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華叔，追求平等正義與民主

——王超華——

2011年元旦甫過，香港傳來消息，司徒華先生因病於1月2日仙逝，心裡不由得震
動。雖然知道他患病，也知道他因放射治療而體質虛弱，但畢竟，2009年紀念“六
四”二十週年前夕，還在舊金山見過面；去年香港政改爭論的風風雨雨中，也還時
時看到他的身影，總以為老人家還可以堅持不少年數，卻沒有想過，如他那樣重病
之身，仍處處向前站，過的本不是一般老年人頤養天年的消閒日子。如今斯人已
去，略可告慰的是，他走的平靜安心。同樣可以告慰的，還有各地千千萬萬懷念他
的人。司徒華先生的離去，在華人世界之外也引起關注，歐美主要英語媒體都有專
門報道，證明著他在過去三十年的世界政治中，確實是一位卓有貢獻的重要人物。

一、

人稱“華叔”的司徒華先生，是世紀轉折前後香港政治中的標誌性人物，更是“六四”
以來中華民族良知和民主信念的關鍵性代表。“六四”以來二十一年，直到病重的
2010年，華叔年年帶領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組織在港島中
區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燭光悼念集會。華叔在六四血腥鎮壓後，毅然退出香港《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帶頭成立支聯會。從那時起，支聯會對於八九六四的立場從未
稍變，始終堅持在五個基本要求上：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這種堅持，最為難得，也最令人震撼並感動。華叔和支聯會的堅持，從未因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經濟起飛、物質條件改善、國際地位崛起、大型慶典頻繁或民族主義飆
升而有所改變，也不因各種攻擊或爭議而改變當年的措辭——軍隊可以用坦克機槍對
付平民，為什麼平民就應該遺忘就不能使用“屠城”字眼？！許多民間爭取政治權利
的人士至今被關押被軟禁，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尚無民主運動的可能，為什麼不能
堅持要求“釋放民運人士”？八九民運必須要平反，歷史真相必須允許獨立調查，也
必須要向人民公開。過去二十多年裡，每到五六月間，總會有各種貌似公允的議論
充斥媒體和互聯網，我本人就曾因受到這類困擾而不得不費盡心力反覆撰文，說明
自己仍然相信支聯會這五個口號的原因。每次看到華叔不慍不火但決不退縮的堅
持，每年看到他在香港六四燭光晚會上的身影，看到那千萬朵小小燭火鋪滿摩天大
廈之間的處處空間，常常止不住熱淚盈眶。

這每年一度的公眾集會，徹底改變了香港在世人眼中的政治形象。每年此刻，世界
媒體追?香港維園萬點搖曳燭光；互聯網時代民眾自己動手製作的大量音頻，也總
是在五六月份點擊率高攀，指示著日益擴大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曾親歷八九六四的
香港市民。其中，既有持續加入到紀念行列中的新世代的青少年，也有越來越多日
益渴望得知歷史和真相的大陸人民。

有了這每年一度的集會，原本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看似地處邊緣無足輕重、只有商業
經濟價值的港島，如同曾經的1920年代省港大罷工那樣，重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治前景版圖上，富於堅守精神而光芒不滅的孤星。

二、

從1989年到1997年，堅持了將近十年，每年一度的大規模六四燭光紀念集會，也為
回歸後的香港公民政治奠定了堅實根基，為香港人民對於個人利益特別是個人政治
權利的正當要求賦予了普世和超越的價值坐標。九七回歸前夜，華叔以及港支聯和
民主黨其他同仁堅定表示不會移民，要留在香港，爭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實現
真正的民主政治。1997年6月，華叔應邀在香港的燕京書院作公民教育演講，校方
指定題目為《怎樣做一個中國的香港人》。他後來在《最美麗的名字》一文裡敘說自己
的演講：“我說：在《怎樣做一個中國的香港人》這個講題中的十一個字，最重要
的，是那一個‘人’字。再接?，我分三個層次去闡述對講題的意見：〈一〉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二〉其次，是做一個中國人；
〈三〉最後，才是做一個中國的香港人。”

說到做到，就在社會一片“回歸熱”的高峰時刻，1997年7月1日回歸儀式當天，華叔
和支聯會同仁們一道，冒著傾盆大雨，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口
號，從維多利亞公園遊行到政府總部，親手向政府遞交了抗議書。這支出發時僅有
大約800人，目標無關回歸、口號針對大陸，當時看似“不合時宜”的弱小隊伍，開
創了香港在六四紀念集會之外的另一個重要政治儀式。

支聯會從1997年到2002年，堅持每年在官方慶祝回歸的7月1日舉行要求民主的抗議
大遊行，撒下的種子在2003年爆出燦爛火花，讓世界矚目的“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大
遊行，迫使政府讓步，“還政於民”成為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共同要求。每年一度的七
一大遊行，通過表達自由民主意願的大眾政治參與，挑戰著官方提倡的民族主義強
音和“穩定”“和諧”高調。如今，香港市民經常激辯各種政治話題，但同時，大家卻
也大多相信香港有追求公義的核心價值。這樣的核心價值，當然會有長遠多元的源
頭，但華叔和支聯會於回歸後開?的七一抗爭大遊行這個傳統，在型塑並凸顯香港
市民追求公義絕不放棄的政治品質上，無疑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也因此，當我注意到七一大遊行的焦點有所分散，略顯模糊時，曾頗為焦慮。我當
然了解，眾聲喧嘩是民主參與的本色；如果只能有統一的思想、統一的聲調，那就
不必來追求民主了。可是考慮到香港普選仍然遙遙無期，對比六四燭光紀念集會在
平靜肅穆中的堅持，我仍然會希望，如果市民朋友們希望改變由建制派掌控香港政
治的局面，也許有必要賦予七一大遊行一個持久不變的主題。而且我以為，這個主
題最好是“實現普選，還政於民”。無論當下有何種緊迫的其他議題，在普選真正實
現之前，至少要保證這個主題不會從七一大遊行的隊伍中消失。我以為，將“還政
於民”作為各種不同要求的母題，可以為持續激活香港的公義價值和公民社會培育
旨在長遠的豐厚土壤。

三、

多年來，華叔始終認定自己首先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人，其次，則是一位愛國的中國
人。通過堅持抗爭，他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愛國和有些別的人所謂的愛國不一樣。談
到和家鄉、和祖國的聯繫，華叔強調自己的下層出身，忍飢受苦的童年，而且從不
迴避他參與社會運動和政治活動的左傾草根背景。對於華叔，1949年意味著社會主
義革命的勝利，意味著人民擺脫壓迫和束縛，從殖民者和資本的管控下解放出來。

有這個左翼背景，華叔才會在1970年代初帶頭創建工會組織香港教協，並成功領導
了教師大罷工，教協也因此成為香港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立法院三十多個功
能組別，大多數都由權勢派定、由大資本掌控，而教育組別仍可保持相當代表性，
不能不說是和教協的長期努力奮鬥相關，和華叔以身作則的榜樣領導有關。而其他
產業名額，常常被大公司壟斷，工薪階層幾乎沒有置喙之地，應當也與歷史上工會
組織相對薄弱有關。香港人口大半是工薪階級，他們能否順利組織自己的工會，他
們的工會組織是否有能力發動並組織有效的罷工抗爭，社會面對罷工帶來的生活不
便時，是否相信這種權利應當受到保護，相信社會必須承受這樣的壓力，將是檢驗
香港社會民主、公義、平等諸方面狀況的重要指標。

正是因其堅定的草根左派立場，華叔才會在六四天安門鎮壓後，告別對中共的幻
想，轉而從民間立場出發，向執政黨要求正義和民主。二十多年來，香港教育界秉
持良知，積極參與紀念六四的活動，也堅持向下一代的孩子們講述歷史真相，為公
義信念能夠代代相承做出貢獻。其中，就有華叔和教協組織密切合作的一份心血。

政治上，華叔大約可以稱作是堅定的溫和左派。他建立教協和組織罷工的經歷，使
他與今日香港政壇上大多數政商精英截然不同，保持了遠離地產財閥，依賴草根運
動的本色。這個特徵，始終充盈在二十多年來的六四紀念燭光集會當中，也持續表
現在九七回歸後每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事實上，爭取雙普選的權利本身，就包涵了
公民平等政治權利的基本原則，而且我相信，雙普選將是保障各界工會組織罷工權
利不受侵害的必要程序保證。這一點，在今日貧富分化加劇的香港，具有特別的意義。

四、

華叔於我個人有恩。1989年大規模學運民運遭到“六四”血腥鎮壓後，華叔帶領支聯
會諸位同仁，開始了著名的地下逃亡通道“黃雀行動”，營救受到迫害威脅的大陸民
運人士。我就是受惠於這一行動，在名列官方通緝令並四處躲藏半年多後，得到支
聯會營救行動的幫助，成功逃離大陸，最終抵達美國，得以在美國的大學裡恢復學
業並開始新的生活。

據華叔生前訪談透露，“黃雀行動”先後營救了幾百位民運人士，不但要冷靜處置中
共海防巡邏隊真槍實彈攔截逃亡的困難，而且在重大行動時，還會有支聯會同仁親
赴大陸，其中甚至有如羅海星那樣因救人而不幸入獄者。與此同時，還要與港英當
局多方周旋，保證被營救者在香港期間的安全，也保證他們能順利離港，及時轉入
接收國家，開始新的生活。華叔與這些人素不相識，但堅持致力於這些困難的營
救，蓋在於他對八九民運的六四鎮壓有非常明確的判斷，而且立場堅定，從未動搖。

我與華叔只見過有限幾次，沒有機會長談，但他對我始終非常關照。雖然聯繫不
多，華叔和支聯會各位堅持不懈的朋友，猶如以丁子霖教授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群
體，他們在我生活中的意義非同小可。他們的存在和堅持，於我是一種長存的感召
和鞭策，使我時時警醒，正視自己所當說當做。華叔走了，但我知道，華叔畢生致
力的事業仍在繼續。無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還是在海外，不但當年參加過
天安門抗爭的人們，而且年輕的世代也在陸續加入，人們關注八九民運，關注結束
一黨專政，也關注還政於民。

我相信香港市民會以華叔為傲；我期望看到許許多多的香港市民──而不是港府高官
──和支聯會一起，最後送華叔一程。

華叔走好。華叔安息。


2011年1月21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