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十二月 28, 2008

黄章晋: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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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别字修改版)


  前几天,一位朋友的MSN换了新签名档:“〇八宪章是政改宣言还是反政府宣言,你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这个签名档说的政府的两种选择,如果是在越南,那倒真存在两种可能,而在中国,前一种则绝无可能。理由很简单,115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诞生了一个毛泽东,他给后辈带来了一大堆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的历史包袱。而在越南,未曾有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这类导致执政党道德破产的罪恶,兼其以民族独立解放最大功臣面目出现,固其即便曾有千般路线曲折错误,所以,一旦废止农业集体化体制,可以一步到位土地私有化,一旦到了非需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则可直接从执政党中分化出反对党,没有什么自打耳光和自己拆掉自己道德合法性的问题。越南可以考虑宪章而中国不能,恰如邓小平可以改革毛泽东的错,而金正日不能去改革老爹的错一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实在是各自历史罪恶多寡的前定。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他留给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包袱,倒要轻得多,譬如,如果毛泽东是个斯大林的翻版,即便不谈执政党面临的巨大负面历史遗产——赫鲁晓夫的全面非斯大林化只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外在道德形象并未对内造成这个政权的道德破产,仅就今天的老百姓而言,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观念鸿沟,因为今天无论你认为毛的罪恶有多大,你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怀念毛的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近些年来随着官僚集团以改革之名压榨掠夺百姓越来越疯狂,怀念毛的人越来越多。这与相对国际低位远不如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恰好相反,中国今日无论国民财富还是相对国际地位,远高于毛的时代,但人民的不满和怀念显然是在不断增加的。

  因为毛身上具有历史上所有暴君的一切特点,但同时又具备与其身份极为不符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中,对行政官僚体制和知识精英强烈的本能厌恶,恰恰非常符合今日中国普通百姓从自己生活中的来的感受。毛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被很多人解释为一种理想主义和诗人的浪漫气质,其实,不要说一个打天下的帝王,毛泽东的战友们也都可以被称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至于诗人和浪漫气质,与其建国和社会理想完全是两回事。

  毛承认,早年受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才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则完全是两回事,列宁身上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但等到毛可以完全放手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改造中国社会时,他的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显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底色,这个蓝图的描绘,是毛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后来的“五七指示”。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当然,如果你从“原生态”这个价值出发,也可以认为,社会分工是对人的异化和退步。

  毛的这种世界观,在同类政权里,其实只有一个波尔布特与之相同,而在他的同志中,也只有一个张春桥是其知音——如果张春桥不是故意投其所好的话——我相信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没有张春桥本人的心有灵犀,再投机也写不出来,而张春桥个人的品格,又实在比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所以,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之所以毛真正的同志如此之少,实在是因为这种理想太过匪夷所思之故,只有追求玉石俱焚的恐怖分子才会有这种非现实感的气质。疯狂如列宁以及那些被斯大林消灭的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虽与毛气质相近,但也曾在现实面前逐渐退缩过,譬如列宁曾被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搞过“新经济政策”。

  至于残暴的斯大林,从他和毛关心研究过的几个分工和待遇细节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毛临死前一两年,一位在农村基层当小干部的毛的知音,因为条件好的村和条件不好的村,存在付出同样劳动但收获不一样多的问题,困惑于如何分配才算公平,遂发信给毛请教,毛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当然,是典型的五七指示式的思维。而斯大林则在发现工厂里普通工人和工程师收入相当时,给出这样的命令:仅就一个人要成为工程师,付出的学习成本和学习时间要远远大于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而言,如果两者待遇相当,则这个国家最终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所以,绝对不能搞所谓的平等主义,一定要大幅拉开收入距离。

  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关心工农业生产的数量,但两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斯大林取得了远远大于毛泽东的成就,当然,斯大林比毛更关注这个国家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而毛更关注这个国家“被改造过的人”的数量和“质量”,两人种种根本差异造成的结果是,斯大林留给后人一个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而毛泽东除了用蒋介石培养的人才造出了两弹一星外——中国政府始终不提苏联为此做出的巨大帮助,对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智力的摧毁,却是两三代人都无法弥补的。直到今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不是蒋介石时代培养的,就是在国外成长的,中国大陆培养的人才依然看不到有获奖可能。

  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是看到了斯大林时代惊人的物质生产能力飞跃,然而,他的反感专业分工的本能,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得与斯大林媲美的成绩。苏联的工业品,自来以“傻大黑粗”闻名于世,但饶是这样的师傅,都无法忍受中国徒弟的粗放随意,中苏蜜月时,援华专家们不断抱怨,苏联人的生产流程规章制度和质量控制标准,被中国徒弟肆意修改,他们无法理解在出现大规模次品报废品时,徒弟们依然笑咪咪地坚持自己的“土洋结合”和“工人群众参与管理”,因为“绝不迷信专家”的精神源头,在毛泽东那里。

  苏联人有个科学管理的“马钢宪法”,毛就一定要将之最大可能的山寨化,弄出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非为毛的民族自尊心使然,而是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本能使然。今人很难想象,中国这个以深耕细作闻名的农耕民族,竟然在做事的马虎粗糙程度上远远超过一贯以粗野随意著名于世的苏俄。

  甚至连大饥荒,苏联中国都如此不同——尽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的制度,但是,苏联的三次大饥荒,之前从来不曾有过中国这么多让人泪流满面的笑柄,它不会有亩产万斤,不会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会有土高炉全民大炼钢铁。斯大林说过许多可笑的话,但从来说不出“让钢铁元帅升帐”这样的话来。

  虽然,就其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和消灭自己同志以及消灭民族精英而言,斯大林不但比例上远远超过毛,甚至在一个人口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在这一成绩的绝对数量上也超过了毛,当然,有斯大林作恶在先让后来者引以为戒的原因,也有可供毛泽东消灭的中国精英的数量本身就不多的原因,总之,斯大林作为暴君的名声,远远超过了毛。不过,就国家发展的逻辑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与斯大林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因为斯大林和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低人权制度的基础上的,由于斯大林同志对低人权制度落实得更果断彻底,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

  在这里顺带说一句,某些经济学家坚称,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独步全球,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尽管斯大林创造了如此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然而苏联人民并不领情,显然,今天仅仅用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对多数相对贫穷感和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的老百姓来说,让他们对今天满意实在是非常勉强的。而被我党教育成听到民主自由就认为是西方肢解祖国的阴谋,以及认为自由民主就是造成今天一切不公平的老百姓来说,对今天的不满,能想到的好,自然就是怀念毛。

  老百姓对毛的怀念,倒绝非认同毛的反对人类分工,而是认同毛对行政官僚体制的反对和对特权的反对。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分工的人,自然本能地反对一切行政官僚体系,哪怕是他本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毛在发动消灭政敌的大清洗时,采用了罕见的鼓动老百姓反对政府的方式,仅就消灭刘少奇团伙这个目的而言,毛完全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而不必采取鼓动造反派将整个官僚机器推倒,换个革委会这种更山寨的模式重建。发动文革,如果被解释为仅仅是一次消灭政敌的活动,鼓动夺权的行为和重组政府的行为就实在难以解释了。顺带说一句,假使刘少奇在毛的位置,当然他也会发动对自己同志的大清洗,但肯定是斯大林式而非毛氏,从其领导的“四清”运动就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国家大清洗的正规版本,都是斯大林式,只有毛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搞摧毁自己政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并非毛的独创,“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毛的创造,仅仅在于将斯大林的“文化革命”四个字中加了一个“大”字。但两者却有本质区别,斯大林的“文革”算得上是名符其实,而毛泽东的“文革”则是大清洗、社会组织改造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混合。仅就“文化革命”这部分而言,中国的“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氏反人类社会分工理想版,除了京剧形式大有创新外,几乎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智慧的结晶,皆在反对和消灭之列,而苏联版本,则是一场人类文化智慧结晶的消毒和普及运动,即除了将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消灭掉外,还有大规模官方宣传运动,要求老百姓普及掌握消毒检验过的本国和西方国家文明智慧的结晶,譬如全民要学习欣赏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才有资格欣赏的芭蕾舞等艺术,培养爱好读书下棋的习惯,报纸会隔三岔五会出一些自然常识题目,提醒文明的苏联公民需要知道哪些知识。之所以,中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两者都存在批判和消灭,但中国除了反智而别无其他,本质上在于,毛的理想社会蓝图,原本就是反智的,智慧和知识乃是实现这种无分工差别社会理想的天敌。

  我相信,如果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如此严峻的外在威胁,毛的革命军队,不但是没有军衔制的军队,甚至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军服的军队,或者反过来,由于军服识别性的继续退化,同时国民着装的日益军服化,两者最终会没有差别。这与今天中国社会日益的军服化刚好相反,中国今天大街上类似武装部队制服的比例也许全球第一(朝鲜等国除外),本质上更接近拥有同样特征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它是暴力机器和拟暴力机器泛滥的象征,而毛时代的全国兵民不分,则是社会完全山寨化的表征。当然,如果毛竟然真的活到今天,如果没有那几颗能保证与来犯之敌同归于尽的原子弹,他的革命军队可能连今天越南军队的入侵也无法抵挡,因为他的社会改造虽然远未成功,但效果却如此显著,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一口气又拉大到了八国联军入侵时清军与联军的程度——当时,中国连质量可靠的歼6战斗机都无法保持像样的规模——当然停在机场上的战斗机确实数量巨大。

  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干下的坏事严重到后人根本不敢公开毛时代的真相,所以,当他建立的政权越来越像他当年推翻的政权时——这实在是个历史的必然——他用来描述他推翻的政权的一切形容词,掸掸土,用在描述今天的社会,并无不妥之处,不幸的是,今天官方的一切文字依然采用这种方式描述被毛推翻的政权,同时极力美化毛的时代,那些被生活挤压日益的绝望的人群,理所当然地要怀念毛。

  毛反对并时刻警惕严格的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以及附丽于这个系统的特权,实在是深合今日被特权阶层疯狂压榨的中国百姓的刻骨感受,虽然你可以说,毛本人就是个最大的特权享受者,但如果你将之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的代价,并非算得上特别巨大的恶,也并非不可解释。更何况,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个人生活与其执政效果而言,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考评标准。否则,真正完全按照毛的理想改造自己国家的波尔布特——这个消灭本国人口效率世界第一的人,实在算得上一个罕见的好领袖了。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CCTV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 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如果,你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是举办奥运会后10左右就垮台来安慰自己,或许你可为自己的人生总算避免了太过绝望的情形:与党一起慢慢变老,但是,毛留下的历史遗产,使你压根看不到渐进转型的可能——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羡慕越南人民,

  然而,你很难说,这样的感到痛苦的人民,不在内心的压抑和仇恨中弥漫着来一场文革式的大民主,来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当然,你可以说那短暂的全面造反只是奉旨造反,但它的表现,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因为在许多绝望的心灵里,已经不相信今天的官僚机构是实现公正诉求的工具和途径,杨佳手刃六警,一边倒的同情,其实是老百姓对自力救济行为的肯定,也是某一天无政府主义狂欢突然发作的土壤。

  而毛的文革式“大民主”,留给今天执政党官僚集团的恐惧印象如此深刻,使可能他们是世界上最恐惧“动乱”的一个官僚集团,不但他们惧怕,即便那些家里小有坛坛罐罐的老百姓,只要还有一点点苟安的可能,也会本能地恐惧“动乱”,哪怕只是〇八宪章签名这种形式可能带来的“动乱”。我不认为,这些普通人的恐惧是中国人特有的犬儒,而是只有中国经历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恐惧。

  可惜的是,〇八宪章的形式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将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官僚特权的压榨,用最浅白直接的文字放在优先表述的位置。相反,如果毛派——虽然他们每年都要老上一岁,但如果他们也用类似宣言征集签名——他们的主张天然不可能采用宪章这种形式,则完全可能因为将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的东西置于最优先的位置,而获得更多签名。

  32年前死去的毛泽东,注定了我这位朋友MSN上的签名只是虚张声势,死去多年的毛,是如此令今天的执政者难堪尴尬,甚至,陈列他尸体的纪念堂,那些内心里未必不对他诅咒千万遍的执政者,还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去瞻仰一下,就好比当上首相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从来不曾去过靖国神社,但当了首相之后,还得硬着头皮一次次去。

  在这个毛生日的这一天,突然临时起兴想写写毛,其实是因为,我前天才知道长沙的橘子洲头,当真在修建一个巨大的毛的塑像,而且,这个毛在诗词中提到过的小小沙洲,除了与毛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被删除,大规模的会所之类正在与毛的塑像同步修建中,主办者宣称,要把橘子洲变成中国的达沃斯!如果不是被毛诅咒过,没有其他理由会使这些疯狂的家伙变得如此愚蠢,我很难描述知道家乡出现如此变故的心情,也许只有一句话合适: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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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纪念一个不幸的独裁者逝世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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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时间,赢得历史——生命最终时刻的蒋经国
载于《先锋国家历史》

■黄章晋

  20年前,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是在紧迫地与时间赛跑,他要完成的任务太多:国民党的本土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两岸关系的解冻……他在奋力冲刺中死去,输给了时间,但却赢得了历史。


  1988年1月13日晚19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大陆观众注意到,《新闻联播》播音员张宏民罕见地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表情凝重。他播报的第一条新闻是,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当时的大陆观众不知道,蒋经国生命最后阶段开启的民主化大门,使台湾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将使台湾成为他们日常最关注的新闻焦点。
  20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 2240万人口的台湾,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的凭吊者,每年在100万人次左右。蒋经国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很难找到第二个独裁者获得如此评价。

民主时代榜样的独夫

  蒋经国与一般独裁者的巨大差别,其实是专制政权第一代独裁者与第二代独裁者的差别。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恰好体现出第一代独裁者和第二代独裁者的典型特征。
  老蒋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矜持、刻板、严肃,能不与民同乐则绝不与民同乐,在公众面前,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蒋经国则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低调、朴素,吃穿随意,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
  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总结最沉痛的教训之一竟然是:杀人太少。
  而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则让其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人的吃苦精神。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其不避险阻更非常人可为: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
  蒋经国在年逾六旬接班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这种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日后,台湾政治人物竞选前的“全省走透透”,就始自蒋经国。一个独裁者,竟无意中成了日后民主社会政治人物争相效仿的榜样。甚至蒋经国习惯穿着的一身夹克,也成为今日台湾政治人物体察民间疾苦的标准装束。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被认为对台湾起飞居功至伟,这种宏大规划亦为后来者模仿。有俞国华的十四大建设,郝柏村的六年国建,民进党执政后游锡堃的新十大建设。
  蒋经国在“十大建设”时有句话曾令后人动容:“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但蒋的“十大建设”带有鲜明苏联计划经济色彩。他在回忆录中即表达过对苏联那些令人印象深刻工程的追慕。熟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因为这类献礼和形象工程,往往不计代价成本和收益,而首长意志往往缺乏科学决策。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亦未能幸免。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宣布宏伟计划时,“财政部长”李国鼎竟一无所知,但事后必须无条件四处筹款。事后证明,电气铁路工程完全就是一大败笔。但专制政府,任何政府成就都有宣传机器无条件造势,而民主时代,媒体只盯着政府是否犯错。所以,台湾历史只记得“十大建设”。
  人们很容易记得专制时代的温情,却忘记当时专制时代为何无法延续。
  蒋经国主政时代,台湾全社会在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持续取得长足进步,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也在逐渐减弱,但全社会不满之情反而日益滋生。
  到了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台湾形势渐成一场变革与危机的赛跑,但他的生命猝然终止,他输给了时光。
  接力棒到了李登辉手里,经过李登辉早期阶段后,蒋经国的历史任务才告完成。

两个康奈尔的博士

  蒋经国的突然去世,将李登辉意外地推到了历史前台。
  无论今天人们如何看待李登辉,李登辉在被蒋经国看中时,是个完全无意政治、醉心于学问的学者。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的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有人称,如果不是蒋经国,也许台湾又多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1971年,李登辉被蒋经国看中时,他甚至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突然扰乱李登辉学者人生轨迹的,是另一位康奈尔大学博士,此人突然的人生变轨,把李登辉的人生一头撞向了政治。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位康奈尔博士,最终殊途同归,成为同一政治目标的不同角色扮演者。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开枪者被当地警方连打带推地塞进汽车前,响亮地大呼一声:“Let me stand like a man!”。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
  平时腼腆温和的黄文雄的突然爆发,虽然令过去熟悉他的人震惊,但黄文雄仇恨大陆人却人人皆知。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就在白色恐怖中入狱。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经国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美国人的法律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
  第二天,接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的歉意时,蒋经国表现得非常轻松:“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不过,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这是他平生最危险的遭遇。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是啊,自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经过20年努力,台湾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水准随着经济发展有了巨大提高,而这一巨大成就并未伴随剧烈的贫富分化。固然台湾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权治下并未有明显显现,台湾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但凡独裁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蒋经国自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一步。他开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士,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的李登辉此时进入蒋经国视野。
  1972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是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而李登辉只有一年党龄。此后,党内新同志李登辉成了蒋经国四处下乡调研时必不可少的陪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总统”。20天后,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又成为台湾“省长”。谁都看得出来,高大、风度翩翩的李登辉是蒋经国刻意栽培对象。
  而无意中成了校友登上“总统”大位推手的黄文雄,保释后一直流亡。1996年,黄返回台湾,1998年1月,出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
  不过,他为大陆人所熟知的,是他一本接一本在日本出版的诋毁中国的书籍,大陆人以为这些书名耸动的作品是日本人写的,而日本人则以为,高产的黄文雄是个“中国人”,而黄文雄在其他所有场合一直自称是“台湾人”。

一个不幸的独裁者

  尽管蒋经国曾声称,流着蒋家血的人不再会成为台湾政治领袖人物。临死前,他亦强调,蒋家后人不得投身政治。但是,他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路数,一开始就基本是对蒋介石培养他路数的复制。
  1976年,口碑不佳,但还算可造之材的蒋孝武进入情治部门,开始打造自己的班底。几年后,蒋孝武有了党务、军情、宣传等部门工作经验的完美履历。在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命案发生前,台湾各界认为,蒋经国要蒋孝武接班的意图非常明显。
  极受蒋经国器重的李登辉,此时其实一直是个光杆司令,并无半点自己的团队。这点,甚至到蒋经国突然去世,他依“宪法”接替蒋经国之后才开始改变。
  江南命案彻底打碎了蒋经国可能的政治安排。美国公民江南横死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自1971年开始被国际社会纷纷抛弃的国民党政府,此时已无法承受捂盖子的代价,蒋经国迅速抛出了“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并承认情治部门涉入此案,但舆论依旧不依不饶,于是,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交给老朋友李光耀看管。
  蒋经国是同时代中最不幸的独裁者。
  国民党政权之于台湾本土人,始终被视为外来政权,2·28事件的惨痛经历和长期白色恐怖更加深了这种隔阂。现代社会,还不曾有过一个被人数上占优势的本地人视为外来政权的独裁政府,能稳定延续的。
  早年,雷震等外省籍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很快能被平定,但1970年代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因直接体现为本省人与外省人政权之间冲突,一爆发就显示出其巨大力量。以中坜事件为例,事后查明,冲击军警和党政机关的百姓,其实可算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但它背后却是本省人对外来政权的深刻不信任。
  与族群裂痕相伴的另一巨大尴尬是,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证明,反攻大陆已绝无可能。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名不正言不顺,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对维系蒋氏独裁统治极为不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台湾经济、文化的高度外向性。在一个小而准开放的社会,独裁统治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毕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势。只要居民能与外接触,民间的不满和外部的压力就无日不在。
  江南命案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martial law)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独裁者都有自虐式的勤政嗜好,蒋经国无疑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个。但蒋经国的不幸在于,如果不行宪政,即使比今天台湾的任何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但他想做个守成的独裁者都不可能。蒋孝武被千夫所指的接班无望,南越覆亡和数任韩国独裁者横死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世做出重大举动。

与时间赛跑

  糖尿病的长期折磨和几十年的苦辛,早早摧垮了蒋经国的健康。处理完江南命案后,蒋经国先是视网膜脱落,接着下肢麻痹,蒋经国已去日无多。
  蒋经国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蒋的任务有四个:民主化、本土化、民生以及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
  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习惯了靠特务机关将台湾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蒋经国,也许是第一次见识自己亲自从魔瓶释放出的民主。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
  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蒋经国未能完成与时间的赛跑,他的前三个任务由继任者完成,第四个任务在今日已变成严峻的台海危机。但他赢得了历史。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星期六, 十二月 27, 2008

丁乙:《零八宪章》所遭遇到的网络封锁

作者:丁乙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8-12-26 20:12:10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812/20081226203201_12678.html


(维权网授权发布)今天在百度上搜索"零八宪章"的情况是:找到相关网页约36,000篇,用时0.001秒。在"相关搜索"一栏,还出现"零八宪章签名"、"零八宪章全文"、"零八宪章第九批名单"、"零八宪章第八批名单"、"零八宪章第8批签名"、"中国 零八宪章"、"零八宪章 第八批"、"零八宪章名单"、"零八宪章第9批签名"、"零八宪章第七批"。这说明百度还没有把与"零八宪章"有关的词汇设置为"关键词",所以还能搜素到。如果被设置为"关键词",搜索时就会出现搜索无结果。

以下是搜索结果第一页、第二页网页打开时的情况。

1、乌有之乡 >> 文章中心 >> [专题]零八宪章与颜色革命(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youyou/):无法打开网页。这是乌有之乡做的批判《零八宪章》的专题,前几天还能打开。《零八宪章》出来后,乌有之乡发表了一批批判文章,甚至还做了专题,但现在这些文章在乌有之乡已经被删除。

2、零八宪章(http://www.bullog.cn/blogs/donison/archives/239924.aspx):这个网页在牛博网,是"Donison"的博客文章,打开时却"发生错误",直接跳转到牛博网首页,说明这篇转载《零八宪章》的文章已经被删除。

3、零八宪章介绍(http://www.ls114.cn/bbsxp/PrintPost.asp?ThreadID=32908),这个网页在溧水论坛,打开时却出现"系统不存在该帖子的资料",说明已被删除。

4、《告全国人民书》全文 (零八宪章) 爱问知识人(http://iask.sina.com.cn/b/14375732.html?from=zzsy02),这个网页在新浪爱问搜索,打开时却"非常抱歉!这个问题已经被撤消或者删除"。

5、《零八宪章》成为国际瞩目的政治事件和中国人争取宪政的标志性事件(http://www.ztsite.com/bbs/thread-29970-1-1.html),这个网页在征途论坛,打开时出现"征途论坛提示信息,您无权进行当前操作,这可能因以下原因之一造成。论坛维修中,请稍等。。。谢谢。"说明文章已被删除。

6、脈望斋 的日志 — Windows Live(http://bronzeweapon.spaces.live.com/blog/cns/),这个网页是spaces,打开时正常显示出现:中国《零八宪章》。

7、Live Videos - 零八宪章(http://www.flashgamesite.com/live/tag_%E9%9B%B6%E5%85%AB%E5%AE%AA%E7%AB%A0.html):这个网页能正常打开。

8、零八宪章 - 战斗在沦陷区 - 法天下法律博客(http://www.fatianxia.com/blog/55219/),这个网页法天下博客。打开时显示"好友才可阅读,对不起,本文已设置成"好友才可阅读"。请登录后查看此文。"法天下博客在2008年12月16日被关闭。法天下曾在2008年11月18日发出《法天下的一则声明》,"法天下将采取如下措施:1、针对某些与法天下社区气氛不相一致的帖子,向发帖朋友发出通知后将予以隐藏,发帖朋友仍可自行查看或备份该贴;2、与少数朋友协商,请其在其他博客服务网站建立博客并转移文章,并在合适的时间暂停其在法天下的服务;3、暂时关闭非注册用户的评论功能;4、暂时关闭新注册用户的发帖功能。"虽然如此,但还是被关闭了。

9、零八宪章--------签名 无忧冒险岛论坛 :游戏、宠物、娱乐(http://bbs.91mxd.com/read.php?tid=713964):这个网页打开时直接跳转到无忧冒险岛论坛首页(http://bbs.91mxd.com),说明文章已被删除。

10、关于零八宪章!_光辉岁月_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5c19460100bnuy.html):这个网页是新浪博客文章,打开时却出现"对不起,您访问的博客地址不存在!"3秒后直接跳转到新浪博客首页(http://blog.sina.com.cn/),说明不仅文章已被删除,而且连博客也被封了。

11、百度_西南政法大学吧_《零八宪章》(http://tieba.baidu.com/f?kz=516207985),这是百度贴吧的网页。打开时却出现"您要浏览的贴子不存在,关闭当前页面。"说明文章已被删除。

12、零八宪章专栏 | Index | Deutsche Welle | 2008.12.23(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3898388,00.html),这个网页在德国之声中文网。能正常打开。

13、零八宪章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http://www.chinavalue.net/Blog/TagEntry.aspx?TagID=110920),打开时显示空白,说明文章已被删除。

14、[转帖]关于"零八宪章"(转)[中国战略论坛] -- Powered By Dvbb...(http://bbs.chinaiiss.org/showerr.asp?BoardID=54&ErrCodes=29&action=%B7%C3%CE%CA%A1%BA+%CC%BD%CB%F7%D5%F9%C3%F9+%A1%BB),这个网页在中国战略论坛:打开时出现"您在"访问『
探索争鸣 』"的时候发生错误,共有1项,下面是错误的详细信息。"说明文章已被删除。

15、(无标题) 零八宪章(http://www.handleft.com/tag/%E9%9B%B6%E5%85%AB%E5%AE%AA%E7%AB%A0),能正常打开网页。

16、未名空间(mitbbs.com) - 海外华人第一门户(http://www.mitbbs.cn/pc/pcshowcom.php?cid=7015),打开时却出现"对不起,您要查看的评论不存在!",说明文章已被删除。

17、【图】有没有人知道零八宪章_泡泡社区(http://pop.pcpop.com/doc/4843278/1.html),打开时出现"本贴已被删除",然后直接跳转到泡泡社区首页(http://pop.pcpop.com/),说明文章已被删除。

18、零八宪章 - Wikisource(http://zh.wikisource.org/wiki/%E9%9B%B6%E5%85%AB%E5%AE%AA%E7%AB%A0),能正常打开。

19、Re: 零八宪章 - 伊苏见闻 - com.googlegroups.fans - MarkMail(http://markmail.org/message/stqyg7w7cqigjvsj),能正常打开。

20、zt管党生:因为"零八宪章",我领略了秘密警察的效率 - Annotati..(http://www.diigo.com/bookmark/http%3A%2F%2Fwww.bullog.cn%2Fblogs%2Fbaozuitun%2Farchives%2F243977.aspx),能正常打开。

第一页(1-10)十个网页,只有两个能正常打开,第二页(11-20),只有四个网页能正常打开,其他都被删除了。

在新浪博客首页(http://blog.sina.com.cn/)采取全文搜索"零八宪章",出现的却是"抱歉,没有找到与'零八宪章'相关的博文,您可以尝试以下方式重新搜索1.检查输入的关键字是否有误;2.简化关键字或用其他意思相近的关键字。"在新浪爱http://iask.com/
问()搜索"零八宪章",出现的结果没有一篇与零八宪章有关。结合上面的4、10的情况,说明新浪已经把"零八宪章"设置为关键词。


《零八宪章》在网络上公之于众以后,中宣部曾在12月17日之前发布通知,要求各个媒体禁止报道《零八宪章》,甚至禁止刊登《零八宪章》签署者撰写的与《零八宪章》无关的文章。

但《毫州新传媒》却发布了有关《零八宪章》消息。但在12月14日,该网所转载的涉及到《零八宪章》的《全球纪念联合国人权日》、《美国对刘晓波等人被拘表示关注》、《国际人权日前中国拘留人权活跃者》等三篇报道均被删除。

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通过其官方网站浙江新闻网以"中新浙江网12月22日电"的方式刊发了《零八政见——兼答〈零八宪章〉》,但这篇文章,仅仅存在两天,却在24日被删除,文章链接突然无法再打开。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的新闻负责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刊登这篇文章是工作漏洞,是审核方面出现一个小的漏洞。

而牛博网(http://www.bullog.cn)继关闭饱醉豚博客之后,2008年12月25日又关闭了冉云飞的博客。他们都是因为转载零八宪章或发表与零八宪章有关的文章。

而据BBC报道,从2008年12月16日开始,中共政府开始封锁海外新闻网站,也包括BBC的网站。


2008年12月25日

曾金燕:又到12月27日

转自了了园-曾金燕的博客

December 26, 2008 at 9:58 pm · Filed under 杂谈

2007年12月27日下午,胡佳无声无息地从家里被带走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一天警察究竟是怎样进入我家,怎样带走胡佳的……

一年过去了,我努力忘却但又无法忘记的一幕幕时时冲击我的脑海,屈辱和痛苦充满了我的胸膛。这个制度,制造了多少家庭的不幸!制造了多少民族的灾难!我看到它依旧不停地吞噬漠然的灵魂,折磨独立的精神。

无题

(一)

你离开的时候

家不成家

墙上的画框拆了

箱翻柜倒

满屋的碎片

张张烙下“抄家”两字



宣读文书的便衣

双手颤抖

闪光灯咔嚓咔嚓

一台台摄像机镜头延伸

窥探每个尘封的角落



高大粗鲁的陌生男人

美丽乖戾的便衣女密探

裹挟着浓重的烟味、腐臭味和阴冷潮湿的空气

拥挤而来

恶毒地咒骂不休



他们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起

她们钳住我的胳膊

我听见婴儿饥饿的啼哭

渐渐微弱

我听见母亲悲愤的哭喊

时起时落



夜深了

我的妈妈

我的宝宝

我的爱人

到我身边来啊

我要抱抱



(二)

软禁、监视、跟踪……

恐吓、胁迫、洗脑……

便衣警察包围了我们的家

日复一日

我抱着宝宝站在窗口

等待一个驼背的老爷爷

慢慢地从屋前走过



审判长脸色苍白死灰

你沉静又冷淡

咫尺天涯

监狱沉重的大门缓慢打开



你不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者

我不是最后一个受难者

一个冰冷的寒冬

北风怒吼

南风窗:反腐败的沉思与启示

中国腐败现象呈现三大变化
仅靠惩处难遏腐败势头


三大变化

  30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这样三大变化:在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货币形态又向虚拟货币形态转变;在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在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

  过去送电冰箱、电视机、包括手机,都是消费资料。现在是生产资料,比如国土资源、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等,腐败已经渗透到这些方面,钱和权交换,形成一种腐败的利益集团,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这种趋势非常可怕,过去送一个大衣柜、一台电冰箱、一个电视机满足个人或家人的消费需要。现在消费资料已经满足不了贪欲,发展到生产资料,要的是一座矿山、一片森林、一大批土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家大量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

  过去,腐败和不正之风多表现于商品流通环节,或批条子、或拿东西。现在,已经不在商品流通环节了,而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其表现就是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杀官就是说副职想当正职,把正职杀掉,或者两个副职一个把另一个杀掉。腐败一旦进入权力流通环节,将由官场腐败造成整个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经济领域的腐败蔓延为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腐败。

  这些年,老百姓流传一句话,“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其实,这种感觉是因为角度不同造成的。因为老百姓看到身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却较少关注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措施也越来越加强。当然,30年来,反腐败的形势仍然严峻,不光上上下下有这种感觉,实际数字也有这个证明。据今年10月26日的中新网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今天透露,近5年来,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

  县处级以上公务员犯罪率上升如此之高,形势严峻显而易见。回忆过去,我们一开始不承认有腐败,只承认有不正之风,需要反腐蚀。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了,发现反腐蚀斗争和纠正不正之风解决不了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问题,于是才正视面临的确实是一场反腐败斗争,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用的是反腐蚀斗争,到了90 年代初,我们才开始正式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

  但是,也必须明白,不是“ 越反越腐败”,而是不反更腐败。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搞了30年,形势仍然严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笔者以为,主要是解决腐败滋生蔓延这一问题的方法,远离源点的原因。30年来,如果不是按中央的方针坚定不移反腐败,腐败的形势将比现在还要严峻;如果各地各部门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认识再主动一些,行动再坚决一些,制度创新再多一些,腐败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严峻。


两个步调

  如果腐败大范围地滋生蔓延,肯定与重要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有关。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重要制度是健全的、科学的,就不会有大规模的腐败。无论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乃至于小农经济、封建主经济、奴隶主经济,都如此。因为腐败的要件是权力的私有,腐败的猖獗是权力的泛滥。以权谋私即腐败。而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够私有,私有权力在某些方面还能够泛滥,与制度设计有关。它是制度漏洞使然,而不是与所谓的经济形态有直接关系。

  我们在推进改革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奋勇直前、大刀阔斧,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思前虑后、畏首畏尾。这两个不同步,就如一个人左腿步幅太大,右腿却迟迟不能跟上,于是屁股只好迅速下移,如果下面是一滩泥水、一个粪坑,他就会沾上泥水、沾上粪水,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不同步造成了巨大的缝隙和漏洞,用邓小平的话说,使我们相当多的干部、一大批干部卷了进去,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20多年前,邓小平就看到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把这一步迈过去。好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把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面的固定词组“积极稳妥”四个字变为“深化”两个字。这就预示着政治体制改革将可能有实质性的动作和推进。

  至于腐败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表现为改革开放有利于遏制腐败。不仅可以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引申出这个结论,而且可以从封闭性的国家、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中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任何机遇同时也是陷阱。改革开放中如果处置不当,也会滋生腐败。所以在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不能只学别人经济技术方面的有益成果,而要同时学习别人政治文明方面的有益成果。如果不认真总结吸取别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防止贪污和腐败的那些经验教训,那么在改革开放中就会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腐败的滋生蔓延同步,甚至出现高于并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局面。

  腐败不是由改革开放带来的。但如果我们有选择性地,特别是一些有特殊利益的人有选择性地去改革去开放,就会形成对他有利的就改就放,对他不利的就不改也不放。这种因其个人或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为取舍的改革或开放,吸取的可能就不是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而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东西甚至包括糟粕,或者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借鉴吸取,那么就有可能重蹈清朝末年所谓维新变法的覆辙,就会使改革异化甚至失败,就会助长腐败,就会助长特殊利益集团的坐大。

  由于我们在两大体制改革的同步上做得不够好,从而使改革开放有利于遏制腐败这一理论命题,只在小范围得到一些印证,但是在目前大范围的实践中还没有能够有效实现。


目标调整

  由于较长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腿没跟上来,所以反腐败只能提一个非常模糊的目标,可能的最低限度。

  1982年9月执政党的十二大提出“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到1996年,江泽民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之所以出现这种降低目标的提法,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我们提出根本好转的时候,当时中央想的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出现,放缓了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就没法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性好转了。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放缓,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倒是如期实现了。

  这个最低限度是多少?看似没有,其实有一个度量关系。那就是腐败的滋生蔓延速度与老百姓心理和实际能够承受的程度的对应关系。现在老百姓对腐败的承受力非常强,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不仅对贪污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元熟视无睹,而且对包二奶包三奶见惯不惊。处死的成克杰当时受贿4000多万元已让人觉得是天文数字,可是最近判处死刑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居然过亿元,其中一笔受贿就超过8000万元。面对这些大案要案,老百姓好像司空见惯,看似无所谓。甚至对杀与不杀都没有了往日的关注度。

  但是,这已经非常危险!任何金属都会疲劳,何况百姓的承受力?瓮安“6·28”事件的直接起因,最初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居然发展到老百姓去烧政府办公楼。

  要从一个高度认识类似的事件。90年代放缓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对腐败的判断有失误,也不是感觉不到它对党的生命的威胁。邓小平早就明确提出不坚决反腐败会亡党亡国。陈云也讲到这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认识归认识,利益才是刚性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重大的特殊利益,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影响并延误决策。于是你很难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去反对和防止腐败,只能局限在技术层面,通过查处典型个案来反腐败。

  好在是中央越来越认识到制度反腐的重要,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重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工作和规划。当然,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是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推进的速度,能否超过腐败滋生蔓延的速度。


制度反腐

  改革开放30年的反腐败,无论在精力、时间、力量部署上,还是政策研究、方法重点上,在惩治方面下的功夫远多于预防。案子越查越多,级别越查越高,金额越查越大。不到10年,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就杀了6个。严峻的现实,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坚决惩治腐败不行!但单靠惩治,遏制不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即使拿省部级开刀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惩处了几十年,案子查了数百万件,案子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解决了吗?靠惩处遏制不住,这就需要讨论如何预防的问题——关键就是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监督的制衡力”,实现制度反腐。

  相对于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是既定主体以新的权力结构(而非旧的权力结构)为载体而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由于制度最核心最具实质的是权力结构,健全有效的制度,必然是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权力反腐与制度反腐,这两者的实质区别可简而言之——所谓权力反腐,就是依托现有的权力架构进行反腐;所谓制度反腐,就是改革完善现有权力架构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反腐。实际上,制度一词有两层含义:即浅层意义上的规章、守则和深层意义上的组织体系。前者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大多以“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的形式出现,后者是保证上述行为准则得以坚决实施的组织体系,这一组织体系是否健全、完善,取决于构成其结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子系统的设置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合理,操作时能否有效地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具体包括分解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深化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等等。

  如是没有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作支撑,那些条条款款即使制订得再多,规定得再详细,也是一张白纸,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因此,那不叫制度反腐。现在只能说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倾向于解决这个问题。

  在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有的人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必须从改革权力结构入手,走制度反腐的路子;也有的官员隐约感觉到这个问题。目前关于制度建设的各种提法不少,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制度建设的核心是权力结构。比如说目前我们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专横独断,超过了我们党建党和执政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越级访群体访、那么多的群体性事件和那么多的矿难事故。5000年来,特别是秦统一以来的中国社会,老百姓在接受治理上有一个与别国不同的特点就是不大信宗教,而比较信官吏。一旦老百姓不信官了,一个朝代就结束了。这必须引起各级党政部门高度警惕。

  一些人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想改革现有的权力结构。改革现有权力结构之所以非常困难,就在于任何一个领导干部要做这件事,他所面对的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大,所要承担的责任太大,所要冒的风险太大。没有上级的及时支持,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成功的几率不高。因为这种做法是以个体去挑战群体,是以对己无益去挑战既得利益。

  1995年湖南张家界市曾进行过一项改革,市委把下级纪委主要领导的提名权赋予市纪委,市纪委负责下级纪委主要领导的提名,最后由市委常委会来决定。可惜上级迟迟对其改革不予表态和肯定,最后这一提名权改革,在当地无疾而终。多年后,一些省市纪委书记交叉任职、异地任职、甚至空降任职,这些都反映了纪委提名权的改革与推进。关键是要将这些经验和成功做法制度化。

  反腐30年,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反腐败作为一门我们还知之不多、识之不深、悟之不透的科学,正如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不断学习、深刻反思一样。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有鉴于此,反腐倡廉既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全力攻关,也需要建立试验区进行创新和试点。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



转自文学城新闻直通车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12/news-gb2312-762840.html

星期五, 十二月 26, 2008

连岳:等爸爸死掉/连岳:我们如何当爸爸?

[转载注:以下两篇博文转自牛博网博客,连岳的第八大洲,《等爸爸死掉》发在《我们如何当爸爸》之前,现将两篇同时转发。
转载者对连岳关于以色列的一句评论有保留,特此说明。]


连岳:等爸爸死掉
2008-12-26 06:31:47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252242.aspx


IP地址来自北京的“优雅的世界”曾在《技术指南:如何生一个美国人》后留言说道:

“只要有心的话多种渠道都可以移民,不过这个多种渠道也都是要稍具基础(经济基础啦,技术基础啦)才行的。为了自由,先埋头苦干几年~

至于说改变,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像连岳这么乐观。

我爸坚持认为新疆人都是小偷,上海人自大瞧不起外地人,北京人牛逼,美国是霸权主义所以就该出个萨达姆给美国找点不痛快,8平方运动是一群孩子被坏人煽动,法X功活该……非常坚定非常不移,我小心翼翼旁敲侧击提出一点儿质疑就被训成一只袜子。= =||||

改变我爸的想法?啊呸!

但是,我认为只要我的想法跟我爸不一样,就已经是一种改变。我比我爸小30岁,不出意外的话,他驾鹤以后我应该还活着(希望如此)。那时的中国当比现在更加好一点。

慢慢来。^_^”

当时很想就这段话写点什么,后来由于别的事情放下了,半个月后,找到这段话,依然很喜欢。

2

等爸爸死掉,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这就是出路。

我甚至认为,这是唯一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

来,来一场浴血的战役,来一次总动员,来痛快地切割;来,我振臂一呼,万众云集,新世界、新秩序、新人类从此诞生——这是多少哲人王的梦想,它从来不可能实现,只是梦幻加空想。

因为没有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没有必须被淘汰的一群人,我们痛恨的偏见,它是我们亲爱的父亲身上的一部分。

杀死父亲永远不可能是人类的选项。

在中国的伦理里,多数人甚至无法逃离父亲的权威、不敢和父亲辩论。偏见将与父亲一样长寿。

偏见的父亲、固执的父亲,他同时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无私的父亲、善良的父亲。

就算他是一无是处的父亲,你身上有他的基因,天然的联系只有到他死了才算终止。

3

岂止父亲,几乎每个人都是这种混合物,不左不右,不好不坏,有时清楚有时糊涂,有时软弱有时刚强。

这就是人性,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得顽强到足够在这种人性里生长。

偷懒的人偏爱使用集合名词,比如:知识分子都是软蛋、某某党员全该死、中国人就这个德性、人类真是没有救了!这些初听气壮山河,稍稍一想,它们和“新疆人全是小偷”一样,是残暴的偏见。

说这种话的人,往往会自比为鲁迅,怒其不争嘛。我理解这是对缓慢到看不出改变的现实,或者是短期内的倒退,感到非常不痛快。比如某某党,有那么多恶事,至今也有诸多荒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年轻人为了利益入党,为什么公务员招考处摩肩接毂?他们不是也喜爱自由平等吗?为什么全忘了?

很简单,自由平等不能当饭吃,追逐个人的利益是人的核心动力。只要释放一点实际的好处,就能从理想者的行列中挖走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这些入党的人,成为公务员的人,当然,也不会一夜间变成自由与平等的反对者,可能为了政治正确,他们不说了。但是他们比他们的“公务员父亲”,多了许多常识。

体制会消磨、洗刷这些常识,变成淡淡的影子。

4

淡淡的影子有没有用呢?一天没用,一年没用,可能一代也没用,不过下一代,就很难说了。

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天赋人权,它们再淡,也符合人的本能,总是在不停地生长。慢慢风化王宫。

由于在检察院头尾呆过三年,我有不少朋友,遍布公检法国安等暴力机器,跟他们聚的次数,一直不少。在这些部门,对平等的剥夺更甚于别处,你没有靠山,没有钱,再有才华也很难得到重用,虽然以这种方式体验平等的重要性,仿佛恶之花,但毕竟是花。

去年我去公安局办护照,旁边队列中有一人因为证件不齐办不了,冲着警察大吼大叫,那警察只是无奈地苦笑,其他的警察也只能一边办事一边陪着苦笑。

我对厦门警察的印象一直不错。这可能是我接触的样本不够;可能是因为我在里面有朋友,所以心里有较为温暖的投射;可能是我没吃过他们的苦头。

我自然相信很多人可以举出坏警察的例子,我的意思是说,在我这个刻薄的批评者眼里,我也能看到那些淡淡影子变成一点点实体。

不说别的,我当年是检察官时,有没这种修养?没有。有没一点特权思想?有,甚至不少。

5

人都是复杂的。

那些体制内的朋友,我们在聚会散去之后,他们回到单位,可能是另外一副人格,可能会拍马逢迎,可能会耍特权,可能会跑官,可能会不知民间疾苦,可能本能地害怕民众得到自由……

那些相谈甚欢的公共话题,其中不少是公民社会的常识,又回归到了淡淡的影子。

威权的父亲,活在他们体内。得等这个父亲死掉。

我很能理解他们内心的分裂。因为我原来也是这样一个分裂的人。在我的档案袋里,有我的入党申请书(还不止一份),也有各种思想汇报——但愿我的档案已经找不到了,永远没有曝光的那一天,唉……

所以宽容真不是赐予,而是自救,他们身上的恶,在我身上一一上演过,可能仍在上演。

6

我坚信人是理智的动物。

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意识得到美好的事物,就像青春期到了,我们有了性欲。

自由平等民主,它们像性欲一样,压抑不住。

曾经有半个地球的政府试图压抑它,那么强大的力量都没用。

7

有人说,哪有那么多时间,每一天都有人在受苦!

世界从来不偏爱急性子。剖开怀孕两个月的肚子,这样的助产士,妈妈们只会害怕。

怀疑论者于是说,也许根本还没怀上呢。是的,那就更不该剖腹产。

四川地震,那些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其中一些父母,放弃了问责,接受了赔偿。

于是有人痛骂:懦夫!出卖孩子的孬种!

嗯,他们受灾,他们死孩子,然后再来让你义愤地一通臭骂。

着急的看客大叫:为什么不当陈胜吴广?为什么不杀个痛快?为什么要忍受?

他们的忍受,以及更大范围的不幸人群的忍受,他们其实给了执政者和批评者更多的时间,让那“偏见的父亲”自然死亡,给了改良一个机会。

可惜这双方有时候都不珍惜这隐忍的善意与珍贵。执政者不停刺激民众的底线,而批评者又不停责骂民众的“劣根性”。

民众不会喜欢不思进取、腐败无能的执政者,他们也不会喜欢怒气冲冲、狂妄自大的精神教父。

8

做为一个批评者,有没有一个狠毒的“批评者父亲”活在自己体内?

看到不幸的人沉默地接受了悲惨的命运,不是自责自己的无所作为,不是更加强烈地批评政府,而是怪罪这些不幸的人没有搞点大事,他们竟然没有去牺牲。

于是在文章里暗示他们,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你们这群软弱的顺民!

不得不说,有。有这样的父亲。

站在安全的距离,指望他人牺牲。他人不牺牲,自己就生气。这是可怕的思维习惯。

我们和敌人,有时候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

批评者,只能自己去牺牲,而无权鼓动牺牲。

所以胡+是真正的批评者。他的“批评者父亲”已经死了。

任何一个卑微的真实的生命,它的价值都高于纸上的辉煌的理念。

9

做自己的事,等爸爸死掉,等新一代人少一点偏见。

以色列人祈祷了两千年,应许之地还没落实。

没到乳蜜之地,是因为我们路途未尽,仅此而已。

让我们沿路埋葬死去的父亲。让新生命健康一点。

不要指责那些选择与我们不同的人,不要指责那些因生存而淡化理想的人,不要指责不幸到没有声音的人,无论他们的孩子是死于三聚氰胺,还是死于劣质校舍,他们都只能妥协。

不幸的人,不必惠赠其“劣根性”、“这些中国人呀”等等帽子,他们没有责任。或者说,只有很少的责任,幸运者的责任反而多一些,我们并无资格这么说。

我们稍稍远离不幸,比如我写BLOG,你在后面留言感慨,很大成分,是因为我们运气好了一点。

10

年底了,以这篇文章做个总结。告诉自己,说到底,只是运气好一点而已,逃脱了一些灾难。

以此送“偏见的父亲”一程。



连岳:我们如何当爸爸 2008-12-26 06:32:49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253928.aspx


1

果然,《等爸爸死掉》被一些人理解为:“我们要混吃等死。”

这就像看到有人用猛火煲汤,你建议说:慢火味道才能出来。他说:真是荒唐,你竟然认为把肉与水放在一起自然就会变成汤!

这又像在灾年,有人在春天说,我们别吃得太狠,留点粮食当种子,秋天饥荒才可缓解。他说:你要饿死我们!

等爸爸死掉,这个“等”,不是消极无为,而是一种效率最高的方法。

理解成混吃等死世界即可进步的人,我想,应该是少数。不过,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值得一说。

2

一些精读愚公移山的人说,有什么用,爸爸死了,还有爸爸,无穷尽也。意思是等毫无用处。

难道我们痛快地在新年前杀死父亲,就没有新一代爸爸了?照样无穷尽也。

迷信清洗的效率,这可能是我们与我们的反对者共同的误区,当然,这也是他们教给我们的。

希特勒清洗犹太人是为了让日尔曼人更为纯粹、从斯大林到毛到波尔布特,他们清洗富人、地主、知识分子、异见者、有神论者,原意似乎也是想迅速创造一个人间天堂。

结局是整体的悲惨,从肉体到精神——迷信暴力、将暴力当然视为最快效率,这些方法论,就是他给我们的遗产。

专制社会制造顺民。将顺民鼓动成暴民,可能只有更糟糕的未来,顺民慢慢时化成公民,才是出路。

我们的父亲是顺民,可他有点公民的影子,他恶中有善。在等他死去的过程中,我们尽力让他恶中之善变多。

当我们变成父亲时,我们会有顺民的阴影,可是公民的成分会增加,我们善中有恶,我们尽力让自己的善中之恶变少。

当然,我们这一代绝不可能全变成好爸爸,效率没那么高,有一些人还是像死去的爸爸一样。只是,公民的比重增加了,好爸爸多了,善多了,恶少了。

如果你把自发的公民觉醒、持续的公民教育等同于混吃等死,那可能不幸地初具坏爸爸的稚形了。

3

我们幸运地稍具常识,绝非无师自通、天纵奇才,而是我们碰上了一些好爸爸,保存的公民的种子。

IP地址来自上海的一位父亲qingdouq在《等爸爸死掉》后说道:

“父亲一代、还有更老的一代也会慢慢改变。我们的耐心会有用。

我是父亲一代,尽管自认为懂得民主自由,但我那无形的期待也曾给儿子造成压力。

当儿子毕业后勇敢地作出自己的选择时(不考研,不出国,找自己爱的工作),儿子的运气并不好,经历了2年的不如意。这期间,儿子背后来自家族的压力比正面还大。

幸好,这个期间我已能做到无保留地支持儿子走自己的路,于是,发生了那次我和他奶奶间最激烈的摩擦事件:我含泪哭求亲友不要再拼命进行考研动员,并对他奶奶承认我不称职地支持了儿子不考研的“没出息”决定。儿子于是n年“无颜”探望奶奶。

运气终于来临,儿子经过辗转,已经找到喜爱的工作,自己的能力发挥得很好,有“体面”的待遇。奶奶的心情今年好极了,最近曾道出心声:我老了,狗屁不懂哇! 年轻人还是主要自己做决定!”

爸爸就是这么进化的。

4

自由平等民主,有其制度层面的衡量标准:直选、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多党制……

但是像上面这位尊重、鼓励孩子自由选择的爸爸,自由平等民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早于制度层面的自由平等民主,悄悄来了。

自由平等民主的到来,其实只有它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才可能影响制度。

自由平等民主只能以草根的方式生长。并非有了个民主的总统,像按了开关,偏见的爸爸马上在家变成民主的爸爸。而是在家民主的爸爸多了,这个国家才会有个民主的总统。

有人说,我这生一定要见到自由平等民主,我等不了。

等不了也要等,活长一点吧,终生学习吧,别僵住就行。还有,先在生活方式上实践理念,比如,无论专制还是民主,文明还是落后,送姑娘玫瑰总是没错的,保持幽默感也总是没错的。

5

民主就是点人头,票多的人赢。它本质就是和平改变,拳头大的人不能算成两票。

你只能影响他人,说服他人,让人自愿站在你这边,而不是消灭竞争者。

再过一百年,你都会看到怀念纳粹的人、歌颂专制的人、崇拜老毛的人,只不过,可能人数很少了。恶的减少,即民主进步的过程,当然这要建立在善于说服的基础上。

怎么说服?争论的双方其实都在争取听众,很难直接让对方改变观点,极右很难说服极左,极左更不可能说服极右,大量的听众在这过程中会做判断。

喊打喊杀是最容易把听众赶给对方的,暴戾会让你的所有观点显得不可信。

我同意老罗的一个观点“左粪与右粪一样令人讨厌”。其实他们就是同一群人,都见不得他人与自己不同,都相信强奸他人的母亲就可以传播自己观点,没一点遗传学与传播学常识,既不民主,更不科学,考了两个零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牛博著名的痴汉王昊轩不时留留言还是有好处的,他丢一句套话,评论里的“右派”们就怒火中烧、气急败坏,比王昊轩还简陋。多刺激几次,才会学聪明一点,才会平和一点。

6

奥巴马当选,就是麦凯恩败选。

麦凯恩的支持者不过少几个百分点,对方越开心,他们越失落。如果他们发动一场战争,也许可以赢,不过没人这么做,回家洗洗睡,养养精神,接下来四年,挑奥巴马的刺,等民主党犯错,多多宣扬共和党的理念,四年后来过。

四年后,王昊轩也许爱上了王小波,谁知道呢。

接受对手不同于自己,接受对手的胜利,接受自己的失败,这也是在实践自由平等民主的生活方式吧。

在牛博混的读者,也许幻觉中觉得中国基本普及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常识,等不及了。

出去看看,你还只是一小撮。至少是许多人既不相信执政者,对潜在的反对者也不放心。

可能将来自由民主平等了,共产党(或它的继承者)仍然会长期赢得政权,还有得失落呢。

没有耐心的人,时时都有搏一把的冲动,因为永远有东西在前面不能马上摘下。

7

当然需要英雄。

这些英雄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可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但英雄永远都只是少数,得在勇气、见识、人性的平均值上考虑问题。

英雄绝不会懦弱,可是普通人会害怕;英雄可能无私,可是普遍人一定有私。

知道普通人的想法与立场,绝不是否认英雄,而是让理念传达给最多的人。

想象你要生产出售服装,而你只知道姚明的身高是两米二八,而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是一米七十,同时无法得到其他更详尽的信息,为了更多人买你的服装,你一定是按一米七十的身高下单,若按姚明的身高生产,人人都不会买你的服装。

理念是一样的。要按平均值来设定计划,才有更多人信服并加入。

8

IP地址来自上海的周游人在《等爸爸死掉》后说到:

“我能为我自己做些什么呢?我是一个小公司的股东,我和大股东有分歧和矛盾时,我尽量按游戏规则玩;我和客户做生意时,我努力遵守商业规则,不收钱,也讨厌问我要回扣的人,尽量(不是全部)不合他们做生意。

我是一个业余爱好团体的核心人员,我尽力推动管理规则的制定,争取让大多数人都习惯协商,妥协来解决分歧和矛盾,老实说效果很不理想,我们还是习惯有个老大。

我报名参加业主委员会,如果能入选,我想努力做好。

我是一个纳税人,所以我看公共预算的书,也按信息公开条例,参加某些团体要求公开某地区预算的申请活动。

我读一些书,也把它们推荐给我觉得会有兴趣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你没有勇气做其他需要勇气才能做事情,那么做好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事吧,当那一天来临时,你可以说我也无愧于心。”

这就是公民,你随时可以这么开始。不会坐牢,不会和他人发生剧烈的冲突。

有人没有成为公民,是因为他还不知道公民是什么。

有人没有成为公民,是因为他没有耐心当一个公民。

后者可悲。

9

在等爸爸死掉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机会当一个公民了。

自己先做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人,在生活中实践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旁观者是通过喜欢你这个人喜欢你持有的理念,因为这个理念的产物是好的。

一个爱自由的人支持暂住证,一个爱平等的人痛骂没生儿子的老婆,一个爱民主的人对异议者恶言诅咒,知行悖离中让周围的人齿冷,加速离开。

一提到自由平等民主,很多人容易想到坐牢、对立、绝望;并非如此,空间其实已经比牢更宽,奉行这个原则的人,有在这个社会相当成功的例子。

没有比韩寒更合适用来说明了。

他当然没有写过什么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长篇大论,不需要,他就是活在自己的自由平等民主当中,他这样把自己变为韩寒,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他的读者年龄层扩大,他会成为更具有影响力的作家。

也许不太容易有他的天赋及运气。可是他存在的平衡点对所有人都有帮助:有名气但不对虚名上瘾,有钱但不拜物,争论但允许对手发言,勇敢但审时度势,有担当但态度从容。

一个人可以这么自由,也可以同时这么成功。我想,他的许多读者会因此对自由更有信心。

我们已有自我牺牲的胡+,他以良心犯的方式传播理念;我们也有一人击败二奶作协的韩寒,他以少年英雄的方式传播理念。

我不知道有什么必要长吁短叹。

10

慢慢当一个公民,世界是我们的。

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

原文不以姓氏笔画或拼音排列,并包括百人分别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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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十二月 21, 2008

纵横周刊:还原人权宣言的道德本义

还原人权宣言的道德本义
成庆 撰稿
转自纵横周刊 • 2008-12-15 09:41:33 • 栏目:纵论

  2008年12月10日,是1948年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的六十周年纪念日。在1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纪念会议上,秘书长潘基文如此总结当今的世界人权现状:“我们今天面临的各种挑战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们所面临的同样严峻。”

  此番言语无疑道出现今世界人权的基本境况,尽管经济全球化已经将各民族国家连接为唇亡齿寒的命运共同体,但是人权的基本价值并未得到普遍接纳,在许多后发国家,人权要么仍被肆无忌惮地践踏,要么在种种说辞下沦为国家利益之刍狗。

  如此来看,尽管《宣言》已被翻译成330种语言,但是其基本原则并未非但没有成为一个普遍共识。相反,《宣言》在许多国家要么被粗暴地进行断章取义,要么仅仅被当作一场与民主国家揽腰共舞的社交礼仪,实行国际国内两套准则。在如此现状下,回溯《宣言》的核心价值,对于后发政治国家的人民而言,则显得尤为急迫。

  《宣言》本质上是一篇道德宣言,任何试图使之非道德化的解读方向,都可能弱化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宣言》开章明义,“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人权要求,不仅是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且还有“良心”的道德考量。假如因为“生存”而轻忽“良心”,就会出现今日所见之怪现状,以“生存人权”作为政府遏制人之尊严的枷锁,将百姓视为只知“吃喝拉撒”的低等生物,而忽视他们参与政治,获取基本尊严的生命要求。

  重新审视《宣言》,我们固然需认真对待三十条内容中主体部分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权利清单,但是与开篇所言之原则相比,何者为人权之条件,何者为人权之基石,则需要得到充分的澄清。

  君不见今日许多后发国家经济迅速崛起,同时也散播出各种“人权变形论”。要么强调国家利益之绝对优先性,一面操弄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一方在国际社会中将本国塑造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假象;要么则是将“人权”缩小为人类的基本生物性需求,而将政治仅仅看成是一种“统治”。

  这些“人权变形论”逻辑的本质,是将人权的本质降低成“生存权”,从而否认人权所包含的对“完整而丰富的个人”的要求。而《宣言》中不胜其烦地逐条列举出我们作为“人”而应享受的权利,意在阐明,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必须首先捍卫这些权利,才能让自己不至于成为权力的附属和大集体中微不足道之一份子。

  进一步来看,上述那些对于“人权”观念的各种扭曲,最终目的是压制人们的道德冲动,放弃对“不正义”的诉求,从而任由强权摆布,以多数人的“沉默”换取少部分人的“特权”。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到,人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议题,它更是一个“人之为人”的道德要求。

  在《宣言》六十年之时,重读这份曾有国人(吴德耀、张彭春)参与起草的誓愿,虽只是区区30条,但是却给我们勾勒出现代人的基本典范。世界人民在此宣言下获得的种种反抗践踏人权的勇气,绝不仅仅是政治的分歧,而是在阐明一个道德答案:人本身就是目的。


转自纵横周刊

纵横周刊:国民党的权力獠牙

国民党的权力獠牙

沈宇哲 撰稿
转自 纵横周刊 • 2008-12-15 10:49:14 • 栏目:中国

  经历过八年震撼教育的人民会怎么想?

  正所谓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如今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国民党,仗着手持立法院的绝对控制权,开始随心所欲地展现出青筋暴露的獠牙面目,此刻正值扁家起诉书中罗列着当权者“祸国殃民”的斑斑罪证之下,人们对国民党的权力晕眩症警惕不已。

  本月初,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瞄准台湾公共电视台的预算动起了歪脑筋。蓝营大党鞭林益世对公视“太绿”意见颇大,于是伙同几位同僚,对公视预算逐一过滤。最终勉强地通过了预算案,但很有心的国民党立委却留了条尾巴,预算案附带了一个要求,即未来公共广播集团旗下各电视台必须提报节目制作企划和细目等,经主管机关核可后始得动支预算经费。对此《中国时报》发表社论直接戳穿立委的“阴谋”:这等于要对公广旗下媒体进行节目的“事前审查”,国民党此举不但是走回头路,还是走回两蒋时代的回头路,不能等闲视之。

  几天后的12月9日,拖延了二百多天的疑似国民党立委李庆安双重国籍疑云,随着美国在台协会正式函复台北外交部而又重回人们的视线中。但是,非常荒唐的是,外交部递送该文件至立法院,悍然标注为“极机密”。台湾《苹果日报》翌日扔出一篇措辞激烈的社论,炮轰外交部无耻,竟然将民选立委理当向纳税人公开的文件列为机密,如此手法与陈水扁家族何异?

  一天后,从苗栗县传来国民党籍立委李乙廷涉及的贿选案二审宣判,台湾高等法院判令李乙廷当选无效,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规定,二审判决有罪者将被褫夺立委公职。而害得李乙廷失去立委资格的这部选罢法,李乙廷的国民党同志们也要把法条中对自己不利的规定修改掉,这件事后来在党主席吴伯雄的干预下被暂时搁置。台湾《联合晚报》的社论摆明了立场:修选罢法不是简单“不符社会期待”、“制造不良社会观感”而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倚恃多数、破坏民主的恶劣行为。

  从国民党嫌公视“太绿”,到眼下有更多的主流媒体纷纷加入修理国民党行列的势头越发强劲,究竟谁更绿?国民党立委把监督政府一律视作亲绿,消极抵抗媒体第四权,甚至不惜违反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承诺,公然把手伸进独立媒体中肆意妄为。所作所为,与民进党执政时何其相似!

  平心而论,在一个蓝绿坚壁清野的社会,谈公正、客观都是一种奢望,尤其对于掌权者,他眼中的“公正”是需要配合与服从才算公正,公视这般吃着政府皇粮的媒体竟然也想批评政府,捍卫新闻自由?如此“奇谈怪论”听得国民党立委诸公目瞪口呆。当然,李庆安的国籍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把美国送来的文件搞成了机密件,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更有甚者,看到法律原来是用来约束自己的,立委们哪里会坐以待毙呢?于是祭出牛刀来砍,还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

  国民党人正在用实际行动向台湾人民证明,其实他们与阿扁也没差多少,但扁家实在胃口惊人,什么都敢捞,好歹国民党人还有羞耻心,一听“社会观感不佳”就缩手了,相比之下还是蛮不错的。只是经历过八年震撼教育的人民会这么想吗?


转自 纵横周刊

星期六, 十二月 20, 2008

和菜头:有间国企

比特海日志33月4日,有间国企
航海日志
[转自和菜头的博客:槽边往事

周末没有什么事,坐在电暖器旁边喝着茶,突然想聊天。也许是这几天《波士顿律师》看多了的缘故,觉得每集最精彩的部分是结尾时的阳台对话。的确如网友所说,如果我和王佩在一个城市里的话,我们也会有那么个天台。一直以来,他喜欢单麦芽的威士忌。但是他在杭州,长途电话费很贵,现在经济又不景气,所以,对着电脑屏幕说话吧。

上周有一条新闻在我脑海里难以驱散,东方航空公司的总裁李丰华先生终于下野,换上了原南航的董事长刘绍勇先生。去民航资源网看了一眼,东航分论坛里掌声一片,南航分论坛里哭声震野。与此同时,第三季度东航的财报显示:公司负债率达到98%。12月份曝出新闻,东航和高盛公司对赌石油期货造成浮亏47 亿。尽管政府注资30亿人民币,东航资产负债率不过降低了3.77个百分点到94.72%。需要一次简单的算术就可以得知东方航空公司的负债总额是多少钱,它不是别的,就是李总裁的成绩单。当然,媒体永远也不可能说那么刺激的话语。

为什么不是负债率80%,85%,90%的时候换人?而一定要到了98%?没有人知道,按照那句滑稽透顶的话来说,也许又是“上面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的确有过很大的棋,比如说倾东航之力的“上海保卫战”。当东航吞并了西北航空和云南航空之后,据说为了上海市政府建立航空枢纽机场的要求,东航把属下十几个分子公司的飞机、飞行员、机务人员调集上海,去“提高市场占有率”,以确保基地航空公司的地位。

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战略决策带来个几个百分点的上升,但是任何一个西北人,任何一个西南人都知道,东航完全丢失了在西北的市场,西南市场也岌岌可危。因为他们能明显地感觉到,机场里更多时候能看到国航、南航、海南航的飞机,它们的航班也更多。在三大航空公司里,国航没有提出“保卫大北京”,南航没有提出“保卫大广州”,但是东航要“保卫大上海”,这句口号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淞沪会战的口号,那一次,中国军团慷慨赴死,对抗的是日本人。

“上海保卫战”是一次灾难性的战略行动,东航抢占上海未果,全国失地无数。不过似乎也没有什么,日子照旧过着,那盘很大很大的棋正在下着。下一步,就是东航和新加坡航空的联姻。没有人提到战略失败,所以并不妨碍再来一次“战略重组”。这一次国航出来打了两张牌,第一,愿意用超过新加坡航空的出价购买东航的股份。第二,强调国有资产没有理由交给新加坡的外国人手里。而东航回应说,战略重组会引进国外管理经验,对现有管理模式进行整改,这是国航做不到的。另外,两大国有航空重组,容易形成垄断,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于是,东航开始着手准备股东大会。而国航的游说团开始快速行动,和各大股东以及机构约谈。2008年1月8日,股东大会召开。“东新方案”的表决结果显示:77.61%的H股股东反对,94.04%的A股股东反对,方案被否决。这大概是中国民航历史上最响亮的一记耳光,甚至在多年之后都依然余音袅袅。资本和市场不能容许愚蠢,它们的态度相当鲜明。

如果把一切归于个人的愚蠢和低能,虽然算不上是全然的错误,但是至少不能说是公平。如果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其中的脉络。 1984年,邓公要求把民航移交地方,从半军事体制转变为公司体制。这个策略的背后是当时报纸上说过一万次的“放权让利”,出让部分管理权限,让市场去运转,才可能让行业兴旺起来。松开钱袋,让产业链条产生,才能解决就业问题。让以前必须持有介绍信才能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变成所有人都可以购票登机的交通工具,中国于是有了民航业。

很快,又发生了重复建设,发现了恶性竞争。市场有了活力的同时,一帮狼崽子彼此攻击得很厉害,而且他们的吃喝拉撒越来越变成一种负担。于是,报纸上又换了一个概念:抓大放小。打开家门,让小崽子们出去市场上蹦达,而把大牲口拴牢,用精饲料喂养。为什么会有国航、东航、南航的三足鼎立状态?因为它们是大牲口,占有市场的主要份额,而且管理起来方便。

但是,小崽子们在自由市场上蹦得很欢,而且攻击性并没有因此而下降。民众甚至可以因此得到三折以下的机票,这当然让人觉得不爽。民航业是用来赚钱的,而不应该因为恶性竞争变成慈善机构。所以,报纸上出现了第三句话:做大做强。有公司还不够,要集团公司才过瘾。于是,三大航空集团浮出水面,要把小舢板打造成航空母舰。新疆航、贵州航、北方航、西北航、西南航、云南航都不在了,只有三艘巨舰。

从这里能够看出来,东航其实每一步都踏对了,是严格按照路线图来走的。何以国航是国航,南航是南航,东航是东航?因为它们都是按照这条路线图来走的。四川航,浙江航,深圳航,厦门航、上海航都没有在这张路线图上,包括后来的海南航、春秋航、奥凯航都是如此,所以它们都只能是中小型航空公司,只能是自己玩。东航也在追求“做大做强”,但是国航的口号更动听:更大更强。在这一步上,东航踏错了点。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行业或者企业的兴衰,对于个人的命运来说是决定性的。入错行,拿错钱,上错床,都是致命性的错误。在中国,个人的运数和报纸上的那些话有直接的关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便你是一个商业白痴,只要你服从“放权让利”,勇敢地跳下海运营一间国企,那么你几乎不可能失败。因为政策、贷款、税收都是向着你的,因为你是听话的乖孩子。在90年代到20世纪开初,如果你幸运地拥有几万员工,身处某资源性或者垄断性企业,那么你会一路发展,因为你足够大,属于那些需要被“抓住”的对象。绝对不会让你直面自由竞争的残酷,因为政策、贷款、税收都是你的,你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妈妈爱你。在这五年里,如果你疯了一样扩张,努力在公司名字的后面加一个“group”,那么奇迹就会发生:你永远不用担心你的负债率,不用关心银行贷款,不用担心上市融资,不用担心有人反对重组吞并。因为,孩子,没有人在意你是否做对了事情,只需要你做对的事情。

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为什么中小企业处境艰难,为什么中产阶级尤其是自由雇佣者感觉到压力?因为我们不是乖孩子,我们是野生的。报纸上那十二个字清晰地描绘出了一张事业兴旺的路线图,凡是在那张图上的,会得到压倒性的资源,无论它们的业绩如何。这就解释了何以东航在98%负债率的情况下会再得到30亿元的救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数万亿的资金被分配到了各大部委和笨拙巨大的国企。你是一家小型私营企业的CEO,你有一项全球独占性专利,你的公司可能是未来的微软,你也许需要30万人民币的贷款,需要头几年税收上的宽松。但是,对不起,你一个子儿都拿不到。你是一个白领,身处独资、合资、民营企业,在做着中国梦,觉得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和你的公司共同成长。你错了,去看看门外一千个人争夺一个公务员职位、一个国企职位的队伍,他们是对的。他们想进入的无限责任公司无需成长,永无风险。而你,不在那张路线图上。

幸运的是,世界上还有个单词叫“内需”。谁是内需的拉动者?如果我们并不需要一批兴旺活跃的中小型企业,视中产阶级为无物,倒很容易做个内需停滞者。既然不被在意,那么房子是可以不买的,车子是可以不定的,商场是可以少去的。在一个明显不公平的游戏里,一个人至少可以做到袖手旁观,可以选择不玩了。总不能强制我继续运营企业吧?总不能强制我去买房买车买东西吧?那么,怎么提振内需呢?谁来纳税呢?谁来雇人呢?谁来发工资产生消费呢?那些又大又强?也许吧。


[转自和菜头的博客:槽边往事

星期四, 十二月 18, 2008

曾金燕:代胡佳致谢辞

尊敬的欧洲议会议员,各位关注和努力推进人权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非常感谢欧洲议会把2008年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颁发给我的丈夫胡佳。由于目前胡佳仍然被关押在监狱,我们的通信受到审查,我们见面时隔着玻璃的通话也被监听,胡佳和我没有机会直接讨论他获奖一事。2008年11月21日我去北京市监狱访问他时,我们分别事先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能谈论萨哈洛夫奖一事,否则隔着玻璃通过电话的交谈会被立即切断。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我分别从国保警察和胡佳的父母处了解到,胡佳得知他获得 2008年度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时,说了下列的话:“国保警察是不是给了你们很多的压力?……我的人权工作做得还不够多,也许他们(欧洲议会)考虑了我在环保领域和艾滋病领域的努力……这个奖项对中国非常重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他也在见面时隐晦地对我说:“相信我,(无论怎样的重压),我(的信念)都不会改变。”

胡佳入狱将近一周年,我的护照被没收不能参加欧洲议会此次颁奖典礼和20周年聚会,实在遗憾。替胡佳写这份致谢辞,既让我感到不幸,又让我感到荣幸。中国如今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但是我们许多同胞,和我的丈夫胡佳一样,依旧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打压乃至囚禁监牢,这是我们当下的悲哀与痛苦。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直没有忘记我们,我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成百上千的明信片、问候卡、电邮。欧洲议会也以把2008年度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颁给胡佳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与支持,表达了对中国维权人士的努力和奋斗的肯定。

我认为,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中国所有的维权者以及他们遭受磨难的家人的。不管政治环境多么恶劣,在中国,始终有一批良心之士,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会正义。在漫长和艰难的维权道路上,这些维权者和他们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压制、被孤立、被解雇、子女被迫失学或失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殴打、被构陷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他们当中,有记者、有作家、有律师、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有普通企业职工、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和小商贩。中国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此,我遵从胡佳以前对我表述的意愿,他曾经多次希望成立维权者家属支持网络,在目前无法做更多工作的情况下,我决定将胡佳的5万欧元奖金捐出作为启动资金,成立支持维权者家属的基金会,致力于缓解维权者家属们所承受的苦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

胡佳被判刑入狱时,曾经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胡佳究竟做了什么,导致他被判刑入狱?我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如果说他真的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他坚持说了真话。是的,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前辈,在环保、艾滋病、维权领域和六四伤残者、难属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做了非凡的工作,使得一大批弱势群体受益。胡佳不是圣徒,他只是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又关切的心,把他所见所闻如实地说出来,并且忘我地无畏地投入到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中。2001年,当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的时候,当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的时候,冒着被警察追捕的风险,他送寒衣到艾滋病农村地区,探望绝望中的病痛者,推动救助和治疗工作。并对外界如实地说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经历的苦难,说出大量的农民因1980、1990年代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实,说出当年公共卫生政策失误的背景。随着社会工作的深入和工作对象的拓展,他接触到更多的严酷现实,胡佳不能坐视社会不公,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呼吁,推动公众关注。乃至2004年起,他越来越长时间地被绑架失踪或软禁在家。失去自由的胡佳,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及时地大声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一个真相。

在一个谎言帝国里,及时地、大声地说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担当难以意料的压力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越是稀缺,说真话越是重要。不说出真相,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血液,艾滋病、肝炎、SARS等传染病继续在不透明的状况下夺取国人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干净的土地和水源,国营的、私营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工厂继续污染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失去了孩子,三聚氰胺牛奶鸡蛋等有毒食品继续伤害人们的身体,使下一代更加孱弱;我们失去了父母,他们要么年老体衰继续被关押在劳改营,要么被改了名字被关押到精神病医院;我们失去了家园,豆腐渣工程遍地起高楼,小天灾大人祸,大天灾惨绝人寰;我们失去了信仰,奴役同类以生存、以获利,无数“黑工人”依旧失踪;我们失去了幸福,司法不公、社会不义,龙的传人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惶恐不安、悲愤痛苦无助之中。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安定"的生活?

我们需要并且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胡佳维权,是发乎他的天性。生而为人,天赋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维权,是维护人类尊严,抛弃一切对人的奴役、酷刑、有辱人格的残忍待遇、恐惧和匮乏。维权,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开始,自由地思想,免于恐惧地表达自我。尽管屡屡遭受压制打击,胡佳也不畏惧;虽然身处监狱,历经磨难,胡佳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们在监狱见面时,胡佳曾经说:我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为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失去自由。

但现实仍然不容乐见,胡佳入狱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曾宏玲、陈道军、黄琦等人同样是因为发表言论被关押、判刑。我们迫切地渴望中国能早日回归到正常社会,成为民主、法治、自由的家园,以积极、和平、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视野中。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需要所有的人,无论身居国内还是海外,都诚实地说出真相,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去思考、解决问题;需要大家都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而推动整个维权运动和法治进程,才能够人人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便能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家园。

我代表我的丈夫胡佳,再一次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向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历届获奖者,向推动人权、改进人权的勇者致敬!

胡佳之妻:曾金燕

2008年11月22日

(以上为文字版的致谢辞)
[转自华夏文摘

崔卫平: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


这或许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那看起来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面签名?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请求你,我的朋友、同胞、认识和不认识的 人们,请允许我将这其中的道理慢慢说来。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是可耻的;而如果自己愿意接受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也是 令人羞愧的。

这 份宪章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完美,包括宪章的签署者,也有人对于其中某些条款持有保留态度,这并不奇怪。在不能够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一个签署者都能够 对此充分发表意见;某位签署者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不能够马上征得其他人的同意,直接变成宪章的一部分。而明明知道这是一份并不十分完美的文本,为什么还 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签署者的角度来说,当这份文本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首先想到的是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休戚与共,需要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 起,需要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尽管我们作为个人,都会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认同我们的民族早晚会走上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其实一直在走);尽管多年 来我们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运用不同的方式,为这样的事业添砖加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朋友之间手拉手、肩并肩的感觉,需要与朋友一道分享我们的思想,分 享我们的风险,分享我们的责任和命运。

五月散人(姚博)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提到他本人的两次签名(另一次是声援刘晓波),都是在没有见到 文本的情况下,就表示同意。这样的坦白令人拊掌大笑,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糊涂虫"!一道签名的人们当中,竟有此等不动脑筋的人!但是想想,其实自己的心态 也与这位哥们差不多:都是出于对于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是对于站在朋友身后的思想和信念的认同。

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某种分离和孤独状态,我们不善于与周围的同胞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不善于与同事、朋友吐露我们心里最想说的。其实一个人藏到最后的,不一 定是最坏的东西,而可能是这个人最好的东西,他的理想、他的向往,他对于生活有着怎样的期待,对于他人有多么需要,对于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热爱。

大 多数我们身上美好的思想感情,都被我们自己轻轻地压下去了,让它们像冻伤的手指一样,被牢牢地藏在身后。剩下来只见到我们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胡吹海夸, 云山雾罩,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都采取一种"打游击"的态度:"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绕来绕去,反正要把内心里"那点感觉"全部埋葬掉。有 的时候,那点"感觉",无非也就是热爱朋友了,想念朋友了,我们连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出。

那是因为我们压抑下去的事情太多了。一般来说是这 样的:一个人能够将一件事情压抑下去,那么他就能够将另外一件事情也压抑下去,接着将更多的事情压抑下去。这种自我压抑与他人压抑一样,也是一种现成的机 制。在今天,我们压抑得最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这种建立在共同的思想与理想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依靠。

也许有人认为,切断普通人们之间的联系,将人们互相分离,是一种最为可靠的治理途径。但其实这样做危险性最大,最终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一个在思想上孤独隔绝的人,一个头脑密封、心灵关闭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 会丧失对于事情的基本判断,丧失对于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基本评价。我们每一个人处于世界的某个位置上,自然会产生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但是 往往拿不准,不知道自己的看法是否恰当、中肯,因此需要向别人求证。如果别人肯定了我们的看法,自己便会觉得有某种成就感。哪怕不被肯定,但是有人耐心听 了自己的表达,也会觉得自己这个人不是那么遭人嫌弃,而是可以接受、得到接纳的。

然而假如他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始终不能将它们说出来,那么时间长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看法是不重要,是无所谓的,属于"无可无不可的"的,不会有人注意也不会有人听见,因而从根 本上说是无效的、无用的,慢慢地,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模棱两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连几岁小孩子都能够辨认的基本常识,也会令他感到无所 适从。

一个丧失了常识的人,不是更加危险吗?一个不准备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的人,那么他就不受任何限制,做什么也就可以了。在丧失常识感 的同时,这个人还失去了自己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无足轻重的,无家可归的,因而他做事情便会有那么一种随意、任意乃至任性,这样的人 下一步作出什么事情来,是无法估计、无法预测的,这样脱离了社会脉络的个人,不是更加危险吗?

所谓公民,最低限度来说,就是与他人一道 生活、互相投以关注、互相倾听的人们。他不是被迫远离人群的孤独者,而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在身边周围人当中,在亮起来的公开场合,他的行为被人们所看 见,他的声音被人们所听见,他的意见能够得到他人评判,反之亦然――他对于别人的所作作为,也不会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意见看法,也不会置之不理,他不想 遭受轻蔑侮辱,因此也不想蔑视侮辱他人。在他看来,轻蔑、侮辱和践踏他人,是一件最为丑陋的事情。

行文至此,有兴趣来回答网上看到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丁・路德・金与他的黑人在一起,甘地与他的贱民在一起,你们这些人与谁在一起呢?

首 先要说,我们这些在签章上签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正好想当马丁・路德・金或者甘地的,我们并不构成与任何他人之间的这种类比关系。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恰恰 就是"黑人"(借用你的语言来说)中的一员,就是"贱民"中的一员,我们与周围的"黑人"之间、"贱民"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尤其是当我们拒绝人云亦云、 发出不同声音时,就从任何接受"庇护"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这种跌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第二,放眼望去,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民群 众的整体",不存在某个工人的或者农民的整体,现成地存在于某处,让某些个人正好与他们在一起。当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忍受孤独、因为孤独而感受自身的无效、 无意义的时候,工人、农民们同样如此,只有更甚。所谓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依靠,其意义对于每一个人都 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并非远离人群――而当我们互相团结依靠时,也是呼吁更多人们之间产生这种团结依靠;当我们互 相在一起时,也更加感觉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些人才走到一起的吗?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之间的互 相结合,而是与更大的整体相结合,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签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的手机上有一些不留姓名的人们来短信,表达他(她)们的支持,这是以前 不曾有过的。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因为批评电影《《集结号》而饱受网友们的密集炮轰。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愿意强调我们是少数人的立场 ――即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完全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 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 成多么了不起,想法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

但是要讲道理,一定要讲道理,只能讲道理!

我们都是一些讲道理的人――我们当老师,是要与学生讲道理的;我们当作者,是要与读者讲道理的;在家里我们作为家长,是要与孩子讲道理的,作为公民,我们也是一直与政府讲道理的。

也就是说,即使遇见了不讲道理的人,我也要上去与他讲道理。


[全文转载自:崔卫平博客](注:崔卫平牛博网博客暂时打不开)

(本博客转自独立中文媒体

星期二, 十二月 16, 2008

部分《零八宪章》签署者: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

——部分《零八宪章》签署者声明

2008年12月8日深夜,刘晓波先生在家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归,据悉,刘晓波先生是因发起和签署《零八宪章》而被拘押,对此我们深表关切和担忧,并强烈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先生。

我们与晓波先生一同签署这份宪章,是共同分享对于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及所感受到的紧迫,分享我们对于祖国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分享我们民族前仆后继、孜孜以求自由平等的共同理想。

因为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们与刘晓波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宪章如同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宪章的肌体,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整体。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

我们每一个人签署者,也都是宪章的发起者。我们所要表达的,都体现在这份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公开文件当中,其余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所做的,承担自己的责任。

所以不需要刘晓波先生替我们承担责任。这件事情与以往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刘晓波先生目前的处境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每一个签署人都坚持,我们的信念不会熄灭、宪章的精神也不会熄灭。

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刘晓波先生能够尽快回到家中,还他以自由,那是我们共同的自由。



《零八宪章》签署者:

沙叶新 张祖桦 徐友渔 胡发云 崔卫平

艾晓明 刘军宁 贺卫方梁晓燕 查建英

江棋生 赵诚 李公明 郝建 唯色

蒋亶文 李海 傅国涌 余世存 卢雪松

赵达功 秦耕 范亚峰 马少方 王小山

李剑虹 王德邦 野渡 田永德 张辉

王俊秀 昝爱宗 刘路 姚博 滕彪

温克坚 张大军 郭玉闪 邹巍 刘荻

莫之许

2008年12月15日
(欢迎所有《零八宪章》签署者加入)

冉云飞:恐惧并不可耻

http://www.bullog.cn/blogs/ranyunfei/archives/241940.aspx

我当然不会做论文,来说恐惧是什么,但恐惧是人常见的心理与生理反应。当有意外的人与事,或者人与事强大到自己不能掌控的时候,或者威胁随时有可能降临,头顶悬了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候,人就难免不恐惧。换言之,恐惧并不耻辱,只是我们常见的心理与生理反应而已。

恐惧并不耻辱,用尽一切办法想让你恐惧的人与机构,才是真正的不良。就像人应该拥有的诸多自由一样,应该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那些造成你恐惧的制度与人事,就是我们应该起来改变的对象。

而政府就像一头猛虎,它的权力不受制约,就像没有笼子的约束,却放任它在人群密集的大街上行走一样,那是一件多么危险可怕的事,而这正是布什主张将政府关进笼子,官员要站在笼子里讲话原因。而我们的政府不仅是一头在大街上放肆行走的猛虎,而且还是时常威胁你、警告你的猛虎。尽管有时这头猛虎并不一定来骚扰你或者诉诸武力吃你,但它让你随时感到有一种危险、不安在蔓延。

当这种不安蔓延到你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监听、跟踪、盯梢、告密等成为常态的时候,当高压、流放、改造、严打、杀戮,佐以无边的谎言宣传时候,当亲人不可靠、朋友不可信、你要自证其罪(包括交心)、每个人都恐惧到互相提防对方的时候,恐惧就会变成你生活的空气,从而恐惧如魂附体,成了不少人血液的一部分。即便剔骨换肉也无法清除,这是一种怎样要命的纠缠,不经历法西斯、共产主义国家生活的人,是断难想像的。因为所有的文字描述及图片展示,都不能罄尽恐惧之于他们生活影响之万一。

恐惧不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对于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与统治者来说,不仅成本最低,而且有像古罗马斗兽场里,观看人兽互斗的乐趣。他们从人民互相撕咬,争相向他告密,争相向他求饶献媚里,得到了一种变态的精神和心理满足。这些满足是他们在物质生活高度腐败的情形下,另一种他们常规的娱乐。

即使人民变得恐惧、胆小、懦弱、麻木,成了他们最大的娱乐。他们看到人民互相不信任,带着戒惧的眼光,连亲友间倾诉心曲,包括夫妻间的枕头夜话,都会变成恐惧的一部分时候,他们是多么得意啊。那种狰狞的笑,你只要有一定的想像力,便不难感到那种笑声是如何让你头皮发毛,悚然惕心。

从小的愚民教育、听话说教,到“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民众心理,再到无处不在的阴谋的泛滥(互相利用信息不对称坑害对方),就是一个信奉丛林法则的政府所必然乐意倡导的。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人许多方面的处世原则,就不难看到专制制度和独裁政府,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因为我们许多处世原则,都还是地道的丛林社会的产物,而非文明社会所当有。在一个信奉弱肉强食、不信而多骗的社会里,加上政府无处不在的惩治性管理,恐惧成了我们生活的信条。

但吊诡的是,在独裁制度下生活的人,恐惧却是互相的。不只是小老百姓恐惧,官员乃至最高当轴一样的恐惧,他们的办公室、坐车、住家乃至他们的出行,都成了一种设限的猪圈般的生活,只不过他的猪圈豪华得多。独裁制度下,民众最受伤害最为恐惧,但官员乃至最高当轴他们也是恐惧者,只是他们恐惧比我们少一点而已。

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使所有人都恐惧的制度,我们生活在此中的人就是不思改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或许有人会说,官员把恐惧当成是一种享受,因为他们喜欢那种无时不在的保护性的生活。所以官员们要竭力阻止社会改良。一个健康的社会,以使大家都获得自由,因为大家都自由了,他们的特权感就体现不出来了,那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和自傲(林嘉祥的“屁民论”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就无法体现出来了。但问题是,这样的官民关系,伤害和恐惧的绝不只是民众。恐惧并不可耻的,但可恨的是独裁制度,以及竭力想维护此种制度的特权人士。

有人说,你就不恐惧吗?我恐惧,和大家一样。但我认为面对恐惧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有人说,你的电话肯定被监听,我说他爱听不听(这不表明我赞赏他来听,我反对他来听,这只是我反对无效时的被动考量,但对他们这种窃听,我一直反对),事涉公众利益,我私下说与公开说的完全一样;有人说,你出来可能有人跟踪,我说我到不了那个级别,即令是有,我也欢迎他一起聊天喝茶,但茶钱你得自己给。

官方最高兴的是,你完全按照他威胁性的旨意来生活,生活在恐惧不安中,活得越来越憔悴,生活越来越无趣,它最高兴。它会暗中说,他丫的牛逼个啥,还不是被吓得半死。对待恐惧,你就是时常恐惧,时常警惕,恐惧也不会自动消除,那么你最好是不那么理恐惧,按照自己的生活路径去生活,那是对给你制造恐惧者最大蔑视与难堪。人生有限,与其恐惧地活着,半夜三更时常失眠(你就天天不睡,它要抓你还是要抓你,因为你与恐惧制造者的博弈还没有达到一种有效的均衡,当然达到了有效的均衡,那么它也就无法制造恐惧了),毋如完全尊重自己的规律与轨迹,这是对制造恐惧者的最大打击。

这样说,不是说要你无视恐惧,做任何事都应该有自己的实际利益与生存境遇的考量。我是一个不要求别人怎么做的人(我也无权且无意这样去要求,如果一定要分的话,我是个消极自由主义者),我只知道自己愿意去弱弱地做,做一些能做的事。我说出这一切,只是为了与大家分享我对恐惧的看法。

你可以恐惧,但你不必由他人吓唬,变成一种自我吓唬。你不要顺着恐惧制造者的圈套和心意,自我复制恐惧,最终成为恐惧彻头彻尾的奴隶。最大的恐惧只有恐惧本身,就是这个道理。


2008 年 12 月 13 日 9 : 28 分于成都

连岳:关于签名,多说几句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242907.aspx
2008-12-14 06:47:08


1、08宪章签名,我的态度及做法,在《我来当个替补》说了。不过觉得有必要展开说一下。

2、签名者里面有刘晓波这样的勇士,有许多像贺卫方这样我尊敬的师长,也有牛博的朋友梁文道、莫之许、王小山、冉云飞、阿丁、五岳散人、艾未未等人,他们有资格批评我这个不签名者的软弱,所有的签名者也都有这个资格。

3、民主与自由固然是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人人争取自己的权利,才有一个相对公平、相对美好的社会,但是签名者超越自利走向利他,这种理想精神及牺牲勇气,是谁也不能低估的。用人人自利为由去否认这种行为、甚至污名化它、庸俗化它,那么,心灵可能太过蛮荒。

4、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失败,以失败的结果否认先行者的牺牲,那么,这样的人可能还没有心灵。

5、用阴谋论来恐吓行为者,这不是新鲜的做法,也使许多人的思维既迟钝又偷懒,似乎有个全知全能的阴谋家在掌控我们的一切。这个世界确实有阴谋家,我们这儿还多一些,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阴谋家也只能根据最新事态做出判断。阴谋论其实才是最大的阴谋。

6、做出签名的判断,除了你的理念认同之外,还建立在对风险的足够认知上,这样的判断,才是坚定的、能承担后果的判断——它是你自身理性的逻辑必然,既非从众,也不是派对,而是你的最佳选择。

7、公开信、签名,是良心犯、知识分子向公众呈现观点的常用手段,以后还会经常出现。但我建议多多采取封闭签名的方式,可以鼓励公众采取传播、讨论等相对安全的方式参与——这同样可以体现出民意的支持。开放签名的弊端在于论证有效签名难度高(对手甚至可以先发送大量的假签名,然后再来揭露你造假)。

8、若采取开放签名,要有明确的风险提示,签这个名,你的生活可能会受到影响、可能也会承受压力。在情绪沉淀几天以后,再来签名,可能更有力量。

9、我现在算是一个公众人物了(姑且请你在此时承认这点),我若因签名被请喝茶、被抓,不说别的地方,牛博这个茶杯里至少会有小小的风暴。我现在生活得比大多数人悠闲、富足,就是接下来三五年没有收入,我的生活质量仍然不会下降;以后无法再挣一分钱,老婆也可以养活我。但我不认为别人个个像我这么幸运。这是我比你安全的原因。

10、我软弱,所以我理解他人的软弱,希望人人在软弱里慢慢增加力量,并试图找找有什么种子在软弱者的心里可以自然生长;我软弱,所以我更加尊重他人的勇敢,并明白我们都受益于他人的受难。

11、类似的签名,我以后仍然会更多着眼于它可能给普通追随者带来的风险。

星期一, 十二月 15, 2008

香港三组织声明:支持《零八憲章》 立即釋放劉曉波 停止迫害憲章聯署人士

(http://www.chrlcg-hk.org/?p=350)

  「國際人權日」前夕,國內三百多位學者、作家、律師、維權人士、基層人士等等,聯署了《零八憲章》,提出對中國在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發展上的渴求及建議。這份憲章道出了不少中國人民,以及世界上分享著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的人士的心聲。我們支持這份憲章,與憲章的聯署者分享對中國的同一期盼。

  我們強烈抗議中國政府對《零八憲章》聯署者進行拘捕、抄家及騷擾迫害的一系列行動。這些迫害行動包括: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莫須有的罪名,刑事拘留北京作家劉曉波、一度拘禁北京憲政學者張祖樺和進行抄家、包圍余杰的家、帶走北京學者江棋生、海南學者秦耕被海口市公安局傳喚、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被上海公安傳喚約6小時、杭州學者溫克堅被公安詢問、北京異見人士劉荻被當局警告要立即收手,否則對她不利等等。

  《零八憲章》以和平、理性的態度,提出對國家的改革的建議,完全是出於對社會及人民的關懷之情。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員,不去正視人民提出的訴求,不落實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不藉著改革開放三十年之機,啟動憲政改革,反而在「國際人權日」前夕,對《零八憲章》聯署者進行無理迫害,甚至以言入罪,無理拘留劉曉波,此等行為嚴重侵犯了國際人權公約及中國《憲法》,亦讓世界看到中國政府在標榜人權、和諧、法治背後的虛偽。

  我們在此促請中國政府:

1. 保障劉曉波的人身安全,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

2. 停止繼續騷擾、傳喚、迫害《零八憲章》的聯署者,立即歸還對張祖樺等人所沒收的財物,並作出道歉;

3. 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及中國《憲法》所賦予的公民基本權利,尊重言論、思想、新聞資訊自由,讓國內民眾可以自由及公開地討論、交流對《零八憲章》的意見;

4. 對《零八憲章》所提出的建議,作出公開的回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2008年12月14日

艾未未:来自国家的威胁

08.12.11

刘晓波入狱,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个生命因为自由思想而要面对来自专制国家机器的威胁和摧残,足以证明这是一片不开化的野蛮黑暗的土地。

走过昨天的路,为数不多的思想者们,用了一百年,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但总算可以看到些许希望了。

自由民主科学距离我们仍然很远,但是到来已经是必然,这是任何人和势力所不可抗拒的。民主和公正终将成为现实。这一切已经到来的太迟,前辈们带进坟墓的只有耻辱,我们今天所为只是拒绝继续与黑暗和疼痛共存,拒绝精神丑恶与死亡,人的自由意志不算是奢求。

生命需要有拒绝黑暗和邪恶的勇气,那只是因为黑暗和不义无处不在。在一个拒绝变革的国度,野蛮的统治者拒绝善意,拒绝良知,拒绝自觉文明的可能,在扼杀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时,一贯不择手段,丧心病狂。

在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民主的繁荣,没有立场的和谐,没有理想的进步,没有公正的稳定。被人唾弃的极权和暴政,继续做梦吧,独裁者的命运,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末日来临。


(原载《独立评论》,转自《网路文摘》)

江棋生:坚毅前行是对晓波最好的声援

2008-12-14 14:06:41

在《零八宪章》起草和征集签名过程中,我是知晓者和参与者之一。我手中最早的草案文本,落款日期是2007年1月17日,即紫阳先生逝世两周年忌日。自那以后,历经两个春秋,多轮“数易其稿”。今年11月14日,文本被最终定名为《零八宪章》。今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前夜,303位首批签署者向全世界庄严发布了《零八宪章》。

12月9日晚上,警方向我发问道:《零八宪章》是怎么搞出来的?我答曰:《零八宪章》是集思广益的产物;是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是经反复交流、切磋、论辩、妥协后达致的共识和心声的凝聚。

现在,《零八宪章》已经完整地呈现在中国和世界的面前。通观《零八宪章》,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份宪章和捷克的七七宪章一样,诉诸国人,诉诸全社会;同时,也并不排除与执政当局的对话。在三千多字的文本中,人们将依次读到《零八宪章》对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给出的高度概括的恰当描述;对中国现行制度之弊端作出的切中肯綮的揭示;对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进行的洗炼明晰的重申;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变革提出的负责任的和建设性的基本主张。毋庸讳言,《零八宪章》不是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之作;当然,她也与天启冥示、高深莫测之玄机无涉。余英时先生等海外华人学者在他们的声明中说:“签署者一本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又基于理性、独立、权利与责任之现代公民精神,廓清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所言切中时弊,主张客观中允。”我认为,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毫不奇怪,最早感受到《零八宪章》影响力和震撼力的,当推密切监控民间动向的中国官方。在事先截获《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后,由于恐惧和恼怒的交相发作,他们将《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
思想的自由”忘得一干二净,满脑子想的只有一条:滥用警力动手抓人,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搞极不光彩的以言治罪。终于,在《世界人权宣言》问世60周年之际的12月8日晚上11时许,由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出面,对参与《零八宪章》起草和征集签名的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先生同时采取刑事措施;至今,晓波仍被羁押,刘霞仍未收到警方告知晓波所涉罪名、关押何处的书面通知。

12月9日晚上我对警察说:你们抓晓波,还说既然下了决心,就不怕国内外的谴责和抗议,这我信。但我更信晓波作好了牺牲个人自由的准备。他对我说过好几次,作为先走一步的践行者,理应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你们在世界人权日前夕抓晓波,与其说牛得很,不如说蠢得很,甚至是蠢到家了。为什么?你们自己想想,在全球隆重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问世60周年的时候,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政府居然和《世界人权宣言》公开顶牛和叫板,把说真话的言者和论者投入班房!你们这么做,岂不正好是把自己搞政治迫害的丑陋成十、成百倍地放大,把《零八宪章》的影响力成十、成百倍地放大吗?这么做,你们可是亏大发了。

在《零八宪章》的简短结语中,首批联署者向国人发出了“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的真诚吁请。在此,我愿意光明磊落地坦陈,晓波、祖桦及所有发布《零八宪章》的人所期待的,并不是文本的传世和不朽,而是在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的参与下,中华大地上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零八宪章运动,直至“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

《零八宪章》问世前夕晓波的受难,使零八宪章运动有了一个悲壮的启动。部分宪章签署者以《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的声明,表达了分享理想、承担责任的不屈心志: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坚持,我们的信念不会熄灭,宪章的精神不会熄灭。我相信,《零八宪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为传播(已被迅速译成英、日、德等多国文字),《零八宪章》在世界华人圈中所造成的振奋,和国际社会因《零八宪章》而眼睛为之一亮;特别是,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政治迫害,《零八宪章》签署者人数的不断增多,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坚毅前行推进零八宪章运动的勇气和担当,是对身陷囹圄的晓波最好的声援。


2008年12月13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独立评论》,转自《网路文摘》)

冉云飞:签名的权利与责任

梁文道兄在《关于责任》一文里,说有朋友给他来信提及,在08宪章签名中可能有跟风的问题。这样的概率有没有呢?也许有,但一定是小概率事件。为避免小概率事件特别是未成年人签名之事的发生,怎么做呢?我说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诸位朋友探讨,以便在以后签名表达自己的权利想得更清楚,签还是不签,都有自己相当之考虑与理由。签署之前尽量想清楚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对其间的风险应该有一定的衡度。

1:签名是个人权利的表达和自由心智的体现。签署08宪章,是因为我基本认同此一理念,而非起草者或者其间的签署者是我的朋友。也就是说呼吁此种政改的努力,与我的政改理念基本并不差别,这是我签署的理由。所谓自由心智,即智商上可以理解,而意志上没有胁迫。

2:签了不是英雄,不签也不是狗熊。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生存境遇和现实情况,签者不应该都没签者施之鄙夷而造成道德上的心理压力,但没有签者也不要觉得自己高明到不屑任何为权利与尊严而做出的努力,甚至心里面暗暗得意地说“等着看这帮人的下场”。

3:公共利益中永远有搭便车者。比如你反对某事,直接带来的效果是,有许多人得到了好处,但他并没有为此做出努力。做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悲叹的,因为你起来反对,你有你的利益衡度。如果你是个知识分子,或许你的利益只是一种道义紧迫感与自我期许的社会责任感。而你起来反对后,参与者较多,那是因为你的想法与许多人的利益有较多的重叠。

4:签名不是买烟,不用警告。我认为签08宪章不是买烟,用不着说吸烟危害健康,因为这不是商品。所以你不能在表达权利时,警告别人说这“危害安全”。因为这是一种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而非一种胁迫。国人从小都受了胆小怕事的训练,未成年人亦即十八岁以下签名的人,可谓无限趋近于零。当然如果其中有未成年人签了名,而因此被打压,政府将会进一步丧失道义资源。当然从组织者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此种悲剧之发生,以后签名可以用一个凡年龄十八岁以上者才有签名之资格,使独立民事能力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5: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与风险。天下没有什么事是没有代价(低到纯粹的商品买卖,那就是成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所以想清楚自己做事的后果。

6:责任与权利对等。权利有多大,责任也就有多大。国人由于权利时常被剥夺,因此不负责任也是一种常态。既然没有权利,那种不负责任也就是对剥夺其权利者的惩罚。许多人喜欢占公家(当然这个公家是否真是公家也可以探讨)的便宜,不只是产权不明晰、制度有漏洞,更有一点是没有权利带来的不负任。

7:责任的训练与培养。没有权利,培养不出责任。中国的教育很多方面是一种愚民教育,将大学生都当作没有思想的猪来圈养,因为一旦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官方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责任的训练与培养的前提是权利,没有权利,只有责任,那的确独裁者特别乐意你做的。比如你纳了税,但你不知道税款用在何处,你的养老、看病等方面没有保障,你不知道政府是谁选的,他不管,你也不问,官方是特别乐意你尽无穷无尽的责任,而不需要自己的权利的。而这些责任,是他们对你的强加与胁迫。国人既无许多权利,因此责任意识淡薄就是自然的事。

8:责任与风险。权利不会从天而降,尽管我们说天赋人权,但人权要自己争取。要争取权利,就要承担争取权利的责任,而责任里面除了道义以外,就是你对权利付出的代价,代出的这种代价就是一种风险。为什么一无所有的人,反抗最烈呢?因为他已经输无可输,输无可输的人,其权利被剥夺最凶,所以想要争回自己的权利,才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与责任。当然,一个良好的社会与制度,应该使他为争取自己权利的风险降低。刘晓波不是输无可输,而是社会与道义责任感重,所以出面做了这事,承担了太大的风险。正因为制度不良,才使他这样温和的表达都得承受牢狱之灾的风险,这也是我们要批评政府如此做的原因。

9:每个人承担的能力都有限。除非是法定的赋予(或者背后有强势权力),再有能力的自然人,他都不可能承担一切责任。08宪章只是欢迎签名,而非胁迫,签与不签名,权操予己手。要知道你如果签名了,进去了(进去的可能有多大,当然也值得分析),直接受苦的确是你自己与家人。其它的签署者也只有在道义(或许还包括捐款)帮助你,没法替你去承担牢狱之灾。

10:对每个权利争取者都有一份敬意,无论他争取的私人权利还是公共权利。在许多时候,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也不截然两分的。完全的私权利,如重庆最牛钉子户之争取个人权利,就有一种示范和涟漪效果,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大家争取权利的推动。至于完全是为了公共权利而战的人,如果厦门PX项目中的连岳和北风(当然也包括他们的私权利,但比较微小),他们因此而遭受打压,民众的确应该有一种道义或者金钱上的补偿,否则一个社会永远没有出头的人,而呈现一种原子状态,那么吃亏的将是所有无权的人。这也是刘晓波因起草08宪章后,莫之许说“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的因由。

任何人都不是一座孤立岛屿,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我而敲响。争取个人权利或者公共权利时,有应和者、支持者,当然会在一定意义上减少风险,增加抗压能力,我们都应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继续努力(当然你要放弃你的权利,也是你的“权利”)。


2008年12月14日9:34分于成都

原载《独立评论》,转自《网路文摘》

李劼:《零八宪章》——迟到的历史文献


任何一个因《○八宪章》而感到振奋的读者,我相信不是因为其内容的新奇,而是缘自对这份文献终于公之于众的欣喜。它的基本精神,早在二百多年前美国《独立宣言》中就已经确立;它的命名则是上个世纪东欧异见知识分子的《七七宪章》的重现。然而,这并不能贬低它的地位,它是人类的普世共识。

有人说,中华民族无法跟充满活力的西方民族相比,然而,比之于近邻的日本民族,我们也是同样的老迈。这份文献早在一百年前清室逊位之际,就应该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现实。如此诉求,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又曾有过难得的机遇。但中华民族一次一次地与它失之交臂。

结果是,中华民族再一跤跌入乌托邦包装的历史黑洞里,匍伏在由秦始皇和斯大林杂交成的一个叫做毛泽东的暴民脚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专制而难以解脱至今。唯基督般的圣女林昭及几位《星火》同仁,划亮过一根自由的火柴。在阴暗的牢房里,林昭曾以鲜血,一笔一划地草拟过这份文献的精神。

由于一个专制主义者操刀果决,和一些改革人物懦弱退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枪火,再度阻绝了这份文献在中国的实行。尽管,改革必须是理性的,但也需要领袖和精英有牺牲的勇气。可是,他们没有林昭的绝决,却有杨佳没有的拖累……于是历史停滞了二十年。

经过二十年的磨难,一批良心尚存的知识分子,在杨佳的气概激励下产生的勇气(不管他们认不认,但这是事实),终于让中华民族有了这份历史文献。它比二十年前的天真,无疑更加老练。这些话,清末已经见诸报章,是宪政主义者对帝皇的改革建言。这些话在四十年代,曾经由当今已执政、当年却在野的中国共产党人亲口说出亲笔写出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话不过是将当年共产党向当政的国民党所言,向当今执政的共产党重复一遍罢了。假如共产党记忆尚存,那么执政者不会感到突兀。只消把当年的报纸拿出来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全都是你们当年讲过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前的教训是,凡事都要为对方留有空间,这份文献就给当政者留足了进退的余地,除非他们死心塌地。这份文献的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相当温和理性。正是这样的理性,才吸引数百名知识分子的联名签署。他们当中有老年共产党人,也有年轻的自由作家。年龄跨度很大,职业范围甚广。尽管他们不可能都是准备殉死的斗士,但他们都有了勇气去参与。

这份文献的相当温和,还见诸其既没有将矛头指向任何一个当政者,也没有涉及中国民众当下具体的物质利益。这份文献有传统建言的高瞻,也是制度层面的设计。签署者除了异议者,自由职业者之外,有不少还是体制内的精英,当政者应该尊重他们的逆言。就算以前不懂得尊重,那么今天应该学会尊重了。一旦执政者与异议者彼此产生尊重,那么和解就进入了心理层面。

二十年来,整个民族被全体导入了物欲相逐的泥潭。而不涉任何具体物质利益的精神取向,又正是这份文献之所长。我们这个民族的愚昧,也在于对任何精神取向的置若罔闻。而这份文献展示的是欧美、印度、日本,南韩,乃至台湾、香港人民共享的人文图景。但在中国,还只是那么远渺,因此当前中国还是世界上意识最落后的地方。

中国之所以落后,不在于有无原子弹或者卫星能否上天,而在于制度和人心的双向黑暗。就这个意义而言,《○八宪章》既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出这种黑暗的努力,也应该成为包括当政者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走出这种双重黑暗的历史机遇,因此很可能也是中华民族的危楼春晓。

如果连这一步都跨不出去,就可能引发谁都不敢预言的灾难。很可能不仅仅是重演委屈的杨佳索去六条无辜警官性命的悲剧,而还可能是枪炮声中‘杀六十万人,换六十年的稳定’的同归于尽。


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写于纽约寓所

原载《独立评论》,转自《网路文摘》

萧瀚:忧思录之十一:关于“零八宪章”

1.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先生,传唤了推动此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祖桦先生,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起草人也好,其它签名者也罢,都没有用任何不正当手段去做推翻现政权的行为,只是呼吁现政权下定决心进行宪政改革,与颠覆国家政权完全不沾边。

2.为此,我呼吁中共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归还从刘、张两位先生家里抄走的物品,并且借此机会广开言路,让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共商国事的讨论中来。

3.“零八宪章”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宏观愿景,相对于以前的任何一份重要倡议书,它都显示出更为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是事关未来中国大局的一份重要文件,在此谨向倡议者、执笔人以及每一位参与签名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4.“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理念,我完全赞同,但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

5.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联署签名“零八宪章”是一个政治行动,既然是政治行动,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

6.可以想见,居于被统治状态的人们,包括我在内,都会赞成“零八宪章”的理念和所有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

7.但是这份宪章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其中的所有观点。

8.宪章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它完全没有考虑执政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

9.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这次宪政转型,只是在辛亥革命基础上实现共和国理想的最后努力,从中华民国到中共建政,这只是未完成或者说被强行改变了航道的辛亥革命的继续,而现在我们要将这被改变的航道改回到它该驶向的方向。

10.辛亥革命的主要国父是两位,一位是孙中山,还有一位是袁世凯,以前人们总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剥夺他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之一的身份,这是一种道德中心主义观念下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公允之论。如果没有孙袁双方互有妥协的谈判及其成功,请告诉我中华民国自何而来?就靠南方革命党的国库里那几块钱,能打赢政府军?即使筹集到银两巨万,革命党打赢了这场战争,那又得死多少人?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我们都要感谢孙袁两位为基本和平的宪政破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不得而死,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11年,他是新国家的创立者之一。

11.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共产党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无论名义上,还是具体措施的操作上,都不能,而目前的宪章,其措施如果全部实行,那么共产党必然就成为了中国全体国民的敌人(虽然宪章本无此意)。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

12.极权政治存在的一大基础就是它需要敌人,无时无刻地需要敌人,而目前这份宪章的具体建议等于是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敌人,这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削弱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而是暂时地增强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虽然从长远看当然是削弱他们力量的。

13.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必须是没有敌人的政治,是一种仁者无敌——仁爱者没有敌人——的政治,政治就是事关公共生活,于内政是增进全体国民共同利益,于外交则是争取国家利益的制度以及治理方法。

14.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考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是什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当前共产党掌握所有国家主要资源的局势下,让他们主动放弃利益而走向公权力受宪政制度约束的政治,凭什么?

15.凭三条,第一条,再这样治理下去,共产党统治会导致烽烟四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共产党会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处在绝对对立的死胡同里;第二条,只有结束这样的治理方式才能挽救中国、挽救中国共产党;第三条,结束这一过程,需要给共产党及其重要成员一些基本承诺。

16.清帝退位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对清王室的连哄带吓,第二个原因是民国政府给出的《优待清室条例》——和平新建政权是要代价的。

17.过了将近一百年,中国人的政治眼光应该高于清末,而不是连清末都不如,但这份零八宪章的政治水平却不及清末孙袁。

18.中国未来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须彻底抛弃敌我思路,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主力对待。

19.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将近60年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灾难,而且迄今依然手握大权,如果宪政的和平改革不能给他们起码的制度性宽恕方案,要让共产党来革自己的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20.要使得共产党成为和平宪政改革的同盟者甚至主要改革者,必须要有一批“污点国父”——他们可能在这个体制内获得了巨大的不义之财和地位,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主导或者推动宪政的和平改革,除了应该将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按照一定比例退还国库,其它一概既往不咎,并且保护他们及其家族的一切安全,使得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为与广大无罪国民权利平等的公民,如果他们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以后卸任了也绝不秋后算账。上述政策应该也是针对其它一切共产党官员的做法。

21.没有上述制度性宽恕政策,将会导致共产党与人民斗个鱼死网破,而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必将又是暴力、血腥的过程,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不知后果是什么、却是谁都不想要的过程吗?

22.要平稳走向宪政深水,首先得试水,如何试水?共产党与社会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1共产党继续执政,确定具体年限;2全面实行三权分立的公权力监督模式,正常发挥议会、行政和司法保护公民权的功能;3允许结社自由,因此而成立的政党,除了在过渡期内不能进行执政竞选,其它一切符合良法的活动都可以开展;4全面保护原宪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5增补并保护原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6军队国家化,不得介入内政;7拟定对将近60年来共产党过往问题的调查、审判、赦免程序与制度性宽恕方案,并且保证过渡期之后将来的其它执政党绝不出尔反尔;8过渡期结束之后如果多党竞选的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应该由议会讨论决定是否延长过渡期年限。这些具体方案都是宪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

23.上述只是我的一个简要思考,具体方案,一定得社会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至少这些问题都应该进入公开、和平与理性的讨论阶段。


2008年12月13日于追远堂

原载《独立评论》,转自网路文摘

费良勇先生谈伍维汉死刑案

       专访:费良勇先生谈伍维汉死刑案

(费良勇先生是核物理专家,民主中国阵线主席。居住在德国)

在北京当局处死震惊世界的杀警抗暴人士杨佳[转载注:杨佳是否确曾杀警,仍存疑;请参见本博客转载王容芬的分析文章]之后,又宣布处决奥地利籍华人伍维汉博士。

德国欧华导报记者访问了曾经与伍维汉同时在慕尼黑留学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费良勇先生。费先生回顾了二十多年前的生活印象。伍维汉是东北齐齐哈尔人。出身贫苦,从小吃苦耐劳,相当精明能干。在慕尼黑留学期间,我们经常见面。后来发生了1989年学生运动,我当选为慕尼黑学联主席,伍维汉也是学潮的活跃人物。李鹏下令北京实行军管以后,慕尼黑学联提议到首都波恩举行抗议示威,当时伍维汉出任学生代表,前往中国大使馆表达学生意愿。

90年代初,伍维汉离开慕尼黑,到奥地利经商。据我所知,他是跟中国的军火出口企业北方工业公司的一位亲戚一起做进出口生意。以后我和他的联系就逐渐断绝了。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说法,伍维汉出卖导弹资料的复印件给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并且将中国领导人的健康信息透露给台湾方面。于是被判处死刑。奥地利外交部和欧盟为此都感到震惊。可是中国当局在宣布时,实际上死刑已经执行。

北方公司是一批高干子弟垄断的军火出口大户。是党政高官及其子女的摇钱树。

秦刚的说法是反法治的典型。伍维汉是生化专家,并不是核武器及其运载火箭的专家,隔行如隔山。他又具有海外身份,(滞外留学生,后来是奥籍华人),按照中国的保密制度,一般接触不到国家的高度机密。如果他能接触到高度机密,必有涉案更深的同犯,更应当处死。这是重大的疑点。另外,所谓对外透露国家领导人健康信息的罪名,更加不打自招,暴露了中国专制而非法治国家的本来面目。一个公民的健康信息本来属于个人隐私,受到保护。可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因为关系到公众的利益,反而不应该成为隐私,一旦健康发生重大问题,就应该立刻公布于众,如果不能视事,就应当依法由法定继承人接替。只有像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明明领导人已经病重,却秘而不宣,凡是胆敢议论者,即予严厉处罚。胡锦涛曾经说过要向北朝鲜学习。在这个问题上,中朝实属难兄难弟。在欧洲普遍取消死刑的时代,中国当局对一宗涉外死刑案,不公布基本案情,仓促行刑,虽遭国际舆论质疑,仍一意孤行,反而显示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形迹。

三民主义大同盟是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旨在推行孙中山的理念,实现两岸统一的理想。跟军事情报机关毕竟还有相当的不同。在台湾总统马英九努力接近大陆,三通和经贸往来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忽然处死外籍高级科技人员伍维汉,并且指明是与三民主义大同盟这样的国民党机构有关系,恰恰描绘出北京的嘴脸,仅仅限于经贸往来,拒绝和平民主统一。

在欧美全面废除死刑的前景已经逐渐不可逆转的今天,中国当局接连处死杨佳和伍维汉,让中国当局微笑、宽容的假面具剥落殆尽,露出了狰狞、暴戾的真面目。
(彭小明采访)

转自网路文摘—4155

星期四, 十二月 11, 2008

支聯會聲明: 立即釋放劉曉波

支聯會2008年12月11日聲明:
要求立即釋放劉曉波

  今年是聯合國通過並頒布《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紀念。中國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公然違反人權之事例層出不窮,《世界人權宣言》確認的天賦權利──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一直並未在中國得以落實。

  1989年的「六四」事件至今仍未得到平反,當年學生和市民被無辜殺害,「六四」死難者親屬被剝奪自由悼念親人的權利,民運和維權人士被侵犯人身自由,幫助維權人士、上訪者及民運人士的律師也遭受各種形式的打壓。

  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前夕,北京異見人士張祖樺和劉曉波於8日晚上9時分別被公安帶走和抄家。其後張祖樺獲釋,但劉曉波至今仍被拘禁。支聯會十分關注劉曉波先生的命運,要求中國政府公開拘捕張祖樺和劉曉波的理據,敦促有關當局立即釋放劉曉波。

  劉曉波因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被捕。簽署《零八憲章》者包括體制內自由人士、體制外的異見人士和維權人士,逾三百人,並獲海內外人士踴躍支持。這份憲章主是回應中共執政近六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年、「六四」近二十年來,中國人民對中國現存體制改革及人權改善的綱領。《零八憲章》符合《世界人權宣言》和中國政府於1998年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目前,海內外已有逾千名著名知識分子透過電郵要求釋放劉曉波。倘若有關當局不立即釋放劉曉波,將引起更大的公憤,與中國政府一直倡議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

  最後,支聯會向劉曉波太太劉霞表示慰問,更向敢於公開表達意見的異見人士致敬,希望中國政府不再迫害他們。


備註:《零八憲章》及聲援聲明內容及聯署名單,請參看 http://www.inmediahk.net:80/node/1001730。

星期二, 十二月 09, 2008

303名公民联署:零 八 宪 章

(港支联轉寄訊息说明)2008年12月9日

  中國著名憲政學者張祖樺被北京國保員警傳訊12小時,並被抄了家,家中三個電腦(包括其妻子的)、存摺、現金、信用卡全被抄走,目前張先生已經回到自己家中。

  另外,異議作家劉曉波先生昨晚亦被傳喚,至今仍未獲釋,員警更抄了其家。

  張先生說,警方這次傳喚並抄家是追查《08憲章》的事,但是張先生表示對此並不知情。警方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因為法律規定的傳喚時間已經滿了,只好放人。

  12月10日是中國政府莊嚴簽署的聯合國最重要的檔案之一《世界人權宣言》誕生60周年的紀念日,世界各國包括聯合國都在準備慶祝和紀念活動。作為聯合國常務理事會成員國的中國,竟然發生這種違背人權的事件,張祖樺對此表示強烈譴責。

  呼籲大家繼續關注事態發展,並聯署《08憲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签名规则:

1,本宪章为开放签名。
2,请用真名或常用笔名签名,并注明所在地和职业。
3、签名格式:姓名、当前所在省份、职业。如:张XX(北京,作家)
4,签名信箱:2008xianzhang@gmail.com,2008xianzhang2008@gmail.com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 "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赵 晖(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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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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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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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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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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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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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303人)

陈丹青: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说明:这篇访谈转自文学城,链接附在文章下面。文学城是从搜狐转载的,不知道是哪个环节的编辑,给加了这么个标题:“陈丹青:在国外我们都是奴才 望不到边的奴才(图) 搜狐新闻”。这意思是说,到了国外,“我们”就成了望不到边的奴才了,言外之意,回国以后才能当主人。这编辑的功夫也着实了得。人家陈丹青的原意是,到了国外,有了对比,才知道独立的公民应该是什么样,也才知道我们中国培养出来的都是望不到边的奴才。相信有识读者并不需要这些解释。这个说明就算是给这位编辑立此存照吧。]


人物志】陈丹青,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1953年出生于上海,17岁到农村插队,期间开始自习油画。1978年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 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于油画系;同年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为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辞职。近年来在绘画之外,陆续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纸风行。

先做一道选择题。陈丹青是:A.海归,B.教授,C.画家,D.作家,E.公众知识分子。

只要你知道这个人,或者根本不知道,但你做了这道题。任意选项,或者全选,都会有人告诉你:恭喜你,答对了!但陈丹青显然不愿意接“公共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他说:“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

2001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公众人物”的陈丹青,在一个公开场合,激扬地说:“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不为别的,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

2008年,这个身份复杂机智而敏锐的人,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时,依然口无遮拦:“在国外,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请参见文首说明]

多少年过去了,陈丹青还是那个陈丹青吗?他的多重身份,仍在决定着公众面对的选择题:他是多面的。

海归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洋插队”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吴怀尧: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哪些根本差异?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跨过门槛,意味着创造与超越。你的出国,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吴怀尧: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能否阐述一下?

陈丹青: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吴怀尧:我很好奇,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陈丹青: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文革时哪有媒体啊,即便有,凭什么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吴怀尧: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陈丹青:我从没想过给自己定位。“定位”这俩字也是近年回国后才知道。为什么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稳、就有价值了么?我听不少人动不动就说“我是作学问的”,“我研究这一行一辈子”,我就心里想:!

吴怀尧:如果说你的愤怒是一种高兴,那么幸福是什么?

陈丹青:到我这年龄,活着,没病,就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啊!我的生活与精神最近怎样怎样……不会的。我只是活着。

吴怀尧:我注意到,五月汶川地震后,你为赈灾所绘的油画《中国的山川》在一场慈善竞拍中以165万元拍出。有媒体报道,这笔善款将全部捐助给汶川地震灾区,用于建立多所希望小学。这些小学,你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吗?

陈丹青: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我从未想过。我也不知道这些钱会不会拿去盖小学,甚至不曾指望钱会用在灾民那里。只是我得做些什么,不是为了灾民,只为心安。

吴怀尧:一个人用什么名字,或者接受什么样的名字,自有其特殊含义。从字面意思来看,“丹青”是红色和青色的颜料,借指绘画。我很好奇,你的名字的来历——是父母取的吗?如果是,那他们太有先见之明了。

陈丹青: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弟弟名叫“丹心”。父亲是抗战那代过来人,相信“精忠报国”,信奉“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父亲给我们兄弟俩起这对名字,当时哪料到我喜欢画画。

吴怀尧:据我所知,你的父母经历过战争,逃难,你的祖父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打了半辈子仗,你的岳父也是军人,也打了半辈子仗。你虽然生在和平年代,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战争有关。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战争,然后经历“文革”,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对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丹青:我对苦难会敏感。但“苦难”这个词现在被说滥了,惹人讨厌。当我说对苦难敏感,意思是说:苦难是美的,假如进入艺术的话。我喜欢画悲剧主题。孟德斯鸠说过,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

吴怀尧:你是上海人,上海曾经经过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熏陶,经过风月流水的涤汰,你觉得这样一座历经过苦难的城市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或者说,什么样的艺术会适合上海?

陈丹青:除了殖民时期的建筑,“殖民文化”对上海曾经有过的“熏陶”早已被淘洗干净了——不论这种熏陶是负面还是正面的。民国的上海艺术家作出了全中国最“ 洋气”的作品,七十年代上海给出全国最左的无产阶级文艺——八个样板戏有四个是上海创作的——现在上海的艺术,整体上既不洋,也不左——我甚至不清楚上海提呈给全国哪些作品。譬如现在上海没有一部惊动全国的电影。这种情况已延续十年以上了。可是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七八十年代,全国都在等待上海出品的电影。

吴怀尧:前几天我倒是看了一部电影,叫《海角七号》,台湾的片子,看完后宝岛是个美丽温情有梦想的地方。最近你也写了篇《日常的台湾》,说台湾人情好,早期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就处处看得稀罕。在地理面积上,台湾算是弹丸之地,但是却接连出了不少厉害角色,诸如李敖、柏杨、侯孝贤、邓丽君、白先勇、周杰伦等。如果我说,台湾是目前中国最有文化或文化氛围最好的省份,你会同意吗?

陈丹青:一个省份不能和整个中国的“文化”或“文化氛围”比较,但台湾出人,不是因为文化氛围,而是相对大陆,比较自由,比较地没有遭遇文化上的毁坏与劫难。你去问问台湾有头脑的文化人,都对台湾不满意。

吴怀尧:在评述王家卫的时候,你说他“一看就是一个流氓”,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能否为大家推荐三部你觉得必看的电影?

陈丹青:媒体喜欢耸动,在我全部讲演中只摘取这句话,并予夸张。那是形容词,表示一种泼辣大胆的影像风格。事后家卫请我吃饭,我说媒体只用这句话,他说对啊,不是流氓你怎能拍电影!即便从电影故事看,事实上欧美多少电影以黑帮流氓作主题。

我喜欢各种类型的电影。没有一种类型是好的或不好的,要看拍得好不好。我很难推荐“三部电影”,那样会对不起其他好电影:好电影太多了。

教授

2000年,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的一员,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5年,因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不满,他愤然辞职,由此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同年杂文集《退步集》出版,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

吴怀尧:你25岁时考上美院,其时正好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据说在考大学的前几天,你突然被取消考试资格,真有这事吗?坊间还流传一种说法,那年你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你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真是这样?

陈丹青:具体情况就像你所知道的一样。但考试前几天忽然被取消资格,完全没这事。那时国家拼命鼓励所有年轻人考试,每个县委公开发放申请表,谁都可以填表申请。国家十年不招生,急坏了。

吴怀尧: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要改变这种考试制度,关键点在哪儿?对此你是否抱有希望?

陈丹青:我对制度的改变与否,不抱希望,那是许多人的饭碗,不能随便改动。我对出人才不绝望。人才是挡不住的。

吴怀尧:你小时候是乖孩子吗?学习成绩如何?有没有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的经历?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打架与被打的经历?

陈丹青:我小时候很乖,听话,又很顽皮,叛逆。我想现在也差不多。媒体夸张了我的判逆。许多记者一见我,发现完全不像他们想象的样子,他们大概以为这家伙是个疯子。

吴怀尧:有人问毕达哥拉斯,女人是否值得尊重。毕达哥拉斯说:她们有三个神圣的名字:起初被叫做女儿,接着被叫着新娘,然后被叫着母亲。能否说说你对女性的看法?

陈丹青:上帝创造男女。我对女性谈不出什么要紧的话,太多人已经发表过意见了。我也谈不出对女性的“看法”,一个男人对女性不是抱有看法,而是被吸引,或不被吸引——这要看你面对一位怎样的女性。我不会对太宽泛的词语发表意见:“女性”一词什么都没说出,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一位五岁的女孩,都是女性,但你希望我回应的显然不是这俩年龄段的“女性”。

吴怀尧:那我们来谈男性吧,今年11月23日晚上,在北大的百年世纪大讲堂,你和贾樟柯围绕电影《小武》展开对话,台下座无虚席,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学生们提问也很踊跃。退场时,我看见有个男同学冲着台上大喊:“我爱你!”看得出,不少年轻人对你很是崇拜,不少听上去 “很深刻,很哲学,很迷茫”的问题,你也面带微笑,耐心作答,你当时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陈丹青:我喜欢小孩,喜欢看见年轻人。中老年人要么对年轻人讨厌——年轻人处处提醒他们,你老了,快死了——要么看见年轻人会高兴。我属于后一种吧。我年轻时,凡是对我们笑的,善意的中老年人,我也会喜欢。

吴怀尧:既然这么喜欢年轻人,那你有生之年,还会参与体制内的教育吗?

陈丹青:体制不变,我不会参与。

画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陈丹青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他的“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轰动,并获得持久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画家身份都不会被忽略。

吴怀尧:1979年你在拉萨画的《西藏组画》共计七幅,由于它们意识形态,以写生般的直接和果断描绘出藏民的日常生活片段,画作公开后,轰动一时,被誉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现在回头看,你自己如何评价《西藏组画》?它们的命运如何?二十多年来,说起你,大家总会想到《西藏组画》,这让你感到得意还是尴尬?

陈丹青:我觉得人不应该评价自己的画。

吴怀尧:去年你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不久,《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这种价格,很多明清时期的画作都达不到,对此你怎么看?很多人都以为艺术家一天到晚在数钱,实际情况如何?

陈丹青:我对太过疯狂的事情,说不出看法。疯狂不需要看法。目前不少幸运的艺术家可能是在数钱,但我自己知道,艺术家并不是天天在喝咖啡。真的艺术家几乎都是工作狂,而且独自工作。有谁会看见艺术家独自工作的情形呢?工作是不能展览的。

艺术市场问题的误区之一,是媒体总要问艺术家,完全错了,应该问买家和卖家,那是商场的事物,作品只是货品,理论上和一双皮鞋或一支口红一样。

吴怀尧:相比国画,油画毕竟是舶来品,但什么国画就是卖不过油画?

陈丹青:国画被认为是纸本的,油画是布面的,物质,以及保存的久长,似乎是价格的一个理由,当然,那是西方给出的理由。问题是中国在太多事物上认同西方的准则。董其昌与委拉斯凯兹(编者注:Velasquez,又译委拉士开支。1599—1660,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同代,可是董的作品在拍卖行的起价甚至不如今日哪位中年画家。而委拉斯凯兹要是有作品流入市场,可能数倍于我们一次拍卖赢利的总和。

吴怀尧:画家黄永砯称美术馆为坟墓,他说美术馆展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僵尸,不可能在美术馆里学到艺术。对于这种观点,你怎么看?请说说你对美术馆的理解和定义。

陈丹青:美术馆的确是坟墓。一个没有坟墓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黄永砯认为学不到东西,我没意见。没有一个场所能够让你学到或学不到“东西”,只看你想不想学。我喜欢进美术馆,但不会想到学什么,只是喜欢走进去看,发呆。我对美术馆无法给出定义,我只是看见,一个有美术馆的社会与没有美术馆的社会,大不一样。就目前而言,我们没有美术馆,现在的国家美术馆只能叫陈列场所,不是真正的美术馆,更没有“美术馆文化”,那是一个专业,“美术馆学”就像“图书馆学 ”一样,一整套观念和方法。现在的中国美术馆就是轮流租场子付钱,画马马虎虎挂起来,大家热闹一场,就算玩儿过了。

吴怀尧:美术界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画家村”现象。先是圆明园画家村,继而是798艺术区,还有现在已经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京郊宋庄画家村、上苑画家村,这些“画家村”村你关注吗?你觉得它们的崛起和衰落,和艺术有关系吗?

陈丹青:自从资本主义兴起,画家不再受雇于王朝、贵族、教宗,个体的自由的艺术家出现了,于是变成波希米亚人。北京艺术家群体和窝点再对不过,这种动物自会寻找栖息聚合的区域,然后创作。一件创作能否成为艺术品,能否被确认为艺术品,前提是你得持续创作。

吴怀尧:你认为齐白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那么吴冠中呢?这位对中国美术界影响深远并享有国际声誉的画家,在央视《大家》上谈艺术时说,“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3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对此说法,你作何评价?

陈丹青:我的私人意见,以为齐白石是过去百年最重要的中国画家,我的理由是:百年来的西画家固然有杰出者,但和欧洲人比,还差得远,国画家更多,但和历代古人比,也差得远,但齐先生的花鸟画独树一格,比清的吴昌硕更清新、更出趣。论高雅,齐固然不及宋元人,但宋元没有他那样的类型和风格。

吴冠中先生被全国美术界关注,是在文革后,因为那时文艺一片凋零,我们忽然发现还有一位留学法国的前辈。你要知道,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没有一位中国人到欧洲留学,这时,吴先生独一无二。当时刘海粟林风眠等前辈都很老了,而且被文革摧残,不可能发生影响,而吴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才五十岁出头。

吴怀尧: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吴冠中有个观点,“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人事派别之争)导致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艺术家泛滥,空头美术家、流氓美术家很多,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这些观点你赞同吗?

陈丹青:我不清楚非洲目前的艺术是什么,但吴先生说出了大家都看见的状况。这种状况并不是最糟糕的,而是几乎谁都明白,但不说。

吴怀尧:你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假如伦勃朗或毕加索坐在你的正对面,你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你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很多文艺工作者都喜欢以否定前人来体现自己,对此你如何看?

陈丹青:如果否定前人能体现自己,那就请否定前人吧。我热爱“前人”。上个月我去了维也纳,特意去了莫扎特、贝多芬和舒勃特的故居。非常感动的经验。我不能想象我活着,可是没有这些“前人”。

作家

近年来,陈丹青著作颇丰,从《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一直到《与陈丹青交谈》,作品出版后均一纸风行。于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陈丹青,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画画的陈丹青,而是一个写作的陈丹青。对于这一种角色变换,他表示,“我并不是要抢作家的饭碗。”

吴怀尧:身为画家,你屡有新的文字作品问世,回国至今,出书六本;因为写作,你成为跨专业的学者明星,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出声音。对于那些让你的生活出现新地带的文字,你自己如何评价?

陈丹青:我无法评价自己的文字。我只是保持写。

吴怀尧:近年来,你对你的老师木心推举有加,称他是“唯一衔接汉语传统和五四传统的作家”,《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因观点与你相左且毙掉了记者关于你《再谈木心》的访谈,还引起过你的口诛笔伐。你评价文章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能否以巴金和木心为例,作一次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陈丹青:我与朱伟一来一去,那年居然在媒体上算一点小热闹,实在可怜。中国还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度,而中国的多数国民会吵架、会叫骂,但不会辩论,不会争议。这一层,我们远远不如巴今与李健吾们年青时代。

将巴金与木心比较,令我难煞。无论如何,巴金是中国现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初期实践者,他的位置会在那里。

吴怀尧:杜尚说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艺术家和艺术之间谁更重要?在你看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

陈丹青:我认同杜尚的话,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贡布里希说过同样的话。但福娄拜说过另一句话: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我也十二分认同。我最爱委拉斯凯兹的画,他在作品中完全隐去自己的性格和任何私人印迹,你看到的只是那幅“画”。

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等于问阳光、风、花朵或月光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能够想象没有艺术的文明么?我活着,但不会问自己“怎样看待”这种“生活”。相对我曾活过的阶段,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吴怀尧:2005年底你开通了博客,2007年元月你关掉博客,能说说开关博客的缘由吗?你平时上网多不?上网会关注什么?

陈丹青:开博是被动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博客,关博是主动的,很简单,我时间有限。关博时我正离开清华,要画画,现在我回到纽约时期的生活,天天画画。我不上网,也是时间有限。朋友会转来各种有趣的网络文章,我每天开看邮箱。

吴怀尧: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网络还是纸媒,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做一些总结和盘点。事实上,中国真正变化最大的,还是最近十年。这十年你正好人在国内,耳濡目染,你最大的感受和改变是什么?

陈丹青:我说不出“最大的感受”,我也不会这样去想问题:改革开放,或过去十年,我有些什么感受呀?没有,我不会这么想。中国自然是在变化,不少事情越变越象样了,更多的事情越变越离谱。

吴怀尧:《东方艺术》杂志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不喜欢陈丹青》,作者列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你现在所画的画,语言过于直白,观念过份简单,就其视觉给人的感受而言,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丰富的心理期待与视觉要求,对年轻人更是难以再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提供出营养;第二,写生活琐记,作怀旧文章,不温不火地挠痒痒,是流于表面的玩味。第三是你在接人待物方面所表现出地那种左右逢源的乖巧。对此观点,你怎么看?

陈丹青:这篇文章我读过,附有作者的照片,一个小伙子,相貌蛮好看。我没有意见,希望他是对的。常有年轻人表达对我的不屑与愤怒,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并写文章肯定他们,立刻有年轻人痛斥,说我无耻之尤、被招安——我瞧着这些批评,就像看见我年轻时。

吴怀尧:既然提到奥运,能否说说你对奥运在中国举办的感受?

陈丹青:我对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没有感觉。这是一项超级政治任务,它被出色完成了。我们国家不鼓励智力活动,对体力活动的鼓励,也出于政治目的,不是吗?当然,它也满足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对此我说不出什么意见。

公共知识分子

2005 年3月初,时为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陈丹青,因连续5年考生外语成绩未能及格而招生落空,毅然辞职;同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出其辞职报道,此后一个多月,这一辞职事件引发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陈丹青也藉此在艺术圈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吴怀尧:今年上半年,你与韩寒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就阅读与小说进行讨论,当韩寒说:“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时,你表示赞同并且补充:“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节目播出后,舆论激奋,毕竟,在很多人看来,你是公共知识分子,发言需谨慎;在网络上,因为“炮轰文学大家”,韩寒更是遭受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在此期间,你基本保持沉默,这是为什么?另外,对于公众的激烈反应你是否预料到了?如何看待他们的声讨?

陈丹青:我认真写了回应文章,投给时常催稿的南方周末评论版“自由谈”栏目,被退稿了。我体谅他们。节目制作方湖南电视台也给上级作了检查——在那篇回应文字末尾,我写到茅盾是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长,巴金是全国作协名誉主席: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么?

上海作家陈村,我的一位老朋友,也在自己网站中批评韩寒与我。我对他的批评逐句回应,承陈村大度,贴在他的“小众菜园”论坛上。

我一时想不出对这次集体声讨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12年前王朔撰写长文质疑鲁迅后,舆论如何。那时没有网络,纸媒也不像今天这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倒是有朋友告诉我,1935年,巴金好友李健吾曾公开为文批评巴金的小说,互相打了将近一年“笔仗”。他俩此后是终生好友,文革前后两家家属还曾有过艰难的物质支持。

我还记得鲁迅发表小说集之后,二十多岁的清华学生李长之即写出《鲁迅批判》一书,评析鲁迅哪几篇写得好,怎样好,哪几篇不够好,怎样不好,然后寄给鲁迅。鲁迅回信,还送自己的照片给他。

文学魅力的久暂、阅读趣味的差异、作者之间的好恶,原极复杂而微妙,这次争议的善道,应是进而探讨“文采”的是非,但问罪者的痛点哪里是关于文学,而是点了威权的名姓。

韩寒的书我并未读过,也不在乎茅庐初出的写手是否文采斐然,他不过是如巴金所愿,讲了几句平凡透顶的真话。说来惭愧,我与韩寒只是聊天,根本算不得文学批评。

吴怀尧:你回应陈村的帖子我在论坛上看过,你说过一句话,“我从未读过70后80后的任何一本书,此后也未必会读。我读书很少很少的。”你读书少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信70后80后的能写出好作品?

陈丹青:哪一代人都能写出好作品、滥作品。可是80后、70后、60后、包括我辈50后作者写的书,我读得很少很少,或几乎没读。年轻时读书,因为不上学,有得是时间,中年至今,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却越来越多,包括杂志报纸网络,哪里读得过来。画家堆里,我读书大约算是略微多的,和真的读书人比:作家、学者,则我读的书少得可怜。

吴怀尧:读书不如经历重要吗?你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学历?

陈丹青:读书、经历,都重要,也都不重要,还看书本和经历遭遇谁。至于学历,也看人。王安忆与我学历相同,初中毕业,至今没上过高中大学,可是她在复旦中文系当教授,还是作协主席。阿城初中毕业,至今也没上过大学,可是王安忆也佩服他。

学历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我看人只看他那个“人”,那张脸,如果有趣,我就发生兴趣。我一点不想贬低学历,你瞧陈寅恪,学历多么齐整,可是他在欧美上学,不要学历,学得意思到了,就走开。蔡元培请陈独秀去北大当文科头目,陈学历不够,蔡帮他伪造学历。

吴怀尧:在媒体笔下,你一天到晚开骂,凶巴巴的样子。你说,“其实是媒体把我变成这样,媒体就像是蟋蟀草,引诱我跳出来斗。”你真的是一只容易引诱的“蟋蟀”吗?

陈丹青:我是在认真批评,不是骂。今天的媒体和舆论会将一个批评者说成是“愤青”,说他在“骂人”。也难怪,除了媒体要制造耸动,一个集体沉默,不敢说话的空间,会自动以“愤青”、“骂人”之类消解批评,嘲弄说话的人——大家巴望听站出来叫骂,解解闷,同时耍弄批评者,以便集体性置身事外。

吴怀尧:最后一个问题。在做这次专访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你的访谈以及相关著作,我注意到,早些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是有问必答,而且热烈真诚。但最近几年,你变得游刃有余,成为各种观点的生产者,让人多少疑心你的思考是否真诚和严肃。诚如你所言,很多媒体喜欢耸人听闻,但并非所有记者都如此。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为何不选择彻底拒绝媒体?

陈丹青:好问题。刚回国时,八年前,国内媒体对我好奇,我也对国内种种好奇,凡事初打交道,双方新鲜,自然比较“热烈真诚”。近年采访太多了,不免应对不暇。

我沮丧的是近十年来遭遇的记者、学生、同行,问的问题,提问的方式,开口的话题,几乎一样,几乎没变,南北各大学,不管名牌还是杂牌,除了极个别例外,所有学生的思路和话语方式都是一样的,递上来的条子,连字迹和错字都相似——你想想看,这样折腾八年,怎么持续“热烈真诚”?

但我自以为是真诚的,严肃的,不然我不会计较这些,彼此糊弄,彼此敷衍,多容易啊。你假如希望我“彻底拒绝媒体”,很好,但首先我得拒绝你这篇访谈,你乐意么?一个人老是处在被要求的状况中,怎么弄都是不对的,因为他被假定必须满足所有人,你觉得有这样的家伙能满足所有人吗?——我不会彻底拒绝什么,或接受什么,杜尚说得好,拒绝或接受,其实是一回事。


转自: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12/news-gb2312-751624.html

星期六, 十二月 06, 2008

胡佳需要帮助:关于更换拉米夫定的意见

转自曾金燕的博客:了了园

December 5, 2008 at 2:49 pm · Filed under 杂谈

   2008年10月10日中午,胡佳从天津潮白监狱转到北京市监狱。转监狱后不到30天的时间里,监狱通知他做了两次的抽血化验。一次在10月份,一次在 11月12日。按照常规,抽血化验后一周内可以知道检验结果。时至今日(2008年12月5日),虽然我们多次要求,胡佳和我们家属,都没有收到任何关于 化验结果的通知,没有看到相关报告。考虑到胡佳已经服用抗病毒药拉米夫定2年8个月的时间,身体有可能已经产生耐药性,目前的治疗方案有可能对他已经无 效。因为不能获知胡佳的化验结果,我们有理由推测他的健康恶化,更加忧虑胡佳的身体状况。

乙肝携带者、患者权益维护活跃人士陆军先生就胡佳健康情况给出以下建议:

关于更换拉米夫定的意见

“根据中华医学会制订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乙肝患者服用拉米夫定很容易产生耐药,服用第1、2、3、4 年的耐药率分别为14% 、38%、49% 和66%。部分病例在发生病毒耐药变异后会出现病情加重,少数甚至发生肝功能失代偿。(胡 佳在2006年5月10日出院时,地坛医院给出的出院诊断是:”肝尖、后肝硬化,活动性,失代偿期,2型,门脉高压,脾功能衰退,慢性胆囊炎,胆囊多发息 肉”。胡佳的肝硬化病情是不可逆转的,已经无法治愈,最多只是维持现状。胡佳从2006年4 月开始服用抗病毒药拉米夫定。)

根据中华医学会制订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乙肝患者服用阿德福韦酯的耐药发生率比较低,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口服阿德福 韦酯耐药发生率分别为0%、1.6%和3.1% [71];HBeAg 阴性者1、2、3年的耐药发生率分别为0%、3.0%和5.9%~11%。

根据中华医学会制订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乙肝患者服用恩替卡韦的耐药发生率也比较低,对初治患者治疗1年时对恩替卡韦的耐药发生率为0。

鉴于拉米夫定的高耐药率,以及拉米夫定耐药后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建议胡佳更换药物。

可以选择将拉米夫定更换为耐药发生率明显很低的阿德福韦酯或恩替卡韦(可先重叠用药1-3 个月)。”

《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第五条“各种肝硬变所致的失代偿期,如门静脉性肝硬变、坏死后肝硬变、胆汁性肝硬变、心源性肝硬变、血 吸虫性肝硬变等。”考虑到胡佳在2006年的病情,已经是“肝硬化失代偿期、2型”的情况,符合保外就医规定,我们家属会继续为胡佳申请保外就医。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联合制订
2005 年12 月2 日

十三、核苷(酸)类似物治疗

() 拉米夫定 (lamivudine)

国内外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表明,每日口服100 mg 可明显抑制HBV DNA 水平, HBeAg 血清学转换率随治疗时间延长而提高,治疗1、2、3、4 和5 年后HBeAg 血清转换率分别为16% 、17% 、23%、28%和35%[55] ;治疗前ALT 水平较高者,一般HBeAg 血清学转换率也较高[56-60] 。长期治疗可以减轻炎症,降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发生率[1, 2]。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表明,本药可降低肝功能失代偿和HCC 发生率[21]。在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也能改善肝功能,延长生存期[61-63] 。国外研究结果显示,拉米夫定治疗儿童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与成人相似,安全性良好[64, 65] 。

对乙型肝炎肝移植患者,移植前用拉米夫定;移植后,拉米夫定与HBIG 联用,可明显降低肝移植后HBV 再感染,并可减少HBIG 剂量。

随用药时间的延长患者发生病毒耐药变异的比例增高 (第1、2、3、4 年分别为14% 、38%、49% 和66%)[55, 66, 67], 从而限制其长期应用。部分病例在发生病毒耐药变异后会出现病情加重,少数甚至发生肝功能失代偿[68]。另外,部分患者在停用本药后,会出现HBV DNA 和ALT 水平升高[69],个别患者甚至可发生肝功能失代偿。我国SFDA 已批准拉米夫定用于肝功能代偿的成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阿德福韦酯 (adefovir dipivoxil)

目前临床应用的阿德福韦酯是阿德福韦的前体,在体内水解为阿德福韦发挥抗病毒作用。阿德福韦酯是5’-单磷酸脱氧阿糖腺苷的无环类似物。随 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表明,在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口服阿德福韦酯可明显抑制HBV DNA 复制[70], 应用1、2、3年时的HBV DNA转阴率 (<1000>

其耐药发生率分别为0%、1.6%和3.1% [71];治疗HBeAg 阴性者1、2、3年的耐药发生率分别为0%、3.0%和5.9%~11% [72- 74] 。本药对拉米夫定耐药变异的代偿期和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均有效[75, 76]。在较大剂量时有一定肾毒性,主要表现为血清肌酐的升高和血磷的下降,但每日10 mg 剂量对肾功能影响较小[77],每日10 mg ,治疗48~96 周,约有2%~3% 患者血清肌酐较基线值上升>0.5mg /dl (44.2 μmol/L) 。因此,对应用阿徳福韦酯治疗者,应定期监测血淸肌酐和血磷。

阿德福韦酯已获我国SFDA 批准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其适应证为肝功能代偿的成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本药尤其适合于需长期用药或已发生拉米夫定耐药者。

() 恩替卡韦 (entecavir)

恩替卡韦是环戊酰鸟苷类似物。II/III 期临床研究表明,成人每日口服0.5 mg 能有效抑制HBVDNA 复制,疗效优于拉米夫定[78, 79];III 期临床研究表明,对发生YMDD 变异者将剂量提高至每日1mg 能有效抑制HBV DNA 复制[80]。对初治患者治疗1 年时的耐药发生率为0,但对已发生YMDD 变异患者治疗1 年时的耐药发生率为5.8%[81] 。我国SFDA 也已批准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应用核苷 () 类似物治疗时的监测和随访

治疗前检查:(1) 生化学指标包括ALT 、AST、胆红素、白蛋白等;(2) 病毒学标志包括HBeAg、抗-HBe 和HBV DNA 的基线状态或水平;(3) 根据病情需要,检测血常规、磷酸肌酸激酶和血清肌酐等。另外,有条件的单位治疗前后可行肝穿刺检查。

治疗过程中应对相关指标定期监测和随访,以评价疗效和提高依从性:(1) 生化学指标治疗开始后每月1 次,连续3 次,以后随病情改善可每3 个月1 次;(2) 病毒学标志治疗开始后每3 个月检测1 次HBsAg、HBeAg、抗-HBe 和HBV DNA;(3) 根据病情需要,检测血常规、血清磷酸肌酸激酶和肌酐等指标。

无论治疗前HBeAg 阳性或阴性患者,于治疗1 年时仍可检测到HBV DNA ,或HBV DNA 下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