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 2009，新疆：中共制造大屠杀

2009，新疆：中共制造大屠杀

陈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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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浓烟弥漫，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又一起重大流血事件，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盛世”中国。同往常一样，中共当局将暴力的起因、行为、责任，一律归结到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头上。

一夜之间，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这一惊人数字，还只是中共官方的发布。联合国人权事务署对事件中死亡人数之高，“感到震惊”。乌鲁木齐的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仅仅是维汉民间冲突，几小时内，就死伤这么多人，难以想象；果如此，那么，政府至少要承担严重失职的责任，但事后未见当局有此说法，也无任何官员引咎辞职。

如果是维族人主导了暴力，那么，死伤者应以汉人为主，但境外维族人揭露：死伤者中，绝大多数是维族人。对这一指控，中共当局沉默，并不敢公布死伤者民族身份。

如果是维族人以武装手段对付政府（武装起义），那么，死伤者中必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公安、武警、军人等，情形又并非如此。中共军警开枪，绝非出于自卫。

如果是普通汉人主导暴力，导致维族人大量死伤，那么，当局追究对象，就应以汉人为主，但当局追捕和追究的，却是维族人（已有1434人被捕）。

在排除了纯粹民间冲突、维族人主导暴力、维族人武装起义、普通汉人主导暴力等可能性之后，推论就必然是：大量死伤，来自于当局的武力镇压。这回，中共把维族人上街，定义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而不是“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如果当真是维族人制造了血腥，那么，中共的定义里，绝对少不了一个“杀” 字。这无意间泄露：“杀”，不在维族人一方，而在中共一方。

基本结论：2009年，新疆，中共制造了大屠杀！这是继“六四”屠城、两次西藏事件之后，中共制造的又一起惊天血案！

如从前那样，中共一口咬定：“这是一起由境外遥控指挥、煽动，境内具体组织实施，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犯罪。”但境外维吾尔组织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并指出：抗议原因，是维吾尔人越来越不满汉人在经济机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过度控制。

其实，上万名维族人走上乌鲁木齐街头，诉求明确而简单：受“6.26”广东韶关维汉冲突事件刺激，不满当局处理，要求当局追究幕后黑手，惩办凶手，维护维族人权益。中共派出军警，驱散并抓捕和平请愿的维族人，维族人不从，中共即开枪镇压，这一过程，符合中共本性，也符合中共动辄神经过敏、反应过度的心态。

境外维吾尔人有关共军“用冲锋枪扫射”的说法，未必是危言耸听，否则，如何解释数小时内，就死伤枕藉的事实？不排除中共军警开枪后、维吾尔人暴力反抗的部分。但，动辄派出特务大队，制造、挑起和引导暴力，将民众和平情愿污名化，再以“平暴”为名，大开杀戒，难道不是中共的一贯伎俩？20年前的“六四”屠城如此，1989和2008年的两次西藏事件如此，如今的新疆事件，依然如此。

人们曾指望，20年间，中共领导人转换头脑，面对民众抗议，由镇压变疏导。然而，中南海杀心未改，“改进”的，只是镇压手段，更快速更有效，无须由抗议像1989年北京那样，持续近两个月；也无须由抗议像2008年拉萨那样，持续近一周；乌鲁木齐的抗议几乎才刚刚开始，中共就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开枪镇压，可谓“从重从快”。

连国际上都反应不过来，世界主要媒体都仅能简要报道，而让人不明究里，这正是中共快速镇压所要达到的效果：绝不让事态迁延时日，曝光于国际，形成国际舆论，招致谴责。快速镇压之后，如何定义和描绘事件，就只能由中共一家说了算。为此，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就事件展开独立、公正调查。

有必要回放发生在远离新疆的广东韶关“6.26事件”：传言维吾尔人“强奸”（官方后称“挑逗戏弄”）汉族女工，引发汉族人群起攻击维族人，汉维两族大规模械斗，当地汉族人多势众，围殴维族人，暴打从6月25日晚10点持续到26日晨6点。两名维族人死亡，许多人受伤。

视频显示：汉族这边，钢筋铁棒、灭火筒、消防栓、水泥路砖，都用上了；维族那边，则拿出刀具对抗。目击者描述：地面都被维族人的血染红了，半人型大的血泊有数十处。次日，旭日厂一百多名搞卫生的工人，整整用了两个小时，才把遍地的血迹冲洗净……网友评论：这不是种族冲突，而是种族仇杀！

是的，仇杀。其实，那些参与仇杀的普通汉人，也是受害者，是中共长期民族歧视政策的受害者，是中共长期仇恨宣传的受害者。

仅举中共对抗议事件的定性定义。汉族地区发生抗议，不管有无打砸抢烧杀，一律被中共淡化称之为“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6月，先后发生在江西南康的万人抗争、湖北石首的5万人暴动；即便是广东韶关的“6.26事件”，也仅仅被中共称为“群殴事件”，而避称“暴力犯罪事件”。

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抗议，则一律被中共定义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或“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哪怕这些少数民族，仅仅是和平请愿；即便没有“打砸抢烧杀”，中共也要制造出“打砸抢烧杀”，利用刑事罪名，冲洗、扭曲和遮掩民族问题。

仍以这次新疆事件为例，当局把维族人上街，定性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但两天之后，7月7日，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手持木棍和铁棒上街，“几乎人手一棍”，有维族人遭殴打，有维族人开办的商店遭冲击，或被投掷石块，当局仅用催泪弹驱散，官方喉舌对这些汉人的举动未予谴责，更没有定义为“暴力犯罪”。（实际上，如发生后续暴力事件，不管来自汉族人还是维族人，都必然由中共当局承担首要罪责，为其血腥镇压，为其一边倒的媒体宣传、暴力渲染 -- 尽管大多数死伤者是维族人，但由中共挑选播出和散布的死伤镜头、照片，却几乎只有汉族受害者。部分海外华人也由此受到情绪上的挑动。）

两面手段，反映中共领导人的厚黑，也反映他们骨子里极端的种族主义。长期的妖魔化，在汉人面前，中共已经把藏人或维吾尔人塑造成“野蛮人”，暴力的化身。无形之间，养成汉人的偏见，埋下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的种子。

汉人同胞必须明白：民族问题，就像中国其他问题一样，只有在民主机制下，通过和平、公开、平等、尊重、善意的对话与协商，才能得到公正和公平的解决。作为负责任的国民，应该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不论这些暴力，来自少数民族、汉族、还是执政当局。

汉人同胞更须认清：汉人本身遭受中共压迫。枕于种族仇恨，只会被中共利用，沦为种族仇杀的牺牲品。60年里，汉人遭受中共迫害与屠杀的程度，决不亚于藏人或维吾尔人（此处无庸赘述）。作为专制腐败集团，作为中国万祸之源，中共，不仅是藏族人和维族人的敌人，也是汉族人的敌人，是中华大地56个民族的共同敌人。

（7/7/09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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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荷雨声: 我的刑满释放的朋友

枯荷雨声: 我的刑满释放的朋友


杨子立，笔名“羊子”，男，于1971年12月10日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2001年3月13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拘捕,4月20日逮捕。所谓“犯罪事实”包括参加徐伟, 靳海科, 张宏海等建立的"新青年学会", 创办<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www.lib.126.com)。以颠覆国家政权，于2003年5月28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庭审(一审),同年11月10日被北京市高级法院二审。被叛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2009年3月12日从北京二监刑满出狱。

作者:枯荷雨声 提交日期:2008-2-26 1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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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我的时间是用来挥霍的，尽管我也并没有多少时间真的在挥霍。
　　
　　　　当子立被抓走，失去自由的那天，我第一次在心底默数时间，时间在我心底变得珍贵无比，这一数就是五年有余年。当年他被正式宣判将失去８年自由的时候，我把剩余的时间刻画在了内心最深的角落，每每翻阅从前旧日时光的时候，这些越见减少着的时间，对于我来说竟充满了期盼。
　　
　　　　总想记录什么，却总是在提起笔的那刻泪水沾湿衣衫，文字第一次变得苍白无力，从来没有这样觉得文字是如此的艰涩，每次写下的文字都无法真实的表达内心最真切的感受，也就一直这样的搁置着。不是来自于某种外来压力的畏惧，如若此，那么我该是不配称自己为子立的朋友。
　　
　　　　人说时光如水，总是一晃即过，也许从前在一起的时光是这样的，但是如今却觉得时光并不如水，怎么都迈不过去。
　　
　　　　认识子立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应该是95年的夏天，子立进入北大读书的第一天，我想也许我是他在北大认识的第一个女生。后来路坤与我闲聊时也总提及子立与我之间的友谊，我对于男生向来避之三舍，总不太信友谊这个东西，男女之间奢谈友谊，总以为是很可笑的事情。可是子立改变了我，不，确切的说，我是相信男女之间确有友谊存在的，但是并不多，而我恰巧有幸得到了子立最为珍贵的友谊，这该是我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情感之一。而如我一样与子立在很多方面大相径庭的女子能获得他的友谊，该是怎样的奇迹。
　　
　　　　子立是一个极其朴实的人，属于那种大智若愚的男生，第一次见他，我就在心中告诉自己，和他做朋友是绝对安全的，但那时并不渴求我们能成为多好的朋友，能泛泛之交足以。
　　
　　　　后来的接触让我证实了这一点。子立在日常生活上很随意，但在学业和研究方面却是很认真，而且是过于认真，我经常说他是钻牛角尖的那类人。和他做朋友你不必要有任何的心计，可以完全不设防，所以子立绝对是你一生可交的真朋友。
　　
　　　　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世界有完美无缺的人格的人存在，更不信我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存在，而子立却是一个几乎没有多少缺陷的人。与他接触，极少有不被其人格魅力所打动的人，对于他，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尊重。
　　
　　　　子立家境相当不好，父母都是河北最为贫困地区的农民，父亲年老体衰，母亲常年病着，丧失着最基本的劳动能力。他读书很不容易，所以自己在生活上是相当节俭，可是他对朋友是相当慷慨。
　　
　　　　记得那个时候，经常有人来他的宿舍找他，然后就说没有钱吃饭等等，我知道这些人确实生活不是很好，因为是持不同见解的人士，在生活和政治上都没有多少保障，但是却很气愤，他们竟然伸手向子立这个并无多少经济来源的学生寻求援助，所以对于这样的所谓民主人世，我向来是嗤之以鼻，总不大信他们能真的为什么主义而奉献自己，后来的事实也告诉了我，这些人并不是真的为中国的民主奋斗，而如子立这样愿意失去自由和生命也要为那些他热爱的土地上的人民奔走劳顿一生的人，是不多的。也因此，在那个读书的年代，我经常是被他气得大骂他是傻子。我对这些人真是反感到了极限，那个时候子立自己尚且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还要牙缝里极出来接济这些人。但子立却毫不在意，说钱财乃身外物，能帮助别人就帮助了，人家不是情境所迫也不会来寻求他的帮助，我无话可说。但即便如此，我也经常与他争执，争执不下，就气得拂袖而去，这样的状况直到毕业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子立其实也是一个感情相当细腻的男人，如果仅仅看他所做的事情，你也许不会觉得他在爱情上也会很深情。记得后来路坤把子立给她邮寄的信笺给我看的时候，我哭了，被他对于路坤那最深最挚的感情打动的不能自己。路坤是子立的伴侣，从95年我认识他们开始，就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过来。路坤也是和子立一样的朴实无华，小小的个子，柔弱的身躯，我那个时候是想象不出，路坤竟能如此顽强的挺立着，奔走在这个充满了尔虞我诈，处处陷阱的红尘，为子立做着能做的一切而没有丝毫的动摇。
　　
　　　　她不是一个话语很多的女孩，我们在一起聊天，她也很少说话，但她对子立生活照料的很好，是一个很勤奋的女孩。最初，路坤和子立是分隔两地的，经常是书信来往，每次路坤的来信，子立都会很兴奋，很小心的看，他是很思念在远方的路坤的，有时候和我们聊天无意中总会提及路坤来，每每看到别的情侣成双成对，我知道，他一定想路坤来到他的身边。因为经济状况等原因，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跟路坤开玩笑说，我和子立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她和子立在一起的时间。子立在北大读书的三年，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对他的生活学习实在是太熟悉，可为什么越是熟悉的，我却越是无法去回忆……
　　
　　　　后来路坤毕业了，我也工作了，子立就给她写信让她也来北京工作，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希望她也能来北京。路坤辞去原来的教师工作义无返顾的来到了子立的身边，租住在民房，生活并不是很好，但这样的日子让子立有了光彩。每每见他都是精神焕发的。有爱情滋润的子立更加可爱。
　　
　　　　子立为了解决生活的困境，曾经跟我一起在他们宿舍卖过方便面，虽然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我们合作确实非常的愉快。后来清货以后，我们把剩下的钱拿来在宿舍吃了顿火锅。
　　
　　　　学校曾经发起过“保钓”运动，而子立是最积极的，我印象极其深刻，那些时候我们常常被他的爱国热情所激动，他每次回到宿舍都会情绪激昂的讲述着“保钓”的事情，也激扬着我们久死的热情。

　　再后来就是子立参加三个高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他回来后写的农村社会调查，触动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当时引起的反响，远远胜于一些文学作品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尤其是我这样很少农村经验的人。他爱生他养他的那块热土，愿意用生命去为他的父老乡亲奋斗，他骨子里永远流淌着农民的血液，这血液也养育着几个亿的城里人，那些永远也不会拿正眼看一眼农民的城里人。他从农民中来，更深切的知道农民所忍受的苦难，所以他对农民的那种爱，是最真实最质朴的，不为权利与名利。只有改变农民的现状是他不改的信念。
　　
　　　　后来就是子立要毕业的时候，在找工作中处处被破坏，但他依然不改变心中的理念，绝对不为强势所低头，那种精神至今想来也是尤为敬佩的。有几人能不为现实改变当初的信念，子立做到了。他有幸遇见了很好的老师，在一个相对民主的学校。最终有了一个还可以的工作，也在重重困难中拿到了毕业证书。当然，我至今为他放弃去英国剑桥就读，心有所憾。倘若，那年他就那么远离了故国家园，那么８年的牢狱之灾又从何谈起，或许他早已学有所成，以他的智慧与勤奋，这并不该是梦。
　　
　　　　子立在北京，我去了深圳。偶尔从深圳回京我也总要与子立路坤联系，虽然我们在一些见解和观点上不尽一致，但我始终为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所深深感动，也对他所做的一切有着深深的敬意。我能帮上的忙很少，就是他每晚都要去为农民工的子弟讲义的学校，我都不能常常去上几节课。后来，能义无反顾做一些农民工的义务工作，却是在他失去自由之后。
　　
　　　　当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只与子立有过短暂接触，在不久就听见他失去自由的消息。虽然早就有这样的预感，但当一切真的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不能接受，我哭了…..曾经他放弃了那么多出国的好机会，只为了那深爱的土地和人民，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的信念，留下了，等待他的却是失去自由…..陷入困境的是他的家人，一个一辈子靠土地为生的父亲，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母亲，还有兄弟姐妹，还有他的爱人路坤。
　　
　　　　他的爱人在墙外为他的自由奔走，还要独立支撑陷入绝境的家庭，子立有这样的爱人是他的骄傲。有了路坤，子立无论在哪里都有心的依靠，路坤是他不变的港湾。
　　
　　　　我有着奢侈的自由，大把的挥霍着时间，写此小文，只是为自己汗颜，作为他的朋友，我没有资格谈自由或者其他。
　　
　　　　当获悉子立文集已经出版发行，心中稍有安慰，仅以此篇送给我还不自由的朋友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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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声援西藏 德近千城镇升雪山狮子旗

声援西藏 德近千城镇升雪山狮子旗

（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10日专电）今天是西藏抗暴50周年，德国近千个大小城镇今天都升起雪山狮子旗，表达德国民间支持藏人自治，反对西藏文化和语言濒临灭绝的心声。

发起这次行动的「德国支持西藏」（TibetInitiative Deutschland）组织表示，每年3月10日西藏抗暴纪念日举办的「为西藏亮出旗帜」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14年，包括汉诺威（Hanover）、斯图加特（Stuttgart）、波茨坦（Potsdam）等各邦的首府在内，今年全德国共有996个大小城市和乡镇响应。

协调这次行动的戴曼-克里孟斯（MonikaDeimann-Clemens）告诉中央社记者说，升雪山狮子旗目的是提醒世人关注藏人的处境，支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非暴力的和解立场，呼吁北京与达赖喇嘛对话，不要再让西藏爆发危机。

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处境危急，获得国外援助才得以渡过难关，因此受到压迫的藏人现在也需要外国的支持，流亡的达赖喇嘛必须返乡，才能真正解决西藏问题。

包括义大利、法国、捷克、瑞士、匈牙利、荷兰在内，全欧洲各地今天至少有2000个大小城镇，也加入升雪山狮子旗的活动。

「德国支持西藏」组织今天还计划在柏林、汉堡等24 个德国城市的中国驻外机构前和市中心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呼吁北京面对西藏问题。

转自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今日留言部分

王克勤: 探望陈光诚家人，我们被打出村庄

作者：王克勤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3-10 14:08:14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Class51/200903/20090310140814_14196.html

探望陈光诚家人，我们被打出村庄

王克勤

这几日，在山东的采访很不顺利，许多当事人怯于种种压力不敢说话，更不敢会见记者，我被搁浅了。

今天是3月8日，星期天，工作已经无法开展。想到身陷牢狱的陈光诚家在山东，我便想了却一直以来的夙愿——探望在监狱里的光诚，看望他的妻儿老母。光诚是我在当下中国所最为敬重的人。

我与光诚四年前便认识了，记得2005年秋的一天，在北京，被妻子牵着双目失明的光诚与我在一间咖啡馆见面了。握手时，十分有力。清瘦、温和、坚定，还有他那着色极深的墨镜以及简朴的着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光诚正在致力于当地计划生育中野蛮行为的调查，他们夫妻俩期望我给他们讲讲新闻调查的主要工作方法，那天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交流的十分愉快。在此之前，我便知道他，好多要好的朋友介绍过，从一些相关的资料里我也读过他的许多事迹。


陈光诚，1971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的东师古村。一岁时，因病导致双目失明。18岁之前未上过学，1994年开始，他先后就读于青岛盲校、南京中医药大学。期间他自学了许多法律知识，进而走上依法维护民权之路。

——根据199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可减免税收，但直到1996年临沂政府依然在向残疾人士征税，陈光诚与当地政府多次交涉未果，1996年寒假，到京上访。此后，临沂地方政府根据上级批示，终于表态要停止向残疾人士征税。

——1997年，东师古村开始实行两田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陈光诚通过《半月谈》了解到上级政府不允许搞“两田制”，1998年夏，他到京上访，最后终于中止了村里的两田制。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第44条的规定，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2003年9月，陈光诚在北京乘坐地铁，检票员以其没有当地的盲人免费乘车证为由，要求其购买车票。陈光诚而后将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通过此案，终于使外地盲人也可免费乘坐北京地铁。

2005年秋，他来北京时，在一次会见外国媒体的过程中，被山东警察强行抓走。之后软禁在家。2006年3月被临沂警方带走，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系。2006年8月24日，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也是这一年的5月，陈光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的100人”，其中华人仅仅5位，包括国家总理温家宝、环保人士马军、著名电影导演李安、时任国美电器总裁的黄光裕。

此后，有许多朋友前往沂南，但都很失落的回京。好几次，我欲前往探视均未能成行。后来听到朋友们讲，连同看望家人都进不了村庄，别说到监狱去探视光诚。

我想，光诚在里边已经关了好几年了，沂南应该十分“和谐”与“平静”了。

探望

3月8日一早，我带着我的学生周福志，在山东当地两个朋友帮助下，驱车前往沂南县。

光诚家有老母，还有两个分别为四岁与两岁多的孩子，我们便购买了许多食品以及孩童玩具——去看望朋友的家人。

路上有朋友还打来电话，期望我带一些钱与他们，其实我早有准备了。

14时15分左右，车行至205国道距离孟良固约5公里的地方，看到路边有许多人似乎在等车，便停车问路，没想到那个路口便是光诚所在村庄的进入路口。我们刚刚调转车头，路口上坐着的一个体格彪悍的中年男子便敲击车窗，问：“你们是来干啥的？”我们说：“不干啥。”他再问，我们不予理睬直接前行。车驶出不远，就发现那男子骑着摩托跟来。

这一举动让我感到有些不妙。来此之前我已预料到见面会有些风险，考虑到光诚妻子袁伟静的手机很可能已被监控，为能够顺利见到他们，我便没有电话联系。

我们快速行驶，开出不到300米便进入村内。看到前边有一老大爷坐在路边，驱车问询陈光诚的家在哪里，老大爷告诉我们就在车后面三十米处的一个小巷子里。在我们掉头时，那位摩托男子也已赶到，立即询问那位刚和我们说过话的老大爷，随后开车紧跟上来。

围攻

车在那个巷口刚停下，摩托男子即上前挡住车门，问：“你们干什么的？”我们说：“不干什么。”他又问：“到底是干啥的？你们不能去！”我们说：“我们来看看亲戚关你什么事。”下车后，我们打开后备箱将食品提出来。

那位摩托男子开始在旁边打电话，看见我们提着东西过来，他又拦在我们面前，说：“你们找谁？不能去！”我说：“你有什么资格拦我。”他说：“我是这里的，这是我们的规定。”

转眼间，从巷子里出来四五个男子，纷纷问我们找谁？我说：“我找陈光诚，怎么了吗？”一个体型高大的胖男子说：“不能去，你们走吧。”他一把推得我后退好几步，之后立即问我是不是想打架？我说：“你们是什么身份？凭什么拦我们。”他说：“我们就是这村里的，不让你见，就是不能见。”摩托男子说：“你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么？还敢见，赶紧走！”

我说：“我怎么不能见？”男子说：“你到底是谁？”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怎么了？”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回应，反而笑了起来，更加放肆的围攻我们。

其他三个人也从一开始就被他们分开分别推搡，逼着我们步步后退。不知何时，对方又有四五个人赶来。我的学生周福志被他们一位新加入的瘦男子拉扯到路边，和另一位男子一起推着，口里还说着想打架是吧？我的学生几次险些被推倒。另外两名同行人员也被分别推搡围攻。

胖男子、摩托男子和另外几位男子继续推我，力度越来越大，几次险些打到我的肩膀和头部。我被迫转身，他们在我身后继续推搡。我的学生前来阻拦，又马上被另外几位男子扯到一旁。

我的学生提着一箱牛奶说：“这样吧，你能不能让他爱人出来，我们把东西给她就走。”一名男子说：“不行，不能见，你把东西给我们，我们给她。”

我们的司机也说：把家属叫出来，我们给过东西就走。但仍被拒绝。

因为担心把东西给他们能被转送到光诚家人的可能性很小。我们继续给他们讲理，希望能亲手将买的东西送到家属手中。

后来打算交给光诚的邻居让其转交，但我们每个人都分别被几个男子拦着不能靠近周围村民。

我们被推的只能后退，他们十多个人看我们退了，有些得意，说：赶紧走，不走想打架是吧！那位一直推搡我的胖男子把我扭到车的左侧，又有其他人围了上来。我们的另外三个人也都被推回车旁，被迫把东西放回后备箱。

此时，离我们进入此村仅仅过去了十多分钟，但我们已感到将东西送给光诚妻子希望渺茫。如果继续逗留，他们对我们的围攻将会更加激烈，如果我们四人中有一人忍不住稍微还了一下手，可能会引发他们肆无忌惮的疯狂殴打。

情况非常紧急，司机及学生不断叫我撤离，叫我赶紧上车，但是殴打还是开始了。

被打

我被他们推搡到汽车右侧，右侧两个车门早被司机打开了。在我上车的同时那个胖男子在后面狠推了一下。我与学生周福志一前一后刚刚上车，那个胖男子一脚便踹到我的胳膊上，口里说着：你走不走，走不走！接着他又弓下腰，一拳向我脸部打了过来，我用右臂一挡，这时汽车已经向前行驶了。

与此同时，我的学生坐进车内，那个一直围攻他的瘦男子说：还不走？想打架是吧？随后对他连踢两脚，我的学生非常生气地看着他。那男子说：你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然后又一拳打到他的胳膊上。

汽车走出十多米后，我们才将车门关上，而这个过程中，这些人一直跟在车后追打着。

我们发现，他们有人不停举着手机在打电话。司机说，不好，他们可能再叫更多的人来围堵我们！

我们把车开出路口，只见有三辆摩托紧随车后赶来。

电话

14点30分，我们离开村庄，汽车朝着沂南县城的方向驶去。车行约两公里，我第一次拨通了光诚妻子袁伟静的电话。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见到她，将东西和一些生活费交给她；另一方面是告诉她我们已经在村子附近了。

话筒响起伟静的声音，我说：“喂，伟静，我是王克勤。”

她说：王老师，您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你们，刚才已到你家门口，但是被一帮人打出来了。”

她听后显得很恐惧，说：“王老师，你们没事吧？”

我说：“没事，就是挨了几脚。”

她说：王老师您不知道，这些人在我们家已经一年多了，去年有人来看我都被打走了，有几位都被打伤了。你们赶紧走吧，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问她是什么人，是村领导还是村民，伟静说：都不是，是社会上的闲杂人，一共22个。每天有11个保持24小时监视我们，轮流值班。

我非常吃惊。伟静接着说：我们家附近全是他们的人，每天村口有两人把守，凡是来找我们的根本进不来，您是09年以来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能进村已经很不容易了，刚才您所处的位置离我们家估计只有十多米吧。平时，我们不管外出买菜还是下地干活，都有人看着，到了晚上还蹲在我们窗外听墙根。

我简直无法相信，光诚的家里住着母亲、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两岁)，全是老人、女人和孩子，天天竟是如此的境地。

我说：伟静，我知道了。今天给你们带了点东西，刚才被打出来，我们进去是不可能了。你能不能想办法出来，咱们在孟良崮见个面。

伟静回答说，尽力想办法。

挂掉电话，我让司机掉头回孟良崮。

可刚掉头没走多远，就发现离我们二百多米的前方停着两辆摩托。

还正如袁伟静所说那些人不会放过我们，会一直跟踪的！我很是震惊，情况之恶劣超乎了我的想象。山东当地的朋友十分紧张，不断要求我们尽快离开。我只好让司机重新调头，向县城的方向开去。

然后，我又拨通了袁伟静的电话，告诉后面有人跟踪，我们无法见面了。伟静听了非常担心，说：“王老师，你们赶紧走吧！快点离开山东，再也不要来看我们了。”她一直重复着让我注意人身安全赶紧离开山东的话。

挂上电话，我沉默了很久。接着又拨通光诚的哥哥陈光福的手机，想问他是否在县城，如果在，我可以把东西送给他，让他转交给伟静他们。

不过，陈光福的回答让我再次震惊。他说：“王老师，你们赶紧走吧，不能给你带来麻烦了。上次我与母亲在一家小店和来看我们的人见面，没想到被跟踪的人发现。结果那家小店立即就被查封了，并被罚款2万块。因为我们的事让不相关的人遭殃，太不值了，你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们仅仅只是想看看他光诚的家人，把一些孩子吃的零食、几件玩具，还有给老人买的牛奶和水果和一些生活费交给他们，竟然无法实现！

此刻司机提醒我系好安全带，他发现后面的摩托又跟上来了。

逃离

车在路上快速行驶，丝毫不敢减速。从袁伟静和陈光福的语气中，我知道他们对我们人身安全的担心程度。那些围攻殴打我们的人肯定会上报情况，沂南县城会不会被堵截？司机十分担心，决定绕别道行驶。在路过张庄镇路口的时候我们转向南前行，并一口气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驶去，但前行道路不通。

山路旁有几堆小山一样高的石料堆，前无出路、后有追兵，我们只好悄悄把车停在一座石料堆后面。

路旁两辆卡车正在将石料装车，不时扬起满天灰尘。

我们坐在车里，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开口说话。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山东！

然而往县城方向走，司机最为担心是被当地警方扣住；往后退，距离双堠镇更近，虽然有一个路口可以上高速公路，但是司机担心被他们的人管制了。最后，我想到2007年在山西逃脱黑煤窑打手追击的办法——扮装婚车！

于是立即派福志独自一人徒步数公里赶往国道，赴县城购买婚车车牌贴。一个小时后，即16时30分，福志回来了，我们在车头车尾贴上了“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将车牌遮挡了起来，车前玻璃上还贴上了大红喜字。

之后，我们顺利的离开了沂南县境，晚上20时许我们离开了山东地界。随即，致电光诚的妻子：我们安全了。她告诉我：“此刻我又被三四个人围着，没有办法与你说话，你们安全离开，我便放心了，我非常担心你们为了来看我们而受到伤害！！”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将他的家人全部监禁起来呀！！！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不让朋友去看望他的家人呀！！！

伟静说：“我一个女人，我一家全是女人，他们要动用11个壮年男子24小时不间断看守着我们，围着我的家园，这日子怎么过？？更可怕的是经常晚上听窗根，我房间窗台都被爬的光滑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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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都在讲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不好，多么多么黑暗，都在说着同样的话。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哪怕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怕把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点，尽一点点力也好。假如人人都能这样，那我们的社会肯定能改变。”

—— 陈光诚

必须有人为那些沉默的老百姓争取权利，

我想那个人就是我。

——陈光诚

上万大陆人士联署关于三农改革的"收权治官还权益农"八项主张

上万大陆人士联署关于三农改革的"收权治官还权益农"八项主张

作者：曹志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2-20 23:38:12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71/200902/20090220233812_13817.html

近日，包括农民领袖、学者，法律人都在内的一万多名大陆人士共同签名推出了一份题为收权治官还权益农——三农改革八项主张的三农改革纲领，主要签名人包括邓太清，姚立法，靳尚功，周德才，王建斌，冯九胜，张宏明，田奇庄，罗宏全，李柏光，范子良，唐吉田，杨慧文，黎雄兵，张凯，陈天石，孟元新，冉亮，李方平，张星水，杜兆勇，曹志，丁谷泉，张鉴康，李万民，李平，朱瑞峰，冯正虎，郑恩宠，赵文宇，丁建华，蔡三宝，刘浩峰，王强，张树斌，王光良，张诚业，独光达，高盅锁，王思聪，高永华等一万多人。

在北京学者近期举办的一次三农改革研讨会的会议纪要上，我们看到了这份三农改革八项主张的有关阐释。从这份说明上我们可以看到，按照理念和制度的划分，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这八项主张。就其所秉持的理念来看，这里主要强调了平等、民主、自治和人权四个方面，也就是恢复农民平等权或者叫国民待遇的理念，农村民主治理的理念，区域及乡村自治理念和人权保护理念。这些都是农民本该享有的天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最需要尽早恢复。这几个理念都体现在八项主张的前四项里面，也就是平等爱农，民主兴农，自治强农，联合助农。从推进三农改革、化解三农危机的制度安排方面来看，则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教育及文化的等四种制度。政治上主要是对政府行政，国家立法，司法制度的要求，经济上主要是依靠市场经济手段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加强其市场主体地位，社会上则强调自治传统的恢复、传承与更新，教育和文化制度方面主要包括信仰、道德观念的重建，义务教育的拯救和高等教育公益性的恢复等，也就是后四点提到的地权归农，行政敬农，司法护农和市场富农。另外，从人权的分类上划分，主要包括民权、民生两个方面。从权利运动的角度看，则又可归纳为限权、维权和政治参与等三方面。

发起者还特别强调说，这份三农改革八项主张的纲领，主要是针对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深重危机而提出的，并提出了治官、救民、图复兴的口号。这份文件中提到，值此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隐隐凸现之际，作为中国农民及密切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国公民，我们主动提出对"三农"改革的呼吁，既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也是对中国当前面临的重重危机的深深忧虑。

八项主张具体包括平等爱农，民主兴农，自治强农，联合助农，地权归农，行政敬农，司法护农和市场富农。该主张得到了广大弱势群体的热烈相应，并在短期内征集到了一万多份签名。目前，签名还在继续征集中。

收权治官还权益农
——三农改革八项主张

30年经济改革，中国从贫穷走向暴富，金钱与权力齐飞的同时，道德沦丧与体制腐败共生。2008年，旧病新伤让中国元气大伤：官员腐败又创新高、社会道德再跌新低；政府财政年年攀高，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城市愈见繁华，农（村）民更显凋敝。而受这些弊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社会底层，其中尤以农民为甚。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底盘，就如万丈高楼的根基，农村落后，农民贫穷，农业危险的现状，正在不断冲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石。这时，庙堂内外再次把目光投向基层，种种药方也接连开出：财富向下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农民购买力，根除基层吏治腐败，减少社会冲突，发扬乡土中国优良传统……，是谓治官、救民、图复兴。值此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隐隐凸现之际，作为中国农民及密切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国公民，我们主动提出对"三农"改革的呼吁，既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也是对中国当前面临的重重危机的深深忧虑。

检讨过去若干年的"三农"发展，可谓进步与危机同在。所谓进步，包括政府高层转变执政观念，更多关注民生，如农业免税，种粮补贴，义务教育免费等支农措施的实施；所谓危机，则有圈地运动，弃田抛荒，环境污染种种问题，养老医疗、工作就业等民生领域亦是危机暗藏，而一向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农村财富增加，又有多少是农民工青春和农村环境的透支？前瞻"三农"未来，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所谓机遇，诸如政府日益重视，各界呼声渐涨，农民权利觉醒，财政金融涌动，危机刺激变革；所谓挑战，则见经济危机之下，官商重又联姻，小恩小惠失灵，上层立法不变，农民依然被动。种种迹象表明，三农改革正处在关乎农民生计、政权稳定、国家兴衰的紧要关头。我们认为，这次改革的关键：一是要真正约束公权，二是要还权于农，三是要均富支农。

在这里，我们首先对政府部门提出特别呼吁，因为你们拥有的权力最能改变农村，你们的职责也最应该扶持三农。我们除呼吁政府继续坚持免除农业税，坚持种粮补贴，坚持义务教育免费，坚持农村合作医疗等支农、利农政策外，另提出如下八项主张：


一、平等爱农。农民在就业、进城、社保福利、教育等众多民生领域应该得到平等保障，因此必须废除导致身份不平等的制度。所以我们呼吁当局尽快立法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废除户籍制度，保证农民在城市居住的平等权，将农民作为公民来尊重和爱护。

二、民主兴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操纵农村基层选举，政府不得指定候选人或强行更换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不得独断专行干预村委会自治行为。改革选举制度，推动乡镇长、区县长直选，推动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以此推动乡镇自治，让乡镇政府真正对农民负责。

三、自治强农。乡村自治是培育农民权利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土壤，是让农民成为公民的摇篮，在此，我们呼吁中央政府顺应农村发展趋势，下放权力，推进县域及乡镇自治，吸引各类人才扎根农村，把乡村建设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信仰的蓄水池和大后方，扭转农村从人才到财富、从道德到文化均被抽空的现状。

四、联合助农。农民的医疗、救济、社会保障以及情感、精神、文化需求，只有在自己的团体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农民的权益和主张只有通过团体才能得到更好的表达和更多的关注。因此，我们呼吁政府保障农民的结社自由权，尊重并支持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保护各类乡村社团如宗教团体，文艺团体，经济互助组织，合伙组织等。

五、地权归农。我们认为，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一切土地改革和基层改革的起点。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的权利，是土地流转、资产入股、合作农业的基础，也是反抗各种特权集团侵犯的根本保障。

六、行政敬农。我们呼吁政府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民的医疗、社保、教育、种粮补助等领域，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他们在城市的居住环境，通过各种条件吸引他们留在城市。我们呼吁政府废除现有土地征收制度，一切征收、征用、买卖农地的行为，必须征得农民的完全同意。禁止以任何借口（包括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强征、强占农民土地。

七、司法护农。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立即出台专项措施确保农民的司法救济权。对涉及土地征收、转让案件，基层选举案件，农民结社自由案件，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受理，严惩打击迫害上访农民的违法行为，不得动用警察、武警部队等暴力机关打压农民的抗争行动。

八、市场富农。我们呼吁政府部门确保农民对农作物的定价权，取消粮食限价；在农民能够自由结成农会等自治组织之前，禁止法律规定土地最高价格；为农产品进入市场提供更多便利，为自主创业的农民提供更多金融支持。

三农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既有公权限制，又有私权伸张；既要政府扶持，又要公民自治；既包括经济接续，又暗含社会重建；既应关注民生以图国富民强，又需重视传统以利乡土文化复归。所以说，仅土地私有不足以保护农民，不受限制的公权从不会停止对农民的侵害，它尚需法治、民主保障；同样，仅在经济上给农民以小恩小惠，也不足以兴农，还要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平等身份，这是农民不受歧视、享有尊严的基本前提。故而，以上八项主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一并推进。

我们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尊重农民，还政于民；放弃家长作风，抛弃GDP包袱，转变职能，做好分内之事；用好权力，管好干部，用好税收和金融杠杆；坚持补贴、资助、扶持、保护农民的基本政策，不代位、不越位、不包办属于农民及农民集体自己的事情。修改法律法规，制订市场规则，做好居中裁判，防范行政权力、官僚资本及地方特权集团对农民的盘剥和侵害。

我们呼吁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同胞，珍惜土地，珍惜权利；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主动监督政府行为，热情参与基层选举，艰苦探索自我治理。当我们的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奋起抗争，维权护宪，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奉献力量。

我们呼吁各市场化主体和商业资本家，不做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事。我们认为，农产品商品化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应当全部归农民所有，由农民分享，对农民的最大支援，不是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不是将农田变成工厂；对农民的最大支持，是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农村金融，支持农民自己挖掘农村潜力。

民不富则国不强，农不稳则邦不固。盛世欢腾声中，农民最贫穷，农村最落后，农业最危险，基层吏治最黑暗；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时，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处境更趋艰难。农村长期贫穷落后，是因我们欠下的历史旧账太多，我们呼吁的一切，都不过是农民早该享有的平等权利。推倒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扶持农业发展，这是强农兴农的民生之路；还农民平等、自由、尊严等基本权利，这是爱农敬农的民权之路；支持农民自治、自律、互助、参政，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主之路。我们真诚地相信，上述八大主张必会成为建设自由、平安和喜乐新乡村的开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个自治、自主、自强的新乡村，必将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富强、和谐的国家。

（欢迎联署签名，签名信箱：sannong2009@gmail.com）

中国劳工通讯电子报: 全总是干什么的？

[中国劳工通讯电子报(简体)] 中国劳工通讯电子报第68期
China Labour Bulletin

目录

1，全总副主席孙春兰的讲话危害很大
2，（博文)全总的搞笑精神
3，(博文）全总的阶级斗争观念强


一，全总副主席孙春兰的讲话危害很大

中国劳工通讯 蔡崇国

我相信，在2月22日山西屯兰矿难中丧生的74名矿工中的多数是农民工。这使我又想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春兰2月17日的讲话。她说，“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即使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毛泽东时代，我们也看不到这种明确地敦促工会扮演“工人警察”角色的讲话。果然，此话一出，官方舆论立刻就严厉了。在此之前，全国各地都有出租车司机罢工，多数地方政府纷纷与罢工司机的代表对话，并表示要满足他们的重要要求。一时间，以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的风气四起。可是，在孙春兰副主席的讲话发表两天之后，广州市交委主任冼伟雄就沉下了脸。据广东“南方日报”报道，在2月19日广州出租行业的一次大会上，针对去年底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他气势汹汹地说：“事后查明，这个事件背后存在非法组织，而这些非法组织根本就不是开出租车的司机”。据“河南商报”2月24日报道，河南郑州市的号召罢工的5名出租车司机因“造谣惑众”的罪名于2月23日被捕。

刚刚形成的社会对话气氛就这样被这位全总的第二号人物给破坏了。孙春兰的讲话对劳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斗争危害甚大。

首先，这个讲话将导致劳资冲突重新政治化，在劳资和地方政府三方之间重新制造怀疑、敌对的紧张气氛，使劳资间及其他的社会对话更为困难，使普通的社会矛盾激化。我们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人，包括农民工的罢工、游行、静坐和上访等，日益普遍，它几乎已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没有省市政府的领导人没有处理过本地区工人运动和其他类型的“群体事件”，几乎没有报纸、记者没有报道过下岗失业工人的生活或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动条件艰苦等问题。这种劳资冲突普遍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其“非政治化” 的趋势。也就是说，民众、舆论和各级政府已经对工人罢工、静坐、甚至游行这类劳资冲突的见怪不怪，甚至是习惯了。面对此类事件，他们很少或不再惊慌失措，很少或不再不将之视之为“少数人挑动、操纵的，企图推翻政府”的政治阴谋。虽然，压制工人运动在仍然在继续，但是，多年前那种大规模的逮捕，动辄将工人代表判以重刑的镇压明显地减少了。这种冲突发生后，政府和冲突相关的各方或对话，或通过社会中介及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现象在增加。

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孤独无助，忍耐性极强。不到活不下去，不到忍耐之极限，他们是不会，也不敢群起反抗。而且，即使在罢工、集会游行等抗争活动发起后，如果资方或地方政府哪怕是小部分地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工人的抗争活动也会很快地平息。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似乎终于认识到这种社会现实。2002年任辽宁省长时，他严厉镇压了辽阳工人的罢工游行，将工人领袖姚福兴和萧云良等人逮捕并判以重刑。而在去年底重庆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工发生时，他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主动会见了罢工的出租车司机的代表，并公开地答应了罢工者的要求。于是，一个罕见的大规模的工潮通过谈判、对话很快平息了。重庆市政府理性、讲求实际地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也得到广泛的好评。

当然，各级政府现在还谈不上在保护劳工的权益，但，和过去的“阴谋”比较，上述的社会冲突的非政治化，政府开始以平静、求实的态度处理劳资纠纷，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和进步。它是建立普遍的劳资谈判和社会对话的机制、习惯和制度的前提。孙春兰的讲话正是企图改变这种社会的变化和进步。它不但可能导致更多的敢于抗争的农民工受到迫害，而且会带来社会的大倒退。

其次，孙春兰的讲话如果得到贯彻，中华全总角色的积极转变不但会停止，而且会走更依赖资方、更依赖政府，甚至依赖国家安全部门的回头路。其结果，是中华全总不仅在中国工人中，而且在全社会更孤立。试想，一个工会组织不去保护劳工，反而在工人中，特别是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中指定、打击根本就不存在的“敌对势力”，这将是多么令人厌恶！

近年来，特别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制定、颁布以来，中华全总内越来越多的基层和企业工会在发生变化。很多省、市工会制定了具体的劳动合同法的实行条例，成立了服务于农民工的工人培训中心，开始推动劳资集体谈判。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工会的负责人不愿听任“老板压榨工人导致骚乱，政府维持稳定替老板买单”这种耻辱，威胁自己的官场前途的“分工”。而且，谁也难保证官员、工会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不会受到解雇、工资拖欠的威胁。中华全总基层组织的这种变化趋势，是其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国劳工，尤其是农民工所需要的。但是，身为中华全总副主席的孙春兰女士突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在事实上阻止全总的这种积极变化，匪夷所思。是的，她在这次讲话中也提到了 “健全农民工援助资金的监管制度，对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尤其是解决农民工自主创业所需的小额贷款”，但，明眼人都知道，她真正强调的是“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而且，这个提法新颖别致有杀气，最有新闻效应和社会影响力。

第三，孙春兰的这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特别会使那些有胆识、敢于抗争的农民工恐惧，尤其会在那些援助农民工的非政府组织、律师和记者中制造恐慌。什么是“敌对势力”？谁和谁“敌对”？工人在律师、记者或非政府的帮助下，与那些通常是地方政府官员的酒肉朋友的老板“敌对”，罢工上访，或用法律手段与之对簿公堂，以讨回自己的工资加班费或工伤赔偿金，或企图减少工时提高工资时，他们算不算“敌对势力”？什么叫“对农民工队伍的渗透和破坏”？那些经常和农民工在一起，帮助农民工的律师、记者及非政府组织，还有深入到企业和农民工之中作社会调查或学术研究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因找不到适合本专业的工作而和农民工一起打工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所有的这些人算不算对农民工的“渗透”？难道全总的干部们要对他们进行监督和“严密防范”？

近年来，政府统计和媒体报道的农民工的抗争数以万计。这些抗争发生地原因和诉求所涉及的，都是工资、工作和加班的时间和补贴、工作条件，工伤认定和赔偿及工人受侮辱、虐待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农民工敌对体制或国家政权的报道。当农民工抗争老板的压榨时，都要求、等待、渴望政府的帮助，即便是政府明确地站在资方一边打压工人，或对工人的诉求置之不理，抗争的工人也只是将矛盾指向地方政府或具体的负责人，这些，几乎是中国人所共知的常识。孙春兰的讲话是毫无根据。

中国煤矿的矿难层出不穷，除了“做稳定矿工家属的情绪”的工作外，我们从来没看到全总有什么其它的行动。现在，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又成为经济危机的第一个牺牲品。不仅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农民工被迫返乡，而且，在职的各个工薪阶层的工资降低，很多政府官员甚至公开号召农民工求职时“降低对工资的期望值”。我们还看到“三停”，即停止提高工资，停止劳资谈判的试行，停止劳动合同法的实行，正在成为全国范围的现象，近年劳资关系、中华全总角色转变等方面的微小的，但却是来自不易的进步有可能全部丧失。这不仅使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生活更艰难，也使“提高居民的购买力，通过发展内需来促使中国经济的转型”成为空谈。孙春兰女士不去操心这些正经事，却像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一样瞪大眼睛在农民工中寻找“敌对势力”。屯兰矿难发生后，面对人们的悲痛，孙副主席很可能十分警觉，正在努力防止“竟内外的敌对势力”对那些死难矿工家属进行 “渗透和破坏”。

2009-02-24


二，博文：全总的搞笑精神

全国总工会大楼就在俺家附近，坐落在复兴门外大街边上，我从小到大二十多年间，全总名下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盖了一座又一座，我就没见过有哪个工人兄弟进去过，可人家还把酒店的名字起名叫"职工之家"。你说搞笑不搞笑吧。

今天，听说全总要求严防敌对势力渗透，我就不明白了，敌对势力跟哪儿呢？不是已经号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了么，怎么还有敌对势力啊？这种旧戏文怎么还有人念呢？全总发言人说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这叫一逗，农民工遇到哪些困难我们政府解决不了，还非要等这敌对势力去渗透呢？

说白了，无缘无故的爱与恨是不存在的，工人兄弟们现在的处境到底什么样，谁比谁不清楚？全总放出这样的话，就好比一个虐待打骂自己老婆的男人非但不允许自己的贱内变心，也不让别人的男人对其染指。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再说西方国家如"习储"所言就算再吃饱了撑的，也不会利用农民工搞渗透的，能想到利用落后阶层做文章的恐怕除我党之外别无他人。再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帝国资本主义国家，人家还渗透你干什么呀。我其实非常理解全总的用意，像这样一个鸡肋部门，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抛头露面，只好先制造矛盾，再摆平矛盾，继而达到为了和谐发光发热的效果。

农工阶层权利地位无从保障的事实是活生生的，一年到头，大大小小农民工被骗被侵占被抛弃的事件没有完的时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本身就处于社会弱势的农民工根本谈不上自己保护自己，本来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老师发明了工会这种玩意，但是在中国，工会不是工人自治的，而是我党统帅用于对工人阶层进行领导的机构，这个机构就叫全总。而自治工会在我国仍然属于非法，工会一物在中国属于有名无实。

然而看看敌对势力国家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工会自治组织健全且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政府存在对劳工阶层造成损害的施政行为，工会的作用立刻显现，在提前通知社会各界后，有序有效地组织罢工，比如提前一星期告诉你几号几点到几点不要坐地铁了，俺们地铁工人要罢工，其他公民就的想办法调整出行了。

可见，敌对势力比我们离马克思主义更近，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全国总工会出此言论不就显得极端可笑了么？至少我就要问一句，你们到底是在防范敌对势力渗透，还是要防范马克思主义的渗透呢？

2009年2月18日
原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8cc6b0100bqk4.html


三，博文：全总的阶级斗争观念强

赵大华

今天，一些媒体在显要位置报道："全总：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渗透破坏"。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全国总工会一位孙姓高官昨日声称，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自1989年以来，快要20年了，我们没有听说过这样有关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话了。我不知道这位全总副主席是否在文革和文革之前那些阶级斗争异常激荡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但是对她的阶级斗争观念如此之强还是挺佩服的。不过，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有 "农民工"，我们对农民工的了解肯定要比深居庙堂的正部级高官孙副主席要直接、更深刻一些。我问几位农民工兄弟知道全总嘛？他们都摇摇头。我说，你们有敌人吗？他们很是恍惚，似乎觉得我在说胡话。我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最恨谁？他们其中一个人明白了，愤怒地说：要说有敌人、有对头的话，那就是大大小小的狗官、贪官。我问他为什么。他给出的理由吓我一跳：这豪华办公大楼是我们造，造好了之后我们不能进；这大剧院是我们建，他们在里面欢声笑语而我们却在冰冷的棚子里过夜；这医院是我们盖，我们生病了没钱医治只能等死；还有......。我说我不是焦点访谈大牌记者，更不是微服私访朝廷命官，还是少说几句吧，免得群情激愤，一发不可收拾，遭遇敌对势力前来破坏。然而，农民工兄弟一席话，促使我想起"庙堂太远，江湖很近"这句话。我还听到另一位农民工兄弟自言自语般说的话：睡不著觉来怪床子歪，尿撒到地上怪尿盆不正。不知道孙主席（出于礼貌，去掉那个"副"字）知道否：如果没有这些贪官狗官的所作所为，即使有别的敌对势力，他们能够对农民工进行渗透破坏吗？

2009年2月18日
原文：
http://blog.sina.com.cn/zhaodahua

请关注锦州804单位职工维权案

中国劳工通讯新闻稿

请关注锦州804单位职工维权案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将审理804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关系案，请舆论关注幷支持合法维护自己基本权益的职工。

2009年2月25日

804单位职工维权案

804单位职工维权案（以下简称“804单位案”）发生一个代号爲 “804单位”的仓库，该仓库直属全国供销总社棉麻局，用于储存国家储备棉。因仓库位于辽宁省锦州北宁市，所以由辽宁省供销社棉麻公司代管。2001年4 月，该棉麻公司发布文件，要求804单位全体职工办理内部退休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在职工被迫与单位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后，他们才发现，804 单位属事业单位，各级政府幷无政策允许用人单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由于缺少政策依据，当地政府拒绝爲这些职工办理下岗证明，因爲没有下岗证明，当地社会保险机构也拒绝爲他们办理养老保险的接续手续，社会保障部门也拒绝爲他们支付最低生活保障费。在生活面临困境的时候，804单位的21名职工开始到辽宁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上访，但多年上访幷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先后上访的部门包括：地方和中央的各级人大、政协、纪检委、政府部门（包括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厅］、监察局、人事局等）、工会、检察院以及804单位的主管部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辽宁省供销合作社）。

2007年7月31日，职工代表吴光军在律师的协助下，向沈阳市皇姑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棉麻公司，要求法院确认当初804单位的改制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幷要求承认及恢复与804单位的合法劳动关系。一开始，皇姑区法院受理了此案幷向被告辽宁省棉麻公司签发了法院传票，但是，法官在与该公司“沟通”之后，却告知原告吴光军，法院对此案“不予受理”，幷且拒绝向他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更拒绝出具依程序本应发给当事人的“不予受理”书面通知。2008年春节之后，吴光军再次到皇姑区法院了解“不予受理”的理由，这次立案庭庭长干脆明确地告诉他：“你这个事情法院管不了，法院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爲无法拿到法院出具的“不予受理”的通知书，致使吴光军既进入不到诉讼程序又无法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

2008年6月10日，吴光军等人到辽宁省北镇市人事局申请人事仲裁，北镇市人事局因爲成立人事仲裁委员会委托锦州市人事局代爲办理，后来锦州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日期超过规定期限”爲由，不予受理此案。 2008年6月14日，向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起诉804单位，要求法院确认804单位解除全体职工劳动关系协议无效，请求法院判决804单位赔偿工资、爲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北镇市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8日正式受理此案，但是最终与200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爲由驳回诉讼请求。事实上，原告804单位职工自从被迫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后，就不断向各级有关部门上访反映情况，在此情况下，当事人的上访行爲表明其不怠于行使权利，令诉讼时效多次中断。另外，804单位的职工因爲804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关系而无法办理失业保险，无法取得应有的待遇，这种非法行爲是处于持续状态的，根本不存在时效问题。当事人之一的吴光军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正在等待通知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