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那些听不见的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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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那些听不见的尖叫" 2009-02-03 11:35:46 [点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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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听不见的尖叫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9-01-15

一

一场大火掀开了这本书的序幕。1993年11月19日，火焰吞噬了深圳一间专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的港资玩具加工厂。80多名工人火中丧身，除去两名男性，其余均为女性。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我们村里的女孩子们都死在大火里了。”一位幸存者对潘毅说，“只有我活了下来。我们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幸运，能从鬼门关里逃出来。”

幸存者叫晓明，潘毅见到她时，她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上下几乎全部遭到烧伤，唯一幸免于难的那张美丽的脸上，闪动着纯真的眼睛”。

在病床前，21岁的晓明出奇平静向潘毅讲述了自己的童年，从湖北山村来到深圳打工的经历，她对生活的梦想与希望——她和几个同伴约好，在回老家结婚前，一起存够钱去北京玩一趟。

“但是后来却着火了，大火……”

这一幕必定深刻印在潘毅的脑海里，那时她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晓明的一切对她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却激起她内心深切的愤怒与激情，我隐隐的意识到，或许只有同为女性，才能理解这种强烈的情感。对潘毅来说，那场大火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缺乏安全的保障的工厂，像是强大的社会暴力对女性的一种侵害。

1995年11月，潘毅说服了设在深圳的一家港资电子厂的负责人，让她在工厂内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她想知道女工们从何而来，她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她们的渴望与焦虑。为了更加深入的体验这一切，她要成为“打工妹”的一员。

她和另七个女工住在一起，一间不足10平米的宿舍里，摆上4个上下两层的铁架床之后，就没太多空间了。但最初，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外来者。尽管住在集体宿舍里，但前一个月，她还是成为不了“打工妹”，好奇的管理人员包围着她，普通工人觉得她是“特别嘉宾”。

田野考察比原来想象的复杂。当别人的好奇心消退，“打工妹”的戒心消除后，潘毅发现自己被每天十一、二小时的流水线工作耗尽了精力，没有时间做笔记，每天变化的日常经验，则让她感觉到迷失。

但也正是在疲惫与倦怠中，真正的了解开始了。她们一起拥挤在水房里洗漱，结伴去食堂吃饭，学习操作说明书，接受管理者批头盖脸的训斥，周末一起去城里逛街，听她们争吵、抱怨……

她们向她诉说自己的背景与经历，在这个陌生的工厂、陌生的城市的感受，她则观察、体验她们在面对陌生的环境时做出的一个个反应。一个更为丰富的图景由此铺开了，借由一个社会学家的训练，个体的命运和时代洪流交织在一起，它真实、残酷、却又不乏个体反抗所迸发出激情。

我们借冬的经历，可以部分的构造出这个复杂的故事。当潘毅碰到她时，冬已23岁，她在深圳呆了4年多，换过了四间工厂，是个经验丰富的“打工妹”。

冬出生于1973年的湖南省的一个贫穷山村，8岁时，村里开始了土地改革，一家五口分到3.5亩耕地和2亩山林用地。80年代初是一个短暂的幸福时光，承包制鼓舞起农民的积极性，种子、肥料的价格不太贵、税收也还算合理。但到了80年代末，最初政策所带来的动力消退了，而承包制的负面效果也突显出来 ——每户的小块土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结构，也使技术创新变为不可能。与此同时，沿海经济蓬勃带来的通货膨胀也到来了，什么都开始涨价。而冬的弟弟与妹妹也长大了，教育的费用成了家庭的难题。

这是个标准的传统家庭，男孩子是中心人物。当弟弟考入初中时，16岁的冬从中学退学了，既省下学费又帮家里干活，这个小家庭种田、养猪养鸡的年收入是2500元。

1992 年，冬随着表姐来到深圳。既是为了赚钱贴补家庭，最好能存上钱给弟弟盖上一栋结婚新房，也是被表姐们描绘的城市生活所吸引。“我知道大城市里的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城市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地方。但我还是觉得值得闯一闯，也可以趁机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对村子外的生活简直就是一无所知。”冬对潘毅说。

在冬到来时，深圳已进入了它实验的第13个年头。谁也未曾想到，这个与香港隔着一条小河的小渔村，变成了一座霓虹灯闪烁的大都市。潘毅田野调查的工厂所在地 ——深圳南山区青河村，也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它在1960年代还是人民公社，到了1992年彻底转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青河实业公司。将土地租让给香港来的工厂，并随之而起的一套对应的产业，是本地主要的收入来源。香港的制造业曾在1950—1970年代兴起与繁荣，它将香港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并将它推到了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列。但到了70年代末，一场转型开始，香港把注意力投射到金融业与服务业上，这转型正好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相缝，大批制造业迁往中国大陆——这里的土地、水、电与工资都便宜得多。

借由香港这个中介城市，昔日的村镇突然间和整个世界联到了一起，乡村的面貌也迅速改变。十年前还算清静的小镇，涌现出五星级宾馆、花园小区、百货公司、发廊、夜总会，香港的流行音乐响彻在街道上。

这一切对于冬这样的女孩子，充满了异常的诱惑。她逃避了山村的单调，也远离了家庭的束缚。而且，她定也能感受到金钱给她带来的地位提升，每年回家探亲时，她会带回2000元，几乎相当于从前家里的年收入。

但是，阴影也一直笼罩这个姑娘身上。一方面，她经历过度的辛劳和在城里轻易感受到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她知道自己终有一日还是要回到乡村的，她的户口在农村，她也要回去结婚——她年龄日长，她不太可能在城市里找到结婚对象。她对日后的家庭生活忧心忡忡——丈夫会对他好吗，婆媳关系又怎样……

二

冬的自述，是一个的农村女孩成为打工妹的典型缩影。但是从一名农村姑娘到一个熟练流水线工人，这其中却隐藏着很少被表达的残酷。速度、时间、效率，就像是那个不停传送的传输带一样，转化成对她们的强烈控制，那个由英文字母构成的说明书，是来自陌生世界的冷冰冰的指令，她们缺乏睡眠与休息，机械的重复，被勒令服从；当她们适应了这一切，放松下来，挣到了在农村想都不敢想的金钱后，却更明确的感受到身份的歧视——从穿着到言谈，她们似乎和城市格格不入 ——正值青春年少，她们对爱情与性的渴望，在这个到处都同性的拥挤的小世界里，却无处安放……当这一切局限在工厂内时，还没有那么明显。女工们发展出自己一套自己的应对方式，她们没完没了闲谈，议论工厂里的管理者，把刘德华的照片贴满宿舍，录音机里一遍遍的放着《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但当走出工厂后，残酷会变得更为分明。我还记得那个小小的插曲。一个星期天，潘毅邀请五位来自四川的女工在市区里一家咖啡厅里喝咖啡。她们对于环境和价格都倍感不适，潘毅帮她们点了饮料之后，发现周围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一桌，女工们陷入了空前的尴尬，她们感觉得到空气里的漠视和排斥。

不管是来自湖北、四川还是其他省份，这些乡村姑娘们成为深圳流水线上的工人、城市霓虹灯下好奇的一员时，她们仿佛一下子跨越了两百年的历程，它是农业向工业时代的转变，是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是一个节俭、匮乏的世界向一个充满了无限诱惑和刺激的消费世界的转变……

这种转变中既让她们体验到打破旧模式的自由与欢乐，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要面对这种突然性的、多重转变加在个人身上的无限压力。而且，她们发现没有保护自己的方式。

对于工厂来说，她们是一群随时可以被替换的劳动力，她们只能依靠同乡身份达成暂时的同盟，进行勉强的抗议；对于城市来说，她们是来自“荒蛮地区”的过客，尽管她们给这城市带来了繁荣，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相应的尊重和保护，反而是控制和排斥的对象；而她们离开又终究要回去的家乡，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温暖，反而经常是乏味和束缚。

这些年轻姑娘们说不清楚孤单、无力来自何方，却清晰的感受得到压力的到来。当压力冲破承受的底线时，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阿英来说，她选择了尖叫。整整一个月，每天凌晨四点时，潘毅和宿舍里其它六个姑娘，都被阿英凄厉的叫声惊醒。阿英说不清原因，只是一再的重复着同一个梦：她要赶着乘船渡河去另一个村子，却怎么也迈不动脚步，天黑了，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

阿英的尖叫，像病床上的晓明一样，给潘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于潘毅来说，这是个既残酷又让人充满敬意的隐喻——是个体对于不可阻挡压力的最后抗争。

但这抗争能够持续多久、是否见效，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尖叫的瞬间，阿英和宿舍其他而都醒来了，但随即疲倦战胜了惊恐，她们又倒头睡去。潘毅却再也睡不着：“ 我听得到一片经济；我听到一声深深的叹息，是睡在我上铺的萍；还有一阵磨牙声，是水我旁边铺位上的斌。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极度的焦灼与痛苦之中，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这种状况……就在被这尖叫声惊醒的那一刻，我迷失了。”

三

在那段女工生活的过去7年后，潘毅以她那段调查为基础，出版了《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这本两年前购买的书，一直静静的躺在书架上，倘若不是11月短暂的东莞之行，我想不起去翻阅它。

是危机将我带到东莞的。10月以来，东莞的新闻就占据着媒体的中心。一家七千人的玩具制造厂轰然倒塌，很多小工厂的破产，据说大批工人已经返乡。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紧邻香港的中等城市，是中国制造业的象征，是一个庞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缩影。但自从九月从华尔街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东莞，成为了中国能否应对这场危机的一个隐喻。

这是一次浮光掠影式的探访，市区宽阔的道路，庞大而簇新的市政工程，让人看到一座雄心勃勃却空洞无物的城市。四天中，我和不同的人交谈，人人都会提到经济危机，但给出的却是彼此矛盾的信号。

一些人在感慨东莞的寒冷，夜晚驶过街头的公共汽车里空无一人，街上冷冷清清；另一些人则说东莞正被妖魔化，倒闭的企业只是比往年多了一些，这或许也正是东莞产业升级的良机。而在这座高度流动性的城市里，人们甚至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口，有多少是产业工人，又有多少人离去，各种数字都是模糊的。

但我知道这种访问的缺陷。我交谈的对象是记者、企业主、官员、城市白领，却没有一个工人。路过那一排排设计简陋、呆板的集体宿舍时，我看到了阳台上晾晒的衣服，还有从一方窗口中射出的白炽灯光，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是这座城市繁荣的真正创造者，也是这场危机的最痛苦的承受者。但是，他们却又是最沉默的一个群体。社会精英们纷纷表达着自己的看法，熟练的引用着理论与数字，但是我听不到工人们的叹息、抱怨或是愤怒。他们匆匆的到来，短暂的停留，又散去。

回到北京后，文章迟迟写不出。或许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自己那一贯的表达，在面对此刻的东莞时，显得过分轻浮。当一场危机到来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数字、是宏观预测、是订单、是货物、是抽象的民工潮，而不是个人的故事。

当无意中翻到潘毅这本书时，我意识到我想寻找的、却又实现不了的努力。潘毅倾听到了那些被遮蔽、被遗忘的尖叫声，带着同情的眼光触摸到她们的内心，内心令人叹服的将她们的痛苦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里来看待，就像她写道的：“没有任何个体的叙述不是历史的叙述。”

1993年冬天深圳的那场大火，曾经震惊了中国与世界，如今很少还有人记得。如今想来，它像是一场更大规模戏剧的前奏。这也是此刻的中国给予我的压倒性的不安印象，所有人都像是历史进程的燃料与牺牲品，获胜者与大人物发出声音，而失败者与小人物，消失在洪流中。

除去工厂里的女工，那些水利工程的移民，大批下岗的工人，被拆迁的住户，他们都被碾进中国这个巨大经济机器中，即使暂时发出了呐喊，也终于悄然无声。

中国的转变和增长，经常被用贴上各种时髦的标签。它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成功转型，是开放的全球经济的受益者，是成功的经济政策的榜样。但更接近事实的情况是，它是19世纪资本主义崛起时的另一个翻版。政治权力、市场力量，成功的结合到一起，将个人、土地、环境、以及各种资源，都进行了一场浩大的资本转化过程。因为将两百年的转变，挤压进三十年，这转变尤显惊人与残酷。潘毅曾用一句触目惊心的话总结冬这样的姑娘和深圳的短暂关系——“女性从青春期向结婚期过渡的这个生命阶段，恰好与中国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全球资本主义过渡的这段社会时间啮合在一起”。这不也正是这两代大多数人中国人的命运吗？这多重的巨大转型，压在他们身上，他们感受巨大痛苦，却说不清楚原因。

但他们的尖叫声，却被忽略了。更为可怕的，不仅是这种忽略，而且是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认定这些牺牲不可避免，或干脆保持木然。在已经展开的2009 年，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更强烈的社会紧张，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被压抑的声音，倘若这尖叫不及时释放，终有一日它会以一种更剧烈的形式爆发。


南风窗: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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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转贴: 断臂武松

2007年5月5日南风窗 记者 赵灵敏 　　

对于坐在办公室里的所谓“白领”而言，打工妹是一个遥远、陌生、与己无关的群体。虽然人们会条件反射地把她们和低工资、加班、血汗工厂等联系起来，但对她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和喜怒哀乐，终究不甚了了。　　但在十几年前，还是大学生的潘毅就深入深圳的一家电子厂，和几百名打工妹同吃同住了半年多。2005年，以这些经历为基础写就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击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80 个对手，获社会学界权威的Wright Mills奖，已是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的潘毅也因此成为1964年该奖设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亚洲学者。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请您谈谈做“打工妹”的经历。 　　

潘毅(以下简称潘)：在1990年代初，劳工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1993年，港资深圳致丽工厂发生大火，我当时在读硕士，经常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就和香港的一些关心此事的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一起去看望受伤的女工，女工们的悲剧深深打动了我，我希望能通过自身的经历，把中国劳工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呈现出来。　　1990年代，珠三角80%的工厂都是港资的，找一间工厂并不难。1995年11月，通过家里的朋友介绍，我以做研究为名成了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的全职工人，这家工厂主要制造汽车导航仪，有500多人，八成左右是女工。我和其他7名女工住在同一间宿舍，和她们一起起居作息。刚开始，管理人员对我的照顾让工人们对我很有戒心，一两个月的相处后，她们对我产生了信任，开始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交谈。　　那里的一切和我想象的一样：无休止地加班，低工资，条件很差的宿舍……但又更复杂更微妙。很多时候，打工妹被描绘成有待救助的弱势群体，但事实上，她们绝不是任资本摆布的驯服的身体，而是机灵和反叛的主体。她们懂得在权力和纪律的夹缝中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展开反叛行动，有时甚至将现有的规则和纪律体系打破。　　

《南》： 在您8个月的打工妹生涯中，碰到过女工们的集体反抗行动吗？ 　　

潘：事实上，很多女工是从自己家或夫家偷偷跑出来的，完全没有得到家人的同意。她们中的大多数在离开农村前就很清楚地知道，她们将在血汗工厂里每天工作12小时，老板对她们不会仁慈，但她们还是愿意出来看看世界，享受一下结婚前的这段“自由”时光。这本身就是对农村生活和父权社会的反叛。　　有一次，锡焊室的管工告诉我：女孩子们不高兴的时候，她们就会慢悠悠地把零件装好，再慢悠悠地传给下一个女孩，慢得简直像乌龟一样，如果你催她们快一点，她们就会故意出错，害得你重新返工，有时干脆装病。我在工厂工作时，曾观察到一场围绕收音机展开的斗争：一天晚上，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车间里的收音机突然被关掉了，工人开始发牢骚，几乎所有人都同时放慢了工作节奏，流水线停了下来，工人们开始悠闲地说笑。组长们被叫去开会，9点钟，工人准时下班。第二天晚上，收音机照常播放，生产线也恢复了。　　这个例子说明，女工们采取集体行动，有时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文化生活的需要。听收音机，不仅为女工们漫长而辛苦的工作提供娱乐，而且让她们在规章制度的重重压迫下，依然能够自由地幻想，关掉收音机是对她们权利和私生活的侵犯，在这一点上，她们是不妥协的　　

《南》：同样作为劳动者，女工和男工的境遇有何不同？ 　　

潘：除了职业的挤压之外，女工还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性骚扰，被玩弄和抛弃，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受教育程度普通偏低，在工厂里，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一般是男人，而女工多在生产线上；女工的年龄和已婚比例均低于外出打工的男性，因为企业招工倾向于未婚者，而女性一旦结婚生了孩子，外出流动的机会就减少得多；但不回去结婚，又担心以后没人照顾。到了24岁左右，女工们往往必须在继续打工和回去嫁人之间作出选择，而一旦选择结婚，通常意味着她们从此告别了城市生活。　　在我接触的女工之中，她们没一个真正拥有农耕的知识，不晓得什么月份该种些什么，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与经验。这些女工拥有农民的身份，但缺乏农民的经验；而内心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工厂女工。在如此特殊的境况下，她们心中充满大量的焦虑感。她们既不愿意重回农村去，认为那儿没有前途及生活苦闷；但奈何城市中并没有可支援她们、让她们留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