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一月 26, 2009

巴以冲突:军事对立,政治和解,还是社会重建?

         文/王超华

  [附蔡峻文字摘要:如果我无权开枪,我还有权愤怒(略,附链接)]


§§ 说明(2009年1月23日)[参见本文结尾增加的“再说明”]

这篇文字从写作读报小记开始,本想就巴以冲突的历史和现状做点讨论,不料拖延时日,每天新战况不断升级,竟然无从着手,好像总要先翻译介绍当天报纸的信息才行,结果就无限期拖下来了。这期间,在上海作家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讨论版看到蔡峻的发言,摘摘拣拣转到自己博客上一部分,并加了一个不算短的按语。按语最后,提出希拉莉·克林顿接任美国国务卿以后,有希望借鉴她夫婿当年斡旋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经验。贴出刚一天,就看到奥巴马任命当年克林顿政府的北爱特使、前参议员乔治·米绍尔(George Mitchell)为中东特使的消息,与自己的预测颇有相合之处。目前加沙已经停火,巴以冲突前景尚难预料,暂且把这几部分文字合在一起发出来,算是告一段落。特此说明。

§§ 读报小记:我们在阳光下,他们在战火中(2008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27日星期六,当地时间上午十一时,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加沙走廊发动大规模空袭并封锁加沙海陆边境。三天下来,巴勒斯坦方面报告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三百,伤者近千。即使是联合国相对保守的统计数字,也不得不承认已有约六十位妇孺死于以色列战火。

这几天,南加州天气晴好,阳光灿烂,冬季仍然怒放的三叶堇红花和蓬蓬绿树中,夹杂着秋色斑斓的枫叶,别是一番景色。可是《洛杉矶时报》三天来的报道,却总有一股犹带琵琶半遮面的味道。

周日是第一天,虽然不便直接为以色列叫好,却在报道巴勒斯坦平民死伤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发表专稿,强调以色列接受2006年夏天攻击黎巴嫩真主教计划不周的教训,这回只设立了有限目标,力求速战速决。不料没两天,以色列自己公开声称,这次是对哈玛斯的全面战争,完全没有迅速停手的意向。加沙清真寺普遍遭受攻击、加沙大学成为炮火目标,死伤人数不断上升,但《洛杉矶时报》仍要摆出"公正不倚"的面孔,在报道加沙战火灾害的同时,用几乎相同篇幅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了哈玛斯坚持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炮,造成五人死伤的消息。与此同时,整整半版的问答,只字未提今年秋天巴以停火协议,最早是因以色列在11月4日(美国大选日)攻击埃及加沙边境地下隧道并击毙六名哈玛斯人员而破裂,仍然保持各打五十大板的表面平衡姿态。读者来信栏里,也是为以色列背书、攻击哈玛斯是恐怖组织的声音占主导。

元旦前日,报道哈玛斯火箭炮射程达到以色列境内28英里的消息时,《洛杉矶时报》更在数据上误导读者,声称这意味着百分之十以上的以色列人口都在哈玛斯炮火的直接威胁下,好像哈玛斯可以沿加沙和以色列边界不间断地设置射程达以色列境内28英里的火箭炮似的——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这样的舆论氛围,让我想起2006年夏天在康乃迪格州小住时的印象。那一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军事上既无成效,政治上也大大失分;国际固然批评不断,国内同样怨声载道,包括刚入伍的新兵,有手机却没有足够饮水,被送进火炉般高温的战场,很快就在后方家长中引起骚动。战事刚起时,我们当然还不知道这些细节。可是黎巴嫩城市居民区被毁,市民遇难,在电视画面上终归是有目共睹,而CNN的第一反应却永远是为以色列找借口,过了几乎整整一周,才开始调整口径。

美国主流媒体在巴以冲突中一边倒的倾向,是中东问题的一个大症结,通常情况下都比以色列自己的主流媒体更偏激。美国主流政界也好不到哪里去。希拉莉·克林顿决定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后,第一个决定性的动作就是在长岛犹太人政经大佬基地表态支持以色列。今年奥巴马竞选总统,再步后尘,居然公开声称耶路撒冷就应该"完全"无条件地属于以色列犹太人,比以色列自己的官方立场都要强硬。颇为反讽的是,即将卸任的黑人女国务卿赖斯,今年在极力促成以色列和哈玛斯停火协议中,反倒更倾向于向哈玛斯做出让步。毕竟是没有紧迫的政治利益在前面诱惑了,才能稍微跳出为以色列背书的老框框。

比较而言,英国媒体无分左右,在这方面都要相对客观一些。《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都对加沙遭到封锁非常不以为然。《经济学人》是周刊,上周四出刊时以色列还没开始这次轰炸,但已经在批评埃及配合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的政策。《金融时报》本周已连续三天批评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特别明确地指出,是以色列在十一月初首先破坏停火协议。

§§ 读报略记(2009年1月7日)

自从以色列向加沙发动攻击,各大报就经常刊登各种图示,特别是加沙和以色列的地图。这些图示也相当有名堂。《洛杉矶时报》每天刊登地图的时候,加沙地带都是一片淡色,甚至没有特别加重加沙市的标志,却以爆炸型的红点标出以色列南部境内每一个据以色列军方宣称遭到哈玛斯火箭炮袭击的地点,天天如此,拖延了一个星期以上,加沙伤亡数字不断攀升之后,才开始用红色标出加沙境内遭受以色列炮火袭击的部分地点,即使这样,仍然不是遭到以色列轰炸的全部目标,更没有全面展示以色列的军火布置。

与此对照,《金融时报》刊登的地图包括了以色列从海陆空三方的进军路线,动用的兵力和加沙受到的全面封锁(特别是美国媒体羞羞答答不愿言及的海上封锁),分别用飞机、坦克、军舰图形表示,而且用跟《洛杉矶时报》一样的爆炸型小圈标注加沙境内遭到轰炸的地点,哈玛斯火箭炮目标则用小三角表示,力量对比和人员伤亡的基本状况,一目了然。这可是倾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舆论的老资格重量级出版物,跟什么政治正确的后现代左派没多大纠葛。

事实上,欧洲大陆和阿拉伯世界以及广大穆斯林国家对这次以色列攻击加沙的愤怒,首先来自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其中就包括对新闻资讯的封锁。以色列这次开战以来,BBC 的基调一直倾向以色列,但当他们记者要求进入加沙采访的请求被以色列军方拒绝以后,至少也开始抱怨以色列的新闻封锁。《金融时报》摆出高姿态,根本没提新闻封锁这回事,直接采用了在加沙坚持人道援助工作的当地人士传出来的报道。

只有《洛杉矶时报》之类的美国媒体,才会连篇累牍引用以色列军方作为自己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在整整一个星期内,都没有做出任何追求新闻中立的姿态,没有任何关于阿拉伯世界的报道。说"没有任何",也不准确,其实有一篇,只不过就这一篇,还是在为以色列军方背书,大标题就针对伊朗,直指伊朗是哈玛斯的后台。只是在中间引用中东专家的分析时,轻描淡写地提到,伊朗认为,以色列这次攻击加沙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普遍公愤,那伊朗这个判断并没有错。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就是这么不值钱,这么没有新闻价值,唯一值得报道的,是提醒美国读者对伊朗保持警惕。但凡问题牵涉到巴以冲突,《洛杉矶时报》看上去和小布什的副总统切尼几乎没有多大区别。我看美国读者倒真的要注意了,看来以色列要把美国拖入一场对伊朗的新战争,可能不会太困难呢。

§§ 停火了(2009年1月20日)

给奥巴马就职典礼留面子,以色列终于在加沙停火并撤军了。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宣传攻势未曾稍减。自己打到人家地方去,摧毁政府大楼,还说哈玛斯利用平民和居民区做人体盾牌,自己不得已才造成平民伤亡。难道人家的政府大楼必须建在荒无人烟的隔离区吗?毕竟哈玛斯是民选上台的政治组织。至于说炸到联合国的学校和仓库,更是没有道理。这十来天,《洛杉矶时报》终于开始报道加沙内部的创伤和巴勒斯坦人的灾难。即使如此,仍然不忘时时提及哈玛斯作为恐怖组织的一面,以及哈玛斯尚未改变反对以色列建国的立场,等等,暗示读者未来和谈如果出现困难,哈玛斯仍然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以色列对加沙的长期封锁,特别是哈玛斯民选获胜以后更加严重的封锁,还是没有见诸文字。不妨再拿《金融时报》做比较。还在以色列正式停火撤军之前,《金融时报》已经在社评版头条发表评论,主张未来的巴以和谈必须要包括哈玛斯,而且在专版报道中,给出简明扼要的哈玛斯简史。

最为反讽的是,现在正是奥斯卡颁奖季节,以色列开战之前,一部反映1982年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难民营造成大屠杀的动画"纪录片"正在热播,因为表现了以色列人的自我反省而大受好评。结果,现实高于艺术,正在进行时的屠杀,让银幕上不愿露出真面目而只能以动画示人的那些以色列良心自省的代表黯然失色。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治又表现在哪里呢?除了军事攻击就是军事封锁,如果不是借助美国,就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和外交途径可资利用;而美国的政客又有向以色列一边倒的长久传统,等于是彻底关闭了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外交大门。巴以冲突,如果套用小布什在"911"以后对阿富汗发动战争的反恐逻辑(其实那个逻辑更多地借用了以色列的惯例言说),那至少小布什和北约还要考虑如何重建阿富汗政权和社会,而以色列由于有美国这个大靠山,从来拒绝考虑自己对巴勒斯坦社会其实负有政治责任。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政府言说中,从来不能独立承担"人"的概念,更不必说"公民"的概念了。以色列从1967年开始占领加沙,到2005年才从加沙撤军,却从来没考虑过承担对加沙社会和人民的非军事责任,乐得逃避"殖民主义"的标签,却不肯放松一丝一毫军事上的直接控制和经济政治上的间接控制。为什么阿拉伯世界那么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那么痛恨以色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社会和人民心目中种下的,除了仇恨没有别的。

§§ 转引蔡峻文字的说明(2009年1月22日)

下面的文字是从上海作家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剪接出来的,未征得原作者同意,亦未转录该主题下的全部文字。转引在这里的主要理由是,这些文字比较完整地回顾了巴以冲突的历史和现状,是目前中国网络、纸媒、音像媒体上都比较难得一见的严肃的回顾总结文字。

2009年元旦前后二十多天里,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击,造成1300多人死亡,伤者更数倍于此。在以色列海陆空(一般媒体很少提及以军从海面向加沙发射炮击的事实)全面控制的狂轰滥炸下,隶属联合国的学校甚至救济品仓库都未能幸免于难。

问题在于,以色列一方面用军火开路,迫使美英带头的西方舆论将哈马斯视为必须为加沙走廊所发生的一切承担一个正式国家政权所应负的责任,借此回避面对加沙社会和加沙百姓遭受毁灭性灾害的后果;另一方面,又动员美英大国的支持(包括英国出动军舰封锁加沙海域),拒绝对民选上台的哈马斯开放任何政治渠道和外交渠道,并且迫使加沙社会和人民在强加的经济封锁下为自己在符合程序正义的政治选举中所做的选择付出惨重代价。这和当初对南非国际杯葛有根本不同,这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公民权利和公民尊严的公开蔑视,只能重复在两个民族之间播种仇恨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为了对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曾给以早期哈马斯重要扶植。巴以协商开始后,特别是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哈马斯才转为激进。为了表示对和谈的抵制,哈马斯曾长期不参加巴勒斯坦的选举(九十年代中曾有过例外)。因此,2006年哈马斯参加选举并获得大胜,本身就是这个组织从纯粹军事反抗转向政治渠道的重要标志。以色列和西方大国却完全无视这个信号,同时也就完全蔑视着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要求。

同时,这次以色列突然发起军事攻击,与其说是因为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的火箭炮发射有所增加,不如说是出于自身的政治考虑。从2008年六月开始,经由埃及斡旋,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试行六个月的停火协议。停火期间,埃及同意以色列要求,封锁加沙和埃及的边境。哈马斯和加沙居民,不得不依赖埃及边境地区的地下通道,输送大量生活必需品。以色列在十一月针对这些通道采取军事行动,并因此首先动手,破坏了停火协议,授哈马斯以借口,恢复其对以色列境内的火箭炮攻击。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因贪腐案等一系列事件发生政治危机,不得不改变常规,定于2009年二月举行大选。这次攻击加沙,三个主要候选人和以军方都众口一词地支持,和即将到来的大选有密切关系,就好像2004年台湾大选前夕,所有候选人争相比赛谁更"爱台湾",宋楚瑜要趴到地上亲吻台湾土地一样,以色列的候选人也在比着看谁
更鹰派。

国际上,美国因为换届选举而态度不明,也是以色列发起攻击的重要因素,不妨说,他们试图将奥巴马的军。奥巴马竞选时提出要和伊朗对话,又有对伊斯兰世界的示好意向。美国国内反战厌战情绪的蔓延,已经影响到小布什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国务卿赖斯又是在伊朗设立文化处促进交流,又是提出新的巴以和解步骤,尽管奥巴马公开言论都是向着以方的,大趋势还是难以让以色列完全放心。以色列这次攻击时特别强调哈马斯背后有伊朗支持,又特别拿奥巴马去年访问耶路撒冷时用自己女儿作比的话大作文章;联合国安理会要通过相关决议而美国弃权时,以色列总理事后竟然得意忘形,公开声称是自己和布什通电话的结果,害的白宫赶忙否认,以免留下美国偏袒以方的长久后患影响;最后,又提前宣布不会让战事影响奥巴马就职仪式,而且真的在一月二十日之前完全停火撤军。种种作为间,要挟新总统奥巴马的目的呼之欲出。

现在奥巴马上台,启用希拉莉克林顿作国务卿,美国应该还有希望另择其途。目前哈马斯的状况,和当初北爱尔兰共和军可有一比:尚未完全放弃武装反抗,但亦已发展出政治的一翼。前总统克林顿在北爱和平进程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充分调动北爱共和军的政治翼,用政治统领武装力量,逐渐削弱武装力量的声音和影响力,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打开困境。今日要想在巴以冲突中寻求长远和平,必须注重重建巴勒斯坦社会的健康形态,给巴勒斯坦仍然十分薄弱的政治和外交方面以支持和尊重,特别是尊重那些与巴勒斯坦底层社会有直接联系的政治力量,才能避免重蹈反复播种仇恨的覆辙。

蔡峻要求巴勒斯坦建国,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笔者以为,巴以领土划分是非常微妙也非常危险的任务,分割西岸和加沙,是对巴勒斯坦社会的永久性伤害,巴勒斯坦人民将很难从中重新站起来。最乌托邦的想像,是巴以合为一国,让以色列承担起对巴勒斯坦人口的国家责任,就象在北爱那样,允许双方代表参加选举、加入政府,实现土地和人口的统一,也削弱犹太教对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的控制,为目前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口争取更为平等的公民待遇。

§§ 蔡峻:如果我无权开枪,我还有权愤怒(巴勒斯坦自由万岁)


原文略。我的转载见:
http://debatechina.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_2749.html

原文在“小众菜园”论坛主题帖见:
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Id=140849&page=2


§§ 再说明(2009年1月26日)

如今,要说服人们相信以色列不但在动武的程度上,而且在巴以冲突的程序上也出现过重大问题,是越来越困难了。以2008年试行了六个月的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为例,以色列程序犯规的最明显证据,其实还不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以色列在十一月初主动出击破坏停火,也不是CNN报道了同样的事实(可以在YouTube上用英文搜索到),而是元旦前后以色列攻击加沙期间,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借口,从来没有指责过哈马斯破坏停火协议,而且,对加沙的正式军事攻击,还特别安排在停火协议到期之后的十二月底。

如果停火仍在生效,而哈马斯已经恢复并升级了对以色列南部的火箭炮袭击,以色列攻击加沙的理由不是更充足,发起攻击的时间不是可以更早吗?何必要等到哈马斯的袭击数量不断增加,还坚持到停火协议过期?又为什么始终不愿提到有关“破坏停火”的话题或借口?

稍微用点逻辑思维和事实搜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偏要钻反恐意识形态的牛角尖。如果这样一边倒的立场真的能够帮助以色列和美国赢取长久和平与尊重,倒也罢了;问 题是,连以色列自己的主流媒体都不相信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是,不光哈马斯方面正在发生向政治渠道转移的变化,以色列自己也在转向接受巴勒斯坦存在的现实,已经和三十几年前大不一样了。以前,以色列把加沙的难民认作是埃及的问题,西岸的难民认作是叙利亚的问题;甚至在埃及和叙利亚都放弃承担责任以后, 仍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现在,以色列至少接受了从加沙撤军,也在名义上接受了有撤除某些定居点的必要。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存在自己的社会形 态,有自己的人民和文化,也有相应的政治要求,这些都是以色列2005年从加沙撤军之前、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初奥斯陆协议之前不愿承认的。怎么我们中国人到现在好像忽然发现了极端意识形态的美妙,不顾历史发展变化的事实,一下子都跳到以色列军方立场去了?

以为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沙地区居民的主要问题是全民性恐怖组织,忽略了加沙也是一个社会,没有认识到社会性反应都有深刻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不会是简单洗脑造成的。另一方面,以为加沙主要问 题是人道损伤,需要的只是人道援助,同样忽略了加沙是一个社会,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大难民营。把注意力转到社会重建上,才有可能正视政治和外交的真正基础,才能说自己关注的确实是长久和平。

星期日, 一月 25, 2009

敬颂牛年新春

祝愿中国所有由于政治原因被羁押、监禁、监控而不能与家人团聚的人们,
祝愿世界各地由于政治原因而不能回国与家人团聚的华人,

在农历新年这一天,知道我们同在,知道世界上爱好和平正义进步和理想的人们,与你们同在。

恭向各位敬颂

牛年新春!

魔鬼教官黄章晋:百城追记之四——中国城市的两个榜样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09034824124/
 2009-01-03 04:08


  前些天,一位台湾同行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国城市有那么多人民广场,希望我能帮助给个详细清晰的解答。我楞了一下,这可是我一直在琢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百城记的旅行途中,惊讶地发现,中国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成同一模样。不但中国有那么多人民广场,而且中国还有这么多自称亚洲第一的喷泉, ——在流行亚洲第一喷泉之前,流行的是建造亚洲第一摩天轮。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城市突然按一个模子大兴土木的结果。
  如果要把这么多人民广场怎么来的说清楚,我们不如先从一个2008年河北流行的段子开始说起。
  四川大地震伤员被转移到河北后,看到河北街头成片的废墟,激动地说:“河北人民真善良。你们自己都震成这样了还在帮我们!”
  因为在地震稍早一个月前,河北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城市改造的“三年大变样”运动,一直持续到地震两个月后,河北十一个城市多被拆得像刚刚地震过。不幸的是,由于2008年年初房地产市场已出现逆转,所以,河北各城市拆成一片废墟后,却没见到往里砸钱的房地产商。据一个官方的测算数据统计,河北“三年大变样”变出来的空地,至少需要投入七千亿元才能被开发出来。
  河北的“大拆促大建”、“以拆为纲”,绝非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将外地成功经验带到本地的结果。我们一路所见的城市,除了山西等地在城市改造的动作上落后于河北外,几乎都走在了它的前面,所以,当地领导人才会对破旧的石家庄发出这样的感慨:“看了整天想拆”。
  如果房地产逆转不是在今年,也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我相信,总会有地方会像河北一样,赶上一个不幸的时点,房子刚拆完,农田刚推平,危机来了。但问题是,那些有幸赶在危机来临前初步完成市政改造的城市,绝不意味着逃过这一劫难,因为几乎中国所有城市都是在完成了一次大规模城市改造后,在上轮房地产热潮中,将房地产业变成了自己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业变成支柱产业,既有城市化发展的时代必然因素,更有“经营城市”思维的示范效应。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因为人口管制政策,迟到了半个世纪,而政府长期将社会资源全部用于生产资料的投资建设,市民居住环境的需求被压抑了几十年,房地产业爆炸式增长并成为重要支柱产业,是势所必然。但快速筹集资金,一举改变城市面貌,惟有大连才摸索出一条捷径,即所谓“经营城市”理念。
  “经营城市”曾经是个很超前的东西,至少相比当时全国一拥而上搞开发区来说,它的运作过程太复杂,绩效产出也太不直观,尤其是,当时“经营城市”中的土地增值是个陌生的概念,以大部分城市官员的智力和知识水平而言,很难理解把握。所以,只有等到大连彻底变成一个美丽的模范城市,而中国内陆各城市开发区最终多被移做他用后,人们才回过神,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方式。
  于是,除了先已富起来的广东等少数地区外,近年中国城市的市政发展,几乎采用的都是“大连 2.0版”模式,先是政府搬迁到一个新区:新区的地理中心一定是巨大的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旁边一定有两幢矮小一点的建筑:人大和政协的办公楼,办公大楼前必有巨大的广场,广场上必有喷泉,广场旁,一定有一条八车道或十车道的马路,沿着这条大马路,附近一定有体育馆、博物馆之类的巨大建筑。
  政府搬迁完后,是搬迁公务人员,在距行政机关不远的地方,首先立起来的居民小区,几乎一定是公务员小区,随着公务员搬迁而来的,是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一般来说,往往都是这个城市质量比较好的。再然后,是以此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出去的空地,一块一块拍卖给开发商,等着他们将之开发为高档商品房。
  与一些典型欧洲城市相比,传统中国城市,几乎自古就没有大剧院、大礼堂、广场、公园之类的大型公共建筑物,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并无城市公共生活,几十年前,中国突然变得有人烟处必有礼堂广场,但它的功用只为便于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灌入每一个空荡荡的脑袋,接下来的几十年,除了个别地方保留外,它们一律被废置,因为我们被认为不再需要日日训话教导,且我们从来不需要像罗马人那样经常被取悦。再然后,全国各个城市先后醒悟过来,开始向大连学习,用各种巨大的公共建筑美化自己的城市,在提升土地价值时顺带取悦自己的人民,——无论是否有此主观意愿,我的确发现在那些城市,市民是很骄傲地谈论他们的某个亚洲第一的。从这个层面说,好歹,中国城市算第一次真正接近了西方。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大广场,为什么会有大喷泉的原因。
  之所以说,我们一路所见到的城市,其宏大的市政改造规划,是大连2.0版,乃是因为,中国各个城市的大小“总设计师”们,在审美情趣和鉴赏水平上,与当年大连的“总设计师 ”相比,无论曾到过多远的地方去参观学习,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而他们的魄力也通常也远大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连的模仿对象,是现代西方城市,它可以从自己被殖民的历史遗迹中找到现实灵感。而引进大连模式的“总设计师”们,模仿对象却是北京,他们直接从长安街上各种建筑的象征意味上寻找灵感。
  为什么模仿北京而不模仿更美丽的大连,这个实在不需要解释,作为一方“总设计师”,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面蚂蚁一般走过的群众挥手致意的情形,有谁不曾暗中想象过呢?不这么想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城市新区的核心地段,虽与北京那个地方的建筑风格迥异,但投射出的却是完全相同的秩序意识和尊卑意识。
  虽然大连提供了发展路径的榜样,而北京则提供了形象的榜样,但你还是能从各个学生那里看到明显的南北区别,譬如,今天你到中国城市去,如果这个城市最高最壮丽的建筑物是行政中心,它的广场是你一看到就疑惑天安门广场是否还是世界最大,而且广场中心的喷泉号称亚洲第一,广场外那条宽阔的大马路上几乎没有多少车辆……这样的城市,一定是北方大城市。这种特征相对较弱的,则是南方味道更重的城市。
  顺带说一句,在百城记途经的北方某个省区,我们四个人各自去了一个城市,结果,我们每人都见到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喷泉。当然,我们所知的众多亚洲最大喷泉中,只有一个是在广东河源,其余的全部集中在北方。
  而南方城市(在这里,我个人认为,也许除广东外,只有福建、浙江勉强算得上真正的南方)之所以罕有这一特征,是因为它们的城市改造,并非大手笔的一次到位的行政规划所致,而之所以选择了一种“长远规划”的模式,多半是由于市场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行政力量已不掌握压倒性的资源优势,所以,它无法完成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大改造,当然,市民也不会为这种大规划喝彩。
  “经营城市”理念对所有仿效者来说,其巨大的吸引力并非仅仅是改变市容的政绩冲动,也绝非简单的增加贪腐机会,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在于,九十年代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后,财源都被中央拿去,而地方财政一直处于焦渴状态,而巨大的房地产收益,完全是地方财政的预算外收入,对缓解地方紧张的财政来说,功莫大焉,在上轮房地产热中,对二三线城市来说,房地产业的收入一般占财政的三分之一强。它一旦发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会不顾一切地要把它弄得更大,以养活不断膨胀的机构和胃口。
  中国的房地产热,就内在成因来说,绝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在市场需求和资本逐利这种力量之外,地方政府的热心推动,绝对是中国才有的特色。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来说,它是一个自觉的干扰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各个参与者来说,它是一个市场信号的扭曲者。
  没错,在许多城市的一些开发项目上,房地产商甚至只是一种被动的参与者。在中原某省省会的新区,有个巨大的写字楼群的项目,即使把这个省和周边省份的白领都搬迁过来,都未必能填满那些办公室,你很难想象,房地产商会自己开发建造这样的项目。所以,看到李楠先生博客上一篇文章标题中有“房地产商专政”字样时,我深为标题创意鼓掌,可惜,他并不认为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房地产商,而持房地产商和外国资本阴谋论观点,我喜欢他的题目和现象罗列,而完全不能同意他的总结。
  如果房地产业垮了会如何,我觉得在世界标准答案之外还应当增加一个中国特色的症状,即地方财政出现支付危机。在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的短暂黄金时代,各个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胃口上,都已经习惯了拥有大笔房地产业的收入,突然断粮会意味着什么?
  所以,当今天房地产市场出现困境,最积极热心的救市者是地方政府,所以,是抽着九五至尊的地方政府官员出面威胁房地产商不许降价,而非房地产商为自保利益而建立价格同盟。
  所以,因为地方政府这个能量巨大的特殊因素在,对地方政府以雷霆万钧的方式大手笔城市规划,我持坚决反对态度,对地方政府以严厉姿态维持房地产价格,我持反对态度,至于地方政府有一天可以发行债券,我更不相信它能被管束好。
  时间已进入2009——不折腾元年,在这一年,如果注定有人要因为变坏的局势负责而作出“牺牲”,我希望其中能有个把倒霉的“总设计师”代表,对拿掉一两个这种倒霉蛋的折腾,我是一点也不反对的。

梅梅2007:教育改革,为谁谋利

http://q.163.com/gmshenghuo/blog/mei-585/19657503200902085128708/#19657503200902085128708

2009年01月21日 14:37:03


一月四日,新华社播发了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文章指出,“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本届政\府必须着力做好的一件大事。当前,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既有紧迫性,又有深远意义。”阅读温总理的全文,令人亦喜亦忧。喜的是,不久之后,新《纲要》的出台,有可能让民众重新燃起对中国教育的美好希望;忧的是,若干年之后,民众对中国教育的改革会不会又一次伤心失望。呵呵,这是不是杞人忧天?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发[1993]3号),看看16年之后的今天,贯彻实施得怎样了?下面仅从这个《纲要》中选录几段,并简述其实施情况。

录一:“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达到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的平均水平。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

情况:1995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是2.41%,到2000年仍仅为2.87%,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2005年为 2.82%,2006年为2.27%,2007年为3.32%。这就是说,《纲要》规定7年内应实现的指标,15年后仍然没有达标。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上,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录二:“目前农村学校存在大量的民办教师,是历史形成的。各地要改进民办教师工资管理体制和统筹办法,增加民办教师补助费,改善民办教师待遇,逐步使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通过各种途径,逐步减少民办教师的比重。”

情况:15年后,农村民办教师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还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代课教师问题。比如,据2008年9月4日《广州日报》报道,仅广东省就有代课人员5.2万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当地政\府普遍聘请代课人员来弥补教师缺口。大部分代课教师工作环境艰苦,教育任务繁重,但月收入普遍在200至500元左右。


录三:“各级政\府必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规定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的原则,切实保证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

情况:1993 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是4348.95亿元,之后,每年的财政收入都以两位数增长。2006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3.93万亿元,2007年又比2006年增长30.30%,达5.13万亿元。这就是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速。然而,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如前所述,多年来,一直在占GDP的 2.27%至3.32%之间徘徊。

由于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过低,致使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大量流失,当地政\府普遍聘用代课教师来弥补教师缺口,并使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问题成为了时下的热点问题。

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什么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得不到有效落实?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教育管理部门主导实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无疑是一个主因。上述问题的存在,无不与其有着因果关系。一个‘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实施,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一个严肃的《纲要》束之高阁。这就从反面印证了列宁的一句话:一个实际行动,胜过十打纲领。

垄断了公共教育资源的教育管理部门一手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从根本上背离了教育的公益性,它的实施不仅可以把一个《纲要》变成一纸空文,而且实践已证明,其恶果累累,贻害无穷。它极大地扩展了官员的设租和寻租空间,滋生了空前的教育腐败;它催生了教育界的特殊利益集团,使社会上教育乱象丛生;它导致了国有教育资产的大量流失,制造了一大批高收费的中国特色‘民办’学校和改制学校;它造成了教育界普遍的两极分化,恶化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状态;它助推了不断升级的应试教育,使素质教育成为一句空话;它使贫困地区教师不断流失,使农村基础教育日趋衰落;它使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去公平求学的机会,加剧了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它使教育的管理层愈来愈趋于官僚化、老板化,使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愈来愈趋于民工化、马仔化;它背离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伟大传统,使社会道德沦丧,清明之风难再。总之,多年来,实施‘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恶果已不断显现,这是当下中国教育的最大悲剧。

众所周知,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问题已成热点问题,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地带。而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在‘教育产业化’政策下,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无视学校和教师权益的必然结果。

敬爱的温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他体恤民情的真知灼见和深情话语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文中随处可见。温总理说:“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文中特别提到要关注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 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记得前些日子,媒体上有过一个报道,有个打工子弟‘小升初’,考上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孩子的父母心想肯定要交点费用,便把这几年辛苦工作积攒的五万元钱都带上到学校报到,结果校方嘴里吐出了一个足以让很多人傻眼的数目:12万元。这也是发生在北京的‘ 教育产业化’政策下的一个‘奇迹 ’。

我想,如果本届政\府能够制定出一个让人民满意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它至少可以让民众对中国教育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在历史上也立得住。但更重要的是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行动,从而开始改变民众不满意的中国教育的现状。还是列宁说过的那句话:一个实际行动,胜过十打纲领。

美猴王:要解放谁的思想?/感动中国不如改变中国

http://q.163.com/gmshenghuo/poster/3705273/
美猴王 (原创)要解放谁的思想? [精华]

听说第三次思想解放又要开始了,我好激动,终于该解放了。

可我又一想,不对呀,到底要解放谁的思想?谁去解放谁的思想?

按习惯的说法,一向是上面解放下面的思想,因为上面一向是光荣正确的。

按理说俺们已经被解放过两次,这次又要解放,难不成前两次俺们都没有彻底解放?上面还留了一手?

留了哪一手呢?为啥不一次把俺们解放出来?是叫俺们尝尝炼狱的滋味?我明白了,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知道甜中甜呀!上面就是上面,就是伟大、光荣、正确呀!

只有当俺吃尽了苦头,俺才盼着上面解放俺们呀!眼看着俺村的土地被开发商掠去;眼看着兄弟姐妹被城管打死打伤;眼看着父老乡亲在矿井下葬身;眼看着俺的孩儿们到黑砖窑做奴隶;眼看着贪官污吏横行乡里。

俺老百姓就是脑子糊涂,思想僵化,明明在受苦,却不知道怎样解放自己,感谢上面呀,求求你们来解放我们吧!

俺们已经尝尽了炼狱的滋味,不好受啊!想想当年俺们要不是走投无路能敢冒死去搞联产承包?俺们没有听你们的话,俺们至今都还内疚啊。再想想当年跳忠字舞那会儿,俺们听你们的话,早请示晚汇报,可俺终日吃不饱,穿不暖。俺想说,你们在胡搞,可俺敢说吗?张志新替俺说了,结果被关进了大狱,受尽凌辱,被逼至疯,最后还被割断喉咙。

你们英明伟大呀,总是解放俺们的思想。俺们要有点思想,你们就割断俺们的喉咙。

人之初,性本善,俺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是善良的啊!经过你们多年的教育,俺咋又不善良了呢?是你们没有把真经教给俺们?俺咋总要你们一次次解放思想呢?

到底该你们解放俺们的思想,还是俺们解放你们的思想?还是你们解放你们自己的思想?

俺们弄不明白,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有多少个政党一次次解放他们的国民的思想?人民永远是愚蠢的?正确的思想来自哪里?到底要解放谁的思想?

人民群众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他们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不要说他们愚昧,也不要说他们思想僵化,需要解放思想的不是他们,到人民群众中来吧,听听他们的呼声。如果我们的舆论界多少年来,不是一边倒的话;如果我们真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还用的着一次次来解放思想吗?这是压制舆论的结果。解放,压制,解放,压制,那些政治家们,永远是人民的大救星,让人民感激不尽。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悲哀吗?

“我们期盼有远见卓识真正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多一些,再多一些...”同时,我们也期盼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共和的制度,再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所谓的政治家身上,其结果仍然甩不掉人治的怪圈!人治的结果是专制、独裁。

还记得89年吧,那是谁解放谁的思想?结果呢?人民群众的思想从来就是活跃的,只要你让他们说话,只有你敢让他们说真话,只要你不压制民主,只要你不严密控制舆论,你就不用去解放思想,因为人民群众的思想从来就没有被禁锢住,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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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猴王 (原创)感动中国不如改变中国 [精华]

昨晚看了央视《感动中国》节目,我百感交集,尤其是看了坚守医德的医生陈晓兰的故事后,我除了感动外,还有愤怒。

陈医生为揭露害人的医疗器械,竟以病人的身份到各家医院用自己的身体去试,调查取证。

而当她向医疗管理部门反映情况时,得到的结果是两次被停职,还被当作工人勒令提前退休。

这就是当今的中国吗?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在我们的各级官员那里,公平、正义、良心到哪去了?

害人的医疗器械竟唐而皇之地进入了治病救人的各大医院并致多人死亡,从主任、院长到医疗管理部门竟然狼狈为奸,明知故犯。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几年来,陈医生为了调查取证,为了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多次到北京去上访,耗去了10万多元,并多次遭到院方的打击报复。

陈晓兰医生为揭露医疗系统的丑恶行为挺身而出,这种高尚的医德令人敬佩,而那些利用害人的医疗器械骗钱害人的医生、主任、院长、医疗官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的技术监督部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法院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各种法律是干什么的?

陈医生的事迹感动了中国!我想问感动了中国什么?我们仅仅为此而激动吗?我们仅仅为此而愤愤不平吗?

仅仅是激动,仅仅是愤恨能改变中国吗?

感动中国不如改变中国,要改变中国,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外,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加强法制,让一切丑恶的行为置于新闻舆论监督之下。

中国要改变,中国必须改变,要让一切丑恶行为无处藏身,要让公平、正义、良心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

乔新生:《劳动合同法》若“暂缓执行” 就是改革的倒退

民主论坛 2009-01-08 新闻与评论

2009年的春天特别寒冷。世界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的许多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外贸出口企业关门倒闭,不少外出务工人员不得不提前返回家乡。针对这种情况,东南沿海地区一些政府官员公开提出,希望暂缓执行《劳动合同法》,减轻企业的压力,确保当地经济增长速度不会降低。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党政部门出台政策,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企业和企业家违法犯罪案件时,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经营需要,尽量不对企业家采取强制措施,从而确保企业正常运营。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地区的党政官员为了刺激经济,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一视同仁,要求当地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放宽执法的尺度。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党政官员在劳动者身上使用的是“减法”,减少他们法定的权利;而对企业和企业家使用的则是“加法”,在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时,尽量不采取强制措施,从而使企业家逃避法律的制裁。

法律是社会各界反复博弈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在现存的法律体系中,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如果立法机关没有启动法定程序修改或者废除法律,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要求暂停执行或者变通执行现行的法律。否则,法律就会成为橡皮泥团,任人随意揉搓。

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不能仅仅考察这个国家是否颁布了法律文件,而应该考虑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是否严格依法办事。如果法律不被遵守,那么,即使有非常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个国家也不能称其为法治国家。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困难时期,不同群体应当共赴时艰。假如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为了发展经济,对资本的拥有者网开一面,限制或者剥夺劳动者行使法律上规定的权利,那么,法律的尊严就会荡然无存,在经济的发展中就会不断产生尖锐矛盾。

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发端于生产关系,影响到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全面性改革。在改革的初期阶段,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决策者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希望在很短的时间里,极大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当改革进入第二个阶段,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成为整个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完善我国分配体制,让每一个中国居民都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首要课题。近年来,我国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劳动合同法》、《刑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整分配机制的作用。尽管这些法律还存在深层次的问题,但是,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毕竟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如果为了发展经济,而擅自修改、变通或者暂停使用这些法律,那么,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失衡的现象将会更加严重。

劳动者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法定权利得不到保护,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权利意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假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足够多的劳动者代表;假如法律规定地方党政机关决策之前,必须征求劳动者的意见,那么,一些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不会如此放肆,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就会有所减少。

所以,在社会利益调整的大变革时期,必须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逐步限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敦促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

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普遍形成这样一个轨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不断拉大;在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时候,弱势群体的利益总是受到损害;在经济发展困难时期,最先牺牲的都是弱势群体。中国的改革能否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这已经不仅仅是衡量中国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判断中国是否真正成为宪政国家的重要尺度。假如我国的改革不能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不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保护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那么,改革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矛盾,改革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

笔者希望各级行政机关能真正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也希望各级司法机关能够秉公办案,不要为了发展经济,而随意修改法律。如果没有公正的执法和司法环境,那么,资本的拥有者就会不得安宁,劳动者就会走向极端。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原载《 东方早报》2009-01-08。转载自《中国选举与治理》2009-01-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1099。提供者:(湖南凤凰县)赵枫生〕

胡星斗: 关于经济罢工权立法的建议兼在北大“出租车司机罢运及群体性事件”研讨会上的发言

民主论坛 2008-12-19 新闻与评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建议对经济罢工权立法,规范罢工行为,制止非法罢工,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防止劳资矛盾演变为官民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一、经济罢工权立法及其意义。

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部分出租车司机罢运,此事件在全国许多城市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虽然司机罢运以及出租车管理体制涉及行政许可、信息公开、公共参与、价格听证、利益集团、自由竞争、行政垄断、表达权、团结权、结社权、企业及出租车产权、维权上访等问题,但我最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罢工权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经济罢工权。未来中国需要做的只是对之立法,加以规范。

罢工可以分为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政治罢工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罢工行为,经济罢工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和福利待遇而进行的罢工行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禁止政治罢工,允许经济罢工。中国未来也将立法只允许经济性罢工。

罢工权(经济罢工权)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文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权,也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的自然延伸。保障罢工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的数十万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经过流血斗争,美国人民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一天也被定为国际劳动节。

到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国会出台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规定罢工合法,但是这项法律却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抵制,直到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美国国会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禁止法院对工人罢工和组织罢工纠察线发出禁令,罢工权在美国才得到正式的确认。从此以后,由于劳工权利的提高,在西方持续了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的工人罢工浪潮反而逐渐地走向了低谷。

在中国,即使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人民仍然享有理论上的罢工权。1954年《宪法》虽然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指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上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此后,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的自由”。1982年《宪法》取缔了罢工的权利,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劳资关系或对抗性的劳动争议,不需要通过罢工的方式予以解决。

目前,虽然我国《宪法》中没有规定罢工权,但也没有禁止性的法律(只在《公务员法》中有禁止公务员参与罢工的条款;在《戒严法》中规定戒严期间不得罢工;这与发达国家法律中规定的不得罢工的情形是一致的),根据法不禁止皆权利的原则,中国人民享有罢工权利。只是在中国,由于罢工行为不被法律所保护,因此如果罢工造成了事故或者危害,罢工者不享有刑事上或者民事上的免责权利。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2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其中所谓的“停工、怠工”实际上就是罢工的代名词。因此,我国工会法默认了罢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保护劳动者的表达权和工作权、休息权,由此可以推导出《宪法》也保护劳动者的罢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做了同样的规定。既然香港、澳门的中国人享有罢工权,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大陆中国人也应当拥有罢工权。从上述立法也可以看出,我国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排斥公民的罢工权。

罢工权也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政府已经签署、人大常委会也已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八条第四项规定劳动者有罢工权,中国政府理所应当履行自己的庄严承诺和公约义务,进行罢工权立法。

没有罢工权立法,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的稳定、人权的保障都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1982年取缔《宪法》中的罢工权至今已经20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国有企业几乎一统天下,但到2007年非公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8%;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仅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24.3%(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9日发布的报告)。当初不存在的劳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据《新华网》北京2005年12月28日电:自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以来十年间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32万件,涉及劳动者443万人。

古人云:“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如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同时劳资冲突愈演愈烈,面对强势的资方,劳动者必须拥有团结权、罢工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没有罢工权立法,怎样才能遏止企业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侵犯劳动者的权利?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资本家有钱有势、劳动者一无所有,倘若劳方没有团结权、罢工权,那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或者只能依靠所谓的举报、申诉,等待别人的恩赐。因此,现在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完全是由于权利的贫困造成的,而罢工权的缺失,使得劳工的权利更加贫困。罢工是工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最激烈的手段,也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如果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劳资关系就失去了制衡的力量,资本的危害将大大地加剧。

没有罢工权立法,将经济性罢工当作“政治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当作“闹事”来对待,加以弹压,把劳资矛盾动辄上升为官民冲突、政府与工人的对立,政府替资本家背黑锅、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不但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没有罢工权立法,就不能保护正当罢工,制止无序罢工和各种怠工、停工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人担心罢工立法会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这种担心是由于对罢工立法不了解造成的。罢工立法并非鼓励随意地罢工,而是对罢工的行为加以法制规范。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对罢工权的承认和保护而导致罢工浪潮的,相反,由于对合法罢工的保护,平衡了劳资关系、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改善了福利待遇,社会变得更加稳定了。退一步说,罢工权立法即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风险,那也是局部的、微小的风险,它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实际上,罢工权立法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苏苗罕等)。

二、如何立法规范经济罢工权?

1、限定罢工目的和罢工主体。罢工仅限于经济目的,如改善劳动条
  件、提高福利待遇等,而以政治为目的的罢工即政治罢工属于非
  法;同情性罢工,也就是为声援其他罢工而进行的罢工,因为可
  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妨碍社会的稳定,也应禁止。

  对于罢工主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立法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公
  共服务行业人员、特种行业的人员参与罢工。我国的《国家公务
  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员不得“组织或者参加罢工”。我国的
  《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也都有类似的规
  定。我国还可以将铁路、航空、水运、电力、电信、石油、水电
  煤气供应、医疗卫生教育等列入禁止罢工的行业。

2、限定罢工时机和罢工方式。罢工毕竟可能影响到他人的生活,影
  响社会经济的局部发展,因此,罢工之前必须经过协商、谈判、
  仲裁等前置程序,其他手段都穷尽之后,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
  段,才能组织罢工,禁止突袭性罢工;不得在调解、谈判、仲裁
  期间进行罢工;罢工开始之前若干天,罢工组织者必须向有关方
  面通告罢工事宜,在通告期间内不得罢工;如果劳资双方事先达
  成了协议不得举行罢工,那么应当遵守协议;如果罢工期间劳资
  双方僵持不下,而罢工又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公共秩序、国家安
  全时,政府方面可以发布行政命令规定一段时间的“冷却期”,
  在冷却期间内不得举行罢工;在特殊时期和地点,如灾区抢险救
  灾时期、戒严期间、国防紧急状态时期、战争时期禁止罢工。

  同时,立法必须对罢工方式进行限定:罢工必须遵循和平、非暴
  力原则,否则组织者应当承担刑事和民事的责任;罢工者可以通
  过劝说的方式阻止工人进厂、阻止资方雇佣临时替代工人,但不
  得采取强行阻止、暴力阻拦、恫吓、封锁进入企业的通道等方
  式;不得强迫或诱导与本企业有业务来往的其他企业停止业务往
  来;不得劝说其他企业的职工参与罢工,以便对本企业施加压
  力;工人有权个人复工,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阻止继续罢工。

3、赋予工会或者其他民意代表性的机构组织罢工的权力。在世界各
  国,罢工一般由工会来组织。工会做出罢工决定必须符合一定的
  程序,如必须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会上以多数
  票表决通过罢工的决议,体现多数工人的意愿。而由少数工人自
  发发起的罢工,即野猫罢工,属于非法。

  当然,在我国,工会组织需要改革,它必须独立于资方和管理
  者,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会负责人应当由工人选举产
  生,他们不得担任企业领导职务;工会经费来源不得依靠单位拨
  付。否则,工会难免与资方或管理层形成利益共同体,无法代表
  工人集体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是支持以上的改革的。该法指出: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代表职工的
  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
  开展工作”;“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
  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以后,应当
  确实落实工会法,将工会建成工人阶级的家。

4、维护罢工秩序,赋予合法罢工一定的刑事上和民事上的豁免权。
  允许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护秩序,准许设置纠察线。只要罢工没有
  违反禁止性的规定,那么罢工行为就不能构成破坏生产罪、扰乱
  社会秩序罪等等,不得依据《治安管理法》、《刑法》予以惩
  处。在民事方面,即使罢工给企业造成了某些损失,也可以免除
  违约责任,资方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提起违约诉讼,也不得以违反
  合同之由解聘罢工者,只可以临时雇佣替代工人,以维持生产经
  营。
5、保护罢工参与者的权益。罢工结束之后,劳动合同继续执行,资
  方不得在工资、福利等方面歧视罢工者;不得以参与罢工为由解
  雇工人;罢工者有权要求恢复原来的职位或者优先取得空缺的职
  位;工人在罢工期间有权获得工会的救济金,工会有义务筹集相
  关资金,并在罢工前向有关方面交纳保证金。
6、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同时保护资方的合法利益。资方不得
  滥用闭厂权──关闭工作场所,只在罢工造成了企业的严重混
  乱,使得企业财产、公共安全都处于相当危险的状况时,或者资
  方面对易腐产品、特殊产品而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时,
  资方才可以关闭工作场所。资方也可以在罢工期间招聘替代工
  人,以维持生产经营,但是法律应当禁止在同等条件下雇佣永久
  的替代工人或者提供高于罢工者的薪水福利条件。

罢工立法还应当赋予资方充分的救济性的权利。对于非法罢工、怠工停工以及罢工中的违法行为,资方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予以禁止和制裁,资方还可以依据法院的最终裁决解雇非法罢工者,并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

以上经济罢工权立法的建议,敬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为盼。

此致,敬礼!


(2008年12月14日)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维权网\明心:六四"暴徒"王连喜急需社会关注

作者:明心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1-22 17:05:23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1/20090122170523_13226.html

(维权网义工明心报道)现年54岁的王连喜原是北京西城区的环卫工人。六四期间因所谓的"8人纵火焚烧军车"案被判处死刑,后经二审后,王连喜因精神障碍改判无期徒刑,其余7人均被执行死刑。王连喜被关押18年后,终于在2007年7月出狱。

1月22日上午9点,维权网义工就王连喜的境况采访了高洪明先生。据高洪明先生介绍:王连喜2007年4月来到北京回归中心,我们两人都即将出狱,在回归中心相处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两人结下狱中友谊。

王连喜入狱期间,他的原住处因为要建设北京金融一条街而拆迁,父母亲也因为思儿伤心过度都相继离开人世,因此王连喜在2007年7月出狱时早已是无家可归。在王连喜出狱后,他只能晚上睡在金融街司法所办公室的沙发上,白天到处流浪,3个月后有关部门才把他安置在一间不大的平房里。然而奥运会前夕,有关部门又以王连喜有精神障碍为由,把他送进西直门外的平安医院变相关押,随后王连喜居住的平房被别人住了进去。

1月19日晚,当高洪明先生得知王连喜还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时,当即与友人一起前去探望。在经过一道道的铁栅栏后,高洪明先生见到了被强制关押的王连喜。据高洪明先生介绍:除了感觉他反应迟钝、思维不太敏捷外,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王连喜的朋友们不希望他在被关押18年后,目前仍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过没有自由的生活。高洪明先生更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给予王连喜起码的人道关怀,同时希望外界社会对王连喜的遭遇给予人道关注。


高洪明手机:86-13522267658

滕彪 : 公民在行动


一、

在2008年12月27日的公盟五周年庆典上,许志永接到访民张小玉的电话,说她被关在黑监狱里,希望打黑专家、访民救星许博士前去营救。我和宋哥听了,决定同去。宋供职于一家超牛媒体,但他以普通公民的身分介入此次公民行动,并且以超帅的发挥让YY等兄弟佩服得紧。

12月28日中午,志永和我在饺子馆里接到电话:第一批队伍已经提前做好了战斗准备。在去往黑监狱的出租车上又得到前方汇报,另一批队伍也在指定的时间到达了指定的地点。我的两股小分队(总共三人)也陆续到达。许司令在车内气定神闲地排兵布阵:一场恶战似乎就要来临,我的这位哥们就要在冲锋在最前线。我们目前的身体状况完全符合被适度殴打的要求。

此役所在地乃是河南省南阳驻京办所开的黑监狱,又名京宛宾馆,坐落在京石高速路边的郭庄子,当年“7.7”事变发生地离此不远。各路人马汇合在一起,凡35人,是系列公民除黑行动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战前作了简单的总动员,强调的只有一点:我们是作为公民发现并举报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必须坚持绝对的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兵分三组:第一组许、我、单亚娟、四六等五个人,负责与黑监狱短兵相接;二组YY等六人,负责拍摄和接应第一组;余部第三组,在大门外等候,接应一二组,随时听候调遣。

3点左右,第一组正式出发,根据同组战友多次被关黑监狱的经验,京宛宾馆后院的二层楼必是黑监狱无疑。大大的福娃印在大大的铁门上,从外面看来喜气洋洋,一片和谐气息。我眼前一恍惚,看到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五个娃娃向外地访民突然露出了青面獠牙,恶狠狠地吼到“北京黑监狱欢迎你!”(写实中的蒙太奇,供记录片导演参考。)

我们在门外看访民,有人在门内看我们。里边的人问,“干什么的?”答曰:“接访民出去。”

“接哪一个?”
“张小玉。”

“有手续吗?”看守说。
“要什么手续?”我们问。
“到宾馆114去开。”

我们到114房间。一男出来,了解了来意,说需要汇报一下。此时一女回来(后来得知,此女子姓李名敏,南阳驻京办负责信访的干部也)。我们说,“要把我们的朋友张小玉等人接走。”她问,“你们是谁。”答曰,“我们是公民。”她说:“我们对公不对私。”(理解这句话需要多学科背景,有愿意把此话题写成政治哲学或法社会学博士论文的,我愿意免费予以指导。)

“我们是‘公’民啊,又不是私民。”

跟她争执了一会儿,我们又赶往宾馆后院。(此时第二组已经跟进,与第一组会合。)向里面的访民了解情况,记录他们的名字、年龄和被抓日期等信息。四男三女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围了上来,不让我们和里面人交谈。他们气势汹汹地问:“你们是什么人?拿出证件来!”

我说:“你们有什么权利看我证件?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既迷惑又蛮横。

“我们是公民。我们在举报犯罪。你们非法关押访民就是非法拘禁罪。”许司令回答。(版权声明:这是本博士临时专用的说法,其他人不得擅自使用,但与许博士同在未名湖里游过泳的除外。)

他们大怒,推我们。有人要抢夺我们的相机和手机,因为我们人多而未能得逞。(此时“12.28”公民行动第三组前来增援,时机选择恰到好处。)

有人动粗,“四六”的手被挠伤。他的表现可圈可点,嗓门洪亮,怒目圆睁,威猛无畏。打手们蛮横地推搡,我们用身体抵挡,退了又进。我把双手插进衣服兜里,该出手时就不出手。我们队伍里有个同志被激怒了,想要还手;志永见状,厉声喝止,不怒而威。

与此同时,访民们隔着铁门大声向我们控诉黑监狱看守和接访办的暴行,一些人用力推门,大铁门在冬日的阳光里摇摇晃晃,醉汉一般。男女打手们在门外对访民进行辱骂恐吓。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而是战斗的号角。

一个老人两只手臂攀上铁门,高呼“救命啊!救命啊!”一个超牛媒体和几个次牛媒体的超牛记者、资深打酱油人士YY、公民记者无名氏等人,都记录了这一场面。

“救命”喊声持续了三分之一小时左右。一个戴瓜皮帽的年轻打手气急败坏,翻过铁门去打人。我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打人!”铁门里面一片混乱。踢打声。救命声。女人的尖叫声。(据12月31日访民在公盟办公室的描述,当时瓜皮帽试图把门上的老人拽下来,但被访民们用身体顶住。)我心里很难受,一种极大的侮辱涌上心头。这位比我父亲还老的老人、这些可怜的父老乡亲,在我面前正在被暴徒殴打!而我,一个知识分子、法学博士、大学教师,在海内尤其是海外享有一定威望的维权律师,以及几十个公民战友,竟然无法阻止暴行的发生!两个字:太耻辱了!

这是2008年12月28日下午4点08分的北京。

后来知道这位在恰当的时候喊出了恰当的口号的老人,姓王名新甫,南召人士,年方70岁。他在后面的故事里还会出现几次。此处要说的是,这三个汉字和一个感叹号终于在年底脱颖而出,力压群雄,成为本博士评选的2008年度话语top10之首。排在二、三、四位的是: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你们”、

  “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救命啊!”之所以成为一匹黑马,是因为它精炼而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它贯穿了2008年的几乎每个重大事件:“3.14”、“5.12”、“7.1”、瓮安、孟连、陇南、溃坝、出轨、熊市、毒奶粉、城管杀人、精神病院、派出所、黑监狱……。进而言之,它概括的不仅是2008,而是十年来、20年来、由此上溯至60年来国人想喊而不敢喊、不会喊、忘了喊的心声。那想喊而喊不出、喊出而被湮灭的,无非此三字耳。

跑题了。当时气氛紧张,场面非常混乱,不允许胡思乱想。双方在进进退退、吵吵嚷嚷中身体亲密接触,先后出现三、四次高潮,实在不符合胡总“不折腾”的号召;为了恢复社会性和谐,我们报警。

二、

警察来时,大门上的老人仍在呼救。我们跟警察说,“我们在举报犯罪,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正在发生。人民养活了你们,你们就看着办吧。”

(此处可以插入一个法学院学生上课的镜头。Ppt上打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4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翻译成普通话,意思是说,我发现了有人犯罪,就有权利举报;而且也必须举报,否则就违法。这一条文郑重推荐给探访黑监狱的公民掌握使用。)

那位老人被带到警车里。警察显然知道黑监狱是怎么回事,他们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和黑监狱一方仍在不时地大声争吵。警方后来命令公民行动团的大部分人到宾馆大门外等候,我和许志永、四六等人留下。卢沟桥派出所的孔副所长不紧不慢地了解情况,而我们强调,现在犯罪正在进行,必须刑事立案。再走几步就可以了解这是否非法拘禁,以及获取更多受害者的名字。

我把七、八个被关押访民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但那张纸被女打手抢走。好在我有先见之明,提前安排人把这张纸用相机拍摄下来。当警察要名单时,我早有准备。

京宛宾馆的总经理、监狱长威胁说,“只要打一个电话你们这些人谁也出不去。”四六不信邪:“你打啊,现在就打。”

李敏和另两个女打手的表现也相当蛮横。据不可靠消息,李敏在黑监狱的名言是:“我比男人还男人,比武则天还厉害,我一句话就能把你们装到监狱里去。”另据公民记者报道,另两个女人一个姓赵,负责开票;一个是李敏之妹,负责收钱。

我们要求警察去十几米外的犯罪现场调查犯罪事实和受害人情况。警察置若罔闻;说什么,没有经过允许不能随便去别人家屋里搜查云云。我希望喜欢抄家的警察们向卢沟桥派出所学学。其实这根本是牛唇不对马嘴,既不需要搜查,也不需要进入任何人家里,在门外就可以了解清楚。

一个访民从门缝里递出来一张纸条,我赶紧收好。小警察命我交出来,我严词拒绝。岂有此理。

大致内容抄录如下,致力于研究黑监狱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学者应该重视:

  他们这是个黑监狱,经常关押70~100人,不准出门。让各县乡
  村政府来接人时给(黑监狱)交钱,每人每天80元。……这是南
  阳市信访局在北京的分流中心,也是他们借机发横财的旅馆。县
  政府接不走上访人员,就用绑架手段强行运回家,回去后,有的
  拘留,有的判劳教,问题还不给解决。……请你们救我!

时间一点点过去,警察实际上是在等河南驻京办的领导过来,把老人移交给当地官员,然后再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我们心里很清楚,如果这时候王老先生被信访干部逮去,羊入狮口,很难避免被暴打。我们私下小声商量,一定要让他和我们的人在一起,否则绝不离开。老人从车里出来,我们问:“你愿意跟我们走呢,还是跟信访办的人走。”老人以为我们全是记者,就说:”我跟记者走!“警察问:“谁是记者!?”沉默了一会儿,四六说,我是记者!之所以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虽然革命队伍里有好几个记者,但他们都不是以记者身分来正式采访。──我对老人说:“你跟着他(四六),还有这个姓郭的,不要跟别人走。”这时,南召信访局的马局长赶到,老人指着他喊:“我不跟你走,我不信任你!”于是搂住四六的胳膊不松手。等我们要被带到派出所时,他又紧紧搂住郭玉闪的胳膊。我估计四六和小郭当时一定有一股骄傲的暖流涌上心头,有一种成为“解放”军的感觉。

警察想把老人交给马局长,我们用身体护住;我和志永质问:“他是自由的人,你们没权利不让他离开。”──场面又有些混乱。这时候,在门外的20多人看到里面有情况,黑压压的压过来了。

事后回想,仗着人多势重和得道多助,我们硬是把老人从警察和局长口里夺回来了!

我和志永、四六、cl、王老人一起被带到卢沟桥派出所,余部在京宛宾馆门口继续等候。温度很低,寒风刺骨,他们已经站立/颤栗了N个小时。

黑监狱的一辆车尾随我们,一直到派出所门口。我们立刻明白,这一定是绑架王新甫老人的。(绑架这事儿我熟悉,在我眼皮子底下维权人士、瞎子、老太太、三岁小孩、证人、还有我本人都被活生生绑架过。这几次虽然被媒体叫做“绑架”,但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犯罪者构成的是非法拘禁罪!)

四人当即决定,在警察做笔录之前把老人带走,脱离险境。四六让我带着老人打车走,他用身体挡住黑车。cl虽然反对,但四六坚持。我们几人走出警局,等车未果。这时志永带老人到马路对面,并往黑处走去;我们立即明白过来。四六已经站在黑车车尾位置;我站在黑车侧面靠车尾的位置,此车动弹不得。一~二分钟后,车里人明白过来,两女人出来张望,沿马路跟踪了一会儿立即返回。目标不见了!显然他们要开车跟踪。我们站着不动,司机下来说,你们没看见倒车吗。四六装傻。司机上车,四六继续站着,车动他也跟着慢慢动。无奈,车只能往前开,艰难地调转车头,这样四六就面对车头了,又阻挡了一会儿,估计给志永留了足够的逃跑时间,才放那车离开。

不久志永回来。通过他的记述,我们看到了卢沟晓月版的亡命天涯:“我带老人沿着路边走了几百米,在一片比较荒凉的地带,我让老人先躲起来,我观察了一会,看没有人跟踪,走过去塞给老人100元钱,问他有没有把握逃离,他说没问题,我说我们只能帮到这里了,再见。目送老人消失在夜幕中,我突然眼睛酸酸的。”

老人究竟有没有被追上或者被绑架?黑监狱里其他上访者命运如何?警察、黑狱头目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合法化危机?且听下回分解。

三、

2008年最后一天三鹿案件开庭,我和志永从石家庄法院抗议回来,在公盟办公室亲切会见了王新甫、张小玉一行八、九人。通过王新甫的讲述,我们知道,他在黑夜的寒风中孑孓而行,乘上公交,安全抵达某五元旅社。

如果能够听到黑狱司机的讲述,大概是这样的:(河南味儿的北京话)“丫两个戴眼睛的故意挡住车,窝火!真想撞死丫挺的,在派出所门口又不好意思。路上黑漆漆的,老头儿跑的又快,上哪儿去追!”也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想看看派出所门口挂的灯笼上的关公的胡子到底是单儿还是双儿,可小李子突然来了尿儿,要我拉他到树底下放水,两个神经病把车给挡住了。”这件事儿提醒我们,对一件事儿的讲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视角和偏见,看《罗生门》和《宪法.序言》时得有这根弦儿。

又跑题了。当时我在派出所做笔录,张小玉来电:有六个人已经获得了自由!这样,我们的这次“非暴力进攻行动”(唐荆陵前律师语)就取得了救出七人的阶段性胜利。还有些访民想出来,但被黑监狱继续关押。

12月31日在公盟办公室,张小玉说:“我太感谢你们了,我被抓进去当晚就生病了,咳嗽,发高烧,他们不给药吃。如果不是你们,我就没命了!”访民控诉,有人病得不轻,在里面每天尿湿裤子。里面吃的是杂汤剩菜,猪食似的,不象人吃的饭!关了15天了也不给牙刷,给他们钱让他们帮着买个毛巾,也不给买。

……

我向给我做笔录的王姓警察强调:“那些人既不是公安部门,又没有合法手续,非法剥夺访民的人身自由,显然构成非法拘禁罪,我们要求对此进行刑事立案。我们多次要求调查犯罪现场,了解更多受害者的情况,但警官置之不理。”(记录时却写成了“警察因有其他任务,对我们的要求未予拒绝。”我早就发现警察笔录里面的猫腻很多,虽然未必是颠倒黑白,但歪曲被询问者的意思是经常出现的事情。法庭的笔录也是一样。由此出发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硕士论文,对此课题有兴趣的女研究生,我免费予以指导。)

玉生、仲夏、玉闪、亚娟等几个人到派出所隔壁的饭馆等我们,其余的各自回家。我做过笔录之后,被叫到所长办公室。孔所长说,驻京办的同志想和我们聊聊。我说,“可以,既然他们还没到,我先去吃饭。”席间接到孔所长电话,说驻京办希望和我们对话。

来者何人?正是李敏。她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先向我们道歉。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不管信访工作有多复杂的背景,也不管访民的冤屈情况如何,关押访民的行为毫无疑问构成了非法拘禁罪。不管你们怎么看和公安怎么处理,都应该依法办事。谈了几句,她说让我们等一下,她打电话请示领导。cl说,“下午的整个过程已经被记录下来,我们有渠道和你们领导讲话。”我说,“你们放了六个人,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放的都是焦作的,现在还有不少来自南阳的人被非法关押。你们必须立刻停止这种犯罪行为。如果能把他们放出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谈。我们受的伤都是小事。”

她不停地拨电话,搪塞说自己做不了主。许志永讲:“我想说的就一点,做人不能坏良心!”掷地有声。建议各级信访部门把这七个字作为工作纪律第一条。我又突发蒙太奇想:春节将至,许司令的谆谆教导在各级信访工作者的心灵里掀起了巨大波澜。他们痛心疾首,痛不欲生,痛定思痛之后痛下决心要痛改前非。中央各大信访机构联合向社会征集上联,下联就是许司令的七字真言。本博士的上联最终夺冠。如果您在春节期间来到遍布京城和各信访大县的黑监狱和,将看到大红春联一幅,上书:“行事虽然犯法律,做人不可坏良心”,横批:“接着忽悠”。

──回到正题,许司令说,“你们不要整天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家人遭到了冤屈,四处上访无门还要被关进黑监狱,你怎么想?”cl说,“做人要有底线!”我说,“你们当着我们的面辱骂殴打上访者,你们没有把他们当人看!只要这些访民被你们继续关押,我们就不会算完!”

深夜,在黑出租车上得到消息:其余被关押的30多个上访者从二层小破楼被转移到京宛宾馆,条件显然改善很多。我们很有成就感。用我们疲惫的双眼往前看去,夜正长,路也正远,前面的戏(不能简称为“前戏”)还有很多……

12月28日是老侠生日,本来应该和他一起喝酒的,但被这次探访黑监狱给耽误了。其实我不知道到哪里能找到他,连他住在黑监狱还是红监狱都不知道。只好用以上的文字,遥祝老侠生、生、生日快、快、快乐!

四、

上面的结尾不错,本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三点需要补充一下:

第一点。我们在当晚喝酒时商量,每个人都回去写点东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记下来。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每人任务不同,经历不同,介入程度不一,视角也不同。这个“视角”,既是指眼睛看的角度,也是指观察者的经验、心理、立场和知识结构。事件对每个参与者的影响也不一样,此次除黑行动是有些人的处女公民行动,对他们的意义就比对酒精考验的许博士的意义大得多。

这是个很好的想法。把每个参与者的描述综合起来,也许能得到对这个事件的全方位的印象,也可以更全面地展示这个事件背后更鲜活、更丰富的社会信息。作者不同、体裁不同、文章风格不同,描述的却是同一件事,借助互联网的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可以合成同一篇文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史称“彪体”、“发飙体”,又称“黑监狱体”。以这种文体写成的文章,没有固定结构,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统一的风格,没有一致的立场,极端起来可能是个日记、散文、论文、诗歌、小说、话剧、音乐、电影的大杂烩。以这种文体写成的文章,不再有文字和行动的区别。文字就是现实的一部分,而现实也成为或者可能会成为文章的一部分。

福柯“同志”说,“话语就是权力。”胡平老师说,“拳头就是权力的话语。”哈维尔老人家说,“说话乃是无权者的权力。”互联网说,“想说话你就说啊!”

第二点。有人说,“这么严肃的话题你怎么用这么不严肃的语调写出来?不和谐。”其实我们并没有觉得大义凛然,真理在握,还没怎么着先把自己弄得象夏明翰和活雷锋似的。我们只是一群网民,几个搞不到教育部研究课题的学者,几个以稿子被枪毙为荣的记者,几个苦大但不仇深的访民,几个到卢沟桥头做俯卧撑的待名真相的群众,为了大致相同的目标──打击黑监狱,认识新朋友──走到一起来了。20年前有一句名人儿子的名言:“中国人活都不怕,还怕死吗?”说得多好。不得不死的时候,怕也没用。既然不得不活,何不轻轻松松?如果维权护法成为一件好玩儿的事儿,何愁后继乏人?我给韩寒写的颁奖词里有一句:“在我们这个时代,清醒的行动者是稀缺的,正如来自心底的笑声一样。”萧翰以“快乐的公民”名之,我觉得挺好的。此次除黑行动历时十小时,虽然“险象”环生,但那点儿危险无足挂齿。整个过程我自己没有一丝恐惧,其他人如果有恐惧的话,最多也是一丝而已。虽然有古稀老人王新甫这样的30后,但他对这个事件的理解也很后现代;公民行动团始终洋溢着70后的纯洁、80后的坏笑和90后的胡搅蛮缠。他们的心态和说话方式直接把我的文字风格歪曲成现在这样儿。

第三点。在本文写作完成之前,接到王新甫老人的电话:他再次被抓,现关在菜户营附近的一个黑监狱里。


(2009-01-04)

〔原载《公民月刊》2009-01)

星期四, 一月 22, 2009

何清涟:中国政府蜕变成自利型政治集团(BBC中文网)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830000/newsid_7836500/7836551.stm

2009年01月2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57北京时间 20:57发表

贫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我曾用"权力市场化"一词概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如今这个词汇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心目中改革的同义词。

我也一直在思考:应该用什么词汇来概括本世纪零年代以来的重大"改革成果"?一个词汇逐渐在我头脑中成型,即自利型政治集团的形成。

这一结论应该说比较形象准确,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至少有下列论据:

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

从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这一庞大财政收入当中的58%用于供养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全国性加薪(不含地区性的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每增幅都不低于15%。

至今在中国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群体主要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以医疗卫生资源为例,就具有向干部群体过度倾斜的特点,比如给药的"分级制度",就是对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等级,级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越好。

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高级)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

中国那有限度的反腐败主要集中于中低级官员,政治高层似乎与腐败绝缘。高干子女的登龙术,虽然一直流传于坊间及海外,但却无法得到权威资料证实,胡润的富豪榜也从未将这类人列入。不过,现在有两组资料足可证明这些红色贵族如何在短短30年间,从"无产阶级"成员迅速跻身于超级富豪之列。

一条资料说明中国财富集中的惊人程度。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

另一条资料则说明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 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父辈的权力资本所获。

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

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上,权力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过程从来就是暗箱操作。现实表明,高官子弟在权力上具有优先继承权。即使因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未担任要职,至少也享有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政治荣衔。中国官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干部子女在权力继承上有明显优势,官方研究亦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干部子女对社会地位的传承优势还体现在就业问题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家长们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这不仅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说明中国的阶层流动呈前现代社会的封闭性世袭状态,这无异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既使统治精英集团的素质弱化,对于社会稳定亦有极大害处。

从本质上看,所谓"改革"就是利益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邓小平当年用来赋予改革合法性的"先富带后富"许诺实现了一半,即通过权力市场化让少数权贵与官僚集团先富起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使政治精英蜕变为一个个自利型政治集团。在这种既成事实下,今后撬动社会分配的杠杆只有"权力"与"资本"。当局提倡的"不折腾"与"维持稳定",其要义均在于保证自利型政治集团能够安享攫取到手的利益。

蔡峻:如果我无权开枪,我还有权愤怒(巴勒斯坦自由万岁)

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Id=140849&page=2

转引者注:下面的文字是从上海作家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剪接出来的,未征得原作者同意,亦未转录该主题下的全部文字。转引在这里的主要理由是,这些文字比较完整地回顾了巴以冲突的历史和现状,是目前中国网络、纸媒、音像媒体上都比较难得一见的严肃的回顾总结文字。

2009年元旦前后二十多天里,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击,造成1300多人死亡,伤者更数倍于此。在以色列海陆空(一般媒体很少提及以军从海面向加沙发射炮击的事实)全面控制的狂轰滥炸下,隶属联合国的学校甚至救济品仓库都未能幸免于难。

问题在于,以色列一方面用军火开路,迫使美英带头的西方舆论将哈马斯视为必须为加沙走廊所发生的一切承担一个正式国家政权所应负的责任,借此回避面对加沙社会和加沙百姓遭受毁灭性灾害的后果;另一方面,又动员美英大国的支持(包括英国出动军舰封锁加沙海域),拒绝对民选上台的哈马斯开放任何政治渠道和外交渠道,并且迫使加沙社会和人民在强加的经济封锁下为自己在符合程序正义的政治选举中所做的选择付出惨重代价。这和当初对南非国际杯葛有根本不同,这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公民权利和公民尊严的公开蔑视,只能重复在两个民族之间播种仇恨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为了对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曾给以早期哈马斯重要扶植。巴以协商开始后,特别是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哈马斯才转为激进。为了表示对和谈的抵制,哈马斯曾长期不参加巴勒斯坦的选举(九十年代中曾有过例外)。因此,2006年哈马斯参加选举并获得大胜,本身就是这个组织从纯粹军事反抗转向政治渠道的重要标志。以色列和西方大国却完全无视这个信号,同时也就完全蔑视着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要求。

同时,这次以色列突然发起军事攻击,与其说是因为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的火箭炮发射有所增加,不如说是出于自身的政治考虑。从2008年六月开始,经由埃及斡旋,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试行六个月的停火协议。停火期间,埃及同意以色列要求,封锁加沙和埃及的边境。哈马斯和加沙居民,不得不依赖埃及边境地区的地下通道,输送大量生活必需品。以色列在十一月针对这些通道采取军事行动,并因此首先动手,破坏了停火协议,授哈马斯以借口,恢复其对以色列境内的火箭炮攻击。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因贪腐案等一系列事件发生政治危机,不得不改变常规,定于2009年二月举行大选。这次攻击加沙,三个主要候选人和以军方都众口一词地支持,和即将到来的大选有密切关系,就好像2004年台湾大选前夕,所有候选人争相比赛谁更“爱台湾”,宋楚瑜要趴到地上亲吻台湾土地一样,以色列的候选人也在比着看谁更鹰派。

国际上,美国因为换届选举而态度不明,也是以色列发起攻击的重要因素,不妨说,他们试图将奥巴马的军。奥巴马竞选时提出要和伊朗对话,又有对伊斯兰世界的示好意向。美国国内反战厌战情绪的蔓延,已经影响到小布什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国务卿赖斯又是在伊朗设立文化处促进交流,又是提出新的巴以和解步骤,尽管奥巴马公开言论都是向着以方的,大趋势还是难以让以色列完全放心。以色列这次攻击时特别强调哈马斯背后有伊朗支持,又特别拿奥巴马去年访问耶路撒冷时用自己女儿作比的话大作文章;联合国安理会要通过相关决议而美国弃权时,以色列总理事后竟然得意忘形,公开声称是自己和布什通电话的结果,害的白宫赶忙否认,以免留下美国偏袒以方的长久后患影响;最后,又提前宣布不会让战事影响奥巴马就职仪式,而且真的在一月二十日之前完全停火撤军。种种作为间,要挟新总统奥巴马的目的呼之欲出。

现在奥巴马上台,启用希拉莉克林顿作国务卿,美国应该还有希望另择其途。目前哈马斯的状况,和当初北爱尔兰共和军可有一比:尚未完全放弃武装反抗,但亦已发展出政治的一翼。前总统克林顿在北爱和平进程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充分调动北爱共和军的政治翼,用政治统领武装力量,逐渐削弱武装力量的声音和影响力,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打开困境。今日要想在巴以冲突中寻求长远和平,必须注重重建巴勒斯坦社会的健康形态,给巴勒斯坦仍然十分薄弱的政治和外交方面以支持和尊重,特别是尊重那些与巴勒斯坦底层社会有直接联系的政治力量,才能避免重蹈反复播种仇恨的覆辙。

蔡峻要求巴勒斯坦建国,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笔者以为,巴以领土划分是非常微妙也非常危险的任务,分割西岸和加沙,是对巴勒斯坦社会的永久性伤害,巴勒斯坦人民将很难从中重新站起来。最乌托邦的想像,是巴以合为一国,让以色列承担起对巴勒斯坦人口的国家责任,就象在北爱那样,允许双方代表参加选举、加入政府,实现土地和人口的统一,也削弱犹太教对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的控制,为目前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口争取更为平等的公民待遇。


巴勒斯坦自由万岁,因为巴勒斯坦人现在还没有获得自由,数百万巴勒斯坦平民仍然生活在以色列为他们圈定的大监狱里,只要他们一天不获得自由,我就有权利为他们呼喊自由。

全世界所有同情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们,并不等于支持哈马斯,更不等于支持哈马斯向以色列发生火箭弹,我同样也不支持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支持巴勒斯坦自由,并不等于支持哈马斯,更不等于支持恐怖主义。

支持巴勒斯坦自由,是支持普世的人权与道义,是支持150万被囚禁在加沙大监狱里的无辜平民们。

***

巴以问题的根源是土地问题,我不认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存在世代的恩怨,在二十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巴以问题,当时巴勒斯坦主要是阿拉伯人,但也有一小部分犹太人,他们一直和平共处没有发生如今的仇恨。


仇恨的根源在犹太复国主义,当时巴勒斯坦是英国的殖民地,巴勒斯坦人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在美英的支持下,大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美国与苏联共同通过了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这项决议明显偏袒了以色列,并未经过巴勒斯坦人民的表决同意,将大片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土地分配给了新来的犹太移民,结果导致了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经过几次战争之后,全部的巴勒斯坦土地都被以色列侵占,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被从世代生活的家园里赶了出来,他们成为难民,流落四方,今天加沙城里的150万人就是这些失去家园的难民。

请想象一下,加沙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几乎全是沙漠,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一切生活品都得外界供应,怎么可能关得下150万人口!何况这150万人口与外界的联系被以色列切断了多年!这是不用刀子的屠杀,不用毒气的毒气室,不用绞索的绞刑架。

正因为这150万人走到了绝望的时候,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的生活与蹲监狱没有区别,才会导致哈马斯的上台,与其说是巴勒斯坦制造了哈马斯,不如说是以色列制造了哈马斯。

***

联大181号决议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即一个国家的分裂或统一,应由当地居民投票表决,即“民族自决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本应该采用“ 民族自决”原则,让居住在巴勒斯坦的所有居民投票选择。但联合国无视当地大多数阿拉伯居民的意志,越俎代庖地为巴勒斯坦人做出了选择。

当时巴勒斯坦境内居住的阿拉伯人占总人口的68%,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94%。但联大181号决议却把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划给占三分之一人口的犹太人,占三分之二人口的阿拉伯人只得到43%的土地。至于为什么要把近60%的土地分给只占三分之一人口的犹太人?联大决议中没有任何解释。

有些网友认为第一次中东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侵略,其实,从联合国181号决议公布的那一天起,战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民,他们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完全是被迫卷入战争的。1948年,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利安(后被誉为以色列国父)就以色列采取的政策说道:“所有人都知道,以色列政权是建立在战争之上的,而且永远也不会就此满足,以色列帝国将从尼罗河扩张到幼发拉底河。”

以色列掠夺了大量的巴勒斯坦人土地,推倒和炸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将上百万巴勒斯坦平民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以色列夺取土地的方法无外乎三条:

一是强行“购买”,也就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在巴勒斯坦极其宝贵的土地资源,这种手段和当今中国的拆迁狂潮是一样的,用十万块钱强行购买价值一百万的土地。当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们在关心南京自杀的拆迁户时,或许并不知道类似的“拆迁”并不仅仅只是“中国特色”。当然,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拆迁与以色列的掠夺土地还是不同的,中国的拆迁是钱权交易的经济掠夺,而以色列则是在依靠暴力夺取“生存空间”,当南京的自杀者面对拆迁而绝望时,数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早已绝望了几十年,并且还在继续绝望之中。

二是政府“征用”。“征用”就比“购买”还要赤裸裸了,“购买”最起码还有象征性的几个钱,而“征用”则是完全无偿的。

三是威胁“搬迁”。1946年10月(当时以色列尚未建国)犹太武装分子通报巴勒斯坦人贾希姆村长,犹太人将在未来的三十分钟内在上述地区实行戒严,当时该村村长表示,在半个小时内无法向该村大约四百名村民传达上述消息。但双方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戒严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犹太武装人员就杀害了四十八名巴勒斯坦人,从而迫使当地人外逃。

四是军事“清除”。如果说“购买”和“征用”是诈骗和偷窃的话,那么“清除”完全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所用的方式也更为简单:推土机和坦克而已。

上百万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被迫住进了难民营,然而,以色列就连难民营也不放过,自80年代黎巴嫩惨案以来,又制造了无数起血洗难民营屠杀妇孺的罪行。

就在这些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以色列建立了大量的农场和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人眼中的民族英雄前国防部长,著名的独眼将军摩西.达扬曾公开宣布:“在这里所建造的定居点,并将永久性地驻扎在这里,这些定居点将成为以色列领土的一部份。”直到今天以色列当局仍然在修筑所谓的“隔离墙”,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把所有用暴力掠夺来的土地全都圈到墙里面,以永久地占有这些土地。

前纳粹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在上绞刑架之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德国的罪孽里当然也包括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然而,以色列建国以后对巴勒斯坦人的种种行为,在本质上和纳粹德国并没有多少区别,德国人用了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以集中营对付犹太人,最终施以种族灭绝。而以色列则是以鲸吞蚕食的方式,把上百万巴勒斯坦人赶到难民营中,失去了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永远只能在贫困和绝望中挣扎,放在他们面前的无非是两条选择:一是继续默默地忍受苦难和屠杀,二是起来用暴力反抗暴力,最终成为人体等极端行为的牺牲品。所以,纳粹和以色列的行为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纳粹时期有一句名言,“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这句话如果放到以色列的身上正合适——“用以色列的剑为以色列的犁开垦土地。”纳粹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欧洲霸权而侵略别国,以色列也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中东霸权而侵占巴勒斯坦。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纳粹争夺生存空间失败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美英苏这样强大的对手。而以色列争夺生存空间却成功了,因为以色列的对手阿拉伯人尚未摆脱落后,而以色列背后又有美英的支持,结果以色列吞并的土地成为了既成事实。

从来没有人否认历史上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但必须要认清是谁给犹太人制造了苦难,是阿拉伯人吗?不,在历史上阿拉伯人一直与犹太人和平共处,在20世纪以前,巴勒斯坦和中东地区还是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的,他们生活在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间,并没有遭到过迫害和歧视。在历史上疯狂迫害犹太人的是欧洲的基督教徒,在历次反犹运动中,穆斯林作为基督徒眼中的“异教徒”是和犹太人一起遭受迫害的。16世纪,欧洲掀起反犹狂潮时,大批犹太人又被赶出了欧洲,当犹太人面临流离失所时,是穆斯林接纳了他们,当时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敞开胸襟接纳了大批犹太人,并且给予犹太人以内部自治,保证其宗教信仰自由,有的犹太人甚至能够在穆斯林政府中担任高级官员。

如果再把历史向前追溯,就可以发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其实本就是同胞兄弟,他们同为《旧约全书》中重要人物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类曾经研制过一种基因武器(不知道基因武器能否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过,以色列研制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早已是公开的事了),这种基因武器是专门针对阿拉伯人的基因的,但研究结果却发现,如果以色列使用这种武器,那么犹太人自己也会因此而被灭绝,因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根同源,两者之间的基因太接近了,实在是很难区分开来。

而在二战以后,英美政府又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把大批在欧洲劫后余生的犹太人运到巴勒斯坦。几十年后回头一看,欧洲犹太人数量已经大大减低了,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希特勒毕生奋斗的事业已经由英美政府与犹太复国主义联手完成——把犹太人从欧洲清除了出去。

***

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两个字——回家。

上百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渴望回到曾经居住过的家园,那里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然后又亲身经历了以色列政权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屠杀与苦难,任何残忍的暴力都无法遏制他们回家的渴望。

回家——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对于全世界犹太人的号召,然而犹太人的回家与巴勒斯坦人的回家有着本质的区别。

犹太人的主体离开巴勒斯坦已经长达两千年,而阿拉伯人作为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已经历时一千余年,就在五十年前,巴勒斯坦的大部分人口仍然是阿拉伯人。

如果犹太人有权利回归两千年前生活过的故土并独立建国的话,那么印第安人也有权利回归几百年前生活过的北美东部建立独立国家;土耳其人有权利回归一千余年前生活过的蒙古和中国北方并独立建国;吉普塞人有权利回归几千年前生活过的南亚次大陆独立建国。如果美国支持犹太人回归家园建国的话,那么何不先支持印第安人回归美国东部独立建国呢?

所以,要求回归几千年前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并以此为理由剥夺而当地居民人权是极其荒谬的。纵观人类几千年历史,民族迁移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如果个个民族都要回归的话,整个地球将无一寸安宁之地。

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二十世纪仍然定居于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他们是被以色列政权在最近的几十年内用种族灭绝等暴力手段赶出家园的。从法律的角度而言,以色列政权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是完全非法的,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一切是有良知的人都支持巴勒斯坦人寻求回家的运动。而且,大部分巴勒斯坦难民是先出生于自己的家园,后来被赶出去流离失所的,或者父母被赶出家园,然后自己出生在异国他乡或者难民营的。只要这些巴勒斯坦人还活着,他们就有权力回家。巴勒斯坦人不但有权利回家,他们还有权利向以色列政府索赔,当一个人你被非法剥夺了所有的一切,你理应获得自己应得的赔偿。抗战时期,许多中国人受到了日本的伤害,他们中的一些幸存者都在争取日本政府的赔偿,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也同样有权利获得以色列政府的巨额赔偿。当然,以色列政府是不会容忍巴勒斯坦人的正义要求的,美国和西方国家也不会容忍,所以我至今还没有听到过有关巴勒斯坦难民得到以色列赔偿的报道,这又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悲剧,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又何在?

更为可怕的是,时间对以色列是有利的,很简单的道理,在法律上有一个追诉期,如果超过了这个期限,罪恶就可以不被追究。同样,如果受害者去世以后,那么也就无法得到赔偿了。在中国人要求日本索赔的案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受害的老人都拖不起,日本法院的一场官司往往要打个几年,有时候判决下来的时候,当事人已经因为年事已高而去世了。事实上,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政策是相当成功的,首先改变了巴勒斯坦的人口构成,犹太人的比例越来越高,而阿拉伯人由于被屠杀和被驱赶到国外,人口比例已经大大降低了。以色列政府有一个“永久迁移”的组织,该组织的工作是督促巴勒斯坦人搬迁,将他们永远安置在异国他乡。甚至还有以色列人建议,巴勒斯坦人全部撤离是解决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的唯一途径,这与纳粹法西斯清除欧州犹太人的政策如出一辙。

***

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面对被以色列当局剥夺了人权的巴勒斯坦人时,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人权,当然高于主权。

以色列的主权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粗暴地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人权。无论以色列怎样花言巧语地为其犹太复国主义主张辩护,都不能成为它剥夺上百万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理由。只要你良知未冺,就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人假借主权或宗教的名义对人权的迫害。

虽然我一再强调:巴勒斯坦人的人权高于以色列的主权,但这并不等于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就高于以色列人的人权,无论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他们的人权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对平民的迫害和杀戮。现实的情况是,巴勒斯坦目前还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没有任何主权国家能够保护生活在以色列军队枪口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而以色列政权却不断地以“安全”和“反恐”等名义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并通过修建“隔离墙”等明显种族主义的行为,来达到其永久性占有巴勒斯坦土地的目的。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你被从自己的家里赶了出来,你完全可以打911报警,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巴勒斯坦人呢?他们被赶出了家园,流离失所,遭到以色列的种族灭绝,他们能到哪里去报警呢?哪一家法院来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呢?虽然,美国号称为“世界警察”,但在巴勒斯坦人遭受苦难的时候,美国扮演的角色却是犯罪分子的帮凶,甚至就是以色列的同谋犯。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政府几十年来的所做所为,无异于一群明火执仗抢劫杀人的强盗土匪。只不过,这群强盗有着一个“主权国家”的名字,有一个高效率的民主政府,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抢劫杀人的行为完全是公开的,而且还带着种种高尚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世界警察”作为他们的同谋犯。

***

我有一个梦

最后,还必须要消除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有许多人认为只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生活在同一地区,就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流血。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非常无知的,而这个观点也常常被巴以双方的极端分子所利用。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巴以矛盾源于20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此之前的上千年时间内,占据优势地位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始终是和平共处的。既然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已经和平共处了上千年,为什么会突然在20世纪反目成仇了呢?显然是英国殖民者扶植下的大规模犹太移民造成的恶果,巴勒斯坦是一个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极其有限的地区,阿拉伯人居住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已经很不容易了,又有大量的犹太人涌进来,依仗着英国殖民者的势力,以及来自欧美的犹太资本的支持,从阿拉伯人手中抢夺土地,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才是巴以问题的根源。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那么巴勒斯坦人还是好端端的生活爱自己的家园,也不会有今天的巴以问题,圣城耶路撒冷也不会被鲜血所玷污,当地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会和几百年前一样友好相处。巴以矛盾绝不是无解的方程式。

我强烈要求以色列放弃其种族灭绝与强占生存空间的法西斯政策,每一个巴勒斯坦人回到其被驱逐以前的生活土地,并获得与犹太人完全相同的国民待遇与权利,以色列政府对每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实施经济赔偿,这才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关键所在。

巴勒斯坦应该独立建国,其领土范围包括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并在国际监督下与以色列签署永久性和平协议,谁违反该协议就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鉴于巴以本来就是同一个国家,两国应该在经济上充分整合,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关系。

鉴于耶路撒冷城是世界宗教圣地,是属于全人类的城市,应该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和非武装区,由当地居民及三大宗教的各教派领袖共同管理,而巴以双方对于耶路撒冷具有同等的主权,但并不控制其内部事务(如同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在圣城耶路撒冷,竖立一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屠杀的永久性纪念碑(就像欧洲的纳粹大屠杀纪念碑一样),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原则上所有非法取得的土地,都应该归还土地原来的主人。如果犹太人已经长期定居,无法拆除或迁移,可以与原土地主人签定长期租地协议,犹太人定期支付土地租金给原巴勒斯坦居民。

最后,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法庭,公开审判所有屠杀平民的战争罪犯。

让我们再重温一遍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兴起将“我们拥有这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被造而平等”之信念的本意彰显于世。

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的红色丘陵上,奴隶的后代与奴隶主的后代将会环坐在兄弟相爱的桌前。

我有一个梦,有朝一日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如今仍在不公和压迫的酷热中的沙漠之州,会转化成自由与公义的绿洲。

我有一个梦,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不是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与性格来评判他们。

我有一个梦,就在今天!

我有一个梦,有朝一日在亚拉巴马州——尽管州长的喉舌们不久前还在对联邦法令出尔反尔,拒绝执行——将变成一个美好的所在,在那里黑人的孩子们与白人的孩子们会手牵手走在一起情同手足。

我有一个梦,就在今天!

我有一个梦,有一天“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

这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令我回到南方的信念。因着这个信心我们将砍倒压抑盼望的巨石,就是那绝望之山岭。因着这个信心我们会将我们国家中那不和谐的吵闹转化成兄弟相爱的美妙乐曲。伴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将在一起工作,一起祷告,一起奋斗,一起下监,为了自由站在一起,深知有一天我们终将自由。

那一天将是所有上帝的儿女以全新的意义歌唱的一天:“我的家园,你的居所,自由的美地,我歌唱。这是我们祖先安息之所,是天路客自豪的所在;从每一处山麓,让自由之声传遍。”

如果美利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度这歌中的美景必须实现。

所以,

让自由之声从新汉普郡的大山之顶响起;

让自由之声从新约克郡的山脉间响起;

让自由之声从宾西法尼亚州阿莱干尼高地响起。

让自由之声从科罗拉多白雪皑皑的洛矶山上响起!

让自由之声从加利福尼亚婀娜的群山间响起!


但是不仅如此;还要让自由之声自乔治亚州的大石山上响起!

让自由之声从田纳西州的眺望山上响起!

让自由之声从密西西比州的每一座山、每个丘陵上响起。从每一处山麓,让自由之声响彻。


当我们使自由之声响彻之时,当我们使这声音响彻每一个村落每一个乡镇,从每一个省和每一个城市,我们就可以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所有上帝的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将手牵手地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自由了!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最后我们终于自由了!”   

茉莉: 北欧萨米与西藏自治

一年复一年,肩负藏民族使命的达赖喇嘛特使洛地嘉日前去中国谈判,原本年富力强的他已经两鬓灰白,皱纹满面。至今为止中藏八次谈判,每一次的结果都是零。在最近一轮会谈中,特使向北京方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北京给予藏人社区真正的自治。而北京方面照样是老调重弹,说西藏早已自治了,并谴责达赖喇嘛要求自治是“搞分裂”,搞“变相独立”。双方仍然是各说各话。

好在少数民族自治和人权保护问题,已经超越国家内政,进入国际关注范围,西藏问题尤其如此。当今各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只要应用比较的方法,就能看出其差异之处。西藏到底是否已经自治?我们可以用一杆普世的尺子去衡量。

◎ 北极小鹿与雪山巨狮之比较

拿北欧萨米族和西藏民族相比,就好像拿一只北极小鹿去和雪山狮子进行比较。作为欧洲最后的土著民族,萨米族大约有七万多人,生活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等国北部,其中居住瑞典境内的只有一、两万人。而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西藏人,却有六百万左右。

萨米族和西藏比较相差太远。这个游牧民族以狩猎野鹿、荒原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直到近代才开始有一些农业和手工艺,开始定居下来,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或政权,甚至没有氏族和部落之类的组织。萨米族的社会基层单位叫“西达”(Siida),只是一种共同狩猎、合作放牧的组织。

而西藏却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尽管中共为给他们统治西藏制造合法性,称西藏在1950年之前的社会制度是”农奴制“,但研究过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大部分西藏人都是农民,与奴隶制不能相提并论。在社会形态方面,西藏曾经比萨米族要先进得多。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与北欧萨米族最相似的,大概就是鄂温克族了。中国东北的鄂温克族也只有几万人,曾和北欧萨米族一样饲养驯鹿、住在帐幕里,逐水草而居,甚至也曾和北欧萨米族人一样信奉萨满教。但在中共的同化政策下,鄂温克族人和满族等民族的命运一样,已经只会说汉语,和汉族没有区别了。

在中国鄂温克等民族被彻底汉化之际,原本已被北欧国家“挪威化”或“瑞典化”了的萨米族,却获得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战后的欧洲兴起了族群运动,各国开始重视并保护少数民族权利。1997年,挪威哈拉尔五世国王就过去的‘挪威化’政策给萨米人民造成的不公,向萨米人表示道歉。

◎ “萨米议会”体现自治权利

如前所述,西藏人千年来有自己的王室与政府,而萨米人却是无组织的散居者,他们在分属于北欧各国的土地上游牧,濒临被同化。近几十年来,北欧主权国家根据联合国有关精神,通过立法,保护和发展萨米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萨米族群的复兴运动。

自七十年代起,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先后成立了“萨米议会”。各议会由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产生,候选人来自萨米族各党派,具有代表性和法定地位。议会的职责是给政府制定萨米民族政策提供信息来源和对话渠道,并负责一些领域行政管理和政策措施的实施。在涉及萨米语言、文化的事务上,议会拥有相当的决策权。萨米议会是相当于公共行政机关的角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尽管萨米族人口在北欧国家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这个小小族群居住在人迹稀少的偏僻北方,但北欧政府特别认真地保护他们的选举权利,总是及时把每一张选票送到选民手里,甚至发生租用专机送选票的故事。萨米人不但有权参加本民族的议会普选,而且有权作为公民参加国家大选。

而自古以来就自成一体、自行管理的西藏,在被荷枪实弹的中共大军“解放”了之后,也曾有一个允诺其“自治”的《十七条协议》。然而后来,这种“自治”并没有让藏人自己管理自己,而是把藏民族原有的各大宗教领袖一一逼走,改由全副武装的汉人去管理。和幸运的北欧萨米族比较,西藏人的悲哀实在太深。

◎ 挪威水坝抗争事件政府让步

当国际社会谈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时,不仅意味着要保护传统文化本身,而且包括保护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形态和自然环境。七十年代发生在挪威的一个水坝抗争事件,就反应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北欧国家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和祖祖辈辈定居高原的西藏人不同,因游牧而居无定所的萨米人并未拥有自己的土地。早在几百年前,瑞典、挪威的垦荒者就进入萨米区域,而后又发展了伐木、开矿和水力发电等产业。萨米人只享有依季节的需要放牧驯鹿的权利。

在挪威北部萨米人聚居区有一条阿尔塔河(Alta-Kautokeino)。1973年,当地政府决定在河上修建一个大坝,用于水力发电。阿尔塔河是萨米族人心目中神圣的母亲河,这项工程一旦按原计划修建,除了会淹没一个萨米族村庄之外,更会破坏萨米族人心中的神圣。于是,当地萨米人联合环保人士,采取包括示威、绝食、占据政府办公室等各种手段,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起一系列抗争活动。

“阿尔塔河之争”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萨米人争取对自己山川与土地的自主权的抗争。这场冲突引起国际社会关切挪威如何对待其少数原住民,导致挪威政府做出让步。最后,挪威政府缩减了水坝的规模,并且让绵延十几公里的水道隐藏在山体之中,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当地的自然风貌,那个萨米村庄也因此幸存下来。

这个事例体现了北欧的民主精神,这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应该包括认同少数民族的个人及集体权利。尽管少数民族地区水土资源的使用权和拥有权,仍然是具有争议性的议题,牵扯到多方面的利益纠纷,但民主制度下的抗争与协商,能够获得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水坝抗争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后续效应,促成挪威政府重视萨米族人的权利,并于1987年通过了《萨米法》。

◎ 民主的中国可解决西藏问题

中国也有不少传统的名山圣地,如佛教圣地五台山,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泰山。除了文革期间遭受破坏之外,当今中国政府还是对这些名山圣地实行了保护,不容许任意挖山开矿。

然而,去西藏挖山开矿却是一股新兴的潮流,汉族开矿者似乎不认为藏人的神山也需要保护。唯色在《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雅拉神山?》一文里,谈到藏区八大神山之一——美丽的雅拉神山的命运。由于雅拉神山发现铅锌矿,吸引了一批铜臭味极重的非朝圣者前来。“开采雅拉神山,在老板心中是赚大钱的机会;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是他们‘致富的门路’;而在老百姓心中,这是无言的痛。”

当地藏民曾勇敢地维护他们心中的神圣。据唯色说:“老乡们手牵手把神山围了起来,还派??8个长老去成都告状,可是随后这次事件被警力平息下去了。”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了几千年的藏人,无法像挪威萨米族人一样保护自己的神圣所在地。政府任意动用警力,堵绝了与原住民平等协商的可能,令藏人心怀更大的怨愤,导致更多的汉藏冲突。

最近达赖喇嘛在欧洲访问,参加了纪念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颁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的纪念仪式。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说:“当中国变得更加的民主,有了言论与法治的自由,特别是新闻的自由……那么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在西藏问题上,我想在几天之内,便可得到解决。”

星期五, 一月 16, 2009

韩西林: 经济学谬论七例

[推荐]这是国内学者发表于《中新网》的文章,值得一读,特推荐。
            ——网路文摘编者2009-1-14


1.“先富带动后富”论。

“先富带动后富”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决策者们的一个理论,意思是:为了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的动机无可指责。允许收入有差别,是为了打破分配方面长期实行的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建立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以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所以,用意是完全没有错的。

可问题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结果会出现吗?不会!因为无论从先富者的主观动机讲,还是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效果看,先富都不可能带动后富,先富者只会百般地压制尚未富者,使其不仅不会成为后富者,还会成为更不富者。

这个问题其实学者们早就有论述,比如韦伯斯特就曾经说过:“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态度多半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自己所在集团的领导者去支配资源。如果一个社会中某些人已达到了富足,那么他们就会力图通过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行动去保持对其他人的相对优势,这就会妨碍其他人的发展与升迁。优势者将变为一个利益集团,即一个社会阶级或者阶层。所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应当考察现在或过去的殖民者阶层,看看他们为保持自己的优势曾经支配或正在支配什么资源。因为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考察这种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集团维护他们在国内外利益的结果,这一点很关键。”([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5页。)

就中国的情况看,人们之所以宣扬“先富会带动后富”,一开始是出于某种善良但实则又很天真的愿望,后来就夹杂进了功利目的:要尚未富者安于不富,然后听凭先富者的摆布。

所以,“先富带动后富”论可以休矣!先富者凭什么要去“带动”后富者?而后富者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先富者来“带动”自己?国际歌怎么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请注意接下来这句——“全靠我们自己”!所以,先富者不要有什么负担,尽管去富你的,你没有什么义务去带动后富者。后富者也不要太天真,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奢望有一天“先富”们会来“带动”自己——那样你就中计了。富者宁有种乎!?未富者要起而奋之,去冲撞,去撕咬,去拼抢,图强进取,取什么?取先富者,尔后代之!否则就只能是天天盼,年年想,想着盼着“先富”来帮,到头来才知是春梦一场。


2.“通过改革建立市场”、“通过市场解决一切问题”论。

中国“市场拜物教”教主吴敬琏最近又是讲话,又是发文章,对中国现状发表不满,对解决问题提出看法。

吴敬琏的不满集中在目前改革“不到位”,因而“真正的市场经济”老是建立不起来,从而导致了许多问题,如腐败、垄断等等。怎么办?他认为,要想改变这一切,把消极现象尽可能地杜绝,唯一的办法还是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比如,关于腐败,吴敬琏讲道:“腐败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的腐败;有人说不是。在我看来就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而是改革没有到位,或者是改革遭到了扭曲。”;关于当前的“体制性障碍”吴敬琏写道:(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结论是:政府应该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并最终成为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但吴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些,有障碍,也有阻力。确实是这样,吴本人倡导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许多年,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他所说的那样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不仅一直没有得以建立,现实反而离这样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还越来越远。不仅如此,吴本人甚至因此还一度受到“特务门”的困扰。

从吴近来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充满痛苦,充满焦虑,也充满无奈。他对自已提出的那些东西到底能否实现其实心里没有底,所以说话底气不足,口气不硬。

吴敬琏的这种心境自有来由,不过这来由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所以他感到迷茫。那么,“吴氏困惑”到底何来呢?这疑惑其实来自对他所谓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真正建立缺乏信心,对前景的不确定。这种对所期盼的结果的出现信心不足和对未来的忧虑就想摆脱不掉的梦魇一样,撕裂着吴敬琏的信念、情感,甚至人格。

消除“吴氏困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在中国通过改革能否真正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么,在中国,至少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中,通过改革到底能否真正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改革还是一项领导集团的自觉行动,是统治者的一种“治理行为”,是一种人为的行为。只要改革还是这样的一场由人发起,由人规定,由人控制,由人安排,由人操纵的“工作”,是一种靠权力强行推行的“强迫”行为而不是一场自发的社会运动,改革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有效,但也有限。试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有人预先计划好、其整个发展进程都是由人操控着进行的吗?如果是,它们会是实际产生的这样的结果吗?NO! NO! NO! 绝对NO!!!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如果不是一种导致其发生的社会条件都已基本具备的、水到渠成的自然现象,它就不会成为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而只是一次有着某种潜在目标的“运动假象”

所以,在中国,始终总有一个超现实的力量在安排和支配着一切,这个力量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是如此的强大,如此地不可撼动,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任何违背它的意志的一切障碍击为齑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任何社会运动都不可能按其自身规律自由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不折不扣地实现自身的目标。没有自由,就没有真实;没有自由,就没有彻底;没有自由,就没有不扭曲。

吴敬琏的想法是好的,但他的想法是天真的,比如他对限制政府权力的设计,就像指望同一个人用自己的右手砍掉自己的左手一样,简直有些荒唐。另外,什么“好市场”“坏市场”,其实,只要还是靠权力来建立市场,并且这个“市场”建立起来之后还完全由一个工具性政府按照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的需要在进行着“调控”,就不可能有市场!问题就这么简单。这样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难怪吴敬琏们会郁闷。

3.“贫困者实际是待富者”论。

厉以宁最近发表了一通言论,意思是说,中国目前相对贫困的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贫困者,而是“待富者”。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在为实际上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辩解。

厉的这个推论原型实际上出自凯恩斯。凯恩斯曾经说过,“从长远看,我们都得死。”凯恩斯当时是用这个话来挖苦那些老是用终极结果来否定现在的选择,用绝对真理来推翻相对真理,用未来的合理性来慰藉现实的不合理性的“否定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这些人只知道批评,一味说风凉话,而又拿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这样的人,说起来头头是道,面对不合理的现实则一筹莫展,终日沉醉于“一切最终会好起来”的自我安慰中。凯恩斯的意思很明确:不管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现在都不应该把无所事事的两手抱在胸前,而是应该干点什么。凯恩斯的出发点是积极的。

厉以宁的说法有两个用意:一是用最终会有的合理结局来为不合理的现实状况辩解,竭力给不合理的现实罩上逻辑合理性的外衣,给这样的现实贴上“客观必然性”的标签;二是麻醉那些现实生活中处境悲惨的人,要他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从而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在厉看来,从宏观上看,从长远看,人类社会“最终”会是绝对平等的,没有贫富、贵贱、尊卑的差别。厉告诫人们要把眼光放长远,眼下哪怕是再不平等,基尼系数再高,财富最终会均等。按照厉的逻辑,最终大家都要死,所以,有伤不用治,有病别去医。不要闹腾,不要折腾。别急,急也没用,耐心等待吧,别人有了的最终你也会有!厉以宁的意思也很明确: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等着吧,除此之外,任何想要改变现状的行为都是于事无补的,结果必然是欲速达而终将不达。厉以宁的出发点是消极的。

“待富者”这个说法新颖而高明,可惜它没有说明这个“待”要“待”多久,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贫富差距越“待”反而越大,多数人为什么越“待”越不富!厉以宁的说法之所以大家不赞同,关键就在于他把活人看成了死人。

4.“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论。  

张维迎前不久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自己觉得改革从整体来讲,中国所有的人、全体都是受益的。如果和改革开放前比较一下,我不知道哪一个阶层真的受到损害。”

张维迎不愧是接受过正宗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教育的人,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标准、规范的帕累托优化推论。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张是在为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辩护,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辩护,为权力的越来越专横辩护,为“500个家庭控制中国”辩护,为民生的日渐不堪辩护,……。但很明显,张是在为改革开放辩护。其实张是多此一举,天不辩自高,地不辩自厚,山不辩自大,水不辩自流。真正好的东西,何须一辩。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人人有目共睹,无需多谈。但改革开放有没有缺点?如果有,许不许人们谈论、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情绪化”,这不是学者的态度。在改革开放启动时,决策者就已经说过,很多东西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表明决策层已经预见到在未来的改革开放中会有失误,会走弯路,所以,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出一些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值得奇怪的倒是有人明知改革开放有失误却不愿意别人说,以美遮丑。

张维迎用了很多进步与改善,特别是政治、社会方面的进步与改善,来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来证明在改革开放中“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这当然无可厚非。可张的论证方式和观点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是否所有人都受了益,就证明一切都是合理的?封建时代,每一个新王朝初开之时都要大赦天下,改善民生,当此之时,“所有人都是受益者”,但封建王朝就是封建王朝。它使“所有人”都受了“益”这一事实,丝毫不能减弱其封建性。二是,尽管所有人都多少有所收益,但丝毫不能忽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人们由于认为自己实际得到的小于自己应该得到的而产生的被剥夺的心理认知。在绝大多是情况下,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其实都是出自于这种“相对剥夺感”。由于人的欲望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满足的,一个社会当然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相对剥夺感”。不过,在一个社会体中,如果这样的“相对剥夺感”不仅存在于少数心智不健全的人群中,而且在大多数智力正常、心理健康的人群中也开始产生,并日益滋长,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社会在平等方面无论是实际上还是认同上都出现了危机。目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对改革的质疑,实际上是属于这种情况。实事求是地讲,就实际情况看,人们对改革进行反思,对某些方面发出质疑,是在所难免、合情合理的。人类的一切言行,都逃脱不了两个法庭的审判:一个是理性的法庭,一个是道德的法庭。真正能使所有人都受益的观念和行为,最终都能通过这样的审判。所以,凡代表真理和正义的,都不用心虚!

5.“民众需求饱和”论。

前不久樊纲在深圳一次会议上就金融危机中一些政府给民众发放购物补贴一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说是发放购物补贴实际上对刺激消费于事无补,因为你给他发多少,他就会留下多少,并没有多买。“他用你发的消费券去购物了,然后就把原先准备用于购物的钱存起来了。实际消费并没有增加。”

樊纲的结论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樊的观点有几个潜在意思,这几个潜在意思细细想来却荒谬至极。

首先,按樊的说法,老百姓的钱包似乎已经满了,涨得再也装不进什么了,装进多少就会溢出多少;其次,按樊的说法,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似乎也已经完全满足了,根本用不着增加,新增的购买能力用不着因此也不会进入实际消费,只会进入储蓄;再次,储蓄与消费无关。

前两点不用驳了,其荒谬程度与“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相当,只要平时对市民社会稍有接触的人都会对之嗤之以鼻。关于第三点,随便翻开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会知道,储蓄最终是会转化为投资的(不然银行怎么活),投资当然是消费,因此,储蓄增加最终必然带来消费扩大。

6.“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论。

“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这是赵晓最近的一个说法。赵晓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原因就是两台发动机比别人强,一台就是以出口为主的加工制造业,另外一台非常重要的发动机就是房地产。“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化建设投资增长很快,去年11.4%的经济增长里面投资的贡献就是4.3个百分点,这跟房地产有关。” 赵还认为,“大量保障性住房的入市会对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更大的冲击,更多的房地产企业可能因此破产。”“从长远看,这是砸市,不是来救市的。”  

赵的话大致有这样几个意思,其一,没有房地产的增长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二,没有房地产业就不会有中国的城市化;其三,没有房地产商中国老百姓就没有房子住。  

其实不是这样。  

首先,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曾经确实起过拉动作用,但是,就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只是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要想靠它来持续、长久地拉动是不可能的。即使房地产业不遭受意外打击,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也会呈边际递减态势。就中国的情况看,靠传统方式拉动经济的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了,资源不允许,环境不允许,需求也有了很大变化。所以要转变增长方式。上帝是这样做事的:要使其灭亡,先使其疯狂。中国的房地产商一个时期之所以不顾死活地疯狂扩张,就是建立在“人总要住房子”,“而中国有十三亿人”,“所以中国的住房需求实际上可以说是无限大的”这样的判断上。这样的判断使房产商们无比亢奋,于是他们便放开了开发,敞开了修。这样的判断其实是原始的,也是粗俗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住房需求看似缺乏弹性——“人总要住房子”,而实际上弹性又很大——一平米也是住,一万平米也是住。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应该把需求预期建立在多大的人均面积上呢?这样的问题恐怕绝大多数房产商要么没有想过,要么即使想过,也是比照着美国人的居住情况在考虑。  

一些人老是抱怨老百姓不买房子,好像大家是把钱揣在兜里,故意不买。其实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买房,实在是买不起,哪怕房价再降一半也买不起。就目前的房价水平,很多人首付都困难。所以,实事求是地讲,他们并不是不“爱国”,实在是因为钱不够!  

其次,“没有房地产业就不会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房地产商中国老百姓就没有房子住”。是这样吗?这样的结果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产生:一是没有政府;二是有政府,但政府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赵晓的预言是危言耸听,因为一方面,目前还看不到政府消亡的可能,所以,这样的假设就像“如果一旦没有空气┅┅”这样的假设一样可笑。另一方面,目前的政府尽管很多时候与房地产商一个鼻孔出气,但毕竟这还不是房地产商豢养的政府,所以还不至于和房产商沆瀣一气,联起手来坑害老百姓,对住不起房的人完全撒手不管。杜甫一个封建小官僚都还有那种“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何况我们这个门脸儿上还挂着“人民政府”招牌的政府呢。  

7.“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论。  

2008年末,许小年在一次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和探寻未来出路的演讲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许的意思是,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政府不应该是主角,政府行为也不应该是主要手段,而应该寄希望于“邓小平理论”,即:“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很显然,在许这里,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政府见鬼去!  

无需调查就可以肯定,许小年这样的议论在中国肯定会很得民心,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政府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其表现都非常糟糕,不仅非常糟糕,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混蛋政府。改革开放之前不说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都是这个政府干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又怎么样呢?千方百计地与民争利;只顾自己挥霍,不顾人民死活;借口改革对人民疯狂压榨,拼命盘剥;与一些无耻之徒勾结起来毫无人性地坑害百姓┅┅这时的政府可以是各种各样角色:打手、保镖、狗腿子、奴才、收账公司、拍卖行、董事会、帮派组织……,但就是不好说它是在为人民服务。所以,骂政府老百姓会欢迎。  

不过,中国这样的政府并不是政府的普遍现象,而只是政府的变态现象,这种现象是非常罕见的,甚至可以说,今后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如此冷僻的个案不能用来作为分析问题的依据。  

其实正常的政府与政府行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对社会正常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就经济领域来说,市场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缺乏整体计划和宏观思考、以及没有全面而长远的通盘考虑而导致的无政府局面,是市场经济的致命弱点。在市场经济下,“一窝蜂”现象无法避免,而正是这种“一窝蜂”行为方式造成了市场经济无法消除的危机。市场就像一个聚集着许多人的大剧场,突然有一个人从某一个门出去拣到一块金子,立即就引发了成千上万人朝这个门拥出,人们争先恐后,互相踩踏,最后是血流成河,尸骨横陈,当然,这其中也有人确实拣到了金子。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情形。现实的例子就是前一段中国的房地产业,较早的例子是中国的家电业,稍后一些的例子是中国的网络热,接下来在中国很可能是金融业,看看眼下,各式各样的银行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你就会感到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拿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来说,市场状况下人们经济行为的无计划、无政府才是其真正原因。有利可图的行业(如房地产业)导致了投资不顾死活地疯狂涌入,从而导致了该行业非理性地极度扩张,而银行信贷造成了人们支付能力的虚高,这种虚高的支付现象反过来又使得投资更加疯狂。这种情况使得谁也不知道供给与需求的真实状况,结果呢,必然是支付危机和供给过剩。人们一旦猛醒,马上就发现商品堆积如山,但自己不仅已经囊空如也,而且还债台高筑。以前是供给,供给,拼命地增加!现在是需求,需求,千方百计地扩大需求!只有把眼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商品变现,才谈得上如许小年所所说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而扩大需求,不靠政府又靠谁呢?有些工具只有政府才可能用好,比如利率;有些行为只能是政府行为,比如通过使用非常规的方式提高居民的需求支付能力来扩大有效需求。所以,政府既然还存在,就说明它还有某种必然性与合理性,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否定政府的作用。当然,我们说的政府,是真正是“政府”的政府,也就是说是“好”政府,而不是假政府,坏政府。

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即使是单一的一个国家,要想完全把握并控制经济的整体运行也很困难了,因为这时的一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所以,仅仅了解和调控本国经济已经远远不够了,照理说还必须了解和调控世界经济,而了解世界经济理论上还有可能,但调控世界经济,谁有那样的本事!比如美元,不仅美国国内有,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并且美元的国际保有量比美国国内的保有量还大得多,格林斯潘可以使用种种手段来控制美国国内的美元流量通,但他能够像控制并支配美国国内的美元活动一样地控制并支配中国人或日本人手中美元的活动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规定和调整美元利率,就不像许小年所说的那样简单。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的实际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个整体,但又被国家这种和人类相伴已久、但却没有同人类一起进化的政治怪兽野蛮地撕成若干小块,从而使本来含义非常简单、从事起来也很轻松的经济活动,变得暧昧而复杂的情况下,很多经济关系实际上是测不准的,因而经济计划也只能是模糊的,所谓模糊,就是只有大致目标,但没有细节,因为规定不了细节。  

所以,我要说的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还是多想想解决问题的实实在在的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谈怎样解决问题,不要把话题扯远,更不应该像一些人那样哗众取宠、小题大做: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它与经济危机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其实金融业长期以来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一方面搅浑水,一方面自我膨胀,早就该受到惩罚!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业就体积来说,缩小一半也不嫌多。美国有事了,有些蠢人就叫嚷着市场经济不行了,还祭出了早已为人所不齿的计划经济的亡魂,真是可笑至极!稍明白一些的人则扯上了凯恩斯与哈耶克,不揣冒昧地讲,仅此一次金融危机,真的就能分出凯恩斯和哈耶克谁胜谁负来吗?不同的主义,各有其展示能耐和作用的场景。许小年扬市场而抑政府,看来是站在哈耶克一边的。即便如此,话还是要说清楚,历史其实并不偏袒某一方,政府与市场都有失效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固然有其限度,政府也固然有其限度,但它们毕竟很有效过,哪怕只有过一次。有第一次就可以有第二次。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谁会料到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后马上又来了另一次世界大战呢?克鲁格曼当然也有说说错话的权力,不然他还怎么活!  

(网路文摘—4190,转自中新网,原文网址:http://bbs.chinanews.com.cn/thread-717095-1-1.html

万延海: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



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


马振川局长、先生:

我叫万延海,北京市民,在民间组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今天下午,2009年1月11日,在志愿者的陪同下,我访问了北京大兴一个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探访一名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发病的妇女。我们到达她家里的时候,她骨瘦如柴,非常痛苦地躺在床上,并询问我们如何可以戒毒和治疗艾滋病。我们答应第二天带她去医院看病。

不幸的是,今天晚上,传来消息,这个妇女已经去世。我对我们没有及时帮助这个妇女感到内疚。这是我们一周之内听到的第二个死去的新疆维吾尔族妇女。

我不仅为这个妇女感到难过,也为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很好对待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民感到不解。这个妇女死在并不缺医少药的北京城里,死亡的时候却并无医学照顾,我国政府提供给贫困艾滋病感染者的免费医疗政策并不覆盖这些流浪在我国各大城市边缘里的维吾尔族人民,而她们多半并不了解这个政策,也无法获得这项政策的照顾。

今天下午,就在我们访问这个地区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我们已经听说很多次的消息:公安部门召集该聚集地的出租房屋的居民,要求他们不得出租房屋给新疆人。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北京这个城市,我们目睹了新疆人聚集点从当年的魏公村迁移到甘家口、西客站、万泉寺和现在的各个小聚集点。

我注意到,城市街头的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存在很多治安问题,非常头疼。但是,我坚持认为,处理新疆人聚集区里的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北京市政府包括公安部门首先需要尊重维吾尔人民的迁徙和居留的权利,而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随意驱赶,不能随意抓捕。相反,我建议,北京市政府部门可以投入专项经费,帮助处于城市边缘环境中的少数族裔发展,帮助他们获得暂住证,开展社会就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让儿童全部在北京市入学而不是现在的几乎全部失学,解释我国政府帮助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政策,提供降低毒品伤害的卫生服务,让维吾尔人民融入到首都这个城市里,感受到国家对人权和人民健康的关爱和责任。

我注意到我们这个城市对维吾尔人存在下列歧视,一些歧视明显来自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执法行动:

1、旅店业普遍不接受新疆人(特别是维吾尔人)住店,有旅店2008年10月与我
  机构签署会议用旅店协议时明确说明指令来自公安部门;
2、私人房屋不出租给新疆人;
3、公安部门不给办理暂住证;
4、公安部门在打击毒品的名义,对维吾尔人聚集区的人民随意抓捕和驱赶,而
  不是依据法律和证据
5、维吾尔人被渲染为首都政治稳定的威胁,虽然我们持续地关注到这个群体的
  不幸和遭受的伤害,包括在过去一周内死去的二个妇女艾滋病人;
6、儿童无法入学;
7、居无定所,生活条件非常简陋;
8、缺乏基本的卫生教育和卫生服务,对我国政府艾滋病关怀政策不了解;
9、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和关怀服务;
10、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治疗服务;
11、缺乏安全的环境,不能持续和全面地获得清洁的针具;
12、缺乏政府政策和经济支持,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需要冒着极大风险,包括被警
  察抓捕和感染疾病。

鉴于上述情况,我强烈建议北京市政府特别是北京市公安局:

1、停止任何针对维吾尔人的不友好行动,帮助维吾尔人民在北京城里安居乐业;
2、出台政策和划拨资金,帮助维吾尔人社区发展,包括发展教育、发展社区社
  会组织、发展就业机会、发展医疗服务等;
3、紧急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在维吾尔人民中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提供健
  康服务;
4、紧急划拨医疗救助经费,紧急安排医疗机构专门负责艾滋病感染者治疗和关
  怀;
5、对维吾尔人中的吸毒者,提供戒毒服务和降低伤害的服务;
6、动员学校接纳维吾尔族儿童入学;
7、对相关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
  民族团结的政策。

万延海
2009年1月11日

抄送:

北京市政府市长信箱
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协会
卫生部

〔原载《参与》2009-01-12〕

民主论坛 2009-01-12 新闻与评论

王超华:解读奥巴马当选——变革中的怀旧与因循


奥巴马当选究竟靠的什么,说明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样的未来?这两个月,全世界的评论都在忙着回答这些问题,中文网络当然也不例外。台湾媒体和政情分析家在这方面本来可称经验丰富,可惜十一月以来,马政府大陆政策、民进党街头抗争、陈水扁弊案,岛内事件连连,基本顾不上美国的选情细节。比较而言,基于数据的中文评论并不那么多,能够追踪选举过程中变化端倪的就更少了。我们不妨参考英文媒体,看看具体数据和过程变化可能揭示的政治内涵。

§§ 个人魅力的成功?

只看电视画面上欢呼下泪的人群,难免留下奥巴马当选主要得力于个人魅力的印象。投票当晚几乎毫无悬念的等待,麦凯恩的败选演说和奥巴马的获胜演说,都在东海岸的半夜过后不久,没有象四年前凯瑞跟小布什对阵时那样,一直拖到凌晨三点。结果,人们很容易就记住了各州选举人票(Electoral college votes)的对比,尽管后来几天普选票数(Popular votes)以及相关数据逐渐汇总显示出不同结果,这个最初印象也很难改变了。

奥巴马得胜,主要是在选举人票数上,得票是麦凯恩的两倍多,自然毫无悬念。但从普选票数看,奥巴马得票52%,麦凯恩46%,两人实际相差只有6%。其实,即使从选举人票数来看,奥巴马也远远比不上1984年里根当选连任时的一边倒——在全部538张选举人票中,里根获得525张,民主党只得了可怜的13张。再者,个人魅力未必就是对制度的直接威胁。当年罗斯福连选连任四届总统,他在任上去世后,直接带来限制总统任期的立法,可以说是美国总统中个人魅力型的极致之一了。可是与此同时,他在任时建立的社保基金等政策制度,也成为美国社会经济长期以来的重要支柱。从选举人票和普选票数的分布与对比来看,与其说奥巴马胜选是个人魅力的成功,不如说是他竞选策略的成功。在八月份接受民主党提名后,他就主攻最薄弱的“摇摆州”,终于成功地让几个关键的摇摆州改变颜色,也奠定了自己当选的可靠基石。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稍稍回顾争取提名的初选,不难看出,希拉莉·克林顿和麦凯恩都曾有意识地卖力兜售自己的个人魅力形象。如果要说个人魅力,恐怕也要进一步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希拉莉的成功女性形象,越战老兵麦凯恩的英雄形象,还有美女州长佩林的强干母亲形象,都不足以在个人魅力上与奥巴马抗衡。例如,吴澧在《南方周末》撰文,通过观察大选辩论和分析选民心理对布什八年的反弹,提出麦凯恩败在没文化上的假说,明确指向奥巴马超群的思辨和表达能力,至少是把缥缈的“魅力”之说落在了可以分析的实处。

无须否认,奥巴马竞选集会上聚集的大批青少年,为那些场合带来追星文化的显著特征,这也是人们认为他是依赖个人魅力和明星效应获胜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次美国大选的情况,和宋楚瑜或者马英九在台湾民主政治中的浮沉,恐怕还有所不同。在持续将近两年的竞选过程中,奥巴马并非一直遥遥领先,他经历过不少民调的上下起伏。可是在遇到选情危机时,他从来没有象希拉莉·克林顿那样气急败坏,也没有象麦凯恩那样追求出奇制胜。他竞选班子强调的就是不要戏剧化(Obama, No Drama)。和对手比起来,他在遇到危机时更为镇静,反击时坚持对事不对人,反政策反立场不反人品,勇于正面回答挑战,事实上有效地消解了对手希望借助个人魅力的企图。

§§ 黑人投票的效果?

关于奥巴马当选的历史意义,选后各方反应出奇的一致,无不认为是代表了美国在追求种族平等上的重要进步。选后数据表明,黑人选民热情高涨,注册投票人数史无前例,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黑人选票流向奥巴马。但是,是否因此就能认定奥巴马借助了黑人票得胜呢?观察选举人票的分布就可以知道,并非如此。

各种英文媒体中,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显著长处是特别善于作图表。读过马丁·沃尔夫经济评论专栏的人,都不难体会到这一点。这次美国大选的选后数据,《纽约时报》上就象报股市一样,密密麻麻列了一片,字体比电话本上的大不了多少,不够上瘾级别的读者,恐怕不会去认真阅读比较。《金融时报》则每次必附图表,美国分州地图登了一次又一次,用来说明不同的信息,突出重点,一目了然。

据他们的报道分析,奥巴马得票总数的将近15%来源于拉美裔,66%是非拉美裔的白人,黑人只占不到13%。更重要的是,在帮助奥巴马夺胜的重要摇摆州里,黑人选票起主要作用的只占极少数。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三个州,各有20、21、27张选举人票,都属于他最重要的战果,可是支持他的主要选民构成都并不是黑人。前两州主要是非拉美裔的低收入白人,佛罗里达则主要是拉美裔移民票起了作用。选举人票并不多的新墨西哥州(5)和科罗拉多州(9),黑人相对人口就更少了,主要是因为拉美裔移民票,最后归于奥巴马。

相反,黑人人口密集的南方各州(地理位置其实是东南方),仍在共和党毂中。这次奥巴马当选,在世界范围重燃对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热情回忆。如果能背诵他那篇《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就会记得他最后强调的那些黑人密集的州名: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田纳西,俄克拉何马,??。这些州的选举人票,这次全部投给了麦凯恩。只不过因为人口总数较少,这些州的选举人票很少超过个位数,在决定胜负的时候,没有那么关键性的影响。由此可知,黑人选票并非奥巴马胜选的决定因素。一位长期观察美国选举的朋友最近透露,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工业县,百分之七十的白人工人选票流向奥巴马。笔者没有进一步核对这个数据,但宾夕法尼亚的选情说明,这种状况的可能性非常大。

§§ 对女性总统的拒绝?

八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希拉莉·克林顿正式退选,奥巴马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直到十一月初大选投票结束,还有中文网络写手认为,奥巴马胜选表明美国选民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一位女性总统。而且,占总人口少数的黑人比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女性率先进入白宫,说明美国追求平等的路还长得很。

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相当严重,追求性别平等族裔平等的道路肯定还很长,而且不可能一帆风顺。可是,仅仅因为希拉莉退选,就以为这是美国政治话语中,族裔平等高于性别平等的反映,未免误读了美国社会。事实上,在将近两年的马拉松竞选中,比起族裔话题来,性别话语始终占据着更为明确正面而又从容的地位。不妨说,美国的政治圈里,族裔话题是弱者抱怨时的武器,但不是强者竞争时的助手。而性别话题却能够公开炒作,大肆宣扬。

性别议题正是希拉莉竞选时的重要卖点,也是麦凯恩选择佩林作搭档后反复宣称的优势。希拉莉可以对着竞选会场的热情支持者大喊大叫女性进入白宫的历史意义,完全不用顾忌可能的负面影响(因为事实上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而奥巴马面对族裔话题时,却必须小心翼翼,反复强调自己政治立场的包容性,强调自己绝不会被族裔眼光局限住。假若他像希拉莉那样,直统统地宣称自己要的就是代表黑人进驻白宫,那将无异于放弃他的政治生命,纯属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与此类似的而且更甚于此的,恐怕只有非基督教的宗教身份问题。任何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代表伊斯兰信徒竞选美国公职,都会立即丧失大批选票。唯一的可能,就是低调处理自己的信仰,并且强调自己在宗教方面的包容性。本届参议院,奥巴马是唯一一位黑人参议员;众议院近年刚刚出现第一位非基督教成员,恐怕都并非偶然。就连这次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因为参加过的教会非常走偏锋,还屡屡受到质疑。

与此相反,女性议员早就出现在参众两院。不仅如此,在公职竞选中,包括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在内的很多州都已经出现过女州长,而黑人的竞选成绩,最佳也还局限在大都市的市长位置,还从来没有过任何黑人竞选州长成功。说到底,种族隔离在美国不过刚刚取消了几十年,历史上长期遗留的种族歧视与阶级地位的纠葛,比起女性跟社会分化问题的关系,要深刻得多得多。毕竟,美国与之共享的欧洲传统,历史上并不拒绝女皇,现当代也早就出现过许多女性总统、总督、总理。

不消说,女皇或者女总统掌权,并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妇女解放。用女性解放的话题掩盖阶级分野,跟用族裔话题掩盖精英与贫民之分,没有多大区别。这里想说明的是,即使如此,这两种话题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也有分别。奥巴马阵营在初选时曾发生过攻击希拉莉的状况。不过,这种攻击通常针对她个人,说她依赖丈夫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总不忘记同时强调女性问题在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与此相对,去年二月初选时,希拉莉阵营正紧锣密鼓动员女性选民积极为可能的首位女总统投票,比尔·克林顿在南卡罗来纳州说,如果南卡投给奥巴马,那一定是种族因素在作怪。换言之,女性为女总统投票代表着政治觉悟高,黑人为黑人总统投票却是表现出政治觉悟太低。难怪希拉莉丢掉民主党提名后,很多女性选民理直气壮地在媒体上表示,她们宁可改投麦凯恩,也绝不投给奥巴马。这种用一种议题(女性或族裔话题)取代一切其他政治分野,并自以为在政治上极为得理的骄横,即使在奥巴马正式当选后,也很难在黑人族群中观察到。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美国社会存在性别歧视现象,也不是说争取性别平等不重要。和欧洲传统比较起来,真要选一位女总统,美国人确实有心理准备不充分的问题。其中的关键,不在总统本人,而是两百多年来,美国还从来没设想过如何处置住到白宫里的“第一先生”,尤其是如何在重大国际场合处置这位棘手角色。以希拉莉本人为例,她惹恼选民特别是大多数保守主义女性选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夫婿首次入主白宫时大言不惭地谈论,作为富于独立精神的新式女性,她和甘于做家庭配角的传统妇女多么不一样,她本人又准备借助白宫做哪些事。自九十年代初,她备受政敌攻击的野心勃勃自我中心机会主义等等负面性格印象,从来没有在公众舆论领域里完全消失过;甚至作为夫婿“拉链门”事件的受害者,她最后也在公共领域留下为了政治野心不惜做任何交易的可疑阴影。这里面,多大程度是她本人言行所致,多大程度来自对女性的歧视,评论起来难免见仁见智;但美国传统意识中,第一夫人首要职责是做总统的招贴和影子,而她的性格难以符合这一模式,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主客观条件加在一起,如果她成为候选人,同样曾招致强烈政坛分裂的比尔在旁边晃来晃去,民主党是否能大败麦凯恩,恐怕还真是个问题呢。

§§ 精英,哪种精英?

对奥巴马当选不以为然的另一个主要论调是关于他的精英身份。精英当然不假。入主白宫而不是精英的,恐怕还没有过先例。强调他的精英身份,可以提醒狂热的奥粉冷静下来,降低期望值,不要真以为他就是乌鸦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当了总统也会一直惦记自己的乌鸦老朋友。不过,笼统地说所有美国总统都是精英,也就没有了观选的必要,取消了考察政治趋势的可能。

奥巴马虽然还不到五十岁,但已经出过两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从他自己的陈述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他从哥伦比亚毕业到进入哈佛法学院之间的经历。在纽约的咨询公司工作两年后,他辞职并加入芝加哥地区的民权组织,直接服务社区。而进入哈佛法学院,则是又过了三年之后。不妨说,他确实是带着政治野心去哈佛的,但这个野心带着与社会下层生活相关的问题,跟那些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华盛顿(或者到军队、到华尔街、到律师楼)实习的很多野心勃勃的美国青年政治家有所不同。而且,抱有通过从政影响社会的明确目标,很可能也是他在哈佛时不满足于拿学位,而是积极在校园精英圈里磨练政治经验的重要原因。他能成为《哈佛法律评论》史上第一位黑人主编,应属事出有因,与他在芝加哥社区工作的经历密切相关。

其实,早在2007年7月,南方周末就曾发表署名“李雾”的文章,简明中肯地梳理介绍了奥巴马的生平和政治理念。可惜,到美国选战高度白热化的去年秋天,已经没有多少华人读者还注意这些了。李雾文章中也提到美国选民宗教信念强、趋于保守的特征,二战后获选的民主党总统,多半来自南方州。这一选举特征,今年夏天又被英文观察家反复提及。不过,李雾认为,群众对奥巴马的认同,主要出于他宗教式语言的感染,我却颇有保留。简单说,如果美国传统选民对候选人的约束主要在于奥巴马所擅长的那种宗教性语言,我们就不可能听到那么多各种各样富于个性的竞选演说。毕竟,此前几十年里的若干届总统都各有自己的风格,并非都是走奥巴马的路子。

事实上,奥巴马当选后的各种评论,一直到12月初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都指向这次美国政治地理版图的重要变动。以往,虽然有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另类文化运动,东西两岸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大都市,始终就像漂浮在保守主义大陆上的自由主义孤岛。这一次,自由主义从南到北都向中间地带成功渗透。南方州真正感觉到了震动,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决定美国政治的基础地盘式实力。从芝加哥出发的奥巴马,代表了更年青也更都市的文化社会力量。初选中,希拉莉能够赢得选战重镇加州,靠的是传统拉票方式,主要在重量级政治文化人物圈中周旋,筹措献金。而奥巴马已经依赖网络小额捐献,积少成多,紧追其后(他的创记录巨额献金多半是在三四月份之后,特别是八月以后,主要是从放弃了希拉莉的社会精英层流入)。这次选举投票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基本改变了以往美国社会“政治冷淡”的症候,和奥巴马从草根做起的选战策略有直接关系。不甘示弱的对手,不得不象他一样,也更加关注草根选民的参与和反应。

除了都市和青年,奥巴马强调自己经历和家中长辈经历中的个人努力,在追求美国梦的各少数族裔移民人口中,也非常容易有呼应。与此同时,他对以黑人为代表的城市贫民的关注和认同,带有一种自我寻根的色彩,他和他的妻子在面对族裔歧视时,无论语言调整得多么平和,总包含一种态度上的强硬和不退让,这也赢得黑人的普遍信任,使得大多数黑人选民并不计较他其实只是混血的事实。

事实上,奥巴马本人虽然肤色属于黑人,但家庭教养和社会教育都接近清教徒,极为信服高度自律的生活和勤奋工作。无独有偶,他的妻子一家,虽然属于真正完全的美国黑奴后代,又长期居住在芝加哥的黑人区,但很显然,具有与他相同的信念。他妻子的兄弟今年一直协助他竞选,原来也是白领,却下决心改行做大学篮球教练,而且做得相当成功。据报道,他带队的主要特征就是将训练和为人紧密结合,强调自律、刻苦、团队精神,和奥巴马本人的形象高度吻合。

当选后,让媒体大跌眼镜的事情之一,是奥巴马班子在组建下届政府时提出的一份极为严苛的招聘问卷。这种极端的自励、自律、甚至自虐倾向,几乎可以说是清教徒的典型特征。如果说他这个精英和以往的精英有什么差异,那么,这个特征应该说极大地促成了他的成功,特别是有效地帮助了白人选民接受他,认同他要求“改变(Change)”的口号。他们认同的,是自己心目中原来就潜在的理想,也是他们对包括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在内,将近二十年来政治道德颓丧的失望。这是为什么当伊拉克战争的话题相对来说已退居幕后时,奥巴马仍能激起选民极大热情的深层文化原因。奥巴马代表的,是与杰西·杰克逊一类传统黑人民权领袖截然不同的公众形象。

§§ 麦凯恩输在自己,也输在经济

很多中文评论都注意到,要说政治和政策上的独立独特,麦凯恩的记录并不比奥巴马差多少。即使是个人魅力,麦凯恩也并不输于奥巴马。毕竟魅力并不都仰仗于口才:竞选集会的参加者,多半是己方的支持者,迷恋在口才魅力下的,恐怕已经对己方候选人先有迷恋情结了。临场口才常常并不足以改变关键选情。

麦凯恩是越战老兵和战俘,越方曾考虑到他父亲在美军的地位,决定单独释放他回美,被他断然拒绝,坚持要和战友们同命运,这都是广为人知的。他第一次参加地方竞选,就是在亚利桑那州,可是那时他搬到那里还没多久,被攻击为不够资格。他的回答是,自己生命中一直漂泊,在哪里住的都没多久;要说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就只能说是河内了。这个回答立刻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为他赢得第一个竞选公职,并成为脍炙人口的段子。

麦凯恩竞选和从政,很大程度上依靠精心打造的独立不羁形象。共和党有长期保守主义选民基础,传统上就善于打个性牌,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顾忌,远比民主党要自由潇洒得多。小布什第一次当选就有这个因素,这次初选中的哈克比和原纽约市长朱利亚尼,跟麦凯恩类似,也都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八月中,麦凯恩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刚闭幕的时候,突然宣布提名佩林作竞选搭档,立刻抢走风头,成功消减奥巴马接受提名演说的实际效果。佩林这个人选,在共和党方面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原因同样在于这个老大党,一向就有打性格牌的传统。以为这次大选,共和党败在个人魅力方面,未免过于简单了。问题不是有没有个人魅力,而是什么样的个人魅力。今年选民对个人魅力的向往,较少趋于独立不羁方面,更多倾向严肃自律风格,这才造成了胜负倾斜。

其实,直到共和党全国大会以后,麦凯恩和奥巴马的民调差距都还没有明显变化。真正的突变发生在九月中旬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早就是竞选话题之一,但一直没有进入前沿。如今有一百多年历史和传统的奠基性大公司忽然成了说倒就倒的纸老虎,不能不让人人背上渗出冷汗,也不能不让选民对两个候选人更为挑剔,追究他们在九月初的表现。

出了这么大的事,两党大佬暂时都顾不上竞选话题了。民主党的波洛西和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协力推出巨额救市方案,宣布时的新闻照片上,双方都面带松了一口气的微笑。麦凯恩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宣称美国现时的金融和经济基础十分稳固,绝对没有实质性问题,这时只好暂且低调下台。奥巴马也马上赶赴华盛顿,但却没有发表公开言论,主要是和各方会面,形成一个很容易被对方攻击他缺乏经验的薄弱环节。可以说,两个候选人的机会在这时仍属不相上下,麦凯恩只是略输一筹。

可是接下来几天,形势却发生根本逆转。民主党还没表示什么异议,共和党的参众两院议员已纷纷倒戈,攻击质疑布什的救市方案是扩大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也是对超大金融机构的姑息养奸。最重要的,奥巴马同样走在了民主党主流口径之前。在竞选演讲中,他将此次金融危机及其救市方案定义为老街和华尔街的冲突(Main Street versus Wall Street),口号比共和党议员的各种质疑更鲜明更直接,也更击中大多数选民心中的惶惶不安和疑虑。这时候,麦凯恩还在慢慢调整呢,没有给出任何及时的回应。他和奥巴马的民调差异,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选民和舆论对佩林当选资格的疑问,同样主要从这一时期开始强化。

如果检讨麦凯恩的败选,原因绝不是他没有调动个人魅力因素。事实恐怕恰恰相反,从本人形象到选择佩林,他都过于依赖个人魅力了。甚至在回应金融危机时,他的答复也都充满着特意表现出的即兴而为,让选民们不能不担忧——小布什的憨傻已经忽悠了他们八年,他们开始不放心这种率性的风格了。

§§ 变中之不变

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变革”或“改变”(Change),初选时已经所向披靡。希拉莉曾以既困惑又可笑的语气反问,谁不会谈论改变呀,她自己就已经谈了好几年,绝对比奥巴马谈的时间长。这个口号能为奥巴马所用,却很难为希拉莉或者麦凯恩拉到选票,其中原因多多。假若上面的分析不错,则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注意到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深层心理反应。笔者提出的两点,一方面,是奥巴马本人经历和风格重现了韦伯所谓新教伦理的经典范式,比较容易寄托选民希望看到变化的理想方向。

另一方面,则是奥巴马竞选中坚持草根进路,从初期募捐到最后救市,言行反应都比对手更自然也更主动地从草根出发,在大家纷纷跟进争相以草根标榜时,他表现出独特的把谈论草根之言结合到实际依赖草根之行的能力,给选民以重振美国民主政治的希望。奥巴马竞选对网络和大量义工的依赖,是这种草根政治在这次大选中的另一表现,为选民直接参与提供机会,也使选民在实践中增加了克服政治无力政治冷淡的信心。自从小布什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城市居民反复举行大规模反战游行,却无从影响战争政策,结果,美国选民的政治无力感就一直蔓延沉淀,虽然有民主党2006年中期选举的胜利,仍然挥之不去。在这个背景下,奥巴马的草根进路本身,已经就代表了变革,是希拉莉和麦凯恩都没认识到,而且即使他们认识到,也都竞争不过的。

此外,奥巴马竞选过程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转折点,这就是他2008年三月在费城关于种族偏向的演讲。竞选总是伴随着数不清的演讲,很难说总能讲出新意。这一次的不同寻常,首先在于奥巴马所属教会的牧师成了攻击目标,同时他妻子批评美国社会现状的过激言辞也被发掘出来加在一起。对手在所有这些激烈指责中,都仅仅使用了暗示手法,没有直接提出种族怀疑,却已经尽力激发着选民不能信任黑人候选人的联想。面对类似生死抉择的挑战,奥巴马采取了背水一战的回应姿态,不但没有使用任何回避掩饰反唇相讥旁敲侧击等竞选中的常见武器,反而正面点出美国国内特定负面批评的背后,存在着悠久的种族歧视历史,这是美国社会不可回避的政治议题。他敢于直面政治家惯常不予明言的社会文化现象,不仅在种族议题上占了所有对手的先机,而且让选民看到,政治有可能以不同以往的方式推进,从而愿意将他们对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奥巴马竞选过程中已经体现出的变革,还不止这三点。胜选后,奥巴马组建新政府班子,结合进不少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和过去八年小布什政府的干将,惹起过去支持者的怀疑,认为他已经从求变倒退到求不变了。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一定误读的成分。消弭党争,在“美国”的旗帜下团结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是奥巴马的一贯立场,在竞选最激烈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如果说草根政治针对的是华盛顿盛行的特殊拨款或游说集团等政治活动方式,那么消弭党争立场所针对的,就正是前两任政府所代表的强调小团体利益的政治风气。克林顿政府时期党争的高潮,就是对他的弹劾案。小布什时期,则是当时司法部长冈萨雷斯以忠于布什为要,不惜违例裁员。这次初选,已有互相人身攻击的端倪,奥巴马反复强调他反对这种竞选方式,追求“变化”。这里的变化,其实就落在不依党派划分敌我,不以竞选作为政治中心。每次受到攻击,每次质疑对方,就象处理女性议题一样,他总不忘记再强调一下双方其实有共同的愿望和目标,大家都是希望美国好,希望美国人民好。这种姿态,在厌倦了两党之间种种恩怨锱铢必较的选民眼里,已经是确切的“变化”了。他谈论的变化,对应着他的竞选言行,特别是他保持警惕,不落入互相攻击的陈旧套路,迫使他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向“求同存异”的表述方向移动。去年初选及大选之后,希拉莉和麦凯恩接受败选的演说都极为大度,为历届大选所少见。这恐怕不能全部归于这两位恰巧人格都特别高尚;毋宁说,整个竞选气氛已经受到奥巴马求变求和等言行的影响。无论是民主党内的派别争端,还是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争端,都已不便再作为主要议题。注意到这个背景,再考虑到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也基本控制了参众两院,就会明白,奥巴马不会乐于借机打击从前的竞选对手,他宁可设法化敌为友,向选民和美国社会宣示一种同舟共济的政治作风。这是他始终不变地追求“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样说来,奥巴马从参加竞选到最终当选,对于美国现行政治来说,已经包含了至少四个持续始终(不变)的“变化”要素:首位黑人总统是终结种族歧视的重要标志;回归新教伦理的自律苦干;在实践中连接草根政治和白宫政治;抵制党争,求同存异。这四条都能和美国建国的民主梦直接挂钩,都能有效消解因群体焦虑造成的抵触,保证认同的延续和包容,也因此具有巨大的动员力量和象征意义。如果说奥巴马当选是由于个人魅力,这四条大概可以说是他个人魅力的基本构成。如果说奥巴马得力于他的演讲能力,那他的演讲之所以能打动选民,在通常情况下主要也是因为这四条;而演讲中的宗教表达方式和特定修辞手段,则属于锦上添花,并不具有决定性功能。

§§ 变中之变

那么,难道奥巴马的政见不重要吗?政见在他当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具体政见当然重要,尤其在他和麦凯恩竞选时,两人政见差异相对冲突较大,就更重要了。但是相对而言,在奥巴马的成功道路上,政见所起的作用确实有限。或者说,政见和具体政策立场,正是奥巴马当选前后变化最大的因素。令很多激进左翼奥粉开始感到忧虑的,正是他这两个多月里逐渐凸显出来的:上面讲到的风格上的不变和他政见立场上丝丝不断的修正改变。比起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来,奥巴马似乎更看重全美不分族裔年龄性别党派的和衷共济。民主党要保持自己的特定立场,恐怕靠不上奥巴马,反倒要靠那些立场坚定的共和党议员从对立面来刺激了。

事实上,奥巴马2007年夏天正式宣布竞选后,最早的战绩即取决于他的政见立场:反对伊拉克战争。反战言行为他赢得第一批忠实的竞选义工,但他的反战主要基于美国视角和美国权益的考量,确属政见范畴,比起强硬左派来没有那么多原则立场的支撑,这是那些支持者常常一厢情愿忽略掉的。越接近当选,越要争取中间选民,他的言论也越趋保守,变得更加尊重军方意见。目前看来,虽然伊拉克政府受到奥巴马当选的鼓励,终于签署了美国撤军、伊拉克自己维持治安的意向,但美军还会在伊拉克待下去,而奥巴马的左翼支持者却未必能责备他违背竞选诺言。

与此类似,经济上偏向中低收入阶层,是奥巴马竞选时的一个重要政见立场。他八月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接受提名演说,主打的就是经济题目,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原则立场为理由,提出某些具体经济政策上的改革措施。这个演说继续了前面提到的那次关于种族问题演说的风格,严肃而正面地回应各方对其经济政策方案的重要质疑,有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坦率。可惜,这次演说的轰动效应还没到凌晨就被麦凯恩提名佩林给劫持了。更重要的是,奥巴马的演说,考虑的基本上是社区利益和实体经济,基本上忽略了金融市场,也忽略了对美国经济来说极为重要的的境外成分与利益。一旦金融危机爆发,所有评论者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他的经济政策改革方案只能泡汤了,他自己也很快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以美国国内社区为基地的左翼支持者再次吃了个哑巴亏。

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出炉后,不光左翼观察家,甚至某些一贯右翼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救市资金一定要用到公共建设上,尤其是学校和医院。这样才能有效增加就业和劳工收入,有效提供社会服务,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刺激美国国内消费市场反弹。到现在,奥巴马宣布的资金使用计划,有百分之四十用于降低税收,基本上采用了共和党右翼一贯的经济方针,令很多左翼人士大失所望。但这方面因他此前并无确切细致的承诺,支持者亦无从指责。

国内政治之外,奥巴马竞选时带来的新鲜感,还包括他强调美国必须有新的国际形象,要和别的国家做朋友,而不是到处扮演国际宪兵。为此,他特别提到可以会见伊朗等“敌对”国家领导人。可是他在国际政策上并没有很强的政见主张。不妨说,外交政见方面,他再次成功地回避了提出任何具体承诺,回避了受选民直接指责的困境。不幸,他在这方面的重大例外,是单方面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竞选期间,他在亲以的美国犹太人协会演讲时提出耶路撒冷应当完全归属以色列,这是以色列国内的严肃舆论刊物都不会轻易提出的要求,本来完全没有必要提及,只能说,他当时太在意美国犹太人的选票了(这个协会能量极大。希拉莉·克林顿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也曾选择在这个团体发表强烈支持以色列的言论)。这之前,他访问以色列时强调自己不会容忍女儿住处受到哈马斯之类炸弹威胁,这段话现在已经成了新年前后两个星期间新闻里的标准引言。正当以色列轰炸加沙走廊引起阿拉伯世界公愤和全球关注的时候,他却已经过早地把自己押在以色列一方。虽然他在巴以军事冲突的两个星期里没有发表任何相关公开言论,他此前的言谈和目前的沉默都在事实上延续了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小布什时期)对阿拉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忽略和漠视。求变的外交政策又在哪里?

奥巴马目前尚有能够动员草根的余热,都市居民,新移民,青年一代,都还对他充满希望。 美国人民和媒体也巴不得借新总统就职仪式的机会增加点良好的自我感觉,甩掉一些经济危机带来的晦气。但从长远看来,如果奥巴马不能象他在种族和社区经济方面那样,就美国的国际地位提出明确愿景并与外交、金融、经济等全球性政策挂钩,那么,很多向往消弭党争的选民,必将逐渐意识到,他们可能把洗澡水跟孩子一起泼掉了——在奥巴马的政治词典里,和党争一起消弭掉的,很可能还有党派之间并非出于宗派,而是基于原则立场的对立和论争。那原本是政党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旦取消,美国政治很容易返回两党没有根本差别的旧状态,选民也会重新感受到政治无力和政治冷漠。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究竟能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并不完全依赖于良好愿望。什么是真正的改变,改变发生在哪里,又以什么方式发生,这一切,人们都将拭目以待。


2008年12月8日草于英国伦敦
2009年1月14日改定于美国洛杉矶

凌沧洲:抵制央视,拒绝洗脑


1、鉴于:中央电视台(CCTV)在其节目中为三鹿鼓噪宣传,称其有1100道检测关;
2、鉴于:CCTV新闻节目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事件报道采取的选择性失语策略,对许多
  突发性事件、群体事件不予以报道或者淡化处理;
3、鉴于: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几十年来风格、理念陈旧老套,在国内报道上经常报喜不报
  忧;在国际报道上经常报忧不报喜,与其称之为“新闻联播”不如正名为“宣传联播”更恰当;
4、鉴于:CCTV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其新闻节目中让所谓的军事专家为萨达姆吹嘘鼓噪,号称
  要打“人民战争”,结果“大漠穷秋公子毙,地洞衰颜独夫擒”──乌代、库赛双双被击毙,萨达姆
  逃亡躲藏被捉拿;
5、鉴于:CCTV在黄金时段播出过大量的辫子戏,这些辫子戏不仅以其宫廷权谋、皇权专
  制、太监奴才的表演毒化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且灌输、打造许多人的奴才人格;更
  是为专制木乃伊文化美容,撕开历史的伤口,再一次伤害了被征服民族的感情;
6、鉴于:CCTV的所谓讲坛节目上的专家信口雌黄,为文字狱屠夫康雍乾脸上贴金,扭曲历史
  真相,激起正直之士普遍的反感;
7、鉴于:CCTV对以上许多新闻失实或者有伤观众感情的“宣传节目”没有半分道歉的言论──

我们这群年轻的中国学人表示:我们将集体抵制CCTV的所谓“新闻节目”及其网络;我们将对CCTV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及网络采取“不看、不上、不听、不说”的四不策略;我们,至少还要使用我们的抵制权。

去年,我们几位年轻的中国学人曾经发表过《新春节文化宣言》,提出抵制电视上庸俗而充满宣传说教的春节晚会,那些晚会越来越有把中国人传统温情的大年除夕夜或春节打造成愚民节的味道。

今年,我们用宣言再次表示:对垄断公共电视资源而污染我们视听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我们有权保持我们的抵制。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追求自由与真相的勇气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在《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中写道: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
  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僵
  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
  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
  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
  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
  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
  普希金的蔑视: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
  的轭和鞭子。”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终将选择远离谎言的道路。

我们宣布抵制CCTV制作的低劣“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抵制我们以上罗列但不局限于以上罗列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就是拒绝那些给我们国度的苦难的人民强加的“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2009年1月12日

发起人、执笔人:凌沧洲

联署人:凌沧洲(北京,作家,学者,资深媒体人)
    冉云飞(四川,作家,学者,编辑)
    赵国君(北京,法律学者)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昝爱宗(浙江,作家,记者)
    杨支柱(北京,学者,副教授)
    唐吉田(北京,律师)
    兰志学(北京,律师)
    刘 巍(北京,律师)
    温克坚(浙江,学者)
    庄道鹤(浙江,学者,律师)
    张 辉(北京,学者)
    田奇庄(河北,作家)
    吴 冬(上海,律师)
    张 凯(北京,律师)
    韩一村(北京,律师)
    江天勇(北京,律师)
    田 路(北京,媒体人)
    黄梓峰(北京,报纸编辑)
    孔 慧(北京,媒体人)
    郭旭举(北京,学者)
    金光鸿(北京,律师)


(2009-01-12)

〔原载《参与》2009-01-12〕

转自 民主论坛 2009-01-12 新闻与评论

星期一, 一月 05, 2009

何清涟:08宪章与清末立宪的比较

——清末立宪:一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目前在网上备受关注的08宪章,无论有关它产生的背后秘辛是什么,但宪章本身的内容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诉求。与中国历朝农民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破坏相比,苏东巨变开创的"天鹅绒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所以人们有理由期望社会转型通过"天鹅绒革命"来实现。

  08宪章的发布,在中国知识界与异议人士来说,是件大事,但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来说,却实在是份"迟来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还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可以判断这种上书式的民与君谋,能够在民与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起清末的立宪运动――那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历史评价,随着时代的政治需求变化而获得不同的评价。毛时代崇尚革命,对清末立宪以贬损为主;到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盛行告别革命,清末立宪运动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色彩。但不管观者的看法如何变化,立宪运动产生的历史事实还是比较清晰。由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只乐于记载革命党的活动,从而使今天大多数人的历史记忆中,清朝灭亡前的最后10年呈一片空白。但事实上,清政府在它最后的10年当中,并不是在那里坐吃等死,而是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立宪运动。

  考较清末立宪运动与08宪章的社会背景,前者的社会条件其实比目前要成熟。

  第一,在宪政理念上,社会中上层基本达成共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知识界曾在日本展开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梁启超是其中的担纲人物,有别于儒家家国一体观的国家观念在这场讨论中诞生。通过这场辩论,参辩双方接受了新的国家观念:国家不再是从家庭伦理一直推到天下观的一个体系,而是国家者是国民之国家,由个人联合组成国家――当然那时候民智未开,所谓"国民"指的是士绅阶层。

  第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同时在各地兴起的保护利权运动,大大加深了国人的危机感,刺激了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

  第三,以孙中山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势力渐成气候,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的思潮已与立宪舆论分庭抗礼。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一些开明的满清贵族意识到危险渐近,认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于是努力说服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并就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戊戌变法时被否定的各种变法措施不仅相继落实,而且深深触及到封建政体。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中,清朝廷不但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颁布了配套的《结社集会律》、《报律》;不但改革了中央和地方官制,还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咨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组成了内阁。1910年,改良派在全国发起了4次大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不但"断指、割臂、挖股"的热血男儿不绝,更有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之举。

  这场当时绅商各界参与推动的立宪运动,还获得不少地方督抚大力支持,清廷高层也有比较积极的响应,但最后却在与"革命"的赛跑中输掉了,而且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清廷练的湖北新军。研究这场立宪运动为何败给了"革命",对今天的中国应该很有启迪。

  相比之下,08宪章发表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实远不如清末立宪运动,除了民智水平较那时要高之外,既缺少体制内官员的参与,也无经济精英(绅商阶层)的支持,知识精英当中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亦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缺乏中国当局的诚意接纳。与其说08宪章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还不如说它代表了包括本人在内的部分知识界人士与异议人士的政治诉求,是这些人士在经济危机即将转化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前夕,表达自己希望社会和平转型的政治愿望。

  由于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大,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当局的危机感自然远不如当年的清政府严重。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最有可能的前途是"溃"而不"崩"。

  何清涟

本文网址:

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8/1219/article_11643.html

陈破空:另一种崩溃:也谈改革开放30年

以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30年里,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4位;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1.8%上升到6%。

对中共而言,"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共产党的统治。潜意识里,也有赎罪的意味。毕竟,他们以一个执政党的角色,曾人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长达30年(1949至1978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说给全国人民听,而是说给他们自己听,说给执政党听。因为,发展经济,古往今来,原本就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实在不值得以煽情方式大书特书。

高速增长,是恢复性的增长;高速发展,是恢复性的发展;一切都建立在破坏、毁灭与崩溃的基础之上。中国拥有占世界20%的人口,按自然比例,中国经济总量至少也应该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0%。为此基本目标,重振中国经济之路,依然漫长。(历史上许多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据世界经济总量一半以上。)

尽管中共动辄疾言厉色地指责外国,但无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持态度,是难以想象的宽容,甚至难以想象的支持。

当邓小平掌握实权并提出"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是他的主要支持者。那时,西方政要不仅把邓视为经济改革者,而且把他视为政治改革者。他们的依据之一是:邓小平推翻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并为那些被毛打倒的政治人物翻案。许多年里,欧美的投资,日本的贷款,主要地,都流向中国,为中国经济起飞奠下雄厚基石。

1989年,"六四"事件,成为一个分水岭。邓小平一度举棋不定。如果该年的示威学生没有喊出"打倒邓小平",而是象1984年那样,喊出"小平您好",在党内,邓小平的天平,极可能偏向同情学生的赵紫阳,而非力主镇压的李鹏。换言之,邓小平下令开枪镇压,并非基于国家利益的深思熟虑,而是权衡个人得失的意气用事。"老小孩"的称号由此而来。

对中国民众挥舞屠刀的邓小平,让西方大吃一惊,也让西方大失所望。他们忽略了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这个基本事实。中国仍然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过是从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那种赤裸裸的政治恐怖,过渡到邓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种阴森森的政治独裁。

面对中国老百姓,中共的潜台词,在毛时代,是"你不惹我,我也要惹你。"比如,非要让你参加阶级斗争不可,非要你搞政治不可;在邓时代,则变成"只要你不惹我,我就不惹你。"

"你不惹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对我的统治权力,妄加议论或抗议,那是绝对的权力,不容置疑的权力,你只有服从的份;即便党欺负你、压迫你,你也不得反抗。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泱泱华夏,并非人民的乐园,依然是皇天后土。区别只是,今天的"皇"与"后",是一个党。

"改革开放",也起源于原有价值体系(所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的崩盘。但30年的"改革开放",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如果说有,那就是"金钱"二字。当今中国社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达到人类历史的登峰造极。

演员刘晓庆悼念导演谢晋,众目睽睽之下,她塞给谢晋夫人的,是满满的一袋子钱。那是一个形象的缩影:在当今中国,只有钱;钱,成为打理一切的手段:可以补偿人情,可以打通关系,可以摆平官司,可以换取美色,可以求官得福,可以无功受禄。所有这一切,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完全失控的官场腐败,明码实价的买官卖官;官员包养二奶,蔚然大观,包养者和被包养者,都引以为荣;情色交易,声色犬马,酒池肉林;大规模的假冒伪劣,假货毒物,豆腐渣工程,公开的谋财害命;最后,连学历都造假,并泛滥成灾。满地的硕士博士,只要开动印刷机,中国就可以成为"教育大国"、乃至"高学历王国"。

一句话:道德崩溃。从前30年的经济崩溃,到后30年的道德崩溃,中国,还有什么样的悲喜剧,能再让世界瞠目结舌?

(11/11/08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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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氏族社会没有底层。

那时候人们也有地位的差异,但是不存在阶级分野。有的人因为狩猎能力超群而广受尊敬,有的人因为耕作技术出众而收获丰富,并可能因此而被推举为酋长。有的人因为作战勇敢,声望远胜他人。有的会社组织甚至给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分出不同的等级,从低等级晋升到高等级就像今天的军人晋升军衔那样煞有介事。但是这些情形都不足以形成固定的阶级,因为所有那些声誉和地位在理论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只要你狩猎能力或者耕作技术超群出众,你就必定广受尊敬,只要你作战勇敢,就肯定享有较高"军衔"。这些资源不被任何人垄断,而是向所有人敞开。

尤其关键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声誉和地位都不能折算成财富。原始社会的人们奉行"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生活态度,谁的财富超出自家吃用所需,大家会毫不客气地将你的超出部分迅速消耗掉,让你变得跟大家一样两袖清风。一个人如果因为财富丰厚而当了酋长,他就必须用他的财富来资助社区的庆典活动和宗教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设宴招待大家。如果他舍不得将自己的财产散给大家享用,他不但酋长的位子保不住,甚至连生命也保不住。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常常处死不散财的酋长。原始社会的这种结构形态和游戏规则,决定了他们无法滋生阶级和阶级压迫。

当不同氏族、不同部落经过漫长的残杀、对抗、征服、磨合,最后组织成国家的时候,不同的群体演变成不同的阶级。国家横空出世,它所奉行的结构形态就是分层结构,不同等级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

底层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但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权贵集团有意制造出来的。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由四个部落联合成一体的政治实体,每个部落有90个氏族,总共360个氏族。氏族是高度自治、高度独立的社会单元。居住在阿提卡地区的四个部落实现联盟时,各自具有自己的领土和行政中心,每个行政中心各有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部落联盟只有一个共同的军事首领,称为"巴赛勒斯",负责协调军事行动。政治上每个部落是完全独立的,部落里边的氏族也是各自独立的。氏族首领都是选举产生。

在氏族内部,每个人享有的声誉和地位当然有差异,那些参与氏族间交流和部落间交流的人还能享有更为广泛的声誉和地位。但是,这种声誉和地位依然没有坚实的壁垒,享有这些声誉和地位的人与尚未享有此种声誉和地位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分野。因为拥有那些声誉和地位的机会是向每个人开放的,谁都可以因为劳动技能、思想智慧、人格品质、辩论能力等因素在本氏族脱颖而出,进而代表本氏族进入到联盟的交流之中。

瑟秀斯在担任军事指挥官之后,决定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他首先说服各个部落将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撤销,只在雅典保留一个共同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雅典事实上成了大家共同的政治中心,四个部落因此逐渐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一个被后人命名为雅典城邦共和国的统一体。在这个实体中,所有的部落和氏族都是平等的。当360位酋长共商国是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掌握权力的群体,但是每个酋长都是氏族的代表,他们各自面对自己的氏族时,他跟氏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酋长的人选有变化,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也跟着变化,所以那个群体无法垄断权力资源。所有公民在声誉和地位上的差异也不具有阶级意义,因为彼此可以流动变化。

接下来瑟秀斯将国民区分为士族、农民、工匠三个阶级,给他们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他规定:凡属宗教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官职,只能由士族阶级担任。这种制度设计不再将氏族看作权力的来源,而将国家看作权力的来源。那些杰出人物的地位不再是氏族赋予的,而是由国家以全体公民的名义赋予的。国家成了权力资源的生产者和控制者。各个阶级由国家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空间和地位。这是国家的基本特征。

瑟秀斯的改革成效不大,原因是氏族社会的结构根深蒂固,要以国家的名义将其摧毁尚不容易。直到晚一点的政治家梭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摧毁氏族制、建设政治国家的时机才大体成熟。所以梭伦成为人类政治史上划时代的政治家。他按照财产的不同将雅典国民分为四个阶级,并规定每个阶级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各不相同。第一个阶级既不劳动也不服兵役,而是专门担任各种高级公职,掌握国家权力。第二个阶级服骑兵役,第三个阶级服重装步兵役,第四个阶级服轻装步兵役。(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210页,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教育出版集团2006年出版。)想来那个时代的雅典也像古代中国人一样,每个兵士都是自己带着装备参军打仗,因为阶级高贵的人参加的是需要复杂装备的兵种,阶级低微的人参加的是需要简易装备的军队。装备所需的费用跟他们的经济能力相一致。

第四阶级当然人数最多,他们没有担任官职的权利,但是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在国家的资源分配中,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奴隶肯定最少,所从事的产业肯定最低微,除了农业之外,很可能都是修鞋的补伞的磨刀的卖糖葫芦的之类,总之是成天被城管追着到处跑的那一类。

这样一来,雅典就有两个底层阶级,一个是奴隶阶级,他们由战俘和罪犯演变而来,世代承袭,永无出头之日。他们只给奴隶主和国家提供永无休止的劳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创造"剩余价值"的人群,他们的血汗是国家财政赖以运转的保证,也是第一个阶级无需参加劳动和军役的保证。第二个底层阶级是平民中的最低等级即第四阶级。人群广大的第四阶级虽然不用纳税,但是他们作为庞大军队的兵力来源,能够实施大规模的抢劫行动。国家就用他们的出生入死开辟出滚滚财源,供权贵阶级挥霍和享乐。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为那些权贵人物施展经天纬地、杀伐征战的伟大天才和勤政爱民、日夜操劳的伟大品德所提供的一个平台,也是为他们提供巨大财富、无度享乐、高贵体验、超人感受的一个现实空间。

国家是权贵们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玩物、一个私物,为了玩好这个私物,权贵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底层承担四项伟大的功能:第一,为权贵们提供无穷无尽的税赋,供他们纵欲无度地享乐;第二,用自己的饥寒交迫、凄厉哀嚎衬托权贵们的成就感和优越感,以及偶尔发点救济品象征性地解民于倒悬的崇高感,第三,遇到涉外武装活动时除了疯狂抢劫敌对部落财富外,还得适时地按照权贵们的命令担任炮灰(或者箭靶),第四,在长期没有涉外武装活动时,英勇充当牺牲品以满足权贵们杀人玩血的心理需求。由此可见,底层人对于保证权贵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底层,那些壁立千仞的伟大事业和伟大人物就没有基座。

部落组织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向敌对部落实施抢劫计划。国家的形成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其进步意义主要在于,权贵们不用冒箭矢刀斧之险,仅仅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稍做手脚,就能以国家的名义对本国的底层人实施连续性的、制度化的、不知不觉的最大规模抢劫,这种伟大的智慧所创造的伟大的成功足够权贵阶级世世代代骄傲不已。

而且,这一点也不耽误对其他部落其他国家的抢劫,一旦需要对外动武,只要吆喝那些贱民开向敌阵,根本用不着亲自动手,天下金银财宝就尽入穀中。国家虽然是"文明"的产物,可是它在抢劫和屠杀他者上一点也不逊色于"野蛮"的部落。

关于制造并永远保持一个人数庞大之底层阶级的必要性,中国周代的政策阐述得最为清楚,这种政策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保证。

周代规定,按照农夫地位的高低不同,分给肥瘠不同的农田。上等农夫的肥田所产粮食足够养活一家九口,次等农夫所得次田足够养活八口之家,再次之养活七人,再再次之养活六人,下等农夫所得瘠田可养活五人。庶民若是应征去当官差,其待遇比照以上五等农夫的收入水平,分等级核定。(见《礼记·王制》,原文为:"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伟大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底层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世世代代永远只能是底层人。

到了士、大夫等等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最低等的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提高。《礼记·王制》接着说:"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国家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与这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做一个大人物是多么令人羡慕。谁能成为大人物,则由那些已经成为大人物并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少数权贵决定。

国家权力给底层人规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别狭小,设置的禁区却特别多。无论你多么优秀,无论你具有多么杰出的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你都无法获得政治地位,因为国家只允许你劳动和纳税,不允许你别有所图。一个底层人要想改变命运,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制度的力量和秩序。在这样的制度和秩序面前,所有的勤奋努力、所有的道德磨砺、所有的人格修炼、所有的精神涵养,都不能发生作用和影响。

相反,为了保证国家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的底层,权贵们必须不断使出各种政治经济手段,逼迫一些"中产阶级"破产,让他们源源不断地沦为"底层"。梭伦改革将公民分为四个阶级,就因为奴隶阶级这个底层还不够庞大,与国家的需要和文化的灿烂还不般配,于是将公民中最大的群体打入底层。这一招大大减少了分享奴隶劳动成果的公民人数,同时可以将第四阶级逼向殖民地,为国家抢劫无穷无尽的财富。

果然,梭伦改革成为古希腊划时代的事件,雅典军人迅速向小亚细亚扩张,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由抢劫和贸易所得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雅典的国库和权贵的腰包,雅典一时间成为希腊世界的老大。

为了防止少数桀骜不驯的底层人对这国家内部的制度性抢劫心怀不满,国家不得不用底层人缴纳的血汗钱建造庞大的监狱。只要他们的不满稍有流露,就将他们囚禁起来。如果他们企图对上流社会进行报复性抢劫,就将他们处死。为了威慑底层人老老实实纳税,必须建造一支警察部队随时恐吓他们、镇压他们。为了囚禁、镇压、处死他们时具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就需要建立一套名叫法律的游戏规则。于是国家用法律的方式规定,底层人不纳税就是犯上,斩无赦,纳税而想拿回来是抢劫,斩无赦。

所以,标志着国家之诞生的监狱、警察、军队、刑法等等事物,都是因为有了底层才有了出现的理由和存在的必要。所以,人类社会由氏族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所需要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规定谁是底层。一旦用强力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底层,国家就横空出世了。

光用军队威慑底层还不够,还得豢养一大批士大夫从文化上精神上将底层人的精神摧毁。士大夫们按照权贵们的吩咐天天画符念咒,永不停息地诅咒底层人"野蛮"、"原始"、"土著"、"愚昧无知"、"冷漠麻木"、"灵魂黑暗"、"科盲"、"法盲"等等。他们把这样的符咒念到了杂志上、报纸上、电视上、所有的专著上。念够了一定数量就有俸禄,念超了一定数量就有赏钱。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大中小学、所有的精英会议、所有的底层训话,全给这样的符咒塞满了,容不下一点底层人自己的内容。

所有的权贵和精英通过对底层人的诅咒、批判、压榨、提防而团结为一个整体,伟大而又高贵的上流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光是诅咒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教化"和"启蒙"。于是一部分士大夫们以巨大的激情研究教化门径和启蒙方法,焚膏继晷,不辞辛苦与煎熬,直到把自己熬成圣贤。底层人诚惶诚恐地跟着圣贤的符咒牙牙学语,刚学会甲乙丙丁,圣贤跟权贵一咬耳朵,马上来一场符咒革命,又改念子丑寅卯了。底层人一下子懵了,拍着额头只恨自己太弱智。

他们不知道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如果没有国家,权贵们的伟大智慧和崇高品德到哪里去展现呢?绚丽多彩的艺术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从哪里诞生呢?时不时地出现于各个时代各个种族的划时代圣贤哪有可能产生呢?所以,所有具有话语权的人都说国家是伟大的事物,而底层人永远像泥土一样沉默无言,历史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当着底层人,世世代代。(作者博客)


作者简介:摩罗,本名万松生,1961年出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农民家庭。华东师大文学硕士,现居北京,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因幸福而哭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因幸福而哭泣》(繁体字版),台湾情报文化公司2003年出版。《不死的火焰》(繁体字版),台湾情报文化公司2003年出版。《大地上的悲悯》,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鲁迅》,(与人合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出版。1991年曾经出版过小说合集。《六道悲伤》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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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NCN Editor于2/26/200811:39:00下午在新世纪NewCentury.Net上发表

李民騏:當前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未來

[本文是2008年10月作者訪問中國時,於在北京大學《北大講座》演講的文字記錄。作者在同一時段內亦在《烏有之鄉》進行了題為「二十一世紀危機:中國與世界」的公開演講。講述的陳示文件現載於http://www.econ.utah.edu/~mli/index.htm,演講簡報刊於《烏有之鄉》網站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810/55394.html ]

個人簡介:中國公民,1969 年1月出生於北京。2002年於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03-2006年任加拿大約克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2006年至今任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新著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近期將由英國Pluto Press出版。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們有幸請到了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的李民騏教授來和我們做交流,李民騏教授曾經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後來求學於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系,並取得博士學位,李民騏教授是歐美著名的左翼經濟學派學者,比較關注歐美進步刊物的同學對他都不會陌生,下面我把時間交給李教授,掌聲歡迎。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大家晚上好,很高興能回來北大跟大家交流一下問題,來之前,協會同學讓我說說次貸危機的問題,說實在,次貸危機這個問題我講不好,經濟危機還可以講講。先向大家概括地介紹一下我對目前世界經濟形勢的幾點基本估計。第一點估計是當前的經濟危機不是一個普通的週期性經濟危機,而是帶有標誌性、結構性的危機,說它帶有標誌性和結構性是說,很有可能從七十年後期到現在,世界範圍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可能以這個危機為標誌,它的喪鐘就要開始敲響。這是第一個基本估計。我們知道,我國最近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那麼「新自由主義」,大概也是七十年代後期到現在,基本上也是三十多年的時間。我們也可以把「新自由主義」就理解為世界範圍的改革開放。那麼這個世界經濟危機會如何發展呢?我個人估計,在今後五年左右的時間裡,美國、歐洲、日本肯定會遇到相當嚴重的經濟危機,首先表現為比較嚴重的經濟衰退,而且衰退之後於近期不會有有力的復甦,經濟將處於停滯狀態。而對於中國經濟情況而言,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近期的影響應該不會很大,除非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出現重大錯誤。但是從現在算起的五到十年以後,那麼情況可能會發生進一步變化,世界的經濟危機可能會進一步加深,而就中國來講,在2020年前後或稍晚的一段時間,很有可能在能源問題上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所以,就中國來講,我估計在2020年,或者在稍後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將發生重大的變化,中國本身的變化將伴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根本性變化。

下面我詳細展開談談。那麼說到「新自由主義」,我們要從「新自由主義」之前,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談起。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紀上半期,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當時可以說是危機重重,風雨飄搖。有三十年代大蕭條,有兩次世界大戰,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可以說到了滅亡邊緣。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被迫在其體系內部由資產階級做出重大調整,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整個的世界資本主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比較快的局面,當時都叫「黃金時代」。從生產關係來看,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有這麼幾個特點:一個是大政府,大政府一個是講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其程度和範圍都有了較大的增強。而且就政府本身的規模來講,也擴大了很多。比如,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一般西方國家政府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比較低,如5%-10%。二戰後,比較低的像美國、加拿大都達到 30%以上,比較高的,如西歐,北歐可能都達到50%,甚至更多。再有,就國家干預的特點來講,很多國家,特別是西歐等國家當時在很多廣泛的經濟領域,通過國有企業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手段,國有企業在有些國家中不僅促進各個重要行業的發展,在經濟中的比例也很高。如奧地利,這個國家的國有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是超過50%的,比我們國家現在要高多了。再有,從階級關係上來講,實施了一些社會階級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措施,再有就是福利國家規模的擴大。階級關係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國家,或者說在國內通常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實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準確的名稱,嚴格來講應該叫帝國主義國家,或者是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那麼在這些國家裡面,階級關係相對緩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確實是縮小的。過去八十年代的時候,常常聽人們講,說過去馬列主義關於資本主義階級關係激化的觀念過時,說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進行社會改良措施,資本家與工人矛盾已經不那麼尖銳。這個觀點如果用來描述五六十年代西方國家的情況還有一定合理性。再有就是從世界範圍來說,從當時的整個國際環境,政治及經濟環境來講,對於一般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有社會主義國家搞自己的工業化也都比較有利,那個時侯不僅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也是第三世界工業化的「黃金時代」,也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黃金時代」。

那麼說到這,聯繫到咱們國內的情況,我們國家現在當然有許多社會經濟矛盾,有時候基於大家立場不同,大家的看法都不同。那在遇到這些社會經濟矛盾的時候,很多人往往會想,是否能通過實行一些社會方面的改良來解決這些矛盾,如社會方面的改良或者是政治方面的改良等等。那麼改良的這個願望是好的,但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願望為轉移的,如果說在資本主義內部的改良是可以的,五、六十年代就是全世界改良主義的黃金時代。即使是這樣一個改良的黃金時代,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又陷入了新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同時還陷入了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大家知道,法國的「五月運動」,是席捲全歐洲的工人運動;還有美國的「反戰運動」;再如智利,阿連德政府是通過民主選舉上來的,要在智利搞社會主義;還有當時的葡萄牙,它的情況很有意思,葡萄牙當時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起來鬧獨立,要進行民族解放運動,進行革命,葡萄牙就派殖民軍去殖民地進行鎮壓,鎮壓的結果就是很多殖民軍軍官受激進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變成了社會主義分子,回國後自己搞革命,於是七十年代就發生了葡萄牙革命,幾乎把葡萄牙差點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還有咱們中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世界革命歷史上也是起到了先鋒作用。但是,當時的世界革命浪潮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從根本上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而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從二戰以後到七十年代整個一套制度及整個生產關係遇到了嚴重危機,再也繼續不下去了。這個時候可以有兩種前途:一種前途是世界革命繼續推進,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範圍外解決問題。而另外一種前途是你如果不能在資本主義範圍外解決問題,只有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解決問題。而要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解決問題,那麼就必須存在一些能夠使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基本條件,這個危機必須要以有利於世界資產階級存在的條件為前提來解決。

那麼從當時世界政治經濟實際發展情況上看,儘管有世界革命高潮,但是沒有解決根本性問題。這個情況下,在資本主義範圍外解決問題是已經不可能,只有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解決問題。從具體的進程來講的話,先是1973年的時候,在智利,皮諾切特搞的軍事政變,這背後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搞了政變以後,殺害了阿連德,並在短時間內屠殺了數以萬計的智利工人和進步活動家,當時的幾萬人在智利那個國家已經是很大的規模了。然後就是在智利實行法西斯主義制度,這個智利法西斯主義政權上台之後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從美國請去了幾個年輕的經濟學家,這些年輕的經濟學家都是弗裡德曼的弟子,叫「芝加哥」男孩。當時請了弗裡德曼的弟子在智利搞貨幣主義,這是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試驗。接下來就是中國的情況咱們知道。然後接下來是1979年的時候撒切爾在英國上台,1980年裡根在美國上台,這是代表整個世界範圍「新自由主義」的開始。那麼在撒切爾和裡根上台之後,再往後,大家知道到九十年代,先是非洲、拉丁美洲,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發生債務危機以後,被迫搞結構性調整,都是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都是在搞「新自由主義」政策,再往後是蘇東的「休克療法」,基本到九十年代的時候「新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就占統治地位了。

那麼咱們講「新自由主義」,具體來講它在經濟政策、經濟制度方面有哪些特點呢?從這個宏觀經濟政策上來講,一個代表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就是貨幣主義,這是區別於從五十年到到七十年代在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那麼這個貨幣主義有些什麼特點呢?主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從貨幣政策上來講,中央銀行的主要目標是要穩定價格水平。為了穩定價格水平,可以不管在就業或產出方面的後果。為了配合穩定價格水平,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標,在財政政策方面,要實施所謂正統的財政政策,不能有財政赤字,要保持財政平衡,不管經濟的狀況怎樣,這個概括起來就是貨幣主義政策。那麼從當時的情況來講的話,世界資產階級要解決一個什麼問題呢?六十年代以後發生經濟危機,從這個世界階級力量對比情況來看,當時到了六十年代整個世界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對工人有利的變化,於是就出現了世界範圍的,很多國家同時出現了利潤率下降的變化。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國家是以利潤生產為目的,有利潤才會有投資,才會有資本積累,才會有經濟的增長,然後整個一個資本主義才能正常運轉。如果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話,資本積累就不能有利可圖,資本積累也就不能有力地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的其他各個方面都不能正常進行,那麼這個資本主義就要陷入危機。所以說利潤率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從經濟上來講,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恢復利潤率水平。而要恢復利潤率就要使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力量對比發生對資產階級有利的變化。那麼貨幣主義在這裡起到什麼作用呢?它名義上是說穩定價格水平,抑制通貨膨脹。具體的做法中央銀行就一招,就是大幅度提高利率。提高利率的結果是抑制國內的有效需求,然後抑制需求的結果是形成大規模失業,那麼大家想想,形成了大規模失業會是什麼後果呢?在勞動力市場上,失業的人越多,那麼自然工人的談判能力就越弱了。所以貨幣主義直接服務於增加失業、抑制工人談判能力、降低工資、提高利潤率這麼一個目的。就短期上來講,貨幣主義起到這麼一個功能。光是這個還不夠,從長期上來講,還必須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使勞資關係發生對資本家有利的變化。這就要對福利國家進行所謂改革,削減社會福利,減少失業補貼,增加工人拿失業補貼的難度,或者縮短工人拿到失業補貼的時間。另外,還要修改一些法律使資本家解雇工人更加容易。如果說放到咱們國家的環境就是類似於砸破「鐵飯碗」,醫療體制改革,養老保險改革,諸如此類的。在國際上來講都屬於使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化的改革。所謂使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化,也就是勞資關係對資本家更加有利。再有,在國家與資本的關係上,通過實行私有化,通過在國際上解除對資本在國家間流動的管制,增加資本家尋求利潤的機會。再有,從整個世界範圍,通過推行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從而使資本可以在國家間自由流動,資本自由流動之後,資本就可以從美國、日本、歐洲這些國家轉移到有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源的國家。一方面通過剝削其他國家的勞動力,直接提高利潤率。另一方面,剝削例如中國、印度地區的廣大廉價勞動力,它起到的作用實際上就是使世界範圍的產業後備軍大大擴大。剛剛說過的在一個國家內,通過增加失業人口降低工人談判能力,這是增加一個國家範圍內的產業後備軍。如果說,能夠把全世界的廉價勞動力都利用起來,就是增加了世界範圍的產業後備軍,從而間接有利於壓低全世界範圍,特別是西方國家這些原來高工資國家工人的談判能力。所以所有這些政策都服從於這些目的。那麼「新自由主義」的後果從這些政策上來講就不難預料了,而且應該也是到目前為止凡是關心世界狀況的人都不難瞭解的。它導致的社會後果是災難性的,在世界上很多地區,像拉丁美洲,非洲,中東,蘇聯東歐這些地區,相當多數人口不斷陷入貧困化。除了絕對的貧困化外,全世界的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急劇擴大,這也是眾所周知的。

所以說「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後果是災難性的,但是這個社會後果對於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一點問題沒有。咱們剛才講通過實行「新自由主義」這些政策,對於資產階級來講是希望通過這些舉措來提高資本主義利潤率,因此另外的矛盾就產生。一方面全世界的財富不平等擴大,另一方面相當廣大地區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那麼它的一個必然後果就是,一般群眾的、世界大眾的收入和購買力趕不上世界經濟擴張的速度。這是一個顯示美國實際工資的變化情況。從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的實際購買力趨勢都是下降的,九十年代稍有些回升,這以後又下降了,現在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情況還不如六十年代的情況。(一張圖)

那麼這個世界範圍的人民大眾的相對及絕對貧困化,一個後果是一般群眾的收入和購買力趕不上世界生產擴張的情況,這個相應的後果就是說,大眾消費受到抑制。再有,由於搞「新自由主義」政策,如貨幣主義政策,搞高利率,這個又抑制了生產性投資的擴張;再有,由於實施正統性的財政政策,很多國家不敢搞財政赤字,財政支出也受到抑制。學過點經濟的大家都知道,如果咱們講單純的一個國家的話,總需求是由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淨出口構成的。整個世界來講,淨出口就是零,那麼整個世界的總需求就是包括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那麼你現在搞「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後,這三樣全都是受到抑制的,那麼其結果就是整個世界經濟有很強烈的趨於停滯的趨向,不僅有趨於停滯的趨向,而且由於搞了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這個資本在很多國家間的投資性流動還導致了金融危機頻繁發生,並且愈演愈烈。就九十年代來說,有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有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並波及到巴西和俄羅斯;還有2001年的阿根廷及土耳其的金融危機。所以早在可以說九十年代末,整個「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由於一方面的停滯傾向及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的發展,就已經遇到很嚴重問題,就已經存在現實崩潰的風險。那麼之所以說崩潰沒有早一些發生,是還有一些起反作用的因素。那麼,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一個是美國經濟相對快速增長,再有一個是中國經濟的相對快速增長,那麼實際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是和美國經濟增長聯繫在一起的。但是我們這集中講美國經濟的問題。美國經濟,咱們看,這個圖說明的是美國經濟的宏觀經濟結構,也就是說這裡面私人消費、私人部門投資、政府支出、淨出口這幾項分別占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家看到最大的一項消費,歷史上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60%左右,但八十年代後逐步上升,到九十年代達到70%左右,這是講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目前比重。

如果算消費的變化、消費擴張占經濟增長比重的話,昨天和一朋友聊天說,從2000年以後,美國的消費變化或者說消費擴張占經濟增長比重大概可以達到接近 90%,也就是說最近一個經濟週期裡面美國經濟的增長基本上還是因為私人消費組成。但是我們之前看到另外一個圖,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其實是下降的,但是美國經濟的增長又是主要是由消費引導。那麼這怎麼可能呢?一方面絕大多數人口的收入是下降或停滯的,另一方面消費又是擴張的,而且擴張得比經濟擴張速度還快。那麼大家想想這個怎麼可能呢?只有通過借貸消費,對不對?只有通過借貸消費,所以說實際結果也就是說美國居民債務在個人收入中的比重快速擴張。大概九十年代初,居民債務在美國公民個人可支配收入比重就佔到了90%左右,在這次經濟週期末期的時候就已上升到140%。那麼這個過程當然是不能持續的。咱們再看看,這種情況反映在其對外經濟關係上,這裡所說的貿易赤字是廣義的貿易赤字,也是處於不斷擴張的狀態,而且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就目前而言,應該是一年七百億美元左右的狀況。這些情況也是不可持續的。那麼,實際上在九十年代後期,或者說到00、01年的時候,當美國的股市泡沫開始破裂的時候,這些問題就已經很嚴重了。當時美國的格林斯潘通過拚命降息,向市場投放大量貨幣等方式,算是在他的任內把這個問題混過去了,其結果就是引起更大的房地產泡沫。實際上06年的時候,房地產危機就已經開始出現,美國現在聯儲主席,國內是翻譯成伯南克,當他試圖用格林斯潘同樣的方法來緩解這個危機的時候,他的運氣就沒有這麼好,目前的危機就全面爆發

了。危機爆發起來以後,它的進一步發展會怎樣,那麼有這麼幾個問題。第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美國經濟在近兩年是否會出現大蕭條式的崩潰?這個我估計最近一兩年、兩三年之內,大概不太會發生,除非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巨大錯誤,或者是美元發生重大危機。所謂美元發生重大危機,也就是如果發生大規模的私人資本從美國大量外逃。除非出現這樣的情況,否則崩潰性的危機不太可能發生。為什麼不可能發生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與二十世紀上半期相比還是有很多變化的,這個變化一個是因為這個「大政府」,即使是經過這麼多年的「新自由主義」以後,這個「大政府」的基本格局沒有太大變化;再有一個就是中央銀行積極干預,充當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實際上在當前的這個危機裡面,就最近幾個星期來講,中央銀行基本上是銀行系統的唯一貸款人,就是最近幾個星期來講,歐美的銀行系統幾乎是癱瘓的,私人銀行相互之間已經不再拆借貸款了,如果大家關注的話,可能會注意到這點。唯一在市場上願意向銀行貸款的就是中央銀行了。所以說由於這個制度特點,美國經濟於近期應當不至於馬上發生重大的崩潰性變化。但另一問題是,美國經濟是否會發生強有力的復甦,這我認為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這是整個「新自由主義」矛盾積累到現在,多年問題積累的結果。咱們說的這個債務消費是多年積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到現在這個情況的話,他要把居民債務消化掉恢復到比較可以接受的正常水平,這個是一個緩慢的、持久的、困難的過程。所以最低限度,今後幾年,就美國、歐洲、日本的經濟來講,會遇到很嚴重的困難。最低限度會很像日本在九十年代所經歷的經濟停滯性蕭條。這是講美國、日本、歐洲這些地區的情況,這些就是世界經濟的一大半。但是呢,五、六年以後,世界經濟可能出現進一步的惡化的變化,不是好轉的變化。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除了金融方面的問題,如咱們剛才說的宏觀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債務消化問題以外,還有其他的問題。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到現在,從能源方面來說咱們知道可以說是一直是高度依賴化石能的,而化石能都是不可再生資源。可以說,現在有相當強有力的證據證明,世界的石油生產不是已經達到峰值,就是即將達到峰值,也就是說世界生產要達到它的頂峰,然後以後世界的石油產量總的趨勢來講將會越來越少。這個情況在今後五年的時間裡可能會表現得比較明顯,一方面世界石油產量會越來與少,另一方面,雖然整個世界經濟會處於停滯,甚至於蕭條,但是我估計中國經濟暫時不會受很嚴重的衝擊,能夠保持每年8%-9%的增長率,除非是中國政府出現很大的政策失誤,保持這樣的增長率還是可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很可能幾年之後,中國的能源需求會繼續增長,而且增長比較快,但石油生產又不斷下降,你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就顯而易見,那必然會對世界能源價格造成壓力。

這樣的話,很可能五年以後,世界能源價格恢復上漲的趨勢,那麼石油價格上漲將帶動其他商品價格的生產,包括糧食,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就不光是世界經濟停滯,就會出現全球性的停滯膨脹。美國自身也會遇到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元購買力下降,美元本身在世界市場的地位會更加脆弱,美元危機的概率就會逐漸增加,美元崩潰的風險也會逐漸增加。再往後,到2020年前後,看一下下一張圖,我估計中國自己在能源供給方面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那麼中國自身可能會因此陷入相當嚴重的能源危機和經濟危機。一旦這種情況發生的話,不僅中國經濟危機,整個世界經濟恐怕將遇到無可挽回的局面。因為一直到目前為止,中國對美元的支持,實際上是美元信用的主要基礎之一,很大意義上可以說美元信用是以人民幣信用為基礎的,但是事情如果發生到中國也沒辦法支持美元的地步,不管中國經濟也好,美國經濟也好,世界經濟也好,可以說是沒有別的出路了。到了那個地步的話,可以預測「新自由主義」到了最後滅頂之災來臨的時候。

下面這個圖畫的是中國歷史及未來預期的能源供給的情況。

最大的一塊是煤,煤大概佔我國能源供給的70%,這是主要的。這個煤不太好估計,因為中國煤的潛在儲量有一定不確定性,但是我這採用的是比較高的估計,假設的是中國未來煤的可采儲量,假設是2000億噸,這是什麼概念呢?根據的是假設地下一千米範圍內的資源量是4000億噸,那麼假設這4000億噸裡50% 是可以採掘的,這樣就是2000億噸。如果按這個算法算的話,中國的煤產量在2025年會達到峰值,這個是純粹根據資源量估計的,也就是說不考慮社會因素的限制,不考慮環境因素的限制,這兩方面的限制幾乎可以肯定以後會是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那麼這個剩餘儲量能否到達2000億噸,還是很值得懷疑的。這裡是這樣假設;再有是進口,我假設現在到2020年左右,中國的能源進口能保證中國經濟增長年平均8%。但是如果說,照這個趨勢,中國能源進口在2020年會達到多少呢?應該會達到大約7億噸油當量,大約相當於美國目前能源進口的水平,7億噸油當量是什麼概念呢?大概折算應該是50億桶油,如果按照每一桶油 100美元來算的話,就是每年光能源進口就要消耗5000億美元。即使做這樣的假設,中國經濟比較快速增長也只能維持到2020年左右。實際上,真正能夠允許的,中國能源進口達不到這個水平。如果真達到這個水平,大家可以想像,一個是世界能源價格會漲到足已使世界經濟崩潰的程度,再有一個就是會存在很嚴重的地緣政治的風險。那麼按照這樣的假設,到了2020年以後,進口過程繼續擴張,按照我前面的估計,中國整個的全部能源供給的峰值大概會出現在2030年左右,這是完全根據資源水平估計的,不考慮其他的因素。那麼也就是說,2030年之前,中國的能源供給還會每年比上一年多,但是增長速度就會越來越低;那麼到2030年後,乾脆是絕對的能源供給量也會越來越少。那麼反映到經濟增長上呢?到2020年前後,不可避免的中國經濟增長會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左右,每年增長8%,到2040年之後,會出現絕對的經濟負增長。

就經濟增長對中國社會政治狀況的實際影響的話,基本上可以說在2020-2050之間,恐怕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會有深刻的變化。那麼伴隨著這種變化,美國經濟也好,全球經濟也好,也必然發生深刻性的變化,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喪鐘將飄響。那麼,說到這裡,大家要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新自由主義」這條路走不通了。如我們剛剛說的貨幣政策也好、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私有化也好,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那麼以後世界經濟、政治會發生什麼變化,會不會還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調整,會不會再產生一個國家干預式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我的看法是不太可能,為什麼不太可能呢?咱們的唯物辯證法裡說的「否定之否定」,但是這個並不是說事物簡單地恢復到以前的狀態,並不是簡單的循環往復,一定是螺旋式上升。

那麼咱們現在的情況與二十世紀中期的情況相比的話,世界歷史狀況發生哪些變化呢?第一個,整個世界經濟由於全球化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大大加深,實際上也就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趨勢的表現,在這種情況系下,隨著全球化發展,單純的民族國家範圍的國家調節,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經有限,而在世界資本主義範圍內又不可能出現一個世界政府,這既有經驗上的理由,也有理論上的理由,我不深入。第二個,就是大家都知道,這個馬克思有一個著名觀點,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定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轉換成無產階級,從而導致無產階級化的過程,無產階級一定會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那麼大家一定想,馬克思如果這麼說,那麼無產階級到現在怎麼還沒有成為掘墓人?那麼我認為馬克思的這個觀點是對的,但你不能把它放到單個國家裡面來看,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歷史過程,你要把它放到全球體系、整個世界上來看。如果從整個世界的角度來看的話,整個世界的無產階級發展程度,與二十世紀中期相比,有了大大深化和擴大。這個意義是講整個世界範圍的剩餘的、可以剝削的、可以利用的廉價勞動力大大縮小了。比如說二十世紀中期的時候,不僅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有非常廣大廉價勞動力,就是在西方國家自身也還有廉價勞動力的儲備,這個廉價勞動力的儲備到六十年代基本消耗完了,這與六十年代的世界革命高潮出現有關係。到了「新自由主義」的時候,就動員中國、印度等地的廉價勞動力。

那麼我想,我們現在在國內,愛把工農稱為弱勢群體,但是我想中國的勞動力不會永遠廉價下去,中國的工人也不是天生被人欺負,天生是奴隸,總是要爭取些經濟政治權利。中國無產階級到了二十一世紀總要有八小時工作制吧?但是,大家要想想,中國的資產階級有那麼大的膽識和氣度給中國工人提供八小時工作制麼?那麼第三個,一直到二十世紀後半期的時候,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說是毫無代價地,隨意地利用世界廉價的能源和資源的環境儲備。但是現在不行了,經過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可以說整個世界環境已處於崩潰邊緣。如果說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話,恐怕人類的滅亡也不是太久遠的事情。所以發展到現在,今後將不再有廉價的能源、資源的空間,將不再有廉價環境資源的空間。剛剛我們說石油問題,不光是石油問題,世界的煤估計在 2020-2030年之間將達到峰值,其他的不可再生資源也存在這個枯竭問題。可再生資源也普遍存在過度利用的問題,如世界水危機非常嚴重,還有潛在的糧食危機,另外,世界的氣候危機可能是所有危機中最嚴重的,在國內談得比較少,實際上在國際上是一個大話題,整個人類的生存已經受到了嚴重威脅。那麼,所以單純從能源和環境的角度來向,也不再有資本主義發展的空間。所以可以設想,在不太久遠的將來,我們將會看到出現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將可以看到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發生根本的、深刻性的變化。

那麼我先說到這,可以和大家討論一下。

【提問環節】:

問題一:老師您好,是否把中國列入資本主義行列?
老師:只要大家不帶意識形態偏見的話,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

問題二:李老師,請問您是否能估計一下這個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時間,或者說整個社會制度發生變化的時間大概要多久?
老師:按照世界體系學派的主要理論家沃勒斯坦的估計,到本世紀中期左右,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很可能將不復存在。

問題三:李老師您好,你是否能對資本主義的出路發表一下方向性意見?
老師:就是三條路。第一個出路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解決問題,這是不可能的;第二個出路是推翻資本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全世界走社會主義道路;第三個出路,就是前兩個路都走不通,人類走向滅亡,聽天由命了。

問題四:請問我國政府對美國當前的經濟危機是什麼樣一個態度?
老師:應該說,我國政府就目前情況來說,對美國還是很負責的態度。

今天講座到此結束,感謝李老師的精彩演講。

(2008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