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三月 09, 2009

请关注锦州804单位职工维权案

中国劳工通讯新闻稿

请关注锦州804单位职工维权案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将审理804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关系案,请舆论关注幷支持合法维护自己基本权益的职工。

2009年2月25日

804单位职工维权案

804单位职工维权案(以下简称“804单位案”)发生一个代号爲 “804单位”的仓库,该仓库直属全国供销总社棉麻局,用于储存国家储备棉。因仓库位于辽宁省锦州北宁市,所以由辽宁省供销社棉麻公司代管。2001年4 月,该棉麻公司发布文件,要求804单位全体职工办理内部退休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在职工被迫与单位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后,他们才发现,804 单位属事业单位,各级政府幷无政策允许用人单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由于缺少政策依据,当地政府拒绝爲这些职工办理下岗证明,因爲没有下岗证明,当地社会保险机构也拒绝爲他们办理养老保险的接续手续,社会保障部门也拒绝爲他们支付最低生活保障费。在生活面临困境的时候,804单位的21名职工开始到辽宁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上访,但多年上访幷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先后上访的部门包括:地方和中央的各级人大、政协、纪检委、政府部门(包括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厅]、监察局、人事局等)、工会、检察院以及804单位的主管部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辽宁省供销合作社)。

2007年7月31日,职工代表吴光军在律师的协助下,向沈阳市皇姑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棉麻公司,要求法院确认当初804单位的改制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幷要求承认及恢复与804单位的合法劳动关系。一开始,皇姑区法院受理了此案幷向被告辽宁省棉麻公司签发了法院传票,但是,法官在与该公司“沟通”之后,却告知原告吴光军,法院对此案“不予受理”,幷且拒绝向他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更拒绝出具依程序本应发给当事人的“不予受理”书面通知。2008年春节之后,吴光军再次到皇姑区法院了解“不予受理”的理由,这次立案庭庭长干脆明确地告诉他:“你这个事情法院管不了,法院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爲无法拿到法院出具的“不予受理”的通知书,致使吴光军既进入不到诉讼程序又无法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

2008年6月10日,吴光军等人到辽宁省北镇市人事局申请人事仲裁,北镇市人事局因爲成立人事仲裁委员会委托锦州市人事局代爲办理,后来锦州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日期超过规定期限”爲由,不予受理此案。 2008年6月14日,向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起诉804单位,要求法院确认804单位解除全体职工劳动关系协议无效,请求法院判决804单位赔偿工资、爲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北镇市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8日正式受理此案,但是最终与200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爲由驳回诉讼请求。事实上,原告804单位职工自从被迫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后,就不断向各级有关部门上访反映情况,在此情况下,当事人的上访行爲表明其不怠于行使权利,令诉讼时效多次中断。另外,804单位的职工因爲804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关系而无法办理失业保险,无法取得应有的待遇,这种非法行爲是处于持续状态的,根本不存在时效问题。当事人之一的吴光军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正在等待通知开庭。

维权网: 福建司法部门违法办理纪斯尊案


维权网: 福建司法部门违法办理纪斯尊案

作者:冬雷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2-15 23:46:21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15234621_13707.html

(维权网义工冬雷报道)今天下午维权网义工联系上了福建维权人士纪斯尊的二姐纪秀妆,了解到她们作为纪斯尊的亲人,在纪斯尊被拘留、判刑的整个案件中居然没有得到福建警方、检方及法院等司法部门的任何通知,使他们亲人的知情权与为亲人请律师的司法救助权被严重侵犯。下面是本网义工与纪秀妆的通话记录:

义工:您好!请问您是纪斯尊先生的姐姐吗?能否向您了解一下纪斯尊先生的近况?


纪秀妆:我是纪斯尊的二姐纪秀妆!关于我弟弟的近况我们也不太清楚。福州司法部门不让我们会见我弟弟。

义工:请问目前纪斯尊先生的案子进展到了哪一步?


纪秀妆:我弟弟一审被福州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后,已经提起上诉。目前案子应该已经到了福州中院。下周三二审代理的北京律师刘晓原将前来福州会见我弟弟,到时我与我一个姐姐将前往福州与律师见面,商谈有关案子的事情。

义工:请问纪斯尊先生有些什么亲人?


纪秀妆:我们兄弟姐妹有八人,纪斯尊排行第五,在他前面有两个哥哥与两个姐姐。我与他是最近的,也因此我们在兄弟姐妹中也算较谈得来的,也就是共同语言相对较多的。平常我弟弟(纪斯尊)与我联系多一些。我们父母已经于十多年前去世了。我们兄弟姐妹最大的也已经74岁,最小的也有近50岁了。大家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有在广州的,也有在福建其他市的,我就在漳州老家工作,目前也已经退休了。由于大家平日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只有年底过春节才互相聚聚。纪斯尊因为没有成家,也就没有妻儿等其他亲人,所以往年过春节他只要回老家就都在我这里过。

义工:您们作为纪斯尊的亲人是什么时候得到福建警方通知而知道纪斯尊案子情况的?


纪秀妆:我们至今没有得到福建警方及其他司法部门关于我弟弟案子的通知。我们了解到我弟弟出事了,完全不是福建司法部门给了我们什么通知,而是因为春节前几天我们兄弟姐妹想约关聚聚,于是我给纪斯尊打电话,结果怎么也联系不上。后来展转通过途径联系上了林兰英与吴华英她们,她们才告诉我说纪斯尊出事了。当时已经是年关了,我们就等到2月5日赶到福州来想想看看我弟弟情况,结果还不让会见。若不是春节前我们兄弟姐妹想聚聚,因此我才联系纪斯尊,也许到现在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弟弟被关押与判刑了。由于往年纪斯尊也很少跟我们联系,更是经常几年不回家过年,我们兄弟姐妹由于天各一方,也常常几年才得相聚一次。要不是今年大家相约聚聚,也许到纪斯尊刑满了,我们都不会被告知。

义工:福建司法部门居然一直没有通知您们这些纪斯尊的亲人?好象我早前看到福州的司法部门曾通过律师对外透露说联系到您们这些纪斯尊的亲人,并且还通过您们委托律师前去会见过纪斯尊,看来这一切都是假的?您们兄弟姐妹此前都没有得到过司法部门关于纪斯尊案的任何消息?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纪秀妆:由于往常我弟弟跟我联系较多,这次是我才通过朋友了解到弟弟情况,我们应该是兄弟姐妹中最先了解到我弟弟情况的,所以可以完全肯定我们兄弟姐妹中没有任何一人得到过福建司法部门有纪斯尊案的任何信息,更不存在委托律师会见了。

义工:二审是您们委托的律师吗?


纪秀妆:直到一审宣判后我们才因春节缘故了解到弟弟情况,当知道一审判决结果后,我们才与福建的维权人士一道联系了北京与福州的律师。我们希望法律给我弟弟一个公正!我们也将努力通过法律途径讨还我弟弟的权利。我相信我弟弟应该是无罪的!

纪斯尊2008年8月4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泉州一老师家属工伤死亡21年赔偿问题,及另外数起陈年旧案。8月11日,他响应公安部奥组委安保部开设奥运示威专区的声言,前往北京公安局治安总队依法提出申请,随后福建驻京办、漳州驻京办工作人员赶来,将纪斯尊带回漳州;9月18日,福州市公安局将其刑事拘留;9月26日羁押于福州第二看守所。12月23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纪斯尊一案。2009年1月7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纪斯尊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是该罪名的最高量刑上限。纪斯尊不服提出上诉。在从2008年8月11日至2009年元月20多号,纪斯尊的亲人才因春节联系了解到他的情况,也就是
在长达5个多月中,福建警方、检方与法院均没有任何一个司法部门通知纪斯尊的亲人。

昝爱宗:紧急建议恢复中断20年的新闻法立法工作

昝爱宗:紧急建议恢复中断20年的新闻法立法工作
----致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及其常委会主席团

作者:昝爱宗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3-3 15:07:37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71/200903/20090303150737_14037.html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3月5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就要召开了,笔者按照惯例,特借今年"两会"之机再次提出恢复新闻法立法工作。

1984年1月,中共高层决定,要求有关部门制定一部中国的新闻法,同年5月北京正式成立新闻法研究室,正式启动新闻法立法工作。此后,有关条文的起草和修改一直都在进行,到1985年4月,其相当完整的样稿登载在《新闻法通讯》第二十期。前后经过四年努力,到1988年,进一步修改后的我国第一个新闻法草案便正式诞生了,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可不料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万里委员长宣布本届人大常委会不把新闻法列入立法计划,新闻法立法工作被停止,至今已有20年了。

鉴于宪法赋予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特建议恢复中断20年的新闻法立法工作,建议在本届人大常委会未来三年时间内争取出台一部确保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新闻法。

建议:这部新闻法至少保留1988年新闻法草案的核心内容,至少包括:一、公民具有办报的权利。原新闻法草案明确规定:"报纸、期刊的创办可以由公民团体进行,也可由自然人进行。此条必须在新闻法中确立,否则,即使出台新闻法也不能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议政权和办报权。不能确立民间办报原则和新闻自由原则的新闻法,就不是新闻法。

二、确立新闻自由权。新闻法立法至少明确包括这些内容:媒体独立报道和评论社会生活的各种事件。独立负责批评危害社会生活和人民利益的错误行为和不良现象,而不需经过新闻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批准。媒体职业人员正当采访不受阻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在新闻工作者执行任务时,对其进行阻挠、威胁、迫害,或危害其人身安全。国家及政府部门不得对新闻机关传播新闻、发表言论施行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

三、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权利。新闻法至少包括如下内容: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在新闻工作者执行任务时,对其进行阻挠、威胁、迫害,或危害其人身安全。

综上,新闻立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利国利民的要紧大事。权力不受制约,司法腐败,制度失衡,利益集团穷奢极欲,政府机构臃肿,政务不透明,新闻造假一假再假……这些事件,总是让人们触目惊心,又似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社会需要秩序,所以迫切需要一部新闻法或新闻出版法,依据宪法保障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保障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建议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尽快恢复中断二十年的新闻法或《新闻自由法》(新闻出版法)立法工作,切实对全民负责,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

建议人:公民昝爱宗

2009年3月3日

星期五, 三月 06, 2009

陈破空:温家宝为何对外国人谈民主?

      温家宝为何对外国人谈民主?

         陈破空

近些年,温家宝出访外国,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不仅毫不避讳,而且反客为主,大谈特谈。诸如:"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当我们讨论民主的时候,往往指三个因素,选举、司法独立、建立在制衡基础上的监督";"我们不怕选举";云云。言论"大胆",声震入云。与温家宝搭档当政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外访时,也时不时冒出几句有关民主的言谈,诸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然而,谈归谈,中国国内政治,丝毫没有改变。只说不练。温家宝在国外的这些言论,甚至根本没有在国内予以报道。换言之,中共喉舌,不仅删减外国领导人讲话,也删减本国领导人讲话。其取舍,全视其政治需要。

在国内,同列中共高层的贾庆林、吴邦国等人,亲自撰文,公开否定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看上去,贾吴等人,与温家宝形成分歧,或曰,权力斗争。于是,一些善良的人,不免"为温家宝捏了一把汗"。

但,实情并不简单,而充满诡谲。在中共高层,与其说是分歧,不如说是分工。贾吴批驳"普世价值",是说给国内民众听;胡温侈谈"民主人权",是说给外国人听。有人唱黑脸,有人唱白脸,符合当今中共"一手硬,一手软"、且内外有别的厚黑学。

而温家宝扮演的,历来就是一个白脸角色。在中共高层,温家宝并无强势地位,其"出位"言论,不可能出自其独立决定。显然是演戏,而且是按照中共高层集体策划的剧本。证明就是:温家宝的这些言论,只让外国人听到,不让中国人听到。而谁人不知,温家宝所说的这个"民主",是要落实在中国人身上,而不是要落实在外国人身上。为何不对中国民众讲?而只对外国人讲?

即便对外国人讲,温家宝还有区别:有关民主与人权话题,只对西方国家政要和记者高谈阔论,出访亚非拉等国家,则闭口不提。

外访途中,温家宝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这句话,原出自前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1987年,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导下,中国开始实施农村基层选举。彭真讲了这句话,以示肯定。22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被证明卓有成效,不仅没有带来"动乱",反而相对制约了基层腐败。惟令人遗憾的是,江胡等人并未将赵紫阳彭真时代的民主路线图拓展下去,甚至没有扩及乡、县一级。(乡、县、省以上官员腐败,愈发严重而不可收拾)。22年,对于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足以完成因应时代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但从江李到胡温,却均原地踏步,温家宝甚至还在重复彭真的原话。拾人牙慧,而无所进取。

对外国人谈民主,彻头彻尾的演戏。需要联想的若干事实是:2004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香港上市,发行股票。当时,一个叫做"郑建源"的年轻人,突然变成平安公司价值73.6亿港币的股票持有人。随后,人们惊讶得知,这个"郑建源",原来是化名,真人就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2006年底,中国民航总局就机场安检扫描工程"公开招标",结果,几十亿人民币的供应合同,归于清华大学威视公司,而该公司总裁,就是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温云松获赠平安保险股份后,有关当局对该公司及其董事长马明哲"违反保险分业经营"等问题的调查立即停止,经国务院特批,马明哲的违规资产部分也获准一同上市,并突破外资不能超过25%的上限(超过50%)。胡海峰获得巨额合同后,北京奥运前,全国147个机场都被下令安装威视公司扫描仪。

两个情节,明显就是两个权钱交易的故事。胡锦涛的儿子"闷声发大财";温家宝的儿子"一夜暴富"。这种结果,如果不是胡温主动要求的,也是其同僚或部属中的"有心人"特意安排的,并获得胡温的默许与认可。

至此,令江泽民、李鹏、贾庆林等人放心的是,胡锦涛、温家宝,也终于下水,正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关键成员,在维持中共政权和看护高官既得利益方面,江李与胡温两代,只有"同舟共济"的选项,而绝无"和平演变"的可能。

越是如此,戏越是要演下去。高喊"反腐",尤其对中下层官员喊"反腐";高谈"民主",尤其对外国人谈"民主";而每遇天灾人祸,或逢年过节,"亲民秀"更是必不可少,诸如:胡锦涛钻帐篷,温家宝抹眼泪;胡锦涛炒板栗子,温家宝炒回锅肉;胡锦涛磨豆腐,温家宝包水饺。反正,全国电视与报纸,都被中南海包揽,怎样表演,怎样宣传,怎样愚弄,都不在话下。红色江山,就这样维持下来,年复一年。正副"维持会长"的角色,从江李到胡温,都堪称"合格",令全党放心,尤其令高层贪官和特殊利益集团放心。

(2/17/09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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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自由主义与虚伪

胡平:自由主义与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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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笼统地反虚伪,常常引出比虚伪更坏的结果

  自由主义的敌人通常并不直接反对自由,相反,他们常常作出比自由主义还更爱自由的姿态,回过头来指责自由主义名不符实,指责自由主义的虚伪或曰伪善。这种指责倒不是毫无根据。正如美国学者史珂拉(Judith N.Shklar)所说:"因为自由主义取得的道德成就不如人意,故而被各种人——自由主义的友人和敌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友人——批评为虚伪(伪善, hypocrisy),事实上,很多自由主义的敌人就是对它失望的友人。"由此引出的问题是颐怯Ω萌绾慰创杂芍饕逵胄槲钡墓叵怠?br>

  长期以来,共 产党一直向我们灌输,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好,就算这种批评也不是毫无根据,那又怎么样呢?左右翼极劝专制敢情倒是不虚伪,那不是更坏吗?

  虚伪也许不好,不虚伪就一定好么?有些不虚伪不是比虚伪还坏得多吗?不分青红皂白地反虚伪,不是常常引出比虚伪本身还更坏的结果吗?

  拉罗什福科尝曰:"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表示的一种敬意。"邪恶要装出有德性的样子,这说明邪恶自知理亏心虚,这说明邪恶知道邪恶若不加掩饰就在社会上吃不开,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德性的巨大压力,所以伪善实际上是邪恶向德性表示敬意。

  因为伪善者不敢公然否定德性,不敢公然表现邪恶,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就能找出办法对付伪善者,战胜伪善者。在许多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中,弱小的一方,凭着聪明机智,巧妙地利用伪善者的伪善,也就是利用伪善者不敢公然为恶这一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的伪善外衣反过来限制住你作恶的手脚,到头来战胜了强大的伪善者。要是邪恶者连伪善都可以不要,公然行凶作恶,那岂不更糟糕吗?


二、在专制社会里,连虚伪都是虚伪的

  如果说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存在着虚伪,那么专制社会呢?

  毫无疑问,专制社会里也存在着大量的虚伪。专制者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这不是虚伪吗?

  这是虚伪,但它不只是虚伪,因而它不一定是虚伪,它常常连虚伪都算不上。

  在专制下,连虚伪都是虚伪的。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虚伪之为虚伪,在于虚伪者虽然自己知道自己是假的,但他总指望别人信以为真。如果别人也都知道你是假的你却还要装假,虚伪就失去了虚伪的意义。

  专制者的虚伪正是失去了虚伪意义的虚伪。专制者假冒为善,他知道自己是恶不是善。民众起初误以为他是善,不过后来很快就明白了他不是善而是恶。可是,这并不妨碍专制者继续假冒下去,也并不妨碍民众继续做出相信专制者的样子。这就是鲁迅说的"做戏的虚无党",这就是犬儒主义。在专制社会,流行的不是虚伪,而是犬儒。

  我们说专制下的虚伪不是虚伪,专制下的虚伪都是虚伪的,还有一层意义,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层意义。那就是说,专制者其实并不虚伪,他们动不动就自己亮开虚伪的外衣,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

  我早就讲过,"专制统治的特征是暗示:它公开说的并不是要人们当真相信,而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它绝不公开地说"(《哲思手扎》)。所谓暗示,就是以间接的方式传达某种不明言的信息。暗示和一般所说的欺骗不同,两者都是给出一个不真的信号,但欺骗者的目的是要你信其为真,相信他说出的东西,而暗示者的目的却是要你心照不宣地知其为假,是要你去相信另外的某种东西。好比挂羊头卖狗肉,虽然有羊头作招牌,但是店家和顾客都知道这不是羊肉铺子而是狗肉铺子。小人装出君子的摸样,我们称他伪君子。一般的伪君子是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真君子,而中国执政党这个伪君子则是要人们心照不宣地知道他不是真君子,要人们心底里都明白他是真小人。你还能说它仅仅是伪君子么?你还能说它是伪君子么?

  举个例,我们说卖假古董者是骗人的,那是说他希望别人把假古董当成真古董一样买回去当真的一样供奉起来。可是我们说的宪法是假的,是骗人的,那是不是说执政者希望人民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呢?当然不是,要是人民都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执政者就麻烦了。事实上,执政者最不希望、最害怕人民把宪法当真。可见专制者的骗人都是骗人的,它的虚伪都是虚伪的,可见专制者的问题还并不是个虚伪的问题。

  如前所说,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伪善或虚伪,那可能不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善的理念在这个社会里占上风,意味着大多数人还相信善,坚持善,意味着善在这里还真有力量,所以才逼得恶也不得不假冒为善方敢登场,意味着恶还不敢公然为恶。

  民主社会存在着虚伪,那正好证明民主的真实,民主的实在。新老左派都攻击民主选举的虚伪性,攻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指责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这话放在共产党掌权前恐怕还有人信,因为那时的是在野党,是穷人党,在民主选举和自由辩论中赢不了,就怪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虚伪"。如今的共产党自己成了统治者,成了有钱人,照理说就该乐得接过自由民主,伪善一番,那又何苦拒之千里,害怕得如同洪水猛兽呢?1981年,针对着党内开明派和民间自由派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陈云作出内部批示明确拒绝。陈云批示道: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决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由此可见,对于自由民主——哪怕是当年国民党那样残缺不全的自由民主——的真实性,专制者及其辩护士从来就心知肚明,坚信不疑。

  这就使人想起王朔的一段趣谈。在回敬别人关于痞子文学的批评时,王朔把自己的战法和盘托出:"王朔的战法也很简单,你们说我不是东西,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也都不是东西,可天下没一个是东西的。"当然,只说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它只算打个平手,把对方矮化了,自己并没有显得高大。王朔接着写道:"王朔的优势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接着就对人家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这和共 产党对别人指控它专制独裁反唇相讥的战法不是很相似吗?

  王朔战法之所以能产生一定效果,关键在于,一般人常常不假思索地认定真比假好,坦诚比伪饰好。既然天下本无君子,大家都是小人,因为真比假好,因此,真小人就比伪君子好。

  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正确的逻辑是:假如大家都是小人,这就尤其需要提倡虚伪,用人为的善去限制天性之恶(伪字拆开即"人为")。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正因为人性是恶的,若任凭其表现泛滥,社会必将陷入暴乱,所以必须"化性而起伪",用人为的方法(礼义法度)予以掩盖,予以约束。这就是文明。按照荀子,文明就是伪,伪就是文明。休谟明确指出,虚伪常常是社会共同责任所必须,没有虚伪就不可能有人类世界。


三、好制度使恶人伪善,坏制度使善人伪恶

  常听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抱怨,他们说美国并不象它标榜的那么种族平等,种族歧视现象还是时有所闻,至于在私下里抱有种族偏见的就更普遍了。所以他们忿忿地说,美国人标榜的种族平等实际上是虚伪的。

  这种抱怨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可惜把事情的逻辑顺序给说反了。正确的说法是:你看,在美国,有那么多人在骨子里抱有种族偏见,但是公开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却并不太多,而且在制度上法律上几乎做到了种族平等。这该是多么不简单。

  如果你要说这是虚伪,这种虚伪岂不是很好吗?要是这么多怀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把他们的偏见都赤裸裸地表现为公开的种族歧视,还要把这种歧视公然写进法律定成制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敢情倒是不虚伪了,那岂不是更糟吗?

  我这样讲,并不只是要把"屡战屡败"换成"屡败屡战"。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持一种清醒的、现实的态度,正视人性的种种弱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要让世人彻底克服种族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想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有几个能做到),我们充其量只能建立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形成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主流舆论,从而限制种族歧视的恶性发作,减少公开的种族歧视现象。

  如果你考虑到怀有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多,真正不带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少,而这优秀的少数居然能成功地说服多数,把他们的正确主张变成法律,形成制度,而且还造成主流舆论,使那些心怀偏见的人即便暗地里不以为然表面上却不得不随声附和,即便要搞种族歧视也不得不披上其它冠冕堂皇的外衣而不敢公然为之因此大受限制,你就该知道这是人类理性多么了不起的胜利,你就该为之惊讶赞叹了。

  既然一般人的种族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顽劣难除,种族平等的思想又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那无非是利用了人性中的虚伪或曰伪善。一般人在外表上总想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些。或者说,一般人性格中都有两面,而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迫使那些本来不好的人也不得不表现得稍好一些。坏制度是迫使好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坏的表现,好制度则是迫使坏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好的表现——这就导致大量的伪善。可见,伪善是好制度的产物。基于同理,坏制度则导致大量的伪恶,许多批评家都说中国人很坏很丑陋,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儿女批斗父母,老婆揭发老公,现在则是全民腐败,缺少公德,我说中国人的坏大半是让坏制度逼出来的,是"伪坏"或"伪恶"。


四、从礼貌看虚伪的必要和理由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当然有问题,如果善全是装出来的,人性只有恶没有善,人又何必装出善的样子?装给谁看?装有何用?野兽性恶,所以野兽之间弱肉强食从来不打出善的旗号,野兽从来不虚伪。由此可见,伪善之所以存在,固然是因为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但伪善之所以必要,恰恰是因为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伪善既是以恶的存在为前提,更是以善的存在为前提。其实,荀子的话无非是说明,有些善实际上是伪装出来的,它不是真善,但这种伪装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这正体现了文明的价值,文明的意义。

  在政治中,某些掩盖、装饰是不可少的,恰如在日常交往中礼貌是不可少的一样。思考礼貌,我们很容易懂得为什么虚伪有时是必要的,是有存在的道理的。

  在台湾的一次选举中,某候选人攻击另一位政治人物"长得象猪一样"。有人说这是侮辱。这位候选人振振有辞地辩解道:"这不是侮辱。他长得本来就象猪嘛,我只不过是说出一个事实而已。"

  难道这位候选人小时候就没听大人教过不要拿别人外貌来取笑吗?如果有人针对天文学家霍金的残疾出语嘲笑,如果有人针对特蕾莎修女的外貌说挖苦话,试问,一切有教养的人该作何反应?

  在中文里,"文明"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化,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一是指礼貌,如"言谈举止要文明"。英文也差不多,英文里的 civilization、civilized也有这两种含义。可见,文明就是文明,文明始于文明。文化就是有礼,文化就是从讲礼貌、讲礼开始的。文明之邦就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就是文明之邦。不礼貌就是粗野,也就是不文明。一旦人们把粗野无礼说成坦率,说成有"真性情",例如在文革中,对温良恭俭让嗤之以鼻,言谈举止皆以大老粗为荣,我们的文明就芨芨可危了。


五、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等于加倍的虚伪

  在生活中,我们都讨厌搬弄是非的人。搬弄是非之可鄙,不但在于它常常加油添醋,就算它不加油添醋也是坏的,因为它破坏了人们在私下正常交往的基本默契。俗话道:"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你把张三私下讲李四的坏话再转告李四,哪怕原封不动、一字不差,这也是搬弄是非。"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昆德拉写道:"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昆德拉继续写道:"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了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普希金在《友谊》一诗里写道:"何谓友谊?酒后轻易的烈焰,/说人坏话的自由会谈,/懒散和虚荣心的交换,/或者就是遮羞的情面。"——引者)。当然,我们都有象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想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

  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亚力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感慨说,我越来越相信,许多批评家对人情世故大加谴责,说人情世故是虚伪,这种指责其实是不对的。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季诺维耶夫进而指出,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是"虚伪的平方" 或"加倍的虚伪"。


六、姿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姿态

  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布什败给了克林顿。投票结果公布后,布什发表讲话接受失败,并向克林顿表示祝贺。

  如果你问,布什向克林顿祝贺是发自真心吗?比方说,当布什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一起时,他也会说"让我们祝贺克林顿"吗?我不信。我猜想,布什在私下里说不定还要骂几声"这个滑头威利",说不定还要批评两句选民,"人心不古","不辨贤愚"。如果有人把这些话录下音来公布出去,揭发批判布什是伪君子,撇开私自录音并公诸于世的错误做法不论,单说对布什伪君子的指控,对还是不对?

  虚伪不一定全是坏的,真实不一定全是好的。骄傲和谦虚就是一组明显的例子。骄傲常常是真实的,谦虚往往是伪装的。这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难道不是吗?

  谦虚为什么受到称赞?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一种掩饰,一种伪装;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可是别人不愿意刺激我们的自尊心或虚荣心,不肯在我们面前炫耀,这样,我们就比较受用,所以我们称赞。骄傲为什么招人反感?也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真诚的、真实的。如休谟所说,骄傲的错误在于它 "容易借一种比较作用引起他人的不快"。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和别人一比,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差劲,真的差劲;因此我们感到沮丧,因此我们不高兴。要是别人并不比我们高明甚至还不如我们而又做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叫吹牛,我们会嘲笑,倒不会生气了。

  谦虚本来就是指一种表现,一种姿态,正如风度。当败选的布什向胜选的克林顿表示祝贺时,我们称赞布什有风度。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姿态,我们并没有天真到相信这会是布什内心的真正感受,然而我们赞许的正是这样一种掩饰。休谟说:"一种纯真和真心的骄傲或自尊,如果掩饰得好,并且有很好的根据,乃是一个尊荣的人的性格的必需条件,而且要想得到人类的尊重与赞美,也没有其它的心灵性质比这种性质更是必要的。"

  勇气、从容常常都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勇敢不一定是不害怕,勇敢常常是假装不害怕。在牛虻被处死刑的前一天,蒙泰尼里来狱中探望,牛虻嘻笑怒骂,毫无惧色,可是等到蒙泰尼里走后,牛虻哭了。如果牛虻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哭,我们就不会佩服他的勇敢,而会怀疑他麻木不仁了。

  不错,常识也告诉我们,"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过分的谦虚,它表面上在尊重别人的虚荣心,实际上却是在触犯别人的虚荣心,它表面上在作出一种对自己不利的比较,实际上却是在刺激别人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比较。谦虚是有意识的掩饰,从而避免对别人造成过分直接的刺激,过分的谦虚则是以退为进,借掩饰来突显。过分的谦虚和骄傲正好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能引起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说,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

  谦虚是要本钱的,你没有任何比别人高明之处却又要作出谦虚的姿态。这也属于过分的谦虚,它不是谦虚而是骄傲,它甚至连骄傲都算不上。梅尔•戈达曾经挖苦某位故作谦虚者:"你用不着谦虚,因为你没那么伟大。"

  还有附庸风雅,既然附庸风雅意味着不风雅者装做风雅,向风雅表示倾慕,那么附庸风雅有什么不好?当然,真风雅比假风雅好,但假风雅总比庸俗得理直气壮、对风雅连点敬意都没有要好。假如让人人都风雅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得的事,那么,一个风雅的社会无非就是一些人风雅而另一些人附庸风雅。阿尔多斯•赫胥黎说:"谢天谢地!亏得有一邦人附庸风雅,要不艺术家只好喝西北风了。"


七、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

  现代政治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开会,一是投票。开会和投票又分别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开,一是秘密。为什么有的会议或投票要公开进行,有的却要秘密进行,其间大有深意。

  一般说来,民主意味着公开、开放,专制意味着秘密、封闭。例如美国的国会开会就对外开放,老百姓可以前往旁听,现在还有电视现场直播;人大会议却不对民众开放,电视上出现的画面无不经过当局的剪辑过滤。不过,也并非民主制下的各种会议一律都对外开放,总统召集内阁会议通常不对外公开,著名的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就是一次关门会议。再说投票,照理说,民主就是公开,因此体现民主精神的投票就该是公开投票,例如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议员们投票就是公开的,然而,无记名投票(即秘密投票)恰恰是民主制的发明;党反而最不喜欢秘密投票,特别是在毛时代,最喜欢采取当场举手表决这种最公开、最透明的方式。

  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坚决主张公开投票即投明票,不但议员该投明票,选民也该投明票。一般人都同意议员应该投明票,从而向选民负责。否则,选民如何监督呢?选民当然有权知道他们选出的议员在每个重大议题上表示何种立场。议员那一票是受选民之托而投的,他当然要让选民知道他到底投的什么票。

  不过,密尔主张投明票还有一层考虑,基于这层考虑,密尔认为连选民也应该投明票。密尔认为,一事当前,我们往往有两套选择,"其一是根据个人理由的选择,另一是根据公共理由的选择。只有后者是我们愿意直认不讳的。人们急于想显示的是他们性格的最好的方面,哪怕是对不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显示也好。人们在秘密的情况下将比在公开的情况下更容易由于贪欲、恶意、呕气、个人的对抗,甚至由于阶级或党派的利益或偏见,作不公正的或不正当的投票。"密尔并不天真,他并不认为只要投明票就能保证人们出以公心。问题是,"必须当着别人的面为自己作辩护,这对那些行动违反别人意见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因为这使他们必须具有他们自己的可靠理由。"换言之,只要你必须以公开的方式表明你的立场,你就不能不为你的立场找出某种说得出口、拿得上台面的理由。这就对你一味照私欲行事加上了一个制约。

  密尔指出:"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变得更为常见——就是:对坏人的多数所能有的几乎唯一的限制是他们对正直的少数的意见的不自觉的尊重。"这就叫大义凛然,正直的少数的意见具有一种道义威慑力,它能令坏人的多数产生敬畏感——象俗话说的"给镇住了",所以这个坏人的多数虽然心里不乐意,但还是乖乖地举手赞成。

  密尔并没有把公开投票的优越性绝对化,他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秘密投票更可取。在少数支配多数的有害权力正在强势的时候,投票者不怕得罪众人却唯恐得罪长官,不是向众人负责而是向权势者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投票最具有说服力。"如果选举人是奴隶,能使他们摆脱枷锁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忍的了。" 另外,在不少投票者可能被收买或者受到一伙人非法暴力威胁时,秘密投票也比公开好。

  开会的道理和投票的道理相似,一般来说,也是公开比秘密好。那么,为什么象费城会议又要采取秘密形式呢?因为费城会议不同于一般的议会会议,它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而不是通过决策。事实上,所谓费城制宪会议并不是制定了一套宪法,它只是提出了一套宪法的草案。这部草案只是在交付各州讨论表决后才正式成为宪法的。你不妨把它叫做制宪的预备会议,所以它不必公开。公开反而弊大于利。按照费城会议当事者的考虑,如果会议公开进行,代表们的立场就可能变得僵硬。任何探讨性的发言都可能引起广泛的猜疑,任何改变观点的做法都容易引起支持者的责难和反对者的讥笑。更重要的是,一旦某人公开表了态,再作让步就几乎不可能了。一时的失言也就很难有补救的机会。政治离不开妥协,过分的公开则使得妥协很难进行。

  以上一番分析,都是基于人有两面性这层考虑。自由主义力图发掘人的优点,让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更从善如流,等等);专制主义则相反,专制主义总是拼命利用人的弱点,迫使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坏些。你很容易发现在前者中包含着虚伪或伪善的成分,这恰恰证明虚伪或伪善的正面意义。美国学者格兰特(Ruth W.Grant)指出: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上,伪善不但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而且它本身就可能是美德,如果和其它可能的替代相比的话。换言之,由于人性的不完美,在某些问题上,能让一般人在公开场合下表现得比较好(即伪善)也就很不错了。如果你硬要祛除这种伪善,你并不能得到真善,而只能导致真恶,彻底的恶。


八、道德的绝对主义与道德的虚无主义

  豪(Edgar Watson Howe)发现:"很多坏事,若放在光天花日、众目睽睽之下,人人都装出无比震惊的模样,其实在私下他们谁没容忍过比这坏得多的事呢。"这实在是人性中一个极其微妙的特性。可见,实现公开性是保证公正性的制度前提,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

  认真观察可以发现,政治话语总是含有道德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德于不顾。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但不能公开说出无耻的话。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谁要是公然否定道德,谁就是把自己置于彻底孤立的地位,连你的同伙都不敢公开站在你一边,无异于政治自杀。为什么在政治上有些事"可做不可说"?道理即在于此。格兰特说得好:"说政治伪善是必须的,就是说道德犬儒主义不可能成为公共原则。""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政治上的伪善正好证明了在公共生活中道德冲动的力量"。象"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这种混账话,敢拿上台面吗?其实,就连这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加掩饰的,当局何尝真心关切社会稳定,它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

  再讲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不可能避免虚伪,因为民主政治是说服的政治,说服的政治要求说话的各方有所掩饰。对亲密的朋友或许可以无话不谈,对于公开的敌人也可以直言不讳,然而在民主政治中,你要打交道的人却既非密友又非敌人,有关各方存在利益冲突,彼此间既缺乏互相的信任,但又需要自愿的合作,这就需要有所掩饰,这就需要某种虚伪。

  有一种观点,把民主政治视为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讨价还价。格兰特反驳了这种观点,因为政治不能仅仅是互相竞争的利益彼此之间的讨价还价。毕竟,民主政治不同于自由经济,因为政治不仅仅涉及利益的理性算计,它还涉及人性的其它种种非理性因素,例如虚荣心、骄傲、忠诚、野心、贪欲,等等。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你要说服别人去做某件事,正面提出,责以大义,晓以利害,有时都不能奏效,倒是反过来刺激起对方的虚荣心和骄傲感更容易成功。猪八戒就是用了激将法才说服孙悟空出山救唐僧的。可见,在政治上,有时候是需要权谋,需要技巧,因而也就是需要某种伪饰的。指望人们在政治上都十足的理性,这本身就是不理性。笼统地反对权谋,反对虚伪,并不会导致原则的政治,只会导致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并不会保证正义的事业获得应有的成功,反倒可能导致僵局,导致失败。

  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常常流于极端,要么流于道德的绝对主义,要么流于道德的虚无主义。两者貌似相反,实则相通。道德的绝对主义要求政治在道德上十全十美,达不到这一要求就愤世嫉俗,干脆否认政治中道德的意义。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好人不能搞政治,搞政治就不能当好人。要么远离政治,无一可为,要么进入政治而无所不为。所以,道德的绝对主义者很容易变成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事实上,有些表面上的道德绝对主义者,骨子里是道德虚无主义。这种人对于极权专制统治从不批评反对,对自由民主制度却百般挑剔,求全责备。


九、伪善到底,即非伪善

  伯林最爱引用的一句话是,弯木不可得直材。由于人性本身的不完美,我们不可指望政治的完美。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致力于政治的不断改进。自由主义关心制度的改进,努力建设良好的制度。所谓好制度,就是能发挥抑恶扬善的功用,确切地说,是利用小恶防止大恶。和赤裸裸的恶相比,伪善不失为一个较小的恶,所以史珂拉会说自由民主制度鼓励伪善,再加上各党各派都在竞相指责对方虚伪,这种公开的政治竞争机制又夸大了虚伪的重要性和虚伪的普遍性。记住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对民主社会里的虚伪现象有一种更平实的看法。

  当美国的开国元勋颁布宪法,确认人人享有天赋人权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或许是虚伪的,可是既然他们要维持虚伪,因而在其它弱势群体运用天赋人权的原则要求享有真正的同等权利时,他们就很难公开拒绝,于是到后来,天赋人权也就果真成为普遍的现实。尼采说得好:"一个伪善者,若总是一个样的伪善,到头来就不算伪善了。"难道不是吗?


——来源:观察(www.observechina.net),Saturday, May 12, 2007

裸奔:死也要死在美国—为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大?

http://www.donews.us/show/76.html

死也要死在美国—为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大?


裸奔发表于2009-02-07 21:20 来源:www.zhuax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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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中國游客,同样是遭遇车祸,为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大呢?难道人死,也要挑个地方吗?发出这种感慨的,是一名在泰国受重伤的游客的家人。他是在看到中國游客在美国遭遇重大车祸的报道后,给笔者讲这番话的。

  1月31日,中國游客在美国遭遇重大车祸,7人死亡,十几人受伤。而在此前一个多月,2008年12月26日,在泰国的中國旅游团也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一死十七伤。美国发生的事故,媒体有详尽的报道,泰国出现的车祸,笔者则做了仔细采访。两起事故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中國游客死伤不少,都是华人公司做“地陪”,都是为了降低成本赶行程,都是平地翻车,司机也都是被怀疑为疲劳驾驶……

  但是,两起事故发生后,各方反应却有着天壤之别。不论是政府部门、新闻媒体还是当事旅游公司。中國游客在美国出事后,上海市领导亲自过问,旅游局专门成立紧急事故小组,并启动紧急预案,中國驻美使领馆也成立事故工作组。而泰国车祸发生后,除了中國驻泰国使馆方面看过伤员,没有其他机构或组织过问此事。当事公司重视程度也不一样,上海组团的旅行社及相关保险公司带着巨款前往美国,而泰国事故中,一家组团的国内旅行社干脆就没派人来,事发至今也没提赔偿的事。

  之所以差别巨大,事故发生地的国情不同是一个原因。美国法规严密,如此重大的交通比较罕见;而泰国管理松散,重大事故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因此,美国媒体密切关注,事故成了头条新闻,而泰国媒体只报了简讯,还把江苏旅游团错说成台湾游客。

  在美国遇车祸是不幸的,但却比在泰国的死伤者又幸运得多。在泰国的死者家属只拿到了人民币10多万元的赔偿,另有两名重伤员仍在曼谷的病床上挣扎。无怪乎一名伤者感叹:看来死也要死到美国,而不要死在泰国这样的地方!

  同样的事故,外国人按照各自国情加以解读,说来合乎逻辑。可是,中國人为什么有完全不同的重视程度呢?就拿媒体来说,中國报纸、电视铺天盖地、事无巨细地跟踪在美国发生的车祸,但对泰国的事故却鲜有报道。难道同样是同胞的生命与鲜血,洋人看重了,我们就当大事;洋人漠视了,我们就认为“不值得一提”吗?

  从新闻学的角度,也许可以为上述现象找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按照新闻学的经典理论,我们眼里的世界其实是由媒体构造的,媒体提供的信息决定了人们的认知。通过大量突出地报道某个事件,媒体能够强化事件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中國游客出事后,美国媒体突出报道,中國媒体紧跟,这就引起了中國民众的广泛关注,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从而让善后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一逻辑关系从一个新的角度昭示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美国媒体在为全世界包括中國人设置议程。美国媒体放在头条,事情就显得重要,甚至连中國人的生命也要受美国媒体的左右。这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生命价值的问题。

  来源:人民网, 作者任建民驻泰国特派记者


关键字:美国车祸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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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二月 06, 2009

落月:过年回家:我所见的农村

转自网路文摘—4213

         过年回家:我所见的农村

            
落月

           2009-02-02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十余年,无论是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做出怎样的学术分析(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从社会学到传播学,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惊人高论(如农村土地私有化等),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但似乎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诺大的荣国府也有几个破落的远房,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
  
  盛世之奥运会与农民何干?金融危机、股市楼市低迷貌似闹得城市里是人心惶惶,而在农村,一切似乎并没发生过。该赌博的还赌博,该打女人的还继续打女人……
  
  前些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一纸风行的时候,我也看了,并且是在其还没有出单行本,还没有红火的时候,在《当代》杂志上看的。看完之后,也并不为然,因为,作为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我认为这本书,距离真实的农村仍然很远。当然,若说两位作者是用农村这个题材而行沽名钓誉之事,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说,这本书中的诸多内容,只是一种常识。在农村,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这种常识,许多人不知道罢了,于是也就成为了一种“有力量、有勇气的文字”。
  
  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我说的农村,是我的家乡,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至于你若拿华西村来作为中国农村的证明,我也不与你争辩。
  
  好吧,接下来,就将陆续写上这次过年回家的一些见闻,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农村。对于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学习并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场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壮的返乡,更是从后现代进入了前现代,从21世纪进入了中世纪,个中滋味,有愤慨,有悲凉,有心酸,有无奈,不一而足。
  

一、早婚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这也是最让我震惊又感到悲哀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农民的愚昧,是农村的落后。但无论用怎样的字眼,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农村发生了。
  
  根据我国的婚姻法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
  
  可是在我们村,1991年出生的一个男孩,准备在正月里结婚了(这个男孩,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县另一个女孩,女孩的年龄我不知道,回家后过一次,那天很冷,其围着围巾包裹着脸,没看出具体年龄,但我想,应该不大,因为在我们那,结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相当地震惊,当然更震惊的还有,这个女的,还在冬天里打过一次胎(由此也反映,农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识的匮乏)
  
  回去之后,打听了一下,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一般都在20岁之下。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不然,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有一天,我遇见了前面所说的那个男孩(在我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P孩,并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问其,结婚领证了没?他说没有,我说,没领证你就结婚啊。他说:不碍事。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
  
  又有一天,和我们村的大队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这个书记如是说。
  
  早婚,在我们那里,现在可谓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或曰是产生了群体仿效反应,一个看一个。你20结婚,我就19结婚,你19结婚,我就18结婚。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学坏了。
  
  我们村的一个女孩,年龄就在19岁的样子,年底的时候,回家办了婚事。而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
  
  结婚证无法证明婚姻,只有在村里办了酒席之后,才是结婚。
  
  因为早婚的现象,回去之后,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结婚。按照他们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上,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早婚的现象了。
  
  至于上面有人说要交代背景,我们村,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县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许多村庄一样。千余人左右,全是一个姓氏,有四个房系,有点像宗法制的乡村,人均4亩地左右,除了田里的收入之外,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说,村民的生活并不是很穷,在我们村,这几年就竖起了几座两层小楼(造价一般在15万左右),有人还买了一部夏利车(6万左右),当然,村子里穷的人也很有。
  
二、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现象。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我们村的一对夫妻,结婚四年多了,没有孩子,男的就经常殴打女的,不过,据说,女的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而男的死活不愿意去检查)
  
  农村的这些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岁一样。
  
  听说,村上一个女子,年龄刚20,08年春天结的婚,冬天里,小产了一次。
  
  在农村,一向都是结婚之后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貌似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纷纷去重新做手术,然后再生一个。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经40,儿子94年生的,今年已经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这次回家看见了,才1岁大。
  
  90年代计划生育抓紧的时候,农村的妇女都要强迫去结扎,我一直认为,结扎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其它办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没法指望农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药。
  
  可现在呢,这些结扎过的妇女,而且都接近40岁的年龄,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父亲说“这几年,一个看一个,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边的路上走来一个步履蹒跚,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认识,问母亲是谁,母亲对我说是某某。本来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儿,三年前因病死掉了,(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曾经路过她的坟,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的样子),家里只剩下一个男孩了,于是又去做手术,现在又怀上了。
  
  可她的年龄呢?我没问,不过根据我的推测,应该在45岁之上了。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这也就是新农村,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可以说是与城市接轨了。
  
  在村口的那个房子的一面墙上,赫然粉刷着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体的标语内容忘记了)。
  
三、死亡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的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当然,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墓地,我都选择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将会埋葬在那块如今满是青绿麦子的田里。
  
  而我从来不关心,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里降临,因为他们都与我无关。起码与我的记忆无关,
  
  08年,我们村子里死去了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除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偶然事故,从我们村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摔伤了头部,不治身死),我想说得是那两个死去的男人。
  
  两个男人,死去的时候都才60左右,一个59,一个60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晚期。然后,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的很厉害的人,当然,没有医保的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这两个男人,那个60出头的,我不是很熟悉,暂且不提。而这个59岁的男人,则是需要说一下。按照辈份,是我爷爷的父亲辈。
  
  他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家里有个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远近十几里都很闻名(手工制作的那种,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来的、然后三斤芝麻换一斤麻油)。
  
  年轻的时候因为穷没娶上媳妇,后来在80年代,买了一个云南的女子,后来,在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跑了。之后,他就一直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单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妇,有两个孩子,不过,在我读初中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午后,在自家的梁头上吊自杀了,据说,死的时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亲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后,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妇组成一个家庭,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弟媳妇没同意,后来,弟媳妇又招了一个男人进门。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于胃癌。夏天被检查出来,元旦的时候死的。
  
  暂且不去叙述村上的这些往事,毕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轻浮的。(初二那年,我们村一年之内,有三个年轻女子,喝农药自杀了。恰巧的是,她们的坟,分别在在村子的三个方向上,一时间人心惶惶,说剩下的那个方向上,还会再有一个)
  
  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去田里溜达,远远地看见一座新坟,上面还有几个花圈。回家之后,赶紧问父亲,那是谁的坟。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间又会多出几座坟来。
  
  说到死亡问题,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之前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厂纷纷倒闭之后,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初三的暑假,曾经作为娘家人,去过一次。
  
  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虽然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讲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地。
  
  后来呢,这里面就产生了猫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
  
  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之前几年,还闹得要在村里设置统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里。成为乡村田间的一种点缀。区别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坟头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县,成为了一种形式,甚而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竟然连死人的钱都挣
  
四、教育
  
  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
  
  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个。
  
  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
  
  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
  
  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
  
  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
  
  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
  
  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
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
  
  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人一样)
  
  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个省内本科,)
  
  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
  
  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标(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些孩子勉励一下。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
  
  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
  
五 农村低保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方消息:
  
  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
  
  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
  
  我写这些并非是品头论足,而只是想写一下我所见的农村情况。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没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农村痕迹的意思。无论面对谁,我都坦言,我是农村出来的。
  
  此外,我也并非说是要让农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学者所谓的在城市形成贫民窟的观点,实在是笑谈),但你也不可以坐视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为渣滓。
  
  没有人有权力,有何正当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说,农民就应该为这场国家现代化运动做出牺牲。
  
  他们生而为农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农村的政治问题
  
  “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等等。
  
  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的是写什么?
  
  ——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
  
  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
  
  “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愤慨的话时。
  
七、土地问题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
  
  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
  
  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
  
  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戏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
  
  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肋。
  
八、文化问题
  
  我一直认为在农村/农民那里,不仅有政治、经济问题,而且还有文化问题。暂且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我认为,这个文化问题,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形式,影响着消费行为的选择,也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我也一直很困惑,农村的文化是什么?有没有农村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在农村发挥着作用?
  
  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着国人,但在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
  
  打架、吵架、通奸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里,因为赌钱、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闹的头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后,可以绕着村,骂一圈,想骂谁就骂谁,语词低俗。谁家兄弟多,拳头硬,谁就可以欺负乡邻。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基本上隔壁几个县都是)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上两三分,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高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我都在台下看过脱胸罩,脱内裤的 ——非全裸,不是从里面脱,就是从外面脱得剩下三点为止)。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我想,鲁迅笔下的看杀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说到信仰问题,的确,基督教最近几年在我们那里(不仅是我们那里)很兴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礼拜的。
  
九、关于教育再补充几句
  
  以身作则的说吧,从小时候,父亲就告诫我,农村人,要想跳出农村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考大学。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保障,意味着洗干净泥腿子,进城做个“体面人”。
  
  可现在呢,很少有人再有这样的想法了。
  
  那个时候的农村,相比较现在,真的很苦,几十亩的麦子,都是用镰刀玩着腰一刀一刀割的,打场是用牛拉着石滚碾的,十几亩的薄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大铁锅熬上好几天。
  
  我读初中时候,成绩好的同学都去考中专了(97年左右),那个时候,农村人还满足于中专,因为高中并不代表着大学,而且还要多浪费一些钱(那个时候,我们村有两个高中生,一个复读了好几年也没考上,回家后先是搞养鸡,失败后外出打工了,一时被村上传为笑柄,另一个是学体育的,也是复读了几年,终于考上了省内的一个师范专科,毕业后,竟然去了中学做数学老师了,真是一件比较神奇的事情)。
  
  由于我们县的高考升学率较低,就有很多人去读一些职业或民办学校(尤其是集中在西安和江西南昌这两个地方,那两年,这些学校简直是去高中门口抢人,招生了一个都有提成的),农村人不懂,反正以为都是大学。这些学校毕业之后,无疑还是打工,于是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所谓的大学的神话了。与此同时,一个个外出打工的神话也在迅速地膨胀和传说开来,“某某高中没毕业,外出打工,一个月八千块。”,我当然,相信,这其中有的是真实,但我更认为,虚假要大于真实。
  
  说一个笑话,前几年,后面村上有个男生考取了北华大学的国防生。他们家连放了两个晚上的四场电影来庆贺,还制作了大红条幅挂在门口。周边几个村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北华大学是什么大学?”
  
  “——谁知道,估计是北京清华大学吧?厉害”
  
  “——啧、啧、听说人家这个大学不仅要钱,而且还给钱”
  
  这些都是回家之后,我听父亲转述的。
  
  以前,我总是坚持启蒙论调,认为改变农村的根本在于教育。要让农村的每一个孩子都觉醒,都认识自己,认清这个世界。然后,一切就会好了。可现在呢?与其谈启蒙,不如谈救亡。破败的农村,该是需要一种拯救了。
  
  的确,现在很少的大学毕业生读书后会愿意回去建设家乡。你可以指责是忘本,是没有良心,当然也可以指责我。但谁又理解这其中的苦衷?(这次回家听说,目前正在选派大学生到基层任村官了,我恐怕这政策虽好,但估计又是半途而废,流于作秀,农村的工作,岂是一两个书生可以胜任的,农村的水很深!)
  
  我一个同学,大学本科毕业,最近很想回县城做生意(我们县城,目前就像是80年代初期的深圳一样、一年开个批发部也有一二十万的收入,而我们县城的房价,目前是1500/平方米左右),但其父母死活不同意,认为这丢面子。
  
  就像我,坦然地说,四年前,当我从家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身后,就像一颗腾空而起的蘑菇云一样,有一个正在膨胀升起的神话。常说,历史的洪流在裹挟着个人前进,就是这种感觉。我无法回去,戳破那个神话,即使我在外面活得是怎样的辛苦。我想,起码给后来者,留一点希望也是好的,倘若我也回去了,毫无疑问,我在众人眼里就是一场悲剧。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面教材,读书无用论的案例。
  
  这是该叫做偶像的黄昏?还是悲剧者的诞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姑且不论其下场如何。
  
  当然,你也可以指责我的软弱。这次回家,有时候半夜里蓦然醒来,总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为魏连殳、吕纬甫一样的人物。
  
  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走得太远,没有回去的路了。当我转过身去,发现身后已经没有一条可以回去的路——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十、农村的生活
  
  有许多人都说到农村的赌博问题,的确,我们那里也很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的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炸金花。
  
  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我们镇上的派出所,简直就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我老妈有一年冬天就因为掷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简直就是违法,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当然,若是有点关系的,打声招呼,就没事,也不敢抓。
  
  农村的假货问题。中秋回家的一次,我在村子的商店买了一瓶可口可乐,竟然是假的。据我回去的同学说,村里的店就连牙膏,洗衣粉都是假的。我父亲说年前我们村一户人家办喜事,用的烟酒都是假的。村上的人现在都懒了,连馒头都懒的自己蒸(我们那里是以面食为主),村里的小店里,啥都有。从馒头到日常用品,肉类瓜果蔬菜,桶装的饮用水,还代冲煤气,代缴电话费。这次回家,听说隔壁有个村,还开了一个超市(对,自选超市,微型家乐福,现代化的在农村的在地化例证)
  
  两个人命不值钱的例子。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子上给人算命,虽然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上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八十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了4万5千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农村的生活,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后现代与中世纪之间夹杂,像一条没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谁都不知道终究要流到哪里,当然,作为农民的他们,也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
  
十一
  
  多谢各位耐心读者,至于农村的其他诸多一些问题,诸如社会治安,留守儿童等等,我暂且没有去谈,但我想,我已经说的足够多了。原以为,我所说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就是这样的一份常识,在许多时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包装起来,告诉给国人。
  
  是的,无可否认,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政府那里,农村问题目前正在得到重视。对此很是欣慰,但这种重视,也是恰恰反映了问题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及紧迫性。
  
  仔细看了诸位的回帖,有人认为这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阵痛”时期,但我想还需要先深思一下,这样的“阵痛”是否就可以带来一个大家所期望的未来?此外,为什么要让农民来承担这种“阵痛”?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吗?因为生而为农民,就必须要到城市里出卖劳动力?就必须从事卑微的工作,就应该是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吗?就必须要为现代化作出牺牲?
  
  一代人牺牲了,另一代人接着牺牲?前仆后继地成为路基,成为金字塔的底层?以承托起所有的伟大蓝图和远大理想?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改革的合法性早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被确立下来,的确,我也承认,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和历史必要性,但是否就应该一味地高唱赞歌,而不去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呢?
  
  在农村,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前三十年时期的人在感慨“这个时代变了,社会风气变了,人心也变了,要是在毛主席时代,都要拉出去枪毙。”
  
  我也一直认为,人不是动物,物质上的富裕不可以成为精神上贫瘠的理由。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可换算性。不要以为让农民吃饱肚子,住上房子,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了。
  
  有人反驳说,相比较之前吃不上饭的时期,农村现在是很好的了。是的,这无可否认,但我们难道仅从时间层面看问题吗?若是相比较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农村,岂不是更应该载歌载舞地欢庆呢?
  
  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说将来会好的,等待产业升级,等待国富民强。好吧,等待吧,姑且不论这是否是一个空头承许诺。起码,我爷爷是等不到了,我父亲不知道是否能够等到,我那些仍然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兄弟姐妹呢。
  
  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希望。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每一次回家,心情都会很悲凉,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家乡是不是就是我儿时的家乡,是不是就是常在我心中挂念着的并有时候魂牵梦绕的家乡。
  
  我承认,写出这些文字,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是在“揭丑”,当然,我也可以用另一个笔法,将我的家乡描绘的温柔而甜美,勾勒的诗意而梦幻,有蓝天白云,有原野苍穹。但这无疑于阿Q不敢正视自己头上的癞疮疤一样。
  
  鲁迅先生说,掘心自食,乃知本味,这就是我所见的农村。诚如诸位所言:一声叹息。

  
  (原载《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