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2008：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2008年12月30日 02:43

21世纪经济报道访谈
　　　　
　　　中国人在往前走的时候，没有救世主，只有通过前所未有的集体实践，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所谓的真理，无非是这种集体实践和集体智慧的阶段性总结和自我表达。
　　　　

《21世纪》：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既有助于我们重新回看过去的30年，也有助于我们展望下一个30年。我们就先从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开始？
　　　　
张旭东： 这一年跌宕起伏，让人处在不断的震惊状态中。这一系列震惊为我们站在30年(改革开放)、60年(人民共和国)和9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当口向前展望，做了一个极好的铺垫。
　　　　
　　首先，我们原以为已经消失了或者被抛弃的一些价值又被"震"了出来。很多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充分商业化、"脱政治化"，朴素的邻里关系、人际友爱和互助、朴素的爱国主义这些东西都已很淡漠，讲这些不合时宜。但没想到在抗震救灾和奥运火炬接力反抗议过程中，多年潜藏在地表之下的热情和能量又重新爆发出来。我们发现，这些基本的、朴素的价值、伦理、信仰、认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固和深刻得多。这让一个一心一意奔"小康"的经济社会和商品社会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些基本的情感、价值和判断问题，迫使一些信奉"价值中立"的人回到情感、价值、道德、政治领域的"激情"、"投入"甚至"行动" 中去。没有这种国民的情感投入和价值参与，一个国家就谈不上有真正的道德生活和思想生活，我们也就根本不配谈什么总结过去和想象未来。所以2008年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中国又挺过一个多事之秋，而是它启示了当代中国的价值基础和思想能量的更为深广的历史落座。这个历史落座可以同时把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断裂) 包含在自己的整体性之中。
　　　　
　　其次，经过这一年，很多人不假思索假定为稳固、可靠的东西，却一再折腾，最终却证明不经折腾。特别是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让我们看到美国的金融体制、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乃至发达资本主义的内在理性基础和制衡机制都远不如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宣传的那么可靠。资本主义的内在伦理，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富于自律性和生产性。相反，在这次1929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贪欲、不负责任、短视、尔虞我诈和对投机和不劳而获的迷恋。这场危机还在扩大，人们看到，无论西方政府、金融机构的体制监管、程序、制度漏洞都非常多，更不用说资本的逻辑，非理性的成分至少同理性的成分一样多。
　　　　
　　这么说并不是暗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制度更发达、更优越，而是说我们奉为圭臬、努力学习的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其道德基础和理论基础，要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得多，它们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学习、模仿、依赖的东西，因为它们本身从来就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同样需要在现实的冲击、挑战中，在人性的弱点中不断摸索、不断受到检验和校正。就后一点而言，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比他们的中国学生更清醒。
　　　　
　　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从正反两面给当代中国人一个警醒：真正可靠的东西，只能从自己的实践中得来；真正的路，只在自己脚下。这正是回顾过去30年、60年、90年走过道路得出的必然结论。但一个"初步小康"的社会，有时会不自觉地拥抱各式各样的"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因为这样让我们觉得安全。这正是当今的危险。中国人在往前走的时候，没有救世主，只有通过前所未有的集体实践，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所谓的真理，无非是这种集体实践和集体智慧的阶段性总结和自我表达。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的"不折腾"三个字已经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这种把过去3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态度透出一种自信。一旦作为一个整体看，这30年的激变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稳定性——不是没有矛盾，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矛盾统一体。这个整体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守"的；而作为整体的这个30年又必然同更早的30年具有内在的、结构上的关联，因为改革的30年，本身就是从处理同毛泽东时代30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关系起步的。对30年乃至60年"整体性"的肯定性思维也是一种对自身历史经验及其正当性的价值辩护。

　　　　
《21世纪》：您怎么理解这种自信？
　　　　
张旭东：经过过去30年的风雨，一些具体、扎实的观察和理念逐渐积累起来，在经过剧烈的摇摆和简单化、极端化倾向之后，一种新的社会主流和价值主流逐渐成形。这个主流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大体上界定了中国人在可见的将来的活动范围和想象力边界。
　　　　
　　无论革命的中国还是改革的中国，在集体生存焦虑和变革的紧迫感的压迫下，都处于长期的、半永久化的"紧急状态"之下，时间都是高度压缩和同质化的。无论是"把一生献给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事业"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都像憋着一口气潜水，不到对岸不能抬头。哈贝马斯说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时间的压缩，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无疑是这种现代性的集中表现。在此没有经验，只有体验；没有历史，只有"永恒的此刻"；没有"优美"，只有" 崇高"，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系统都趋同，"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强调"万众一心"。
　　　　
　　今天的中国尽管还问题重重，但"不折腾"却暗示了自我内部的和解，它在承认自身历史的合法性的同时，事实上也承认了这种合法性所面临的种种内部的问题。通过排除一个半永久化的"紧急状态"的单一性，中国社会不但具备了进一步在自身合法性框架内处理复杂局面的多面性和灵活性，也更有信心把自己的历史作为经验、先例、传承和积累接受下来并发扬光大。
　　　　
　　没有这种基于历史积累和历史传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意识，任何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只能使当代中国人处在无休止的自我否定、自我疑虑状态中，生活在一个价值的真空状态和意义的无言或"失语"状态。而没有意义和价值领域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辩护，实践层面上的行动也走不了多远。
　　　　

　　　　　　30年：连续与断裂
　　　　
　　我强调连续性并不是要否定断裂，因为断裂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属于尼采所谓的"积极遗忘"和"创造性破坏"的范畴。
　　　　

《21世纪》：能否就30年与60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展开谈谈？
　　　　
张旭东：在20世纪中国，后代总要否定或者颠覆前代："现代"的儿子要杀掉"前现代"的父亲； "后现代"的儿子又要杀掉"现代"的父亲；"革命"的儿子要杀掉"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父亲；"后革命"的儿子又要来杀掉"革命"特别是"继续革命"的父亲；"民族国家"的儿子杀掉了"天下"或"天朝"的父亲；"全球化"和"普世价值"的儿子又要来杀掉"民族国家"的父亲。这种"精神弑父"贯穿21世纪中国历史，也是一种消耗极大的"折腾"。
　　　　
　　我相信目前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习惯性地从"断裂"而不是"连续"的角度来理解改革30年，即把过去30年视为同1979年前30年决裂的结果。但只要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就能看到，在物质和体制层面，两个30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前30年在许多基本方面为后30年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断裂和连续性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整体性框架内，任何理论、历史观，价值论方面争论和可能性，都是良性的。
　　　　
　　我强调连续性并不是要否定断裂，因为断裂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属于尼采所谓的"积极遗忘"和"创造性破坏"的范畴，但当这种创造性破坏必须把自己的集体历程作为"历史"和"存在"确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连续性和断裂之间达到一个辩证的妥协和平衡。
　　　　
　　今天的中国变化之快、之深刻，造成了一个极为动态、不稳定的局面，在"变"和"改革"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时代的徽记的前提下，"积极的遗忘"和"创造性破坏"并不是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本身就是"积极遗忘"和"创造性破坏"的标准形态，但它们又是当今意识形态和价值领域里单一化、教条化的主要危险。
　　　　

《21世纪》：您对"连续性"和"断裂"理解，好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带有不同的侧重——您所强调的"断裂"如果不在30年前，又在哪里呢？
　　　　
张旭东：说到断裂，有一种断裂我觉得是我们必须作为历史前提接受下来，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存在"意义上的现代性所带来的世界历史范围里的断裂。无论我们在主观上如何眷恋过去，在器物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我们都早已经是"现代人"——连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想象也是现代人的想象，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表征。所以我这里谈的连续性问题是有一个历史界定的，严格讲是"新中国"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古代中国作为一种文化源泉仍然在滋养当代中国人，作为生活世界的中国仍然在情感世界和语言世界保留某些"传统的"因素，古代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成就仍然能为我们今天所用，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古代中国同现代中国之间的历史实质的断裂，是无法弥合的。在这个断裂之后，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连续体中，"新中国"标志着又一次断裂，即政治文化的断裂。
　　　　
　　把"新中国"作为历史实质和文化主体来理解，能为把握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提供新的可能。说到底，"连续性"和"断裂"是分析和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叙事策略"。毛泽东时代鼓励矛盾的充分发展甚至激化，因为那是一个必须通过斗争实现新旧转换，完成自我否定的时代，所以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过去的30年，从"四个基本原则"到"和谐社会"，都侧重矛盾的调和与缓和，以求在"立"，即发展和建设的前提下，把"破"控制在新中国历史合法性和整体性的内部。在今天，我们如果仍然不能把过去60年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就无法把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历史矛盾。
　　　　

　　　　　　价值领域里的自我定位
　　　　
　　如果"无产阶级"在变为"小康"的过程中无法把自己的行为论述为价值，无法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属性或规定性，当代中国就无法把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经验提升到"普遍"的高度。
　　　　

《21世纪》：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是否也能为当代中国价值领域的自我理解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张旭东：在过去30年或60年里，中国人总体上从"普罗"阶级变成了"小康"阶级。中国的"小康社会"像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影子，两者间既有惊人的家族相似，又有深刻的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小康"固然没有"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所包含的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本来绝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永远"无产化"，而是让无产阶级挣脱锁链，获得自由、占有和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是通过国家权力和所有制的转变把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变成"天下的主人"。
　　　　
　　"新中国"虽然有史诗一般的开幕，但随后面对的问题更多是柴米油盐，即"先进的生产关系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伟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因为这个从无产到有产的转变不是"无产阶级"在国家形态、文化和价值领域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不是对革命正当性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秩序的消极认同。这场转变不能以一种既有的、陈旧的概念和价值体系去描述一个全新的社会试验和历史实质，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转化，不是它的自我否定。
　　　　
　　同美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有一个历史主体内部的复杂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美国的创始者同今天美国的社会主体在历史实质上没有任何不同，他们都是"市民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意人、律师、业主，等等；所以美国宪法有着自然的连续性。但中国革命和改革的主体意识，必须在自身的历史实质中同时保持连续和断裂，只有这样，才能在从"无产者"到"有产者"的历史转变中保持自身政治、文化和价值上的根本的自我认同和创造性，而不是在这场转变中用别人的历史实质偷换、消解和否定自己的历史实质。借用一个历史类比，当年上升的欧洲资产阶级并不是要通过革命来篡夺和取代国王、僧侣和贵族的特权，或以封建文化的繁文褥节装饰自己的门面，而是要把"自由""平等"的新价值确立为人的普遍意志。如果"无产阶级"在变为"小康"的过程中无法把自己的行为论述为价值，无法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属性或规定性，当代中国就无法把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经验提升到"普遍"的高度。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中国道路"其实是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既有的叙事框架里来认识和阐释的？
　　　　
张旭东：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自己在实践层面上的所有努力，拿到别人的符号体系里面去兑换成"意义"和"价值"，我们就永远只能在别人的叙事框架里搜寻自我形象，此时如果我们抱怨这个形象是"局部的"、"零碎的"、"扭曲的"、"丑化的"，那只是对已被接受的格局的"感伤的注脚"。
　　　　
　　"新中国"的创造性，在实践领域的方方面面有目共睹。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创造性在理论层面上被安置在创造新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框架里。在今天，单纯的经济主义逻辑是不足以承担这场意义斗争和价值斗争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同样也不可能由"国学"来承担。事实上，所谓"国学热"，不过表明，中国社会在物质意义上的价值创造和财富积累，无形中会突然间让固有"文化资产"或"符号资产"大规模升值。一个废弃的老园子可以因为周围的商业开发和消费趋势的变化而迅速升值，但这种符号"不动产"的升值虽然在账面上拉高了文化GDP，却并没有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价值。
　　　　
　　我这么讲绝没有贬低传统中国文史知识的重要性的意思，而只是想指出，今天的"国学热"还没有自己的历史和学理基础。我们今天对传统中国的探讨没有范式上的突破，更没有真正融入我们对于新中国历史实质及其未来的思考之中。我们还没有像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那样的西方传统内部的"国学大师"——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古典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有着极为渊博、精湛的知识，更作为"现代人"为这个传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奠基。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学大师"做的基本上还只是一些资料汇集和知识通俗化工作。不过，话说回来，文化消费和口味上变化，仍然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它既是本土情感、习俗、伦理和文化财富"符号资本化"的过程，也包含着对这个过程的心理和文化的抵抗。我期待真正的当代中国思想从"国学研究"里出现。
　　　　

　　　　　　"让我们为一个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对过去30年和60年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在眼下就应该有一种耐心，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
　　　　

《21世纪》：面对中国的巨大变迁，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个关于历史、关于世界和关于未来的一整套叙述。但我们的理论和思想界，似乎没有与之相称的对这一伟大转变有深度的阐释。
　　　　
张旭东：一个社会处在上升状态的时候一般会乐于用事实说话，它本能地相信自身历史经验的实质性，相信真理越辩越明。伟大的历史经验总是带来属于自己的伟大形式，实质总会创造出自己的概念和表象。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伟大的理论和伟大的思想，那只是说明我们历史经验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变成自明的东西。
　　　　
　　今天我们所习惯的思路和话语方式，或许都还不足以描述和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如果我们对过去30年和60年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在眼下就应该有一种耐心，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中国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或许创造不出震撼人心的理论。这么说并不是悲观，而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新中国"的历史、对西方、对古代中国的了解，都还没有达到一个能令自己满意或者放心的程度。在知识上如此，在伦理、道德、政治和文化等主观性方面，我们的确定性和坚定性也还是未经检验的。我们的思想取决于它对时代的把握，而我们面对的这个历史过程又确实太宏大了。
　　　　

《21世纪》：难道我们能做到的就只有"等待"？
　　　　
张旭东：期待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如果我们在各自的区域性的舞台上把戏做足，那这出戏里面自然包含着唯有中国环境下才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是特殊的体制可能性、文化可能性和价值可能性的具体形态。这种可能性的集合将为真正伟大的当代中国思想提供资源和内容。哪怕我们今天在理论论述上只能走在半途上，但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为这种可能性的发现、保存、印证和体现尽自己的所能。这要比构筑貌似庞大但实际上却可能经不起推敲的煌煌巨制更重要。

　　做一个合格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理的融会贯通之外，要有猫一样的好奇心，狗一样的嗅觉，每天在时代的大街小巷里转悠，寻找活力和创造性的痕迹、线索和埋藏。说不定哪个村庄里面有创造性，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的雏形出现了；说不定某电视台哪个制作部门非常有活力，他们的节目制作和同观众的互动是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没准儿哪所大学某系某教研室里某位老师和几个弟子的读书方法非常有效；说不定哪个城市的某个试点预示着某种重大制度创新。这种东西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各个领域都在往外冒。但它们彼此并不通气，也没有在一个更高的全盘性的话语和理论框架里被人有意识地阐发或"翻译"出来。
　　　　

　　　　　　"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
　　　　
　　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我们有关"中国"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举。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种种特殊主义立场。
　　　　

《21世纪》：您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出版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有人因此说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特殊主义者。
　　　　
张旭东：那本书的副题是"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些读者大概一看到"批判西方"就判定我是从"特殊主义"(中国)立场出发去对抗"普遍主义"(西方)。这个假定很说明国内一二十年来的知识界心态。但我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在谈普遍主义，是通过把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还原为它特殊的历史实质，来破除那种"中国=特殊性"、"西方=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思考，其实归根结底是对普遍价值的探索和追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重建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的普遍性而奋斗，而不是追求抱残守缺、小国寡民式的特殊性。而"西方"同"普遍"的关系，同样不是先天的，它同样经过"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的磨练，是通过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而建立起来的。
　　　　
　　普遍性不是脱离和凌驾于一切具体、特殊和个别的抽象概念，它也不是所有经验的公约数，而是蕴含、贯穿落实在具体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中的东西，是一切具体、特殊、个别事物中的积极因素的自我实现。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在它的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中实现了一种普遍性，所以它给非西方世界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冲击，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冲击的影响下生活和思考。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普遍性"一经形成就可以脱离具体、个别、特殊的历史实践而变为新的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基督教固然同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样，在自己的教义内包含一种普世价值，但那种一定要拯救你的灵魂，你不从就要你下地狱的传教士和十字军心态，并不见得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更具有"普遍性"。而后者的"普遍性"一旦被他人接受和承认，也就摆脱了它的特殊的中国规定，就像西洋"科学"一旦被非西方社会接受，也就不再仅仅是"西洋"的一样。
　　　　
　　普遍性之所以为普遍性，在于它内在的开放性和未来指向，在于它的流动性和不断同具体、个别、特殊经验相结合的自由和能动性，所以说普遍性是在个别事物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使个别性能够否定自我、实现自我的东西。我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集体实验看作重新激活"普遍与特殊"哲学讨论的一个契机。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和"西方"可以说都是具体的个别性，也同样都具有实现普遍性的可能。同时，不同的关于"普遍价值"的论述和自我伸张，彼此间形成价值领域内部的冲突和斗争，但这本是普遍性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那种"接轨"心态，却把中国经验武断地判定为"特殊"，而把"西方"教条地定义为"普遍"，在哲学术语之下，其实是非常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思维，比如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观念是"普遍"，中国的混合经济是"特殊"，等等。这种思维其实还没有进入关于"普遍性"问题的思考，因为它所谓的"普遍"，其实只是一种有关"历史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想象。这种简单化思维之所以常常以一种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面目出现，是因为这样一个武断的三段论："普世价值"体现为西方体制；"改革"就是同西方接轨；所以反"普世价值"就是反改革。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我们有关"中国"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举。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种种特殊主义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儒家文明"这些东西，如果它们不在自身的个别性中包含一种面向普遍之物的激情和可能性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其实感觉不到它们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情感寄托，不是对其"特殊"或"例外"的执迷，而是来自对它所带给我们的人的形象及其普遍性的眷恋。唐诗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唐代的诗人都受制于历史指派给他们的特定时空；他们都用汉语写作，受一种严格的格律和成规约束，但他们富于个性的语言世界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普遍"的信息。这种普遍性同样在中国革命的史诗性当中体现出来。作为改革时代的产物，我们在经验和思考领域面对的终极问题，是这个时代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创造出什么样的普遍价值。

陈破空：处置田文华，中南海拟杀人灭口

　
　　　　　　　　文／陈破空

年底，中共当局出台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赔偿方案：由22家责任企业，出资11亿元人民币，其中，现金赔付9亿，赔偿基金2亿。近30万全国受害婴儿中，死亡者每人获赔20万，重病者每人获赔3万，普通患者每人获赔2000元。

方案出台后，受害者家属大呼不公，纷纷表示＂不能接受＂。不公平，首先在于赔偿金额太少：20万，不过是一个普通意外死亡者的保险和赔偿金额，死于毒奶粉的婴儿，系人为加害，性质恶劣，影响巨大，岂是区区20万所能打发？

至于重病者仅获3万元，连护理费都远远不够，更莫提超常的精神损失；对仅获赔2000元的一般患者，家长怒道：花两千块钱就想了事，把我们的孩子当要饭的（乞丐）！

不公平，更在于形成赔偿方案和决定赔偿金额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消费者和受害者的参与，＂根本没有问过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气结至极，纷纷表示要入禀法院，尽管，法院大门早已被堵死。

按常理，有人因商品受害，循法律途径解决，聘请律师，入禀法院；有关赔偿方案，不管诉讼双方如何控辩，最后都由法官裁定；如果需要专业鉴定，法院自会聘请或委任专家进行；如此获得的赔偿方案，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平与公正。

三鹿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和资金，据称出自22家责任企业；这些企业的背后，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该协会的背后，是卫生部。代替法官和法院的，也是卫生部，由＂卫生部出具医学鉴定证明，论证问题奶粉赔偿方案。＂

之前，就在受害婴儿家长纷纷把诉讼和索赔矛头瞄准三鹿公司时，却有人让三鹿公司悄然进入破产程序，甚至不顾有其他企业收购和重组三鹿集团的市场行为，有意使原告失去诉讼对象。操纵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早有律师代理毒奶粉受害者，依法索赔，但全国各地法院，均拒绝受理。联想到三鹿毒奶粉案发之初，河北当局就对全省律师下达封口令：不得为毒奶粉受害者代理官司。当时，有人解读，那是河北地方当局一手遮天的行径，如今真相大白：杜绝法律解决，原是中央政府的旨意。

封锁法律诉讼之路，不仅针对受害于毒奶粉的婴儿家长、而且针对四川大地震中受害于豆腐渣工程的学生家长。这种针对特定群体统一关闭法院大门的做法，只能出自中共中央政府。事实正是如此，被家长质问得无言以对时，不少法官坦白：中央政府对各地法院发出内部通告，要求不得受理任何此类案件。

好一个＂依法治国＂！原是拿来唱的，不是拿来兑现的。

迹象显示，中共高层，试图形成另类＂中国模式＂：对于诸如毒奶粉和豆腐渣工程等重大公共事件，堵死法律途径，而由政府一手操办。法律问题，政治解决。

一般人以为，这类事件，原本是企业责任，或者是地方官员责任。中南海竟大包大揽，令人疑窦丛生。如此做法，除了口中所念的＂社会稳定＂（实为政权稳定），对中共高层，究竟益处何在？要知道，以政代法，以党代商，集毁誉于一身，对当权者而言，风险极大。罔顾法律，公然废弃法治，更留下历史污迹。

莫非另有隐衷？正如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捕前所言：＂如果你们拿我开刀，我就把这个脓包挤破，我要向全世界报道问题。＂

原来，毒奶粉的始作俑者，不只是三鹿集团。如果受害人打起官司，层层追究责任，站到被告席上的，恐怕就不只是三鹿集团当家人，还有石家庄政府、河北当局，以至于，中共中央政府。中共高层的具体责任，极可能是：为了奥运会，亲自下令封锁毒奶粉丑闻，拖延之下，令更多婴儿毙命于摇篮。（毒奶粉丑闻，案发于奥运前，严重于奥运期间，全面见光，则是紧接在奥运之后。）

据此推断，田文华的命运，极可能是：被诱骗争取＂宽大＂和＂轻判＂，＂只讲自己，不讲领导＂；但随后就遭杀人灭口。

（12/30/08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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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封锁：
1)动态网www.dongtaiwang
2)无界网www.ultrareach.net
3)火凤凰http://heartyit.com/chinese.html
4)花园网www.gardennetwork.com
5)世界通www.gpass1.com

许志永: 呼吁政府善待毒奶粉受害者家长

1月1日23点20分接到结石患儿家长杨勇的电话，原计划1月2日下午组织结石患儿家长与媒体媒体见面会的赵连海先生被警方带走。随后我试图联系杨勇，但他的手机也关机。今天早上联系上杨勇，他们五人已经被控制在北京团河会议中心。另有20多位受害家长正在赶往原定会议地点，但聚会有可能不能举行。

由于结石患儿家长大都不满意赔偿方案，他们计划于1月2日下午一点集体与媒体见面，发出他们的呼声。但是见面会很可能无法举行，一些家长在本地受到压力不敢来北京，勇敢地来到北京的又随时可能被监控。

一些毒奶粉受害者有可能像地震死难中学生家长一样，逐渐在愤怒中成为所谓"敌对势力"，如果事态这样发展下去，真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我们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不要把这些无辜的受害者逼上绝路。

我们一直主张，司法主导解决毒奶粉受害者赔偿问题，如果司法不能主导，至少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主导企业和受害者之间协商解决。既然已经有十几位受害者来到了北京，请不要进一步伤害他们，这应该是一个谈判协商的机会，希望奶业协会以及政府部门抓住这个机会倾听他们的声音。

许志永 2009年1月2日

公盟评论：只有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的赔偿方案才是合理的方案

　　　　　　——关于＂结石宝宝＂赔偿问题的意见

　　　　　　　　　公盟评论 2008年12月31日

据报道，国家有关部门对＂三聚氰铵＂奶粉事件的整体赔付方案已作出部署，＂结石宝宝＂可获得企业赔偿和政府补偿。其中政府补偿标准是：＂结石宝宝＂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企业赔偿标准是：22家责任企业共拿出资金11亿多元，其中9亿多元用于患儿的一次性现金赔付，2亿元用于设立医疗赔偿基金，赔偿至患儿18岁前的后继诊疗费用。

至此，奶粉受害者家庭及社会各界的索赔努力终于取得阶段性进展。对此，我们稍感欣慰，也引起一些思考和意见。

一、责任企业和相关部门的态度转变是一种进步，值得鼓励。

应该说，近日媒体披露的赔偿方案是民间长期关注的毒奶粉赔偿问题所迈出的积极的第一步，虽经各方艰难努力，来之不易。

自9月中旬奶粉事件被曝光以来，对于受害者家庭和社会各界高度关心的受害者赔偿问题，责任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从最初的不置一词、置若罔闻，到今天政府与企业承诺共同赔偿并拿出初步方案。虽然姗姗来迟，但基本态度总算是有了一个转变，总算是给了广大受害者一个答复，也给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答复。

而且，我们看到，奶粉企业将出资成立医疗基金，以报销支付患儿的后继诊疗费用。虽然仍属医疗费用的补偿，离我们所主张的损害赔偿尚有距很远。但已经开启了解决后继问题的程序，走出了正确的方向，符合了民间社会的呼声和期待。

二、公益律师的艰苦努力和受害者家庭的依法维权推动了索赔进程，令人欣慰。

迄今的索赔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公民社会对于妥善解决社会问题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媒体的深入报道、公众的持续关注、律师的自发援助，无疑都起到了建设、推动和监督作用。正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得奶粉事件赔偿问题终于迈入理性轨道，而不再是以敏感、群体性、制度性等思维被＂稳定＂掉。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公益律师，自毒奶粉事件曝光伊始就自发组成了＂志愿律师团＂，他们为众多受害者家庭提供义务咨询，撰写简洁实用的《索赔指南》，回应疏导汹涌的索赔民意，理性引导并明确提出解决索赔问题的法治原则和法治轨道。即使受到各地司法行政部门的巨大压力和阻挠，公益律师们仍然坚持不懈地与公益机构及受害者家庭一起坚持开展工作，协助受害者家庭在各地进行起诉，开展了对赔偿方案的调查、研讨和论证工作，接收受害者家属委托并提出协商解决的赔偿建议，提起集体诉讼。此间，我们看到公益律师们提出的赔偿方案非常认真负责，兼顾专业性、客观性和可行性等原则。当前媒体公布的政府和企业赔偿方案，无疑已经认可、借鉴并体现出了律师们建议方案的一些创意。

在重大公共事件和公共利益面前，越来越多的公益律师开始涌现和积极参与，这种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态势，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鼓舞！

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家庭不愿意做沉默的羔羊，他们站了出来、站在一起，拿起法律的武器，讨还属于自己的公道。自9月中旬以来，受害者家庭依托授权律师，提出赔偿意见和建议方案，主动递交律师函，直至提起索赔诉讼，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

越来越多受害者家庭法律意识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增强，让我们看到希望！

三、排斥受害者和公民社会参与，单方面出台赔偿方案的做法有失公允，将使解决奶粉事件赔偿问题失败而终。

对于目前的赔偿方案框架，我们发现其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例如赔偿标准的问题，当前我们看到的赔偿标准显然太低。对于许多受害者家庭来说，三万元至二千元，远不够实际的直接花费，更不用说间接损失和遭受的身心创伤；医疗赔偿基金支付医疗费仅到患儿满18岁，也没有任何合理依据。而且，赔偿基金只是打算报销＂发生的医疗费＂，这也是不够的，对于未知后遗症所造成的身心伤害，也必须予以赔偿。

更为重要的是，赔偿方案，应该由受害者主张，受害者和责任企业以及其他相关方共同协商确定。而当前公布的赔偿方案形成方式，完全是政府和企业作为赔偿一方制定，并且是秘密而非公开制定的，这种程序不仅难以保证方案的合理性，也减损了受害者主张利益的权利，违背了平等自愿的法律原则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要求，是对受害者的权利剥夺和又一次伤害。

这些赔偿过程中的缺陷，完全可能导致问题并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人力和时间，也有损公民对政府和相关企业的信赖。更重要的是，它还对法律和道德形成一种极其负面的影响，而后续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可能深化，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

因此，我们认为，赔偿方案的制定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它不应该仅仅是政府和企业说了算，更需要民间各个相关方尤其是受害者家庭的参与。既然公民社会在前一阶段的不懈努力已经被证明是有开拓性的意义的和有远见的，那就更没有理由把公民社会排除在方案制定进程之外；既然奶粉事件的赔偿问题关乎到千千万万家庭、牵动千千万万人的心，那么就更应该集思广益，让受害者、律师、公益机构、相关协会、媒体、经销商等充分参与，共同调查、谈判、辩论，以最终形成公平合理、有操作性并被各方认可和接受的赔偿方案。

没有受害者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凭借公权力单方面制订推行赔偿方案的做法不是一种公允的做法，将使解决奶粉事件赔偿问题的努力失败而终。而这种失败不仅仅是受害者权益受损，更是我们处理问题方式的失败，也将是我们国家法治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败。

如果真的那样，我们失去的，还有未来。（作者：陆军、刘潇虎）

联系公盟，可以拨打：010-62111675，或：许志永13693399478

转自徐水良主编《网路文摘》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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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立即停止迫害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

2008年中国经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北京奥运、神七升空无疑塑造了一片强盛繁华的景象，中国还有雪灾、四川大地震、食物安全等等突显社会的流弊。一年将尽，当大家兴高采烈迎接新一年来临的同时，请不要遗忘中国仍有一群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未能开怀庆祝，他们有些更身陷囹圄，前路堪虞。其中，特别可以从以下的事件中看到，律师在执业方面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被侵犯言论自由及人权的状况。

一、律师因提供法律援助而受压

「西藏事件」及律师年检

2008年3月中发生「西藏事件」后，18名来自不同省市的律师包括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和江天勇在网上联署发表公开信，表示愿意为西藏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呼吁当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被捕藏民。发表呼吁信的律师当中，有12名是来自北京的律师，其余几名律师来自广东、山东、河南、江苏以及陕西等等。事情发生后，北京司法局和公安局为此事找过北京市的一些律师问话，表示西藏问题很敏感，警告他们不要插手西藏案件，否则要承担后果。

其后，5月底的时候，北京有10多个律师事务所，涉及500多位北京律师在年检上遇到困难，直至律师们一起发出网上公开声明表示抗议后，几天之内大部分律师获得通过年检，最后，滕彪还未获通过年检，而其它省市的一些维权律师也未能获得通过。

四川地震灾民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黎克特制八级大地震，因为“豆腐渣”楼房抵受不住地震的威力被震成瓦砾，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及财物损失。有在地震中丧失儿女的家长找四川的律师控告政府索偿，但当地律师因不愿与官府作对而拒绝接办，有家长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找维权律师帮助。据悉有北京律师及他们所属的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司法部门明确警告，指令他们不要代理与四川地震有关的“敏感案件”。当局诸多阻挠，更明目张胆地向律师施压，令他们不能履行其法律义务，灾民更是有冤无路诉。

毒奶粉事件

中国食物安全问题亦是今年全球的焦点议题。事源9月11日，甘肃省卫生厅首次披露省内59名婴儿肾功能不全，1人死亡，他们同是吃了“三鹿奶粉”，及后陆续发现全国婴儿患肾结石个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律师于9月13日表示愿意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两天后已有14省市31名律师报名参与，志愿律师团估计处理了逾400个法律咨询电话。河南省司法部门有官员，与该省部分参加了志愿律师团的律师和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进行谈话，明确要求这部分律师退出志愿律师团，律师团现已超过百名律师，当中有20至30名律师表示受到地方司法部门的压力，甚至被警告不要接办与毒奶粉有关的案件。甚至今天早上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三鹿集团前董事长田文华等4人，代表过百名受害人的律师许志永竟不准入庭旁听，律师及家人唯有在庭外示威，抗议法院违反《刑法》所保障他们应有的参与诉讼和了解真相的权利。

二、《律师法》37条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律师法》修订后，于2008年6月1日实施，虽然该法内容已有很大改进，但仍有部分条文会对律师执业带来威胁，如律师在法庭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可能会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而受到法律追究。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及西安维权律师张鉴康，在他们撰写有关律师法修订的评论文章中也特别指出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执业会构成威胁，他们亦有引用国际法及一些欧洲国家的法律指出很多地方的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免受刑责。

三、北京律师因支持北京律协直选受压

今年适逢是北京律师协会换届，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名北京律师联署发布了一篇《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他们依法向协会提出要求透过公平选举产生律协委员会的行动，旋即引起律协公开严厉斥责，指他们“私自串联”、“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发起人唐吉田律师更不获所任职的律师事务所续聘，另有最少3名律师的执业权利受到威胁，19位朝阳区律师被该区的司法局律管科召集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书面交待参与是次签名的动机。虽然面对很大压力，但后来却有更多律师加入支持要求北京律协直选。

四、知识分子因联署《零八宪章》被骚扰或拘留

在刚过去的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暨《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约300名的内地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一篇《零八宪章》，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希望中国政府改善国内人权、民主及法治状况的诉求。联署人士之一的北京著名作家刘晓波，在2008年12月8日被公安人员带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带走，至今仍未获释。另外一度拘禁北京宪政学者张祖桦和进行抄家，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被上海公安传唤约6小时。还有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西安维权律师张鉴康、广东维权律师唐荆陵等，因联署宪章而被公安人员骚扰或被无理带走问话，可见中国政府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及中国《宪法》。

五、其它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AT) 于今年［2008年］11月7日及10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审议中国第四次提交有关其履行《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状况报告及答辩合议。中国早于1998年成为《禁止酷刑公约》的签署国之一，20年后委员会指出中国在履行禁止酷刑公约的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有关辩护律师受到骚扰。委员会在报告中表示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与《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9条赋予检察机关权力以“伪证”为由拘捕律师，这些法律条文因而被检察机关用作威吓替其当事人案件搜集证据的辩护律师。

另外委员会亦特别关注维权人士及上访者受到骚扰和暴力对待的模式，以及律师受到骚扰的情况，如北京维权律师滕彪于3月2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人员强行带走问话，41小时后始获释回家，期间一直被戴上头套，不知道被带往甚么地方，被盘问有关他的文章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的情况。

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于2007年9月29日在办公室附近被十数名身份不明人士蒙头强行拉上车，被带到野一间地下室被人用电棒毒打，到凌晨一时左右被扔在小汤山荒郊野外，更被恐吓全家要离开北京。及后今年3月7日早上开车送七岁儿子上学途中，在东四环附近遭到警察开车猛撞，车后备箱几乎报废。

此外委员会极度点出骚扰律师及维权人士的手法包括不同形式的行政拘留，如“住所监视”、劳动教养及秘密地点拘禁。委员会就此建议中国政府有责任保障所有公民包括监察人权状况的人士，不应因他们参与人权工作而受到无理的恐吓或暴力对待。

今年10月23日获欧洲议会颁赠沙卡洛夫思想自由奖 (Sakharov Prize)的著名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一直关注艾滋病防治工作及维权活动，因发表五篇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及接受境外传媒采访，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今年4月3日被判刑三年半。胡佳 2007年12月27日在北京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国保带走，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今年1月30日被北京检察院正式逮捕，现囚于北京监狱，他的妻子曾金燕及一岁的女儿也被软禁在家中。

山东著名自学法律的“赤脚律师”陈光诚，2007年1月12日被法院维持原判，因“聚众扰乱交通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刑四年三个月，他在狱中受到暴力对待，妻子袁伟静亦因替丈夫争取权利而屡次遭到暴力对待，长期被软禁在家和严密监视。

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于2005年因三次发表公开信予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要求当局停止打压自由信仰者，始不断受到迫害，2006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之后高智晟一家一直被软禁，并不时传出高律师遭受酷刑虐待羞辱包括被电棍击打等消息，他的女儿亦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至今高律师及家人更仿如人间蒸发，与外界失去连系，情况令人担忧。

四川省维权律师王森，亦是工运领袖，致力维护农民和工人的利益。2000年12月四川达州青花钢铁总厂发生大规模工潮，王森因散发支持工运的传单和抗议书，翌年4月在杭州被逮捕，案件审讯一直闭门进行，2002年5月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森有期徒刑10年。王森患有糖尿病及视力衰退，狱中膳食大多是变坏了的面条或饭，身体状况日渐欠佳。家属多次为其申请保外就医却不获批准，探访时又屡遭阻挠。据悉，最近家属多次为王森送的厚衣服均被狱警无理没收，王森与家人通信的权利亦被剥夺。

正在狱中的广东法律维权人士郭飞雄，曾参与广东太石村等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2006年9月被拘捕，2007年11月被以“非法经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涉案是被捕之前五年出版的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郭飞雄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时陈述，遭到包括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逼供，狱中膳食大多已腐坏。2008年11月5日上午，北京律师莫少平和胡啸的受郭飞雄委托到广东梅州监狱，办理会面手续特别繁复，会面只能隔着玻璃，通过电话谈话，谈话内容被录音和监听，更有两名警察伴在郭飞雄身旁监督，明显违反中国现行的《律师法》中所规定︰“律师会见他的当事人，甚至在诉讼阶段都不被监听”。而郭飞雄和家人的会面同样是隔着玻璃透过电话通话，家人给郭飞雄写的书信亦被无理扣起，没法通信。郭飞雄妻子张青亦已有多月无法与他见面。

六、结语及呼吁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请大家继续关注国内无法无天的侵权个案，新一年我们祝愿中国停止迫害维权律师和人士，包括︰正在狱中被剥夺与家人和律师会面权利的广东法律维权人士郭飞雄、因探访京城黑监狱被无理殴打的许志永、被软禁监视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等等。我们敦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履行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第十条及《律师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支持会员依法执业，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1. 废除损害律师独立执业的相关法律条文

2. 尽快依法展开公平公正的审讯，严惩违法的企业和部门

3. 停止向协助三鹿毒奶粉受害者的志愿律师团施压，给苦主应得的赔偿

4. 立即释放刘晓波和停止骚扰其它联署《零八宪章》的维权律师及人士

5. 公开交待处境不明朗的人士的现况

6. 停止迫害和进行侵权的行为

7. 调查对律师受到攻击的事件，依法向攻击者提出检控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2008年12月31日

转自徐水良主编《网路文摘》—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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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中国维权动态》总第80期

更新时间：2008-12-31 0:31:26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zgwq/200812/20081231003126_12757.html
网站：http://crd-net.org 信箱: crdnetwork@gmail.com

推动人权保护、协助民间维权

中国维权动态
周刊（2008年12月22日-12月28日）总第80期

【编者按】在零八宪章问世后的第三周，当局依然羁押刘晓波博士，并且拒不将"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依法告知刘霞女士；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骚扰和打压零八宪章联署人，如在本期动态中提到的余杰、刘正有、郭永丰，以及北京的浦志强、俞梅荪等人；26号深夜，他们第二次传唤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张祖桦先生，发出要加大政治迫害力度的威胁；28号，各大搜索引擎全面屏蔽了关于零八宪章的消息。

然而，也正是在《零八宪章》问世后的第三周，用实名签署宪章的人数已经直逼7000；贵州的人权捍卫者们聚集贵阳河滨公园，共同温习《零八宪章》；网友们继续通过电子邮件、QQ群传播破网软件和《零八宪章》；宪章首批联署人则在28日刘晓波博士53岁生日纪念日当天，通过发送短信、打去电话和登门看望，向刘霞女士表示对晓波生日的祝贺。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应运而生的《零八宪章》，将会在破晓而来的新的一年及今后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愈来愈深远的影响力。

本期目录

一、言论与出版自由

1、法天下网开通一天后再遭关闭
2、唐山中学学生因发帖被开除
3、余杰因参与签署《零八宪章》被国保问话
4、维权人士刘正有因为签署《零八宪章》而被警告
5、宪政学者张祖桦被警方传唤三小时
6、郭永丰被深圳警方威胁离开深圳
7、各大搜索引擎均屏蔽有关《零八宪章》的消息

二、宗教信仰自由

1、安徽一家庭教会被查封
2、河南虞城地下教会领袖在平安夜被捕

三、选举权

1、西安大居安村民抗议选举舞弊

四、非法传唤、羁押、判刑、监禁

1、中国家庭教会负责人张明选牧师失踪
2、郭泉被控 "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五、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1、湖南郴州官员野蛮殴打无辜村民

六、住房权、强迫征地拆迁

1、保定出动三千人强征农田打伤农民
2、西安齐王村村民坚决抵制"城中村改造"
3、江苏东台强拆桥梁引发冲突
4、湖北郧西强行征收村民土地

七、罢工和劳工权益

1、东莞工人维权代表追讨欠薪被关押
2、上海台资厂上千工人静坐两天讨薪
3、东莞祥成鞋厂工人堵路追讨欠薪
4、山东临沂真情集团近千名职工市政府请愿
5、哈尔滨冬季运动会场馆建筑工人工资被拖欠

八、公民行动与公民维权

1、贵州人权捍卫者集体学习《零八宪章》
2、湖北潜江村民市委市政府门前讨地权
3、武汉多位访民要求政法委制止非法拘押行为

九、政策、法令与法规

1、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枪下留人" 下级法院暂停执行死刑应立即报最高法审批
2、都匀警方推出"110接出警同步"措施 最大限度缩短出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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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是民间非政治性维权志愿者的国际联网，旨在中国推动人权保护、协助民间维权，通过非暴力和法制的途径，监督政府落实其人权承诺，追究侵权责任，为受害者寻求司法和社会救助。"维权网"提供热线咨询、信息发布、培训、小型资助、研究助理等服务项目。

黄章晋：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0811271356829/

（错别字修改版）


　　前几天，一位朋友的MSN换了新签名档：“〇八宪章是政改宣言还是反政府宣言，你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这个签名档说的政府的两种选择，如果是在越南，那倒真存在两种可能，而在中国，前一种则绝无可能。理由很简单，115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诞生了一个毛泽东，他给后辈带来了一大堆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的历史包袱。而在越南，未曾有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这类导致执政党道德破产的罪恶，兼其以民族独立解放最大功臣面目出现，固其即便曾有千般路线曲折错误，所以，一旦废止农业集体化体制，可以一步到位土地私有化，一旦到了非需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则可直接从执政党中分化出反对党，没有什么自打耳光和自己拆掉自己道德合法性的问题。越南可以考虑宪章而中国不能，恰如邓小平可以改革毛泽东的错，而金正日不能去改革老爹的错一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实在是各自历史罪恶多寡的前定。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他留给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包袱，倒要轻得多，譬如，如果毛泽东是个斯大林的翻版，即便不谈执政党面临的巨大负面历史遗产——赫鲁晓夫的全面非斯大林化只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外在道德形象并未对内造成这个政权的道德破产，仅就今天的老百姓而言，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观念鸿沟，因为今天无论你认为毛的罪恶有多大，你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怀念毛的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近些年来随着官僚集团以改革之名压榨掠夺百姓越来越疯狂，怀念毛的人越来越多。这与相对国际低位远不如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恰好相反，中国今日无论国民财富还是相对国际地位，远高于毛的时代，但人民的不满和怀念显然是在不断增加的。

　　因为毛身上具有历史上所有暴君的一切特点，但同时又具备与其身份极为不符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中，对行政官僚体制和知识精英强烈的本能厌恶，恰恰非常符合今日中国普通百姓从自己生活中的来的感受。毛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被很多人解释为一种理想主义和诗人的浪漫气质，其实，不要说一个打天下的帝王，毛泽东的战友们也都可以被称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至于诗人和浪漫气质，与其建国和社会理想完全是两回事。

　　毛承认，早年受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才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则完全是两回事，列宁身上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但等到毛可以完全放手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改造中国社会时，他的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显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底色，这个蓝图的描绘，是毛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后来的“五七指示”。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当然，如果你从“原生态”这个价值出发，也可以认为，社会分工是对人的异化和退步。

　　毛的这种世界观，在同类政权里，其实只有一个波尔布特与之相同，而在他的同志中，也只有一个张春桥是其知音——如果张春桥不是故意投其所好的话——我相信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没有张春桥本人的心有灵犀，再投机也写不出来，而张春桥个人的品格，又实在比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所以，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之所以毛真正的同志如此之少，实在是因为这种理想太过匪夷所思之故，只有追求玉石俱焚的恐怖分子才会有这种非现实感的气质。疯狂如列宁以及那些被斯大林消灭的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虽与毛气质相近，但也曾在现实面前逐渐退缩过，譬如列宁曾被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搞过“新经济政策”。

　　至于残暴的斯大林，从他和毛关心研究过的几个分工和待遇细节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毛临死前一两年，一位在农村基层当小干部的毛的知音，因为条件好的村和条件不好的村，存在付出同样劳动但收获不一样多的问题，困惑于如何分配才算公平，遂发信给毛请教，毛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当然，是典型的五七指示式的思维。而斯大林则在发现工厂里普通工人和工程师收入相当时，给出这样的命令：仅就一个人要成为工程师，付出的学习成本和学习时间要远远大于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而言，如果两者待遇相当，则这个国家最终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所以，绝对不能搞所谓的平等主义，一定要大幅拉开收入距离。

　　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关心工农业生产的数量，但两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斯大林取得了远远大于毛泽东的成就，当然，斯大林比毛更关注这个国家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而毛更关注这个国家“被改造过的人”的数量和“质量”，两人种种根本差异造成的结果是，斯大林留给后人一个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而毛泽东除了用蒋介石培养的人才造出了两弹一星外——中国政府始终不提苏联为此做出的巨大帮助，对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智力的摧毁，却是两三代人都无法弥补的。直到今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不是蒋介石时代培养的，就是在国外成长的，中国大陆培养的人才依然看不到有获奖可能。

　　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是看到了斯大林时代惊人的物质生产能力飞跃，然而，他的反感专业分工的本能，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得与斯大林媲美的成绩。苏联的工业品，自来以“傻大黑粗”闻名于世，但饶是这样的师傅，都无法忍受中国徒弟的粗放随意，中苏蜜月时，援华专家们不断抱怨，苏联人的生产流程规章制度和质量控制标准，被中国徒弟肆意修改，他们无法理解在出现大规模次品报废品时，徒弟们依然笑咪咪地坚持自己的“土洋结合”和“工人群众参与管理”，因为“绝不迷信专家”的精神源头，在毛泽东那里。

　　苏联人有个科学管理的“马钢宪法”，毛就一定要将之最大可能的山寨化，弄出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非为毛的民族自尊心使然，而是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本能使然。今人很难想象，中国这个以深耕细作闻名的农耕民族，竟然在做事的马虎粗糙程度上远远超过一贯以粗野随意著名于世的苏俄。

　　甚至连大饥荒，苏联中国都如此不同——尽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的制度，但是，苏联的三次大饥荒，之前从来不曾有过中国这么多让人泪流满面的笑柄，它不会有亩产万斤，不会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会有土高炉全民大炼钢铁。斯大林说过许多可笑的话，但从来说不出“让钢铁元帅升帐”这样的话来。

　　虽然，就其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和消灭自己同志以及消灭民族精英而言，斯大林不但比例上远远超过毛，甚至在一个人口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在这一成绩的绝对数量上也超过了毛，当然，有斯大林作恶在先让后来者引以为戒的原因，也有可供毛泽东消灭的中国精英的数量本身就不多的原因，总之，斯大林作为暴君的名声，远远超过了毛。不过，就国家发展的逻辑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与斯大林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因为斯大林和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低人权制度的基础上的，由于斯大林同志对低人权制度落实得更果断彻底，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

　　在这里顺带说一句，某些经济学家坚称，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独步全球，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尽管斯大林创造了如此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然而苏联人民并不领情，显然，今天仅仅用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对多数相对贫穷感和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的老百姓来说，让他们对今天满意实在是非常勉强的。而被我党教育成听到民主自由就认为是西方肢解祖国的阴谋，以及认为自由民主就是造成今天一切不公平的老百姓来说，对今天的不满，能想到的好，自然就是怀念毛。

　　老百姓对毛的怀念，倒绝非认同毛的反对人类分工，而是认同毛对行政官僚体制的反对和对特权的反对。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分工的人，自然本能地反对一切行政官僚体系，哪怕是他本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毛在发动消灭政敌的大清洗时，采用了罕见的鼓动老百姓反对政府的方式，仅就消灭刘少奇团伙这个目的而言，毛完全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而不必采取鼓动造反派将整个官僚机器推倒，换个革委会这种更山寨的模式重建。发动文革，如果被解释为仅仅是一次消灭政敌的活动，鼓动夺权的行为和重组政府的行为就实在难以解释了。顺带说一句，假使刘少奇在毛的位置，当然他也会发动对自己同志的大清洗，但肯定是斯大林式而非毛氏，从其领导的“四清”运动就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国家大清洗的正规版本，都是斯大林式，只有毛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搞摧毁自己政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并非毛的独创，“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毛的创造，仅仅在于将斯大林的“文化革命”四个字中加了一个“大”字。但两者却有本质区别，斯大林的“文革”算得上是名符其实，而毛泽东的“文革”则是大清洗、社会组织改造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混合。仅就“文化革命”这部分而言，中国的“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氏反人类社会分工理想版，除了京剧形式大有创新外，几乎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智慧的结晶，皆在反对和消灭之列，而苏联版本，则是一场人类文化智慧结晶的消毒和普及运动，即除了将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消灭掉外，还有大规模官方宣传运动，要求老百姓普及掌握消毒检验过的本国和西方国家文明智慧的结晶，譬如全民要学习欣赏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才有资格欣赏的芭蕾舞等艺术，培养爱好读书下棋的习惯，报纸会隔三岔五会出一些自然常识题目，提醒文明的苏联公民需要知道哪些知识。之所以，中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两者都存在批判和消灭，但中国除了反智而别无其他，本质上在于，毛的理想社会蓝图，原本就是反智的，智慧和知识乃是实现这种无分工差别社会理想的天敌。

　　我相信，如果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如此严峻的外在威胁，毛的革命军队，不但是没有军衔制的军队，甚至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军服的军队，或者反过来，由于军服识别性的继续退化，同时国民着装的日益军服化，两者最终会没有差别。这与今天中国社会日益的军服化刚好相反，中国今天大街上类似武装部队制服的比例也许全球第一（朝鲜等国除外），本质上更接近拥有同样特征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它是暴力机器和拟暴力机器泛滥的象征，而毛时代的全国兵民不分，则是社会完全山寨化的表征。当然，如果毛竟然真的活到今天，如果没有那几颗能保证与来犯之敌同归于尽的原子弹，他的革命军队可能连今天越南军队的入侵也无法抵挡，因为他的社会改造虽然远未成功，但效果却如此显著，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一口气又拉大到了八国联军入侵时清军与联军的程度——当时，中国连质量可靠的歼６战斗机都无法保持像样的规模——当然停在机场上的战斗机确实数量巨大。

　　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干下的坏事严重到后人根本不敢公开毛时代的真相，所以，当他建立的政权越来越像他当年推翻的政权时——这实在是个历史的必然——他用来描述他推翻的政权的一切形容词，掸掸土，用在描述今天的社会，并无不妥之处，不幸的是，今天官方的一切文字依然采用这种方式描述被毛推翻的政权，同时极力美化毛的时代，那些被生活挤压日益的绝望的人群，理所当然地要怀念毛。

　　毛反对并时刻警惕严格的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以及附丽于这个系统的特权，实在是深合今日被特权阶层疯狂压榨的中国百姓的刻骨感受，虽然你可以说，毛本人就是个最大的特权享受者，但如果你将之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的代价，并非算得上特别巨大的恶，也并非不可解释。更何况，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个人生活与其执政效果而言，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考评标准。否则，真正完全按照毛的理想改造自己国家的波尔布特——这个消灭本国人口效率世界第一的人，实在算得上一个罕见的好领袖了。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 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如果，你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是举办奥运会后10左右就垮台来安慰自己，或许你可为自己的人生总算避免了太过绝望的情形：与党一起慢慢变老，但是，毛留下的历史遗产，使你压根看不到渐进转型的可能——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羡慕越南人民，

　　然而，你很难说，这样的感到痛苦的人民，不在内心的压抑和仇恨中弥漫着来一场文革式的大民主，来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当然，你可以说那短暂的全面造反只是奉旨造反，但它的表现，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因为在许多绝望的心灵里，已经不相信今天的官僚机构是实现公正诉求的工具和途径，杨佳手刃六警，一边倒的同情，其实是老百姓对自力救济行为的肯定，也是某一天无政府主义狂欢突然发作的土壤。

　　而毛的文革式“大民主”，留给今天执政党官僚集团的恐惧印象如此深刻，使可能他们是世界上最恐惧“动乱”的一个官僚集团，不但他们惧怕，即便那些家里小有坛坛罐罐的老百姓，只要还有一点点苟安的可能，也会本能地恐惧“动乱”，哪怕只是〇八宪章签名这种形式可能带来的“动乱”。我不认为，这些普通人的恐惧是中国人特有的犬儒，而是只有中国经历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恐惧。

　　可惜的是，〇八宪章的形式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将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官僚特权的压榨，用最浅白直接的文字放在优先表述的位置。相反，如果毛派——虽然他们每年都要老上一岁，但如果他们也用类似宣言征集签名——他们的主张天然不可能采用宪章这种形式，则完全可能因为将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的东西置于最优先的位置，而获得更多签名。

　　32年前死去的毛泽东，注定了我这位朋友MSN上的签名只是虚张声势，死去多年的毛，是如此令今天的执政者难堪尴尬，甚至，陈列他尸体的纪念堂，那些内心里未必不对他诅咒千万遍的执政者，还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去瞻仰一下，就好比当上首相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从来不曾去过靖国神社，但当了首相之后，还得硬着头皮一次次去。

　　在这个毛生日的这一天，突然临时起兴想写写毛，其实是因为，我前天才知道长沙的橘子洲头，当真在修建一个巨大的毛的塑像，而且，这个毛在诗词中提到过的小小沙洲，除了与毛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被删除，大规模的会所之类正在与毛的塑像同步修建中，主办者宣称，要把橘子洲变成中国的达沃斯！如果不是被毛诅咒过，没有其他理由会使这些疯狂的家伙变得如此愚蠢，我很难描述知道家乡出现如此变故的心情，也许只有一句话合适：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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