织今天还计划在柏林、汉堡等24 个德国城市的中国驻外机构前和市中心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呼吁北京面对西藏问题。

转自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今日留言部分

王克勤: 探望陈光诚家人，我们被打出村庄

作者：王克勤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3-10 14:08:14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Class51/200903/20090310140814_14196.html

探望陈光诚家人，我们被打出村庄

王克勤

这几日，在山东的采访很不顺利，许多当事人怯于种种压力不敢说话，更不敢会见记者，我被搁浅了。

今天是3月8日，星期天，工作已经无法开展。想到身陷牢狱的陈光诚家在山东，我便想了却一直以来的夙愿——探望在监狱里的光诚，看望他的妻儿老母。光诚是我在当下中国所最为敬重的人。

我与光诚四年前便认识了，记得2005年秋的一天，在北京，被妻子牵着双目失明的光诚与我在一间咖啡馆见面了。握手时，十分有力。清瘦、温和、坚定，还有他那着色极深的墨镜以及简朴的着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光诚正在致力于当地计划生育中野蛮行为的调查，他们夫妻俩期望我给他们讲讲新闻调查的主要工作方法，那天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交流的十分愉快。在此之前，我便知道他，好多要好的朋友介绍过，从一些相关的资料里我也读过他的许多事迹。


陈光诚，1971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的东师古村。一岁时，因病导致双目失明。18岁之前未上过学，1994年开始，他先后就读于青岛盲校、南京中医药大学。期间他自学了许多法律知识，进而走上依法维护民权之路。

——根据199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可减免税收，但直到1996年临沂政府依然在向残疾人士征税，陈光诚与当地政府多次交涉未果，1996年寒假，到京上访。此后，临沂地方政府根据上级批示，终于表态要停止向残疾人士征税。

——1997年，东师古村开始实行两田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陈光诚通过《半月谈》了解到上级政府不允许搞“两田制”，1998年夏，他到京上访，最后终于中止了村里的两田制。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第44条的规定，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2003年9月，陈光诚在北京乘坐地铁，检票员以其没有当地的盲人免费乘车证为由，要求其购买车票。陈光诚而后将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通过此案，终于使外地盲人也可免费乘坐北京地铁。

2005年秋，他来北京时，在一次会见外国媒体的过程中，被山东警察强行抓走。之后软禁在家。2006年3月被临沂警方带走，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系。2006年8月24日，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也是这一年的5月，陈光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的100人”，其中华人仅仅5位，包括国家总理温家宝、环保人士马军、著名电影导演李安、时任国美电器总裁的黄光裕。

此后，有许多朋友前往沂南，但都很失落的回京。好几次，我欲前往探视均未能成行。后来听到朋友们讲，连同看望家人都进不了村庄，别说到监狱去探视光诚。

我想，光诚在里边已经关了好几年了，沂南应该十分“和谐”与“平静”了。

探望

3月8日一早，我带着我的学生周福志，在山东当地两个朋友帮助下，驱车前往沂南县。

光诚家有老母，还有两个分别为四岁与两岁多的孩子，我们便购买了许多食品以及孩童玩具——去看望朋友的家人。

路上有朋友还打来电话，期望我带一些钱与他们，其实我早有准备了。

14时15分左右，车行至205国道距离孟良固约5公里的地方，看到路边有许多人似乎在等车，便停车问路，没想到那个路口便是光诚所在村庄的进入路口。我们刚刚调转车头，路口上坐着的一个体格彪悍的中年男子便敲击车窗，问：“你们是来干啥的？”我们说：“不干啥。”他再问，我们不予理睬直接前行。车驶出不远，就发现那男子骑着摩托跟来。

这一举动让我感到有些不妙。来此之前我已预料到见面会有些风险，考虑到光诚妻子袁伟静的手机很可能已被监控，为能够顺利见到他们，我便没有电话联系。

我们快速行驶，开出不到300米便进入村内。看到前边有一老大爷坐在路边，驱车问询陈光诚的家在哪里，老大爷告诉我们就在车后面三十米处的一个小巷子里。在我们掉头时，那位摩托男子也已赶到，立即询问那位刚和我们说过话的老大爷，随后开车紧跟上来。

围攻

车在那个巷口刚停下，摩托男子即上前挡住车门，问：“你们干什么的？”我们说：“不干什么。”他又问：“到底是干啥的？你们不能去！”我们说：“我们来看看亲戚关你什么事。”下车后，我们打开后备箱将食品提出来。

那位摩托男子开始在旁边打电话，看见我们提着东西过来，他又拦在我们面前，说：“你们找谁？不能去！”我说：“你有什么资格拦我。”他说：“我是这里的，这是我们的规定。”

转眼间，从巷子里出来四五个男子，纷纷问我们找谁？我说：“我找陈光诚，怎么了吗？”一个体型高大的胖男子说：“不能去，你们走吧。”他一把推得我后退好几步，之后立即问我是不是想打架？我说：“你们是什么身份？凭什么拦我们。”他说：“我们就是这村里的，不让你见，就是不能见。”摩托男子说：“你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么？还敢见，赶紧走！”

我说：“我怎么不能见？”男子说：“你到底是谁？”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怎么了？”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回应，反而笑了起来，更加放肆的围攻我们。

其他三个人也从一开始就被他们分开分别推搡，逼着我们步步后退。不知何时，对方又有四五个人赶来。我的学生周福志被他们一位新加入的瘦男子拉扯到路边，和另一位男子一起推着，口里还说着想打架是吧？我的学生几次险些被推倒。另外两名同行人员也被分别推搡围攻。

胖男子、摩托男子和另外几位男子继续推我，力度越来越大，几次险些打到我的肩膀和头部。我被迫转身，他们在我身后继续推搡。我的学生前来阻拦，又马上被另外几位男子扯到一旁。

我的学生提着一箱牛奶说：“这样吧，你能不能让他爱人出来，我们把东西给她就走。”一名男子说：“不行，不能见，你把东西给我们，我们给她。”

我们的司机也说：把家属叫出来，我们给过东西就走。但仍被拒绝。

因为担心把东西给他们能被转送到光诚家人的可能性很小。我们继续给他们讲理，希望能亲手将买的东西送到家属手中。

后来打算交给光诚的邻居让其转交，但我们每个人都分别被几个男子拦着不能靠近周围村民。

我们被推的只能后退，他们十多个人看我们退了，有些得意，说：赶紧走，不走想打架是吧！那位一直推搡我的胖男子把我扭到车的左侧，又有其他人围了上来。我们的另外三个人也都被推回车旁，被迫把东西放回后备箱。

此时，离我们进入此村仅仅过去了十多分钟，但我们已感到将东西送给光诚妻子希望渺茫。如果继续逗留，他们对我们的围攻将会更加激烈，如果我们四人中有一人忍不住稍微还了一下手，可能会引发他们肆无忌惮的疯狂殴打。

情况非常紧急，司机及学生不断叫我撤离，叫我赶紧上车，但是殴打还是开始了。

被打

我被他们推搡到汽车右侧，右侧两个车门早被司机打开了。在我上车的同时那个胖男子在后面狠推了一下。我与学生周福志一前一后刚刚上车，那个胖男子一脚便踹到我的胳膊上，口里说着：你走不走，走不走！接着他又弓下腰，一拳向我脸部打了过来，我用右臂一挡，这时汽车已经向前行驶了。

与此同时，我的学生坐进车内，那个一直围攻他的瘦男子说：还不走？想打架是吧？随后对他连踢两脚，我的学生非常生气地看着他。那男子说：你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然后又一拳打到他的胳膊上。

汽车走出十多米后，我们才将车门关上，而这个过程中，这些人一直跟在车后追打着。

我们发现，他们有人不停举着手机在打电话。司机说，不好，他们可能再叫更多的人来围堵我们！

我们把车开出路口，只见有三辆摩托紧随车后赶来。

电话

14点30分，我们离开村庄，汽车朝着沂南县城的方向驶去。车行约两公里，我第一次拨通了光诚妻子袁伟静的电话。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见到她，将东西和一些生活费交给她；另一方面是告诉她我们已经在村子附近了。

话筒响起伟静的声音，我说：“喂，伟静，我是王克勤。”

她说：王老师，您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你们，刚才已到你家门口，但是被一帮人打出来了。”

她听后显得很恐惧，说：“王老师，你们没事吧？”

我说：“没事，就是挨了几脚。”

她说：王老师您不知道，这些人在我们家已经一年多了，去年有人来看我都被打走了，有几位都被打伤了。你们赶紧走吧，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问她是什么人，是村领导还是村民，伟静说：都不是，是社会上的闲杂人，一共22个。每天有11个保持24小时监视我们，轮流值班。

我非常吃惊。伟静接着说：我们家附近全是他们的人，每天村口有两人把守，凡是来找我们的根本进不来，您是09年以来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能进村已经很不容易了，刚才您所处的位置离我们家估计只有十多米吧。平时，我们不管外出买菜还是下地干活，都有人看着，到了晚上还蹲在我们窗外听墙根。

我简直无法相信，光诚的家里住着母亲、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两岁)，全是老人、女人和孩子，天天竟是如此的境地。

我说：伟静，我知道了。今天给你们带了点东西，刚才被打出来，我们进去是不可能了。你能不能想办法出来，咱们在孟良崮见个面。

伟静回答说，尽力想办法。

挂掉电话，我让司机掉头回孟良崮。

可刚掉头没走多远，就发现离我们二百多米的前方停着两辆摩托。

还正如袁伟静所说那些人不会放过我们，会一直跟踪的！我很是震惊，情况之恶劣超乎了我的想象。山东当地的朋友十分紧张，不断要求我们尽快离开。我只好让司机重新调头，向县城的方向开去。

然后，我又拨通了袁伟静的电话，告诉后面有人跟踪，我们无法见面了。伟静听了非常担心，说：“王老师，你们赶紧走吧！快点离开山东，再也不要来看我们了。”她一直重复着让我注意人身安全赶紧离开山东的话。

挂上电话，我沉默了很久。接着又拨通光诚的哥哥陈光福的手机，想问他是否在县城，如果在，我可以把东西送给他，让他转交给伟静他们。

不过，陈光福的回答让我再次震惊。他说：“王老师，你们赶紧走吧，不能给你带来麻烦了。上次我与母亲在一家小店和来看我们的人见面，没想到被跟踪的人发现。结果那家小店立即就被查封了，并被罚款2万块。因为我们的事让不相关的人遭殃，太不值了，你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们仅仅只是想看看他光诚的家人，把一些孩子吃的零食、几件玩具，还有给老人买的牛奶和水果和一些生活费交给他们，竟然无法实现！

此刻司机提醒我系好安全带，他发现后面的摩托又跟上来了。

逃离

车在路上快速行驶，丝毫不敢减速。从袁伟静和陈光福的语气中，我知道他们对我们人身安全的担心程度。那些围攻殴打我们的人肯定会上报情况，沂南县城会不会被堵截？司机十分担心，决定绕别道行驶。在路过张庄镇路口的时候我们转向南前行，并一口气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驶去，但前行道路不通。

山路旁有几堆小山一样高的石料堆，前无出路、后有追兵，我们只好悄悄把车停在一座石料堆后面。

路旁两辆卡车正在将石料装车，不时扬起满天灰尘。

我们坐在车里，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开口说话。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山东！

然而往县城方向走，司机最为担心是被当地警方扣住；往后退，距离双堠镇更近，虽然有一个路口可以上高速公路，但是司机担心被他们的人管制了。最后，我想到2007年在山西逃脱黑煤窑打手追击的办法——扮装婚车！

于是立即派福志独自一人徒步数公里赶往国道，赴县城购买婚车车牌贴。一个小时后，即16时30分，福志回来了，我们在车头车尾贴上了“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将车牌遮挡了起来，车前玻璃上还贴上了大红喜字。

之后，我们顺利的离开了沂南县境，晚上20时许我们离开了山东地界。随即，致电光诚的妻子：我们安全了。她告诉我：“此刻我又被三四个人围着，没有办法与你说话，你们安全离开，我便放心了，我非常担心你们为了来看我们而受到伤害！！”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将他的家人全部监禁起来呀！！！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不让朋友去看望他的家人呀！！！

伟静说：“我一个女人，我一家全是女人，他们要动用11个壮年男子24小时不间断看守着我们，围着我的家园，这日子怎么过？？更可怕的是经常晚上听窗根，我房间窗台都被爬的光滑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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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都在讲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不好，多么多么黑暗，都在说着同样的话。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哪怕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怕把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点，尽一点点力也好。假如人人都能这样，那我们的社会肯定能改变。”

—— 陈光诚

必须有人为那些沉默的老百姓争取权利，

我想那个人就是我。

——陈光诚

上万大陆人士联署关于三农改革的"收权治官还权益农"八项主张

上万大陆人士联署关于三农改革的"收权治官还权益农"八项主张

作者：曹志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2-20 23:38:12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71/200902/20090220233812_13817.html

近日，包括农民领袖、学者，法律人都在内的一万多名大陆人士共同签名推出了一份题为收权治官还权益农——三农改革八项主张的三农改革纲领，主要签名人包括邓太清，姚立法，靳尚功，周德才，王建斌，冯九胜，张宏明，田奇庄，罗宏全，李柏光，范子良，唐吉田，杨慧文，黎雄兵，张凯，陈天石，孟元新，冉亮，李方平，张星水，杜兆勇，曹志，丁谷泉，张鉴康，李万民，李平，朱瑞峰，冯正虎，郑恩宠，赵文宇，丁建华，蔡三宝，刘浩峰，王强，张树斌，王光良，张诚业，独光达，高盅锁，王思聪，高永华等一万多人。

在北京学者近期举办的一次三农改革研讨会的会议纪要上，我们看到了这份三农改革八项主张的有关阐释。从这份说明上我们可以看到，按照理念和制度的划分，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这八项主张。就其所秉持的理念来看，这里主要强调了平等、民主、自治和人权四个方面，也就是恢复农民平等权或者叫国民待遇的理念，农村民主治理的理念，区域及乡村自治理念和人权保护理念。这些都是农民本该享有的天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最需要尽早恢复。这几个理念都体现在八项主张的前四项里面，也就是平等爱农，民主兴农，自治强农，联合助农。从推进三农改革、化解三农危机的制度安排方面来看，则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教育及文化的等四种制度。政治上主要是对政府行政，国家立法，司法制度的要求，经济上主要是依靠市场经济手段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加强其市场主体地位，社会上则强调自治传统的恢复、传承与更新，教育和文化制度方面主要包括信仰、道德观念的重建，义务教育的拯救和高等教育公益性的恢复等，也就是后四点提到的地权归农，行政敬农，司法护农和市场富农。另外，从人权的分类上划分，主要包括民权、民生两个方面。从权利运动的角度看，则又可归纳为限权、维权和政治参与等三方面。

发起者还特别强调说，这份三农改革八项主张的纲领，主要是针对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深重危机而提出的，并提出了治官、救民、图复兴的口号。这份文件中提到，值此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隐隐凸现之际，作为中国农民及密切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国公民，我们主动提出对"三农"改革的呼吁，既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也是对中国当前面临的重重危机的深深忧虑。

八项主张具体包括平等爱农，民主兴农，自治强农，联合助农，地权归农，行政敬农，司法护农和市场富农。该主张得到了广大弱势群体的热烈相应，并在短期内征集到了一万多份签名。目前，签名还在继续征集中。

收权治官还权益农
——三农改革八项主张

30年经济改革，中国从贫穷走向暴富，金钱与权力齐飞的同时，道德沦丧与体制腐败共生。2008年，旧病新伤让中国元气大伤：官员腐败又创新高、社会道德再跌新低；政府财政年年攀高，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城市愈见繁华，农（村）民更显凋敝。而受这些弊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社会底层，其中尤以农民为甚。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底盘，就如万丈高楼的根基，农村落后，农民贫穷，农业危险的现状，正在不断冲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石。这时，庙堂内外再次把目光投向基层，种种药方也接连开出：财富向下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农民购买力，根除基层吏治腐败，减少社会冲突，发扬乡土中国优良传统……，是谓治官、救民、图复兴。值此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隐隐凸现之际，作为中国农民及密切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国公民，我们主动提出对"三农"改革的呼吁，既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也是对中国当前面临的重重危机的深深忧虑。

检讨过去若干年的"三农"发展，可谓进步与危机同在。所谓进步，包括政府高层转变执政观念，更多关注民生，如农业免税，种粮补贴，义务教育免费等支农措施的实施；所谓危机，则有圈地运动，弃田抛荒，环境污染种种问题，养老医疗、工作就业等民生领域亦是危机暗藏，而一向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农村财富增加，又有多少是农民工青春和农村环境的透支？前瞻"三农"未来，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所谓机遇，诸如政府日益重视，各界呼声渐涨，农民权利觉醒，财政金融涌动，危机刺激变革；所谓挑战，则见经济危机之下，官商重又联姻，小恩小惠失灵，上层立法不变，农民依然被动。种种迹象表明，三农改革正处在关乎农民生计、政权稳定、国家兴衰的紧要关头。我们认为，这次改革的关键：一是要真正约束公权，二是要还权于农，三是要均富支农。

在这里，我们首先对政府部门提出特别呼吁，因为你们拥有的权力最能改变农村，你们的职责也最应该扶持三农。我们除呼吁政府继续坚持免除农业税，坚持种粮补贴，坚持义务教育免费，坚持农村合作医疗等支农、利农政策外，另提出如下八项主张：


一、平等爱农。农民在就业、进城、社保福利、教育等众多民生领域应该得到平等保障，因此必须废除导致身份不平等的制度。所以我们呼吁当局尽快立法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废除户籍制度，保证农民在城市居住的平等权，将农民作为公民来尊重和爱护。

二、民主兴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操纵农村基层选举，政府不得指定候选人或强行更换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不得独断专行干预村委会自治行为。改革选举制度，推动乡镇长、区县长直选，推动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以此推动乡镇自治，让乡镇政府真正对农民负责。

三、自治强农。乡村自治是培育农民权利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土壤，是让农民成为公民的摇篮，在此，我们呼吁中央政府顺应农村发展趋势，下放权力，推进县域及乡镇自治，吸引各类人才扎根农村，把乡村建设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信仰的蓄水池和大后方，扭转农村从人才到财富、从道德到文化均被抽空的现状。

四、联合助农。农民的医疗、救济、社会保障以及情感、精神、文化需求，只有在自己的团体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农民的权益和主张只有通过团体才能得到更好的表达和更多的关注。因此，我们呼吁政府保障农民的结社自由权，尊重并支持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保护各类乡村社团如宗教团体，文艺团体，经济互助组织，合伙组织等。

五、地权归农。我们认为，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一切土地改革和基层改革的起点。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的权利，是土地流转、资产入股、合作农业的基础，也是反抗各种特权集团侵犯的根本保障。

六、行政敬农。我们呼吁政府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民的医疗、社保、教育、种粮补助等领域，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他们在城市的居住环境，通过各种条件吸引他们留在城市。我们呼吁政府废除现有土地征收制度，一切征收、征用、买卖农地的行为，必须征得农民的完全同意。禁止以任何借口（包括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强征、强占农民土地。

七、司法护农。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立即出台专项措施确保农民的司法救济权。对涉及土地征收、转让案件，基层选举案件，农民结社自由案件，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受理，严惩打击迫害上访农民的违法行为，不得动用警察、武警部队等暴力机关打压农民的抗争行动。

八、市场富农。我们呼吁政府部门确保农民对农作物的定价权，取消粮食限价；在农民能够自由结成农会等自治组织之前，禁止法律规定土地最高价格；为农产品进入市场提供更多便利，为自主创业的农民提供更多金融支持。

三农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既有公权限制，又有私权伸张；既要政府扶持，又要公民自治；既包括经济接续，又暗含社会重建；既应关注民生以图国富民强，又需重视传统以利乡土文化复归。所以说，仅土地私有不足以保护农民，不受限制的公权从不会停止对农民的侵害，它尚需法治、民主保障；同样，仅在经济上给农民以小恩小惠，也不足以兴农，还要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平等身份，这是农民不受歧视、享有尊严的基本前提。故而，以上八项主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一并推进。

我们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尊重农民，还政于民；放弃家长作风，抛弃GDP包袱，转变职能，做好分内之事；用好权力，管好干部，用好税收和金融杠杆；坚持补贴、资助、扶持、保护农民的基本政策，不代位、不越位、不包办属于农民及农民集体自己的事情。修改法律法规，制订市场规则，做好居中裁判，防范行政权力、官僚资本及地方特权集团对农民的盘剥和侵害。

我们呼吁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同胞，珍惜土地，珍惜权利；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主动监督政府行为，热情参与基层选举，艰苦探索自我治理。当我们的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奋起抗争，维权护宪，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奉献力量。

我们呼吁各市场化主体和商业资本家，不做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事。我们认为，农产品商品化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应当全部归农民所有，由农民分享，对农民的最大支援，不是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不是将农田变成工厂；对农民的最大支持，是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农村金融，支持农民自己挖掘农村潜力。

民不富则国不强，农不稳则邦不固。盛世欢腾声中，农民最贫穷，农村最落后，农业最危险，基层吏治最黑暗；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时，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处境更趋艰难。农村长期贫穷落后，是因我们欠下的历史旧账太多，我们呼吁的一切，都不过是农民早该享有的平等权利。推倒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扶持农业发展，这是强农兴农的民生之路；还农民平等、自由、尊严等基本权利，这是爱农敬农的民权之路；支持农民自治、自律、互助、参政，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主之路。我们真诚地相信，上述八大主张必会成为建设自由、平安和喜乐新乡村的开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个自治、自主、自强的新乡村，必将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富强、和谐的国家。

（欢迎联署签名，签名信箱：sannong2009@gmail.com）

中国劳工通讯电子报: 全总是干什么的？

[中国劳工通讯电子报(简体)] 中国劳工通讯电子报第68期
China Labour Bulletin

目录

1，全总副主席孙春兰的讲话危害很大
2，（博文)全总的搞笑精神
3，(博文）全总的阶级斗争观念强


一，全总副主席孙春兰的讲话危害很大

中国劳工通讯 蔡崇国

我相信，在2月22日山西屯兰矿难中丧生的74名矿工中的多数是农民工。这使我又想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春兰2月17日的讲话。她说，“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即使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毛泽东时代，我们也看不到这种明确地敦促工会扮演“工人警察”角色的讲话。果然，此话一出，官方舆论立刻就严厉了。在此之前，全国各地都有出租车司机罢工，多数地方政府纷纷与罢工司机的代表对话，并表示要满足他们的重要要求。一时间，以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的风气四起。可是，在孙春兰副主席的讲话发表两天之后，广州市交委主任冼伟雄就沉下了脸。据广东“南方日报”报道，在2月19日广州出租行业的一次大会上，针对去年底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他气势汹汹地说：“事后查明，这个事件背后存在非法组织，而这些非法组织根本就不是开出租车的司机”。据“河南商报”2月24日报道，河南郑州市的号召罢工的5名出租车司机因“造谣惑众”的罪名于2月23日被捕。

刚刚形成的社会对话气氛就这样被这位全总的第二号人物给破坏了。孙春兰的讲话对劳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斗争危害甚大。

首先，这个讲话将导致劳资冲突重新政治化，在劳资和地方政府三方之间重新制造怀疑、敌对的紧张气氛，使劳资间及其他的社会对话更为困难，使普通的社会矛盾激化。我们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人，包括农民工的罢工、游行、静坐和上访等，日益普遍，它几乎已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没有省市政府的领导人没有处理过本地区工人运动和其他类型的“群体事件”，几乎没有报纸、记者没有报道过下岗失业工人的生活或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动条件艰苦等问题。这种劳资冲突普遍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其“非政治化” 的趋势。也就是说，民众、舆论和各级政府已经对工人罢工、静坐、甚至游行这类劳资冲突的见怪不怪，甚至是习惯了。面对此类事件，他们很少或不再惊慌失措，很少或不再不将之视之为“少数人挑动、操纵的，企图推翻政府”的政治阴谋。虽然，压制工人运动在仍然在继续，但是，多年前那种大规模的逮捕，动辄将工人代表判以重刑的镇压明显地减少了。这种冲突发生后，政府和冲突相关的各方或对话，或通过社会中介及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现象在增加。

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孤独无助，忍耐性极强。不到活不下去，不到忍耐之极限，他们是不会，也不敢群起反抗。而且，即使在罢工、集会游行等抗争活动发起后，如果资方或地方政府哪怕是小部分地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工人的抗争活动也会很快地平息。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似乎终于认识到这种社会现实。2002年任辽宁省长时，他严厉镇压了辽阳工人的罢工游行，将工人领袖姚福兴和萧云良等人逮捕并判以重刑。而在去年底重庆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工发生时，他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主动会见了罢工的出租车司机的代表，并公开地答应了罢工者的要求。于是，一个罕见的大规模的工潮通过谈判、对话很快平息了。重庆市政府理性、讲求实际地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也得到广泛的好评。

当然，各级政府现在还谈不上在保护劳工的权益，但，和过去的“阴谋”比较，上述的社会冲突的非政治化，政府开始以平静、求实的态度处理劳资纠纷，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和进步。它是建立普遍的劳资谈判和社会对话的机制、习惯和制度的前提。孙春兰的讲话正是企图改变这种社会的变化和进步。它不但可能导致更多的敢于抗争的农民工受到迫害，而且会带来社会的大倒退。

其次，孙春兰的讲话如果得到贯彻，中华全总角色的积极转变不但会停止，而且会走更依赖资方、更依赖政府，甚至依赖国家安全部门的回头路。其结果，是中华全总不仅在中国工人中，而且在全社会更孤立。试想，一个工会组织不去保护劳工，反而在工人中，特别是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中指定、打击根本就不存在的“敌对势力”，这将是多么令人厌恶！

近年来，特别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制定、颁布以来，中华全总内越来越多的基层和企业工会在发生变化。很多省、市工会制定了具体的劳动合同法的实行条例，成立了服务于农民工的工人培训中心，开始推动劳资集体谈判。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工会的负责人不愿听任“老板压榨工人导致骚乱，政府维持稳定替老板买单”这种耻辱，威胁自己的官场前途的“分工”。而且，谁也难保证官员、工会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不会受到解雇、工资拖欠的威胁。中华全总基层组织的这种变化趋势，是其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国劳工，尤其是农民工所需要的。但是，身为中华全总副主席的孙春兰女士突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在事实上阻止全总的这种积极变化，匪夷所思。是的，她在这次讲话中也提到了 “健全农民工援助资金的监管制度，对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尤其是解决农民工自主创业所需的小额贷款”，但，明眼人都知道，她真正强调的是“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而且，这个提法新颖别致有杀气，最有新闻效应和社会影响力。

第三，孙春兰的这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特别会使那些有胆识、敢于抗争的农民工恐惧，尤其会在那些援助农民工的非政府组织、律师和记者中制造恐慌。什么是“敌对势力”？谁和谁“敌对”？工人在律师、记者或非政府的帮助下，与那些通常是地方政府官员的酒肉朋友的老板“敌对”，罢工上访，或用法律手段与之对簿公堂，以讨回自己的工资加班费或工伤赔偿金，或企图减少工时提高工资时，他们算不算“敌对势力”？什么叫“对农民工队伍的渗透和破坏”？那些经常和农民工在一起，帮助农民工的律师、记者及非政府组织，还有深入到企业和农民工之中作社会调查或学术研究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因找不到适合本专业的工作而和农民工一起打工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所有的这些人算不算对农民工的“渗透”？难道全总的干部们要对他们进行监督和“严密防范”？

近年来，政府统计和媒体报道的农民工的抗争数以万计。这些抗争发生地原因和诉求所涉及的，都是工资、工作和加班的时间和补贴、工作条件，工伤认定和赔偿及工人受侮辱、虐待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农民工敌对体制或国家政权的报道。当农民工抗争老板的压榨时，都要求、等待、渴望政府的帮助，即便是政府明确地站在资方一边打压工人，或对工人的诉求置之不理，抗争的工人也只是将矛盾指向地方政府或具体的负责人，这些，几乎是中国人所共知的常识。孙春兰的讲话是毫无根据。

中国煤矿的矿难层出不穷，除了“做稳定矿工家属的情绪”的工作外，我们从来没看到全总有什么其它的行动。现在，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又成为经济危机的第一个牺牲品。不仅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农民工被迫返乡，而且，在职的各个工薪阶层的工资降低，很多政府官员甚至公开号召农民工求职时“降低对工资的期望值”。我们还看到“三停”，即停止提高工资，停止劳资谈判的试行，停止劳动合同法的实行，正在成为全国范围的现象，近年劳资关系、中华全总角色转变等方面的微小的，但却是来自不易的进步有可能全部丧失。这不仅使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生活更艰难，也使“提高居民的购买力，通过发展内需来促使中国经济的转型”成为空谈。孙春兰女士不去操心这些正经事，却像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一样瞪大眼睛在农民工中寻找“敌对势力”。屯兰矿难发生后，面对人们的悲痛，孙副主席很可能十分警觉，正在努力防止“竟内外的敌对势力”对那些死难矿工家属进行 “渗透和破坏”。

2009-02-24


二，博文：全总的搞笑精神

全国总工会大楼就在俺家附近，坐落在复兴门外大街边上，我从小到大二十多年间，全总名下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盖了一座又一座，我就没见过有哪个工人兄弟进去过，可人家还把酒店的名字起名叫"职工之家"。你说搞笑不搞笑吧。

今天，听说全总要求严防敌对势力渗透，我就不明白了，敌对势力跟哪儿呢？不是已经号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了么，怎么还有敌对势力啊？这种旧戏文怎么还有人念呢？全总发言人说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这叫一逗，农民工遇到哪些困难我们政府解决不了，还非要等这敌对势力去渗透呢？

说白了，无缘无故的爱与恨是不存在的，工人兄弟们现在的处境到底什么样，谁比谁不清楚？全总放出这样的话，就好比一个虐待打骂自己老婆的男人非但不允许自己的贱内变心，也不让别人的男人对其染指。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再说西方国家如"习储"所言就算再吃饱了撑的，也不会利用农民工搞渗透的，能想到利用落后阶层做文章的恐怕除我党之外别无他人。再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帝国资本主义国家，人家还渗透你干什么呀。我其实非常理解全总的用意，像这样一个鸡肋部门，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抛头露面，只好先制造矛盾，再摆平矛盾，继而达到为了和谐发光发热的效果。

农工阶层权利地位无从保障的事实是活生生的，一年到头，大大小小农民工被骗被侵占被抛弃的事件没有完的时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本身就处于社会弱势的农民工根本谈不上自己保护自己，本来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老师发明了工会这种玩意，但是在中国，工会不是工人自治的，而是我党统帅用于对工人阶层进行领导的机构，这个机构就叫全总。而自治工会在我国仍然属于非法，工会一物在中国属于有名无实。

然而看看敌对势力国家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工会自治组织健全且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政府存在对劳工阶层造成损害的施政行为，工会的作用立刻显现，在提前通知社会各界后，有序有效地组织罢工，比如提前一星期告诉你几号几点到几点不要坐地铁了，俺们地铁工人要罢工，其他公民就的想办法调整出行了。

可见，敌对势力比我们离马克思主义更近，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全国总工会出此言论不就显得极端可笑了么？至少我就要问一句，你们到底是在防范敌对势力渗透，还是要防范马克思主义的渗透呢？

2009年2月18日
原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8cc6b0100bqk4.html


三，博文：全总的阶级斗争观念强

赵大华

今天，一些媒体在显要位置报道："全总：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渗透破坏"。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全国总工会一位孙姓高官昨日声称，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自1989年以来，快要20年了，我们没有听说过这样有关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话了。我不知道这位全总副主席是否在文革和文革之前那些阶级斗争异常激荡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但是对她的阶级斗争观念如此之强还是挺佩服的。不过，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有 "农民工"，我们对农民工的了解肯定要比深居庙堂的正部级高官孙副主席要直接、更深刻一些。我问几位农民工兄弟知道全总嘛？他们都摇摇头。我说，你们有敌人吗？他们很是恍惚，似乎觉得我在说胡话。我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最恨谁？他们其中一个人明白了，愤怒地说：要说有敌人、有对头的话，那就是大大小小的狗官、贪官。我问他为什么。他给出的理由吓我一跳：这豪华办公大楼是我们造，造好了之后我们不能进；这大剧院是我们建，他们在里面欢声笑语而我们却在冰冷的棚子里过夜；这医院是我们盖，我们生病了没钱医治只能等死；还有......。我说我不是焦点访谈大牌记者，更不是微服私访朝廷命官，还是少说几句吧，免得群情激愤，一发不可收拾，遭遇敌对势力前来破坏。然而，农民工兄弟一席话，促使我想起"庙堂太远，江湖很近"这句话。我还听到另一位农民工兄弟自言自语般说的话：睡不著觉来怪床子歪，尿撒到地上怪尿盆不正。不知道孙主席（出于礼貌，去掉那个"副"字）知道否：如果没有这些贪官狗官的所作所为，即使有别的敌对势力，他们能够对农民工进行渗透破坏吗？

2009年2月18日
原文：
http://blog.sina.com.cn/zhaodahua

请关注锦州804单位职工维权案

中国劳工通讯新闻稿

请关注锦州804单位职工维权案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将审理804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关系案，请舆论关注幷支持合法维护自己基本权益的职工。

2009年2月25日

804单位职工维权案

804单位职工维权案（以下简称“804单位案”）发生一个代号爲 “804单位”的仓库，该仓库直属全国供销总社棉麻局，用于储存国家储备棉。因仓库位于辽宁省锦州北宁市，所以由辽宁省供销社棉麻公司代管。2001年4 月，该棉麻公司发布文件，要求804单位全体职工办理内部退休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在职工被迫与单位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后，他们才发现，804 单位属事业单位，各级政府幷无政策允许用人单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由于缺少政策依据，当地政府拒绝爲这些职工办理下岗证明，因爲没有下岗证明，当地社会保险机构也拒绝爲他们办理养老保险的接续手续，社会保障部门也拒绝爲他们支付最低生活保障费。在生活面临困境的时候，804单位的21名职工开始到辽宁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上访，但多年上访幷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先后上访的部门包括：地方和中央的各级人大、政协、纪检委、政府部门（包括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厅］、监察局、人事局等）、工会、检察院以及804单位的主管部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辽宁省供销合作社）。

2007年7月31日，职工代表吴光军在律师的协助下，向沈阳市皇姑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棉麻公司，要求法院确认当初804单位的改制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幷要求承认及恢复与804单位的合法劳动关系。一开始，皇姑区法院受理了此案幷向被告辽宁省棉麻公司签发了法院传票，但是，法官在与该公司“沟通”之后，却告知原告吴光军，法院对此案“不予受理”，幷且拒绝向他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更拒绝出具依程序本应发给当事人的“不予受理”书面通知。2008年春节之后，吴光军再次到皇姑区法院了解“不予受理”的理由，这次立案庭庭长干脆明确地告诉他：“你这个事情法院管不了，法院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爲无法拿到法院出具的“不予受理”的通知书，致使吴光军既进入不到诉讼程序又无法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

2008年6月10日，吴光军等人到辽宁省北镇市人事局申请人事仲裁，北镇市人事局因爲成立人事仲裁委员会委托锦州市人事局代爲办理，后来锦州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日期超过规定期限”爲由，不予受理此案。 2008年6月14日，向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起诉804单位，要求法院确认804单位解除全体职工劳动关系协议无效，请求法院判决804单位赔偿工资、爲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北镇市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8日正式受理此案，但是最终与200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爲由驳回诉讼请求。事实上，原告804单位职工自从被迫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后，就不断向各级有关部门上访反映情况，在此情况下，当事人的上访行爲表明其不怠于行使权利，令诉讼时效多次中断。另外，804单位的职工因爲804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关系而无法办理失业保险，无法取得应有的待遇，这种非法行爲是处于持续状态的，根本不存在时效问题。当事人之一的吴光军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正在等待通知开庭。

维权网: 福建司法部门违法办理纪斯尊案

维权网: 福建司法部门违法办理纪斯尊案

作者：冬雷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2-15 23:46:21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15234621_13707.html

（维权网义工冬雷报道）今天下午维权网义工联系上了福建维权人士纪斯尊的二姐纪秀妆，了解到她们作为纪斯尊的亲人，在纪斯尊被拘留、判刑的整个案件中居然没有得到福建警方、检方及法院等司法部门的任何通知，使他们亲人的知情权与为亲人请律师的司法救助权被严重侵犯。下面是本网义工与纪秀妆的通话记录：

义工：您好！请问您是纪斯尊先生的姐姐吗？能否向您了解一下纪斯尊先生的近况？


纪秀妆：我是纪斯尊的二姐纪秀妆！关于我弟弟的近况我们也不太清楚。福州司法部门不让我们会见我弟弟。

义工：请问目前纪斯尊先生的案子进展到了哪一步？


纪秀妆：我弟弟一审被福州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后，已经提起上诉。目前案子应该已经到了福州中院。下周三二审代理的北京律师刘晓原将前来福州会见我弟弟，到时我与我一个姐姐将前往福州与律师见面，商谈有关案子的事情。

义工：请问纪斯尊先生有些什么亲人？


纪秀妆：我们兄弟姐妹有八人，纪斯尊排行第五，在他前面有两个哥哥与两个姐姐。我与他是最近的，也因此我们在兄弟姐妹中也算较谈得来的，也就是共同语言相对较多的。平常我弟弟（纪斯尊）与我联系多一些。我们父母已经于十多年前去世了。我们兄弟姐妹最大的也已经74岁，最小的也有近50岁了。大家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有在广州的，也有在福建其他市的，我就在漳州老家工作，目前也已经退休了。由于大家平日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只有年底过春节才互相聚聚。纪斯尊因为没有成家，也就没有妻儿等其他亲人，所以往年过春节他只要回老家就都在我这里过。

义工：您们作为纪斯尊的亲人是什么时候得到福建警方通知而知道纪斯尊案子情况的？


纪秀妆：我们至今没有得到福建警方及其他司法部门关于我弟弟案子的通知。我们了解到我弟弟出事了，完全不是福建司法部门给了我们什么通知，而是因为春节前几天我们兄弟姐妹想约关聚聚，于是我给纪斯尊打电话，结果怎么也联系不上。后来展转通过途径联系上了林兰英与吴华英她们，她们才告诉我说纪斯尊出事了。当时已经是年关了，我们就等到2月5日赶到福州来想想看看我弟弟情况，结果还不让会见。若不是春节前我们兄弟姐妹想聚聚，因此我才联系纪斯尊，也许到现在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弟弟被关押与判刑了。由于往年纪斯尊也很少跟我们联系，更是经常几年不回家过年，我们兄弟姐妹由于天各一方，也常常几年才得相聚一次。要不是今年大家相约聚聚，也许到纪斯尊刑满了，我们都不会被告知。

义工：福建司法部门居然一直没有通知您们这些纪斯尊的亲人？好象我早前看到福州的司法部门曾通过律师对外透露说联系到您们这些纪斯尊的亲人，并且还通过您们委托律师前去会见过纪斯尊，看来这一切都是假的？您们兄弟姐妹此前都没有得到过司法部门关于纪斯尊案的任何消息？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纪秀妆：由于往常我弟弟跟我联系较多，这次是我才通过朋友了解到弟弟情况，我们应该是兄弟姐妹中最先了解到我弟弟情况的，所以可以完全肯定我们兄弟姐妹中没有任何一人得到过福建司法部门有纪斯尊案的任何信息，更不存在委托律师会见了。

义工：二审是您们委托的律师吗？


纪秀妆：直到一审宣判后我们才因春节缘故了解到弟弟情况，当知道一审判决结果后，我们才与福建的维权人士一道联系了北京与福州的律师。我们希望法律给我弟弟一个公正！我们也将努力通过法律途径讨还我弟弟的权利。我相信我弟弟应该是无罪的！

纪斯尊2008年8月4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泉州一老师家属工伤死亡21年赔偿问题，及另外数起陈年旧案。8月11日，他响应公安部奥组委安保部开设奥运示威专区的声言，前往北京公安局治安总队依法提出申请，随后福建驻京办、漳州驻京办工作人员赶来，将纪斯尊带回漳州；9月18日，福州市公安局将其刑事拘留；9月26日羁押于福州第二看守所。12月23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纪斯尊一案。2009年1月7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纪斯尊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是该罪名的最高量刑上限。纪斯尊不服提出上诉。在从2008年8月11日至2009年元月20多号，纪斯尊的亲人才因春节联系了解到他的情况，也就是在长达5个多月中，福建警方、检方与法院均没有任何一个司法部门通知纪斯尊的亲人。

昝爱宗：紧急建议恢复中断20年的新闻法立法工作

昝爱宗：紧急建议恢复中断20年的新闻法立法工作
----致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及其常委会主席团

作者：昝爱宗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3-3 15:07:37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71/200903/20090303150737_14037.html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3月5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就要召开了，笔者按照惯例，特借今年"两会"之机再次提出恢复新闻法立法工作。

1984年1月，中共高层决定，要求有关部门制定一部中国的新闻法，同年5月北京正式成立新闻法研究室，正式启动新闻法立法工作。此后，有关条文的起草和修改一直都在进行，到1985年4月，其相当完整的样稿登载在《新闻法通讯》第二十期。前后经过四年努力，到1988年，进一步修改后的我国第一个新闻法草案便正式诞生了，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可不料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万里委员长宣布本届人大常委会不把新闻法列入立法计划，新闻法立法工作被停止，至今已有20年了。

鉴于宪法赋予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特建议恢复中断20年的新闻法立法工作，建议在本届人大常委会未来三年时间内争取出台一部确保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新闻法。

建议：这部新闻法至少保留1988年新闻法草案的核心内容，至少包括：一、公民具有办报的权利。原新闻法草案明确规定："报纸、期刊的创办可以由公民团体进行，也可由自然人进行。此条必须在新闻法中确立，否则，即使出台新闻法也不能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议政权和办报权。不能确立民间办报原则和新闻自由原则的新闻法，就不是新闻法。

二、确立新闻自由权。新闻法立法至少明确包括这些内容：媒体独立报道和评论社会生活的各种事件。独立负责批评危害社会生活和人民利益的错误行为和不良现象，而不需经过新闻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批准。媒体职业人员正当采访不受阻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在新闻工作者执行任务时，对其进行阻挠、威胁、迫害，或危害其人身安全。国家及政府部门不得对新闻机关传播新闻、发表言论施行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

三、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权利。新闻法至少包括如下内容：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在新闻工作者执行任务时，对其进行阻挠、威胁、迫害，或危害其人身安全。

综上，新闻立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利国利民的要紧大事。权力不受制约，司法腐败，制度失衡，利益集团穷奢极欲，政府机构臃肿，政务不透明，新闻造假一假再假……这些事件，总是让人们触目惊心，又似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社会需要秩序，所以迫切需要一部新闻法或新闻出版法，依据宪法保障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保障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建议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尽快恢复中断二十年的新闻法或《新闻自由法》（新闻出版法）立法工作，切实对全民负责，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

建议人：公民昝爱宗

2009年3月3日

陈破空：温家宝为何对外国人谈民主？

　　　　　　温家宝为何对外国人谈民主？

　　　　　　　　　陈破空

近些年，温家宝出访外国，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不仅毫不避讳，而且反客为主，大谈特谈。诸如：＂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当我们讨论民主的时候，往往指三个因素，选举、司法独立、建立在制衡基础上的监督＂；＂我们不怕选举＂；云云。言论＂大胆＂，声震入云。与温家宝搭档当政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外访时，也时不时冒出几句有关民主的言谈，诸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然而，谈归谈，中国国内政治，丝毫没有改变。只说不练。温家宝在国外的这些言论，甚至根本没有在国内予以报道。换言之，中共喉舌，不仅删减外国领导人讲话，也删减本国领导人讲话。其取舍，全视其政治需要。

在国内，同列中共高层的贾庆林、吴邦国等人，亲自撰文，公开否定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看上去，贾吴等人，与温家宝形成分歧，或曰，权力斗争。于是，一些善良的人，不免＂为温家宝捏了一把汗＂。

但，实情并不简单，而充满诡谲。在中共高层，与其说是分歧，不如说是分工。贾吴批驳＂普世价值＂，是说给国内民众听；胡温侈谈＂民主人权＂，是说给外国人听。有人唱黑脸，有人唱白脸，符合当今中共＂一手硬，一手软＂、且内外有别的厚黑学。

而温家宝扮演的，历来就是一个白脸角色。在中共高层，温家宝并无强势地位，其＂出位＂言论，不可能出自其独立决定。显然是演戏，而且是按照中共高层集体策划的剧本。证明就是：温家宝的这些言论，只让外国人听到，不让中国人听到。而谁人不知，温家宝所说的这个＂民主＂，是要落实在中国人身上，而不是要落实在外国人身上。为何不对中国民众讲？而只对外国人讲？

即便对外国人讲，温家宝还有区别：有关民主与人权话题，只对西方国家政要和记者高谈阔论，出访亚非拉等国家，则闭口不提。

外访途中，温家宝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这句话，原出自前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1987年，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导下，中国开始实施农村基层选举。彭真讲了这句话，以示肯定。22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被证明卓有成效，不仅没有带来＂动乱＂，反而相对制约了基层腐败。惟令人遗憾的是，江胡等人并未将赵紫阳彭真时代的民主路线图拓展下去，甚至没有扩及乡、县一级。（乡、县、省以上官员腐败，愈发严重而不可收拾）。22年，对于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足以完成因应时代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但从江李到胡温，却均原地踏步，温家宝甚至还在重复彭真的原话。拾人牙慧，而无所进取。

对外国人谈民主，彻头彻尾的演戏。需要联想的若干事实是：2004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香港上市，发行股票。当时，一个叫做＂郑建源＂的年轻人，突然变成平安公司价值73.6亿港币的股票持有人。随后，人们惊讶得知，这个＂郑建源＂，原来是化名，真人就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2006年底，中国民航总局就机场安检扫描工程＂公开招标＂，结果，几十亿人民币的供应合同，归于清华大学威视公司，而该公司总裁，就是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温云松获赠平安保险股份后，有关当局对该公司及其董事长马明哲＂违反保险分业经营＂等问题的调查立即停止，经国务院特批，马明哲的违规资产部分也获准一同上市，并突破外资不能超过25％的上限（超过50％）。胡海峰获得巨额合同后，北京奥运前，全国147个机场都被下令安装威视公司扫描仪。

两个情节，明显就是两个权钱交易的故事。胡锦涛的儿子＂闷声发大财＂；温家宝的儿子＂一夜暴富＂。这种结果，如果不是胡温主动要求的，也是其同僚或部属中的＂有心人＂特意安排的，并获得胡温的默许与认可。

至此，令江泽民、李鹏、贾庆林等人放心的是，胡锦涛、温家宝，也终于下水，正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关键成员，在维持中共政权和看护高官既得利益方面，江李与胡温两代，只有＂同舟共济＂的选项，而绝无＂和平演变＂的可能。

越是如此，戏越是要演下去。高喊＂反腐＂，尤其对中下层官员喊＂反腐＂；高谈＂民主＂，尤其对外国人谈＂民主＂；而每遇天灾人祸，或逢年过节，＂亲民秀＂更是必不可少，诸如：胡锦涛钻帐篷，温家宝抹眼泪；胡锦涛炒板栗子，温家宝炒回锅肉；胡锦涛磨豆腐，温家宝包水饺。反正，全国电视与报纸，都被中南海包揽，怎样表演，怎样宣传，怎样愚弄，都不在话下。红色江山，就这样维持下来，年复一年。正副＂维持会长＂的角色，从江李到胡温，都堪称＂合格＂，令全党放心，尤其令高层贪官和特殊利益集团放心。

（2/17/09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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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自由主义与虚伪

胡平：自由主义与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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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笼统地反虚伪，常常引出比虚伪更坏的结果

　　自由主义的敌人通常并不直接反对自由，相反，他们常常作出比自由主义还更爱自由的姿态，回过头来指责自由主义名不符实，指责自由主义的虚伪或曰伪善。这种指责倒不是毫无根据。正如美国学者史珂拉（Judith N．Shklar）所说："因为自由主义取得的道德成就不如人意，故而被各种人——自由主义的友人和敌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友人——批评为虚伪（伪善， hypocrisy），事实上，很多自由主义的敌人就是对它失望的友人。"由此引出的问题是颐怯Ω萌绾慰创杂芍饕逵胄槲钡墓叵怠?br>

　　长期以来，共 产党一直向我们灌输，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好，就算这种批评也不是毫无根据，那又怎么样呢？左右翼极劝专制敢情倒是不虚伪，那不是更坏吗？

　　虚伪也许不好，不虚伪就一定好么？有些不虚伪不是比虚伪还坏得多吗？不分青红皂白地反虚伪，不是常常引出比虚伪本身还更坏的结果吗？

　　拉罗什福科尝曰："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表示的一种敬意。"邪恶要装出有德性的样子，这说明邪恶自知理亏心虚，这说明邪恶知道邪恶若不加掩饰就在社会上吃不开，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德性的巨大压力，所以伪善实际上是邪恶向德性表示敬意。

　　因为伪善者不敢公然否定德性，不敢公然表现邪恶，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就能找出办法对付伪善者，战胜伪善者。在许多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中，弱小的一方，凭着聪明机智，巧妙地利用伪善者的伪善，也就是利用伪善者不敢公然为恶这一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的伪善外衣反过来限制住你作恶的手脚，到头来战胜了强大的伪善者。要是邪恶者连伪善都可以不要，公然行凶作恶，那岂不更糟糕吗？


二、在专制社会里，连虚伪都是虚伪的

　　如果说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存在着虚伪，那么专制社会呢？

　　毫无疑问，专制社会里也存在着大量的虚伪。专制者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这不是虚伪吗？

　　这是虚伪，但它不只是虚伪，因而它不一定是虚伪，它常常连虚伪都算不上。

　　在专制下，连虚伪都是虚伪的。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虚伪之为虚伪，在于虚伪者虽然自己知道自己是假的，但他总指望别人信以为真。如果别人也都知道你是假的你却还要装假，虚伪就失去了虚伪的意义。

　　专制者的虚伪正是失去了虚伪意义的虚伪。专制者假冒为善，他知道自己是恶不是善。民众起初误以为他是善，不过后来很快就明白了他不是善而是恶。可是，这并不妨碍专制者继续假冒下去，也并不妨碍民众继续做出相信专制者的样子。这就是鲁迅说的"做戏的虚无党"，这就是犬儒主义。在专制社会，流行的不是虚伪，而是犬儒。

　　我们说专制下的虚伪不是虚伪，专制下的虚伪都是虚伪的，还有一层意义，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层意义。那就是说，专制者其实并不虚伪，他们动不动就自己亮开虚伪的外衣，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

　　我早就讲过，"专制统治的特征是暗示：它公开说的并不是要人们当真相信，而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它绝不公开地说"（《哲思手扎》）。所谓暗示，就是以间接的方式传达某种不明言的信息。暗示和一般所说的欺骗不同，两者都是给出一个不真的信号，但欺骗者的目的是要你信其为真，相信他说出的东西，而暗示者的目的却是要你心照不宣地知其为假，是要你去相信另外的某种东西。好比挂羊头卖狗肉，虽然有羊头作招牌，但是店家和顾客都知道这不是羊肉铺子而是狗肉铺子。小人装出君子的摸样，我们称他伪君子。一般的伪君子是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真君子，而中国执政党这个伪君子则是要人们心照不宣地知道他不是真君子，要人们心底里都明白他是真小人。你还能说它仅仅是伪君子么？你还能说它是伪君子么？

　　举个例，我们说卖假古董者是骗人的，那是说他希望别人把假古董当成真古董一样买回去当真的一样供奉起来。可是我们说的宪法是假的，是骗人的，那是不是说执政者希望人民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呢？当然不是，要是人民都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执政者就麻烦了。事实上，执政者最不希望、最害怕人民把宪法当真。可见专制者的骗人都是骗人的，它的虚伪都是虚伪的，可见专制者的问题还并不是个虚伪的问题。

　　如前所说，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伪善或虚伪，那可能不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善的理念在这个社会里占上风，意味着大多数人还相信善，坚持善，意味着善在这里还真有力量，所以才逼得恶也不得不假冒为善方敢登场，意味着恶还不敢公然为恶。

　　民主社会存在着虚伪，那正好证明民主的真实，民主的实在。新老左派都攻击民主选举的虚伪性，攻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指责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这话放在共产党掌权前恐怕还有人信，因为那时的是在野党，是穷人党，在民主选举和自由辩论中赢不了，就怪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虚伪"。如今的共产党自己成了统治者，成了有钱人，照理说就该乐得接过自由民主，伪善一番，那又何苦拒之千里，害怕得如同洪水猛兽呢？1981年，针对着党内开明派和民间自由派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陈云作出内部批示明确拒绝。陈云批示道：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决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由此可见，对于自由民主——哪怕是当年国民党那样残缺不全的自由民主——的真实性，专制者及其辩护士从来就心知肚明，坚信不疑。

　　这就使人想起王朔的一段趣谈。在回敬别人关于痞子文学的批评时，王朔把自己的战法和盘托出："王朔的战法也很简单，你们说我不是东西，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也都不是东西，可天下没一个是东西的。"当然，只说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它只算打个平手，把对方矮化了，自己并没有显得高大。王朔接着写道："王朔的优势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接着就对人家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这和共 产党对别人指控它专制独裁反唇相讥的战法不是很相似吗？

　　王朔战法之所以能产生一定效果，关键在于，一般人常常不假思索地认定真比假好，坦诚比伪饰好。既然天下本无君子，大家都是小人，因为真比假好，因此，真小人就比伪君子好。

　　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正确的逻辑是：假如大家都是小人，这就尤其需要提倡虚伪，用人为的善去限制天性之恶（伪字拆开即"人为"）。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正因为人性是恶的，若任凭其表现泛滥，社会必将陷入暴乱，所以必须"化性而起伪"，用人为的方法（礼义法度）予以掩盖，予以约束。这就是文明。按照荀子，文明就是伪，伪就是文明。休谟明确指出，虚伪常常是社会共同责任所必须，没有虚伪就不可能有人类世界。


三、好制度使恶人伪善，坏制度使善人伪恶

　　常听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抱怨，他们说美国并不象它标榜的那么种族平等，种族歧视现象还是时有所闻，至于在私下里抱有种族偏见的就更普遍了。所以他们忿忿地说，美国人标榜的种族平等实际上是虚伪的。

　　这种抱怨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可惜把事情的逻辑顺序给说反了。正确的说法是：你看，在美国，有那么多人在骨子里抱有种族偏见，但是公开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却并不太多，而且在制度上法律上几乎做到了种族平等。这该是多么不简单。

　　如果你要说这是虚伪，这种虚伪岂不是很好吗？要是这么多怀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把他们的偏见都赤裸裸地表现为公开的种族歧视，还要把这种歧视公然写进法律定成制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敢情倒是不虚伪了，那岂不是更糟吗？

　　我这样讲，并不只是要把"屡战屡败"换成"屡败屡战"。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持一种清醒的、现实的态度，正视人性的种种弱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要让世人彻底克服种族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想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有几个能做到），我们充其量只能建立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形成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主流舆论，从而限制种族歧视的恶性发作，减少公开的种族歧视现象。

　　如果你考虑到怀有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多，真正不带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少，而这优秀的少数居然能成功地说服多数，把他们的正确主张变成法律，形成制度，而且还造成主流舆论，使那些心怀偏见的人即便暗地里不以为然表面上却不得不随声附和，即便要搞种族歧视也不得不披上其它冠冕堂皇的外衣而不敢公然为之因此大受限制，你就该知道这是人类理性多么了不起的胜利，你就该为之惊讶赞叹了。

　　既然一般人的种族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顽劣难除，种族平等的思想又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那无非是利用了人性中的虚伪或曰伪善。一般人在外表上总想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些。或者说，一般人性格中都有两面，而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迫使那些本来不好的人也不得不表现得稍好一些。坏制度是迫使好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坏的表现，好制度则是迫使坏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好的表现——这就导致大量的伪善。可见，伪善是好制度的产物。基于同理，坏制度则导致大量的伪恶，许多批评家都说中国人很坏很丑陋，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儿女批斗父母，老婆揭发老公，现在则是全民腐败，缺少公德，我说中国人的坏大半是让坏制度逼出来的，是"伪坏"或"伪恶"。


四、从礼貌看虚伪的必要和理由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当然有问题，如果善全是装出来的，人性只有恶没有善，人又何必装出善的样子？装给谁看？装有何用？野兽性恶，所以野兽之间弱肉强食从来不打出善的旗号，野兽从来不虚伪。由此可见，伪善之所以存在，固然是因为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但伪善之所以必要，恰恰是因为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伪善既是以恶的存在为前提，更是以善的存在为前提。其实，荀子的话无非是说明，有些善实际上是伪装出来的，它不是真善，但这种伪装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这正体现了文明的价值，文明的意义。

　　在政治中，某些掩盖、装饰是不可少的，恰如在日常交往中礼貌是不可少的一样。思考礼貌，我们很容易懂得为什么虚伪有时是必要的，是有存在的道理的。

　　在台湾的一次选举中，某候选人攻击另一位政治人物"长得象猪一样"。有人说这是侮辱。这位候选人振振有辞地辩解道："这不是侮辱。他长得本来就象猪嘛，我只不过是说出一个事实而已。"

　　难道这位候选人小时候就没听大人教过不要拿别人外貌来取笑吗？如果有人针对天文学家霍金的残疾出语嘲笑，如果有人针对特蕾莎修女的外貌说挖苦话，试问，一切有教养的人该作何反应？

　　在中文里，"文明"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化，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一是指礼貌，如"言谈举止要文明"。英文也差不多，英文里的 civilization、civilized也有这两种含义。可见，文明就是文明，文明始于文明。文化就是有礼，文化就是从讲礼貌、讲礼开始的。文明之邦就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就是文明之邦。不礼貌就是粗野，也就是不文明。一旦人们把粗野无礼说成坦率，说成有"真性情"，例如在文革中，对温良恭俭让嗤之以鼻，言谈举止皆以大老粗为荣，我们的文明就芨芨可危了。


五、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等于加倍的虚伪

　　在生活中，我们都讨厌搬弄是非的人。搬弄是非之可鄙，不但在于它常常加油添醋，就算它不加油添醋也是坏的，因为它破坏了人们在私下正常交往的基本默契。俗话道："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你把张三私下讲李四的坏话再转告李四，哪怕原封不动、一字不差，这也是搬弄是非。"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昆德拉写道："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昆德拉继续写道："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了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普希金在《友谊》一诗里写道："何谓友谊？酒后轻易的烈焰，/说人坏话的自由会谈，/懒散和虚荣心的交换，/或者就是遮羞的情面。"——引者）。当然，我们都有象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想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

　　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亚力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感慨说，我越来越相信，许多批评家对人情世故大加谴责，说人情世故是虚伪，这种指责其实是不对的。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季诺维耶夫进而指出，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是"虚伪的平方" 或"加倍的虚伪"。


六、姿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姿态

　　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布什败给了克林顿。投票结果公布后，布什发表讲话接受失败，并向克林顿表示祝贺。

　　如果你问，布什向克林顿祝贺是发自真心吗？比方说，当布什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一起时，他也会说"让我们祝贺克林顿"吗？我不信。我猜想，布什在私下里说不定还要骂几声"这个滑头威利"，说不定还要批评两句选民，"人心不古"，"不辨贤愚"。如果有人把这些话录下音来公布出去，揭发批判布什是伪君子，撇开私自录音并公诸于世的错误做法不论，单说对布什伪君子的指控，对还是不对？

　　虚伪不一定全是坏的，真实不一定全是好的。骄傲和谦虚就是一组明显的例子。骄傲常常是真实的，谦虚往往是伪装的。这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难道不是吗？

　　谦虚为什么受到称赞？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一种掩饰，一种伪装；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可是别人不愿意刺激我们的自尊心或虚荣心，不肯在我们面前炫耀，这样，我们就比较受用，所以我们称赞。骄傲为什么招人反感？也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真诚的、真实的。如休谟所说，骄傲的错误在于它 "容易借一种比较作用引起他人的不快"。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和别人一比，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差劲，真的差劲；因此我们感到沮丧，因此我们不高兴。要是别人并不比我们高明甚至还不如我们而又做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叫吹牛，我们会嘲笑，倒不会生气了。

　　谦虚本来就是指一种表现，一种姿态，正如风度。当败选的布什向胜选的克林顿表示祝贺时，我们称赞布什有风度。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姿态，我们并没有天真到相信这会是布什内心的真正感受，然而我们赞许的正是这样一种掩饰。休谟说："一种纯真和真心的骄傲或自尊，如果掩饰得好，并且有很好的根据，乃是一个尊荣的人的性格的必需条件，而且要想得到人类的尊重与赞美，也没有其它的心灵性质比这种性质更是必要的。"

　　勇气、从容常常都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勇敢不一定是不害怕，勇敢常常是假装不害怕。在牛虻被处死刑的前一天，蒙泰尼里来狱中探望，牛虻嘻笑怒骂，毫无惧色，可是等到蒙泰尼里走后，牛虻哭了。如果牛虻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哭，我们就不会佩服他的勇敢，而会怀疑他麻木不仁了。

　　不错，常识也告诉我们，"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过分的谦虚，它表面上在尊重别人的虚荣心，实际上却是在触犯别人的虚荣心，它表面上在作出一种对自己不利的比较，实际上却是在刺激别人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比较。谦虚是有意识的掩饰，从而避免对别人造成过分直接的刺激，过分的谦虚则是以退为进，借掩饰来突显。过分的谦虚和骄傲正好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能引起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说，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

　　谦虚是要本钱的，你没有任何比别人高明之处却又要作出谦虚的姿态。这也属于过分的谦虚，它不是谦虚而是骄傲，它甚至连骄傲都算不上。梅尔•戈达曾经挖苦某位故作谦虚者："你用不着谦虚，因为你没那么伟大。"

　　还有附庸风雅，既然附庸风雅意味着不风雅者装做风雅，向风雅表示倾慕，那么附庸风雅有什么不好？当然，真风雅比假风雅好，但假风雅总比庸俗得理直气壮、对风雅连点敬意都没有要好。假如让人人都风雅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得的事，那么，一个风雅的社会无非就是一些人风雅而另一些人附庸风雅。阿尔多斯•赫胥黎说："谢天谢地！亏得有一邦人附庸风雅，要不艺术家只好喝西北风了。"


七、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

　　现代政治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开会，一是投票。开会和投票又分别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开，一是秘密。为什么有的会议或投票要公开进行，有的却要秘密进行，其间大有深意。

　　一般说来，民主意味着公开、开放，专制意味着秘密、封闭。例如美国的国会开会就对外开放，老百姓可以前往旁听，现在还有电视现场直播；人大会议却不对民众开放，电视上出现的画面无不经过当局的剪辑过滤。不过，也并非民主制下的各种会议一律都对外开放，总统召集内阁会议通常不对外公开，著名的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就是一次关门会议。再说投票，照理说，民主就是公开，因此体现民主精神的投票就该是公开投票，例如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议员们投票就是公开的，然而，无记名投票（即秘密投票）恰恰是民主制的发明；党反而最不喜欢秘密投票，特别是在毛时代，最喜欢采取当场举手表决这种最公开、最透明的方式。

　　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坚决主张公开投票即投明票，不但议员该投明票，选民也该投明票。一般人都同意议员应该投明票，从而向选民负责。否则，选民如何监督呢？选民当然有权知道他们选出的议员在每个重大议题上表示何种立场。议员那一票是受选民之托而投的，他当然要让选民知道他到底投的什么票。

　　不过，密尔主张投明票还有一层考虑，基于这层考虑，密尔认为连选民也应该投明票。密尔认为，一事当前，我们往往有两套选择，"其一是根据个人理由的选择，另一是根据公共理由的选择。只有后者是我们愿意直认不讳的。人们急于想显示的是他们性格的最好的方面，哪怕是对不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显示也好。人们在秘密的情况下将比在公开的情况下更容易由于贪欲、恶意、呕气、个人的对抗，甚至由于阶级或党派的利益或偏见，作不公正的或不正当的投票。"密尔并不天真，他并不认为只要投明票就能保证人们出以公心。问题是，"必须当着别人的面为自己作辩护，这对那些行动违反别人意见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因为这使他们必须具有他们自己的可靠理由。"换言之，只要你必须以公开的方式表明你的立场，你就不能不为你的立场找出某种说得出口、拿得上台面的理由。这就对你一味照私欲行事加上了一个制约。

　　密尔指出："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变得更为常见——就是：对坏人的多数所能有的几乎唯一的限制是他们对正直的少数的意见的不自觉的尊重。"这就叫大义凛然，正直的少数的意见具有一种道义威慑力，它能令坏人的多数产生敬畏感——象俗话说的"给镇住了"，所以这个坏人的多数虽然心里不乐意，但还是乖乖地举手赞成。

　　密尔并没有把公开投票的优越性绝对化，他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秘密投票更可取。在少数支配多数的有害权力正在强势的时候，投票者不怕得罪众人却唯恐得罪长官，不是向众人负责而是向权势者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投票最具有说服力。"如果选举人是奴隶，能使他们摆脱枷锁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忍的了。" 另外，在不少投票者可能被收买或者受到一伙人非法暴力威胁时，秘密投票也比公开好。

　　开会的道理和投票的道理相似，一般来说，也是公开比秘密好。那么，为什么象费城会议又要采取秘密形式呢？因为费城会议不同于一般的议会会议，它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而不是通过决策。事实上，所谓费城制宪会议并不是制定了一套宪法，它只是提出了一套宪法的草案。这部草案只是在交付各州讨论表决后才正式成为宪法的。你不妨把它叫做制宪的预备会议，所以它不必公开。公开反而弊大于利。按照费城会议当事者的考虑，如果会议公开进行，代表们的立场就可能变得僵硬。任何探讨性的发言都可能引起广泛的猜疑，任何改变观点的做法都容易引起支持者的责难和反对者的讥笑。更重要的是，一旦某人公开表了态，再作让步就几乎不可能了。一时的失言也就很难有补救的机会。政治离不开妥协，过分的公开则使得妥协很难进行。

　　以上一番分析，都是基于人有两面性这层考虑。自由主义力图发掘人的优点，让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更从善如流，等等）；专制主义则相反，专制主义总是拼命利用人的弱点，迫使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坏些。你很容易发现在前者中包含着虚伪或伪善的成分，这恰恰证明虚伪或伪善的正面意义。美国学者格兰特（Ruth W．Grant）指出：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上，伪善不但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而且它本身就可能是美德，如果和其它可能的替代相比的话。换言之，由于人性的不完美，在某些问题上，能让一般人在公开场合下表现得比较好（即伪善）也就很不错了。如果你硬要祛除这种伪善，你并不能得到真善，而只能导致真恶，彻底的恶。


八、道德的绝对主义与道德的虚无主义

　　豪（Edgar Watson Howe）发现："很多坏事，若放在光天花日、众目睽睽之下，人人都装出无比震惊的模样，其实在私下他们谁没容忍过比这坏得多的事呢。"这实在是人性中一个极其微妙的特性。可见，实现公开性是保证公正性的制度前提，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

　　认真观察可以发现，政治话语总是含有道德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德于不顾。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但不能公开说出无耻的话。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谁要是公然否定道德，谁就是把自己置于彻底孤立的地位，连你的同伙都不敢公开站在你一边，无异于政治自杀。为什么在政治上有些事"可做不可说"？道理即在于此。格兰特说得好："说政治伪善是必须的，就是说道德犬儒主义不可能成为公共原则。""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政治上的伪善正好证明了在公共生活中道德冲动的力量"。象"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这种混账话，敢拿上台面吗？其实，就连这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加掩饰的，当局何尝真心关切社会稳定，它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

　　再讲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不可能避免虚伪，因为民主政治是说服的政治，说服的政治要求说话的各方有所掩饰。对亲密的朋友或许可以无话不谈，对于公开的敌人也可以直言不讳，然而在民主政治中，你要打交道的人却既非密友又非敌人，有关各方存在利益冲突，彼此间既缺乏互相的信任，但又需要自愿的合作，这就需要有所掩饰，这就需要某种虚伪。

　　有一种观点，把民主政治视为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讨价还价。格兰特反驳了这种观点，因为政治不能仅仅是互相竞争的利益彼此之间的讨价还价。毕竟，民主政治不同于自由经济，因为政治不仅仅涉及利益的理性算计，它还涉及人性的其它种种非理性因素，例如虚荣心、骄傲、忠诚、野心、贪欲，等等。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你要说服别人去做某件事，正面提出，责以大义，晓以利害，有时都不能奏效，倒是反过来刺激起对方的虚荣心和骄傲感更容易成功。猪八戒就是用了激将法才说服孙悟空出山救唐僧的。可见，在政治上，有时候是需要权谋，需要技巧，因而也就是需要某种伪饰的。指望人们在政治上都十足的理性，这本身就是不理性。笼统地反对权谋，反对虚伪，并不会导致原则的政治，只会导致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并不会保证正义的事业获得应有的成功，反倒可能导致僵局，导致失败。

　　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常常流于极端，要么流于道德的绝对主义，要么流于道德的虚无主义。两者貌似相反，实则相通。道德的绝对主义要求政治在道德上十全十美，达不到这一要求就愤世嫉俗，干脆否认政治中道德的意义。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好人不能搞政治，搞政治就不能当好人。要么远离政治，无一可为，要么进入政治而无所不为。所以，道德的绝对主义者很容易变成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事实上，有些表面上的道德绝对主义者，骨子里是道德虚无主义。这种人对于极权专制统治从不批评反对，对自由民主制度却百般挑剔，求全责备。


九、伪善到底，即非伪善

　　伯林最爱引用的一句话是，弯木不可得直材。由于人性本身的不完美，我们不可指望政治的完美。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致力于政治的不断改进。自由主义关心制度的改进，努力建设良好的制度。所谓好制度，就是能发挥抑恶扬善的功用，确切地说，是利用小恶防止大恶。和赤裸裸的恶相比，伪善不失为一个较小的恶，所以史珂拉会说自由民主制度鼓励伪善，再加上各党各派都在竞相指责对方虚伪，这种公开的政治竞争机制又夸大了虚伪的重要性和虚伪的普遍性。记住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对民主社会里的虚伪现象有一种更平实的看法。

　　当美国的开国元勋颁布宪法，确认人人享有天赋人权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或许是虚伪的，可是既然他们要维持虚伪，因而在其它弱势群体运用天赋人权的原则要求享有真正的同等权利时，他们就很难公开拒绝，于是到后来，天赋人权也就果真成为普遍的现实。尼采说得好："一个伪善者，若总是一个样的伪善，到头来就不算伪善了。"难道不是吗？

——来源：观察（www.observechina.net），Saturday, May 12, 2007

裸奔：死也要死在美国—为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大？

http://www.donews.us/show/76.html

死也要死在美国—为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大？


裸奔发表于2009-02-07 21:20 来源：www.zhuax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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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中國游客，同样是遭遇车祸，为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大呢？难道人死，也要挑个地方吗？发出这种感慨的，是一名在泰国受重伤的游客的家人。他是在看到中國游客在美国遭遇重大车祸的报道后，给笔者讲这番话的。

　　1月31日，中國游客在美国遭遇重大车祸，7人死亡，十几人受伤。而在此前一个多月，2008年12月26日，在泰国的中國旅游团也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一死十七伤。美国发生的事故，媒体有详尽的报道，泰国出现的车祸，笔者则做了仔细采访。两起事故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中國游客死伤不少，都是华人公司做“地陪”，都是为了降低成本赶行程，都是平地翻车，司机也都是被怀疑为疲劳驾驶……

　　但是，两起事故发生后，各方反应却有着天壤之别。不论是政府部门、新闻媒体还是当事旅游公司。中國游客在美国出事后，上海市领导亲自过问，旅游局专门成立紧急事故小组，并启动紧急预案，中國驻美使领馆也成立事故工作组。而泰国车祸发生后，除了中國驻泰国使馆方面看过伤员，没有其他机构或组织过问此事。当事公司重视程度也不一样，上海组团的旅行社及相关保险公司带着巨款前往美国，而泰国事故中，一家组团的国内旅行社干脆就没派人来，事发至今也没提赔偿的事。

　　之所以差别巨大，事故发生地的国情不同是一个原因。美国法规严密，如此重大的交通比较罕见；而泰国管理松散，重大事故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因此，美国媒体密切关注，事故成了头条新闻，而泰国媒体只报了简讯，还把江苏旅游团错说成台湾游客。

　　在美国遇车祸是不幸的，但却比在泰国的死伤者又幸运得多。在泰国的死者家属只拿到了人民币10多万元的赔偿，另有两名重伤员仍在曼谷的病床上挣扎。无怪乎一名伤者感叹：看来死也要死到美国，而不要死在泰国这样的地方！

　　同样的事故，外国人按照各自国情加以解读，说来合乎逻辑。可是，中國人为什么有完全不同的重视程度呢？就拿媒体来说，中國报纸、电视铺天盖地、事无巨细地跟踪在美国发生的车祸，但对泰国的事故却鲜有报道。难道同样是同胞的生命与鲜血，洋人看重了，我们就当大事；洋人漠视了，我们就认为“不值得一提”吗？

　　从新闻学的角度，也许可以为上述现象找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按照新闻学的经典理论，我们眼里的世界其实是由媒体构造的，媒体提供的信息决定了人们的认知。通过大量突出地报道某个事件，媒体能够强化事件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中國游客出事后，美国媒体突出报道，中國媒体紧跟，这就引起了中國民众的广泛关注，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从而让善后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一逻辑关系从一个新的角度昭示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美国媒体在为全世界包括中國人设置议程。美国媒体放在头条，事情就显得重要，甚至连中國人的生命也要受美国媒体的左右。这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生命价值的问题。

　　来源：人民网， 作者任建民驻泰国特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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