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纪念一个不幸的独裁者逝世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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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时间，赢得历史——生命最终时刻的蒋经国
载于《先锋国家历史》

■黄章晋

　　20年前，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是在紧迫地与时间赛跑，他要完成的任务太多：国民党的本土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两岸关系的解冻……他在奋力冲刺中死去，输给了时间，但却赢得了历史。


　　1988年1月13日晚19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大陆观众注意到，《新闻联播》播音员张宏民罕见地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表情凝重。他播报的第一条新闻是，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当时的大陆观众不知道，蒋经国生命最后阶段开启的民主化大门，使台湾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将使台湾成为他们日常最关注的新闻焦点。
　　20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 2240万人口的台湾，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的凭吊者，每年在100万人次左右。蒋经国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很难找到第二个独裁者获得如此评价。

民主时代榜样的独夫

　　蒋经国与一般独裁者的巨大差别，其实是专制政权第一代独裁者与第二代独裁者的差别。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恰好体现出第一代独裁者和第二代独裁者的典型特征。
　　老蒋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矜持、刻板、严肃，能不与民同乐则绝不与民同乐，在公众面前，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蒋经国则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低调、朴素，吃穿随意，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
　　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总结最沉痛的教训之一竟然是：杀人太少。
　　而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则让其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人的吃苦精神。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其不避险阻更非常人可为：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
　　蒋经国在年逾六旬接班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这种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日后，台湾政治人物竞选前的“全省走透透”，就始自蒋经国。一个独裁者，竟无意中成了日后民主社会政治人物争相效仿的榜样。甚至蒋经国习惯穿着的一身夹克，也成为今日台湾政治人物体察民间疾苦的标准装束。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被认为对台湾起飞居功至伟，这种宏大规划亦为后来者模仿。有俞国华的十四大建设，郝柏村的六年国建，民进党执政后游锡堃的新十大建设。
　　蒋经国在“十大建设”时有句话曾令后人动容：“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但蒋的“十大建设”带有鲜明苏联计划经济色彩。他在回忆录中即表达过对苏联那些令人印象深刻工程的追慕。熟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因为这类献礼和形象工程，往往不计代价成本和收益，而首长意志往往缺乏科学决策。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亦未能幸免。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宣布宏伟计划时，“财政部长”李国鼎竟一无所知，但事后必须无条件四处筹款。事后证明，电气铁路工程完全就是一大败笔。但专制政府，任何政府成就都有宣传机器无条件造势，而民主时代，媒体只盯着政府是否犯错。所以，台湾历史只记得“十大建设”。
　　人们很容易记得专制时代的温情，却忘记当时专制时代为何无法延续。
　　蒋经国主政时代，台湾全社会在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持续取得长足进步，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也在逐渐减弱，但全社会不满之情反而日益滋生。
　　到了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台湾形势渐成一场变革与危机的赛跑，但他的生命猝然终止，他输给了时光。
　　接力棒到了李登辉手里，经过李登辉早期阶段后，蒋经国的历史任务才告完成。

两个康奈尔的博士

　　蒋经国的突然去世，将李登辉意外地推到了历史前台。
　　无论今天人们如何看待李登辉，李登辉在被蒋经国看中时，是个完全无意政治、醉心于学问的学者。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的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有人称，如果不是蒋经国，也许台湾又多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1971年，李登辉被蒋经国看中时，他甚至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突然扰乱李登辉学者人生轨迹的，是另一位康奈尔大学博士，此人突然的人生变轨，把李登辉的人生一头撞向了政治。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位康奈尔博士，最终殊途同归，成为同一政治目标的不同角色扮演者。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开枪者被当地警方连打带推地塞进汽车前，响亮地大呼一声：“Let me stand like a man！”。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
　　平时腼腆温和的黄文雄的突然爆发，虽然令过去熟悉他的人震惊，但黄文雄仇恨大陆人却人人皆知。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就在白色恐怖中入狱。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经国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美国人的法律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
　　第二天，接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的歉意时，蒋经国表现得非常轻松：“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不过，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这是他平生最危险的遭遇。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是啊，自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经过20年努力，台湾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水准随着经济发展有了巨大提高，而这一巨大成就并未伴随剧烈的贫富分化。固然台湾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权治下并未有明显显现，台湾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但凡独裁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蒋经国自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一步。他开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士，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的李登辉此时进入蒋经国视野。
　　1972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是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而李登辉只有一年党龄。此后，党内新同志李登辉成了蒋经国四处下乡调研时必不可少的陪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总统”。20天后，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又成为台湾“省长”。谁都看得出来，高大、风度翩翩的李登辉是蒋经国刻意栽培对象。
　　而无意中成了校友登上“总统”大位推手的黄文雄，保释后一直流亡。1996年，黄返回台湾，1998年1月，出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
　　不过，他为大陆人所熟知的，是他一本接一本在日本出版的诋毁中国的书籍，大陆人以为这些书名耸动的作品是日本人写的，而日本人则以为，高产的黄文雄是个“中国人”，而黄文雄在其他所有场合一直自称是“台湾人”。

一个不幸的独裁者

　　尽管蒋经国曾声称，流着蒋家血的人不再会成为台湾政治领袖人物。临死前，他亦强调，蒋家后人不得投身政治。但是，他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路数，一开始就基本是对蒋介石培养他路数的复制。
　　1976年，口碑不佳，但还算可造之材的蒋孝武进入情治部门，开始打造自己的班底。几年后，蒋孝武有了党务、军情、宣传等部门工作经验的完美履历。在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命案发生前，台湾各界认为，蒋经国要蒋孝武接班的意图非常明显。
　　极受蒋经国器重的李登辉，此时其实一直是个光杆司令，并无半点自己的团队。这点，甚至到蒋经国突然去世，他依“宪法”接替蒋经国之后才开始改变。
　　江南命案彻底打碎了蒋经国可能的政治安排。美国公民江南横死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自1971年开始被国际社会纷纷抛弃的国民党政府，此时已无法承受捂盖子的代价，蒋经国迅速抛出了“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并承认情治部门涉入此案，但舆论依旧不依不饶，于是，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交给老朋友李光耀看管。
　　蒋经国是同时代中最不幸的独裁者。
　　国民党政权之于台湾本土人，始终被视为外来政权，2·28事件的惨痛经历和长期白色恐怖更加深了这种隔阂。现代社会，还不曾有过一个被人数上占优势的本地人视为外来政权的独裁政府，能稳定延续的。
　　早年，雷震等外省籍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很快能被平定，但1970年代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因直接体现为本省人与外省人政权之间冲突，一爆发就显示出其巨大力量。以中坜事件为例，事后查明，冲击军警和党政机关的百姓，其实可算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但它背后却是本省人对外来政权的深刻不信任。
　　与族群裂痕相伴的另一巨大尴尬是，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证明，反攻大陆已绝无可能。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名不正言不顺，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对维系蒋氏独裁统治极为不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台湾经济、文化的高度外向性。在一个小而准开放的社会，独裁统治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毕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势。只要居民能与外接触，民间的不满和外部的压力就无日不在。
　　江南命案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martial law）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独裁者都有自虐式的勤政嗜好，蒋经国无疑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个。但蒋经国的不幸在于，如果不行宪政，即使比今天台湾的任何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但他想做个守成的独裁者都不可能。蒋孝武被千夫所指的接班无望，南越覆亡和数任韩国独裁者横死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世做出重大举动。

与时间赛跑

　　糖尿病的长期折磨和几十年的苦辛，早早摧垮了蒋经国的健康。处理完江南命案后，蒋经国先是视网膜脱落，接着下肢麻痹，蒋经国已去日无多。
　　蒋经国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蒋的任务有四个：民主化、本土化、民生以及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
　　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习惯了靠特务机关将台湾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蒋经国，也许是第一次见识自己亲自从魔瓶释放出的民主。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
　　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蒋经国未能完成与时间的赛跑，他的前三个任务由继任者完成，第四个任务在今日已变成严峻的台海危机。但他赢得了历史。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