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 经济学谬论七例

［推荐］这是国内学者发表于《中新网》的文章，值得一读，特推荐。
　　　　　　　　　　　　——网路文摘编者2009-1-14


1．“先富带动后富”论。

“先富带动后富”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决策者们的一个理论，意思是：为了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的动机无可指责。允许收入有差别，是为了打破分配方面长期实行的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建立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以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所以，用意是完全没有错的。

可问题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结果会出现吗？不会！因为无论从先富者的主观动机讲，还是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效果看，先富都不可能带动后富，先富者只会百般地压制尚未富者，使其不仅不会成为后富者，还会成为更不富者。

这个问题其实学者们早就有论述，比如韦伯斯特就曾经说过：“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态度多半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自己所在集团的领导者去支配资源。如果一个社会中某些人已达到了富足，那么他们就会力图通过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行动去保持对其他人的相对优势，这就会妨碍其他人的发展与升迁。优势者将变为一个利益集团，即一个社会阶级或者阶层。所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应当考察现在或过去的殖民者阶层，看看他们为保持自己的优势曾经支配或正在支配什么资源。因为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考察这种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集团维护他们在国内外利益的结果，这一点很关键。”（[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5页。）

就中国的情况看，人们之所以宣扬“先富会带动后富”，一开始是出于某种善良但实则又很天真的愿望，后来就夹杂进了功利目的：要尚未富者安于不富，然后听凭先富者的摆布。

所以，“先富带动后富”论可以休矣！先富者凭什么要去“带动”后富者？而后富者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先富者来“带动”自己？国际歌怎么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请注意接下来这句——“全靠我们自己”！所以，先富者不要有什么负担，尽管去富你的，你没有什么义务去带动后富者。后富者也不要太天真，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奢望有一天“先富”们会来“带动”自己——那样你就中计了。富者宁有种乎！？未富者要起而奋之，去冲撞，去撕咬，去拼抢，图强进取，取什么？取先富者，尔后代之！否则就只能是天天盼，年年想，想着盼着“先富”来帮，到头来才知是春梦一场。


2．“通过改革建立市场”、“通过市场解决一切问题”论。

中国“市场拜物教”教主吴敬琏最近又是讲话，又是发文章，对中国现状发表不满，对解决问题提出看法。

吴敬琏的不满集中在目前改革“不到位”，因而“真正的市场经济”老是建立不起来，从而导致了许多问题，如腐败、垄断等等。怎么办？他认为，要想改变这一切，把消极现象尽可能地杜绝，唯一的办法还是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比如，关于腐败，吴敬琏讲道：“腐败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的腐败；有人说不是。在我看来就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而是改革没有到位，或者是改革遭到了扭曲。”；关于当前的“体制性障碍”吴敬琏写道：（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结论是：政府应该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并最终成为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但吴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些，有障碍，也有阻力。确实是这样，吴本人倡导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许多年，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他所说的那样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不仅一直没有得以建立，现实反而离这样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还越来越远。不仅如此，吴本人甚至因此还一度受到“特务门”的困扰。

从吴近来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充满痛苦，充满焦虑，也充满无奈。他对自已提出的那些东西到底能否实现其实心里没有底，所以说话底气不足，口气不硬。

吴敬琏的这种心境自有来由，不过这来由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所以他感到迷茫。那么，“吴氏困惑”到底何来呢？这疑惑其实来自对他所谓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真正建立缺乏信心，对前景的不确定。这种对所期盼的结果的出现信心不足和对未来的忧虑就想摆脱不掉的梦魇一样，撕裂着吴敬琏的信念、情感，甚至人格。

消除“吴氏困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在中国通过改革能否真正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么，在中国，至少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中，通过改革到底能否真正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改革还是一项领导集团的自觉行动，是统治者的一种“治理行为”，是一种人为的行为。只要改革还是这样的一场由人发起，由人规定，由人控制，由人安排，由人操纵的“工作”，是一种靠权力强行推行的“强迫”行为而不是一场自发的社会运动，改革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有效，但也有限。试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有人预先计划好、其整个发展进程都是由人操控着进行的吗？如果是，它们会是实际产生的这样的结果吗？NO! NO! NO! 绝对NO！！！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如果不是一种导致其发生的社会条件都已基本具备的、水到渠成的自然现象，它就不会成为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而只是一次有着某种潜在目标的“运动假象”。

所以，在中国，始终总有一个超现实的力量在安排和支配着一切，这个力量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是如此的强大，如此地不可撼动，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任何违背它的意志的一切障碍击为齑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任何社会运动都不可能按其自身规律自由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不折不扣地实现自身的目标。没有自由，就没有真实；没有自由，就没有彻底；没有自由，就没有不扭曲。

吴敬琏的想法是好的，但他的想法是天真的，比如他对限制政府权力的设计，就像指望同一个人用自己的右手砍掉自己的左手一样，简直有些荒唐。另外，什么“好市场”“坏市场”，其实，只要还是靠权力来建立市场，并且这个“市场”建立起来之后还完全由一个工具性政府按照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的需要在进行着“调控”，就不可能有市场！问题就这么简单。这样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难怪吴敬琏们会郁闷。

3．“贫困者实际是待富者”论。

厉以宁最近发表了一通言论，意思是说，中国目前相对贫困的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贫困者，而是“待富者”。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在为实际上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辩解。

厉的这个推论原型实际上出自凯恩斯。凯恩斯曾经说过，“从长远看，我们都得死。”凯恩斯当时是用这个话来挖苦那些老是用终极结果来否定现在的选择，用绝对真理来推翻相对真理，用未来的合理性来慰藉现实的不合理性的“否定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这些人只知道批评，一味说风凉话，而又拿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这样的人，说起来头头是道，面对不合理的现实则一筹莫展，终日沉醉于“一切最终会好起来”的自我安慰中。凯恩斯的意思很明确：不管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现在都不应该把无所事事的两手抱在胸前，而是应该干点什么。凯恩斯的出发点是积极的。

厉以宁的说法有两个用意：一是用最终会有的合理结局来为不合理的现实状况辩解，竭力给不合理的现实罩上逻辑合理性的外衣，给这样的现实贴上“客观必然性”的标签；二是麻醉那些现实生活中处境悲惨的人，要他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从而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在厉看来，从宏观上看，从长远看，人类社会“最终”会是绝对平等的，没有贫富、贵贱、尊卑的差别。厉告诫人们要把眼光放长远，眼下哪怕是再不平等，基尼系数再高，财富最终会均等。按照厉的逻辑，最终大家都要死，所以，有伤不用治，有病别去医。不要闹腾，不要折腾。别急，急也没用，耐心等待吧，别人有了的最终你也会有！厉以宁的意思也很明确：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等着吧，除此之外，任何想要改变现状的行为都是于事无补的，结果必然是欲速达而终将不达。厉以宁的出发点是消极的。

“待富者”这个说法新颖而高明，可惜它没有说明这个“待”要“待”多久，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贫富差距越“待”反而越大，多数人为什么越“待”越不富！厉以宁的说法之所以大家不赞同，关键就在于他把活人看成了死人。

4．“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论。　　

张维迎前不久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自己觉得改革从整体来讲，中国所有的人、全体都是受益的。如果和改革开放前比较一下，我不知道哪一个阶层真的受到损害。”

张维迎不愧是接受过正宗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教育的人，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标准、规范的帕累托优化推论。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张是在为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辩护，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辩护，为权力的越来越专横辩护，为“500个家庭控制中国”辩护，为民生的日渐不堪辩护，……。但很明显，张是在为改革开放辩护。其实张是多此一举，天不辩自高，地不辩自厚，山不辩自大，水不辩自流。真正好的东西，何须一辩。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人人有目共睹，无需多谈。但改革开放有没有缺点？如果有，许不许人们谈论、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情绪化”，这不是学者的态度。在改革开放启动时，决策者就已经说过，很多东西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表明决策层已经预见到在未来的改革开放中会有失误，会走弯路，所以，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出一些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值得奇怪的倒是有人明知改革开放有失误却不愿意别人说，以美遮丑。

张维迎用了很多进步与改善，特别是政治、社会方面的进步与改善，来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来证明在改革开放中“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这当然无可厚非。可张的论证方式和观点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是否所有人都受了益，就证明一切都是合理的？封建时代，每一个新王朝初开之时都要大赦天下，改善民生，当此之时，“所有人都是受益者”，但封建王朝就是封建王朝。它使“所有人”都受了“益”这一事实，丝毫不能减弱其封建性。二是，尽管所有人都多少有所收益，但丝毫不能忽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人们由于认为自己实际得到的小于自己应该得到的而产生的被剥夺的心理认知。在绝大多是情况下，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其实都是出自于这种“相对剥夺感”。由于人的欲望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满足的，一个社会当然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相对剥夺感”。不过，在一个社会体中，如果这样的“相对剥夺感”不仅存在于少数心智不健全的人群中，而且在大多数智力正常、心理健康的人群中也开始产生，并日益滋长，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社会在平等方面无论是实际上还是认同上都出现了危机。目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对改革的质疑，实际上是属于这种情况。实事求是地讲，就实际情况看，人们对改革进行反思，对某些方面发出质疑，是在所难免、合情合理的。人类的一切言行，都逃脱不了两个法庭的审判：一个是理性的法庭，一个是道德的法庭。真正能使所有人都受益的观念和行为，最终都能通过这样的审判。所以，凡代表真理和正义的，都不用心虚！

5．“民众需求饱和”论。

前不久樊纲在深圳一次会议上就金融危机中一些政府给民众发放购物补贴一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说是发放购物补贴实际上对刺激消费于事无补，因为你给他发多少，他就会留下多少，并没有多买。“他用你发的消费券去购物了，然后就把原先准备用于购物的钱存起来了。实际消费并没有增加。”

樊纲的结论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樊的观点有几个潜在意思，这几个潜在意思细细想来却荒谬至极。

首先，按樊的说法，老百姓的钱包似乎已经满了，涨得再也装不进什么了，装进多少就会溢出多少；其次，按樊的说法，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似乎也已经完全满足了，根本用不着增加，新增的购买能力用不着因此也不会进入实际消费，只会进入储蓄；再次，储蓄与消费无关。

前两点不用驳了，其荒谬程度与“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相当，只要平时对市民社会稍有接触的人都会对之嗤之以鼻。关于第三点，随便翻开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会知道，储蓄最终是会转化为投资的（不然银行怎么活），投资当然是消费，因此，储蓄增加最终必然带来消费扩大。

6．“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论。

“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这是赵晓最近的一个说法。赵晓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原因就是两台发动机比别人强，一台就是以出口为主的加工制造业，另外一台非常重要的发动机就是房地产。“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化建设投资增长很快，去年11.4%的经济增长里面投资的贡献就是4.3个百分点，这跟房地产有关。” 赵还认为，“大量保障性住房的入市会对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更大的冲击，更多的房地产企业可能因此破产。”“从长远看，这是砸市，不是来救市的。”　　

赵的话大致有这样几个意思，其一，没有房地产的增长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二，没有房地产业就不会有中国的城市化；其三，没有房地产商中国老百姓就没有房子住。　　

其实不是这样。　　

首先，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曾经确实起过拉动作用，但是，就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只是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要想靠它来持续、长久地拉动是不可能的。即使房地产业不遭受意外打击，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也会呈边际递减态势。就中国的情况看，靠传统方式拉动经济的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了，资源不允许，环境不允许，需求也有了很大变化。所以要转变增长方式。上帝是这样做事的：要使其灭亡，先使其疯狂。中国的房地产商一个时期之所以不顾死活地疯狂扩张，就是建立在“人总要住房子”，“而中国有十三亿人”，“所以中国的住房需求实际上可以说是无限大的”这样的判断上。这样的判断使房产商们无比亢奋，于是他们便放开了开发，敞开了修。这样的判断其实是原始的，也是粗俗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住房需求看似缺乏弹性——“人总要住房子”，而实际上弹性又很大——一平米也是住，一万平米也是住。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应该把需求预期建立在多大的人均面积上呢？这样的问题恐怕绝大多数房产商要么没有想过，要么即使想过，也是比照着美国人的居住情况在考虑。　　

一些人老是抱怨老百姓不买房子，好像大家是把钱揣在兜里，故意不买。其实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买房，实在是买不起，哪怕房价再降一半也买不起。就目前的房价水平，很多人首付都困难。所以，实事求是地讲，他们并不是不“爱国”，实在是因为钱不够！　　

其次，“没有房地产业就不会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房地产商中国老百姓就没有房子住”。是这样吗？这样的结果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产生：一是没有政府；二是有政府，但政府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赵晓的预言是危言耸听，因为一方面，目前还看不到政府消亡的可能，所以，这样的假设就像“如果一旦没有空气┅┅”这样的假设一样可笑。另一方面，目前的政府尽管很多时候与房地产商一个鼻孔出气，但毕竟这还不是房地产商豢养的政府，所以还不至于和房产商沆瀣一气，联起手来坑害老百姓，对住不起房的人完全撒手不管。杜甫一个封建小官僚都还有那种“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何况我们这个门脸儿上还挂着“人民政府”招牌的政府呢。　　

7．“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论。　　

2008年末，许小年在一次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和探寻未来出路的演讲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许的意思是，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政府不应该是主角，政府行为也不应该是主要手段，而应该寄希望于“邓小平理论”，即：“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很显然，在许这里，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政府见鬼去！　　

无需调查就可以肯定，许小年这样的议论在中国肯定会很得民心，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政府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其表现都非常糟糕，不仅非常糟糕，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混蛋政府。改革开放之前不说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都是这个政府干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又怎么样呢？千方百计地与民争利；只顾自己挥霍，不顾人民死活；借口改革对人民疯狂压榨，拼命盘剥；与一些无耻之徒勾结起来毫无人性地坑害百姓┅┅这时的政府可以是各种各样角色：打手、保镖、狗腿子、奴才、收账公司、拍卖行、董事会、帮派组织……，但就是不好说它是在为人民服务。所以，骂政府老百姓会欢迎。　　

不过，中国这样的政府并不是政府的普遍现象，而只是政府的变态现象，这种现象是非常罕见的，甚至可以说，今后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如此冷僻的个案不能用来作为分析问题的依据。　　

其实正常的政府与政府行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对社会正常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就经济领域来说，市场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缺乏整体计划和宏观思考、以及没有全面而长远的通盘考虑而导致的无政府局面，是市场经济的致命弱点。在市场经济下，“一窝蜂”现象无法避免，而正是这种“一窝蜂”行为方式造成了市场经济无法消除的危机。市场就像一个聚集着许多人的大剧场，突然有一个人从某一个门出去拣到一块金子，立即就引发了成千上万人朝这个门拥出，人们争先恐后，互相踩踏，最后是血流成河，尸骨横陈，当然，这其中也有人确实拣到了金子。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情形。现实的例子就是前一段中国的房地产业，较早的例子是中国的家电业,稍后一些的例子是中国的网络热，接下来在中国很可能是金融业，看看眼下，各式各样的银行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你就会感到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拿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来说，市场状况下人们经济行为的无计划、无政府才是其真正原因。有利可图的行业（如房地产业）导致了投资不顾死活地疯狂涌入，从而导致了该行业非理性地极度扩张，而银行信贷造成了人们支付能力的虚高，这种虚高的支付现象反过来又使得投资更加疯狂。这种情况使得谁也不知道供给与需求的真实状况，结果呢，必然是支付危机和供给过剩。人们一旦猛醒，马上就发现商品堆积如山，但自己不仅已经囊空如也，而且还债台高筑。以前是供给，供给，拼命地增加！现在是需求，需求，千方百计地扩大需求！只有把眼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商品变现，才谈得上如许小年所所说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而扩大需求，不靠政府又靠谁呢？有些工具只有政府才可能用好，比如利率；有些行为只能是政府行为，比如通过使用非常规的方式提高居民的需求支付能力来扩大有效需求。所以，政府既然还存在，就说明它还有某种必然性与合理性，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否定政府的作用。当然，我们说的政府，是真正是“政府”的政府，也就是说是“好”政府，而不是假政府，坏政府。

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即使是单一的一个国家，要想完全把握并控制经济的整体运行也很困难了，因为这时的一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所以，仅仅了解和调控本国经济已经远远不够了，照理说还必须了解和调控世界经济，而了解世界经济理论上还有可能，但调控世界经济，谁有那样的本事！比如美元，不仅美国国内有，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并且美元的国际保有量比美国国内的保有量还大得多，格林斯潘可以使用种种手段来控制美国国内的美元流量通，但他能够像控制并支配美国国内的美元活动一样地控制并支配中国人或日本人手中美元的活动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规定和调整美元利率，就不像许小年所说的那样简单。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的实际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个整体，但又被国家这种和人类相伴已久、但却没有同人类一起进化的政治怪兽野蛮地撕成若干小块，从而使本来含义非常简单、从事起来也很轻松的经济活动，变得暧昧而复杂的情况下，很多经济关系实际上是测不准的，因而经济计划也只能是模糊的，所谓模糊，就是只有大致目标，但没有细节，因为规定不了细节。　　

所以，我要说的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还是多想想解决问题的实实在在的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谈怎样解决问题，不要把话题扯远，更不应该像一些人那样哗众取宠、小题大做：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它与经济危机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其实金融业长期以来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一方面搅浑水，一方面自我膨胀，早就该受到惩罚！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业就体积来说，缩小一半也不嫌多。美国有事了，有些蠢人就叫嚷着市场经济不行了，还祭出了早已为人所不齿的计划经济的亡魂，真是可笑至极！稍明白一些的人则扯上了凯恩斯与哈耶克，不揣冒昧地讲，仅此一次金融危机，真的就能分出凯恩斯和哈耶克谁胜谁负来吗？不同的主义，各有其展示能耐和作用的场景。许小年扬市场而抑政府，看来是站在哈耶克一边的。即便如此，话还是要说清楚，历史其实并不偏袒某一方，政府与市场都有失效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固然有其限度，政府也固然有其限度，但它们毕竟很有效过，哪怕只有过一次。有第一次就可以有第二次。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谁会料到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后马上又来了另一次世界大战呢？克鲁格曼当然也有说说错话的权力，不然他还怎么活！　　

（网路文摘—4190，转自中新网，原文网址：http://bbs.chinanews.com.cn/thread-717095-1-1.html）

万延海：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

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


马振川局长、先生：

我叫万延海，北京市民，在民间组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今天下午，2009年1月11日，在志愿者的陪同下，我访问了北京大兴一个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探访一名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发病的妇女。我们到达她家里的时候，她骨瘦如柴，非常痛苦地躺在床上，并询问我们如何可以戒毒和治疗艾滋病。我们答应第二天带她去医院看病。

不幸的是，今天晚上，传来消息，这个妇女已经去世。我对我们没有及时帮助这个妇女感到内疚。这是我们一周之内听到的第二个死去的新疆维吾尔族妇女。

我不仅为这个妇女感到难过，也为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很好对待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民感到不解。这个妇女死在并不缺医少药的北京城里，死亡的时候却并无医学照顾，我国政府提供给贫困艾滋病感染者的免费医疗政策并不覆盖这些流浪在我国各大城市边缘里的维吾尔族人民，而她们多半并不了解这个政策，也无法获得这项政策的照顾。

今天下午，就在我们访问这个地区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我们已经听说很多次的消息：公安部门召集该聚集地的出租房屋的居民，要求他们不得出租房屋给新疆人。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北京这个城市，我们目睹了新疆人聚集点从当年的魏公村迁移到甘家口、西客站、万泉寺和现在的各个小聚集点。

我注意到，城市街头的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存在很多治安问题，非常头疼。但是，我坚持认为，处理新疆人聚集区里的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北京市政府包括公安部门首先需要尊重维吾尔人民的迁徙和居留的权利，而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随意驱赶，不能随意抓捕。相反，我建议，北京市政府部门可以投入专项经费，帮助处于城市边缘环境中的少数族裔发展，帮助他们获得暂住证，开展社会就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让儿童全部在北京市入学而不是现在的几乎全部失学，解释我国政府帮助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政策，提供降低毒品伤害的卫生服务，让维吾尔人民融入到首都这个城市里，感受到国家对人权和人民健康的关爱和责任。

我注意到我们这个城市对维吾尔人存在下列歧视，一些歧视明显来自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执法行动：

１、旅店业普遍不接受新疆人（特别是维吾尔人）住店，有旅店2008年10月与我
　　机构签署会议用旅店协议时明确说明指令来自公安部门；
２、私人房屋不出租给新疆人；
３、公安部门不给办理暂住证；
４、公安部门在打击毒品的名义，对维吾尔人聚集区的人民随意抓捕和驱赶，而
　　不是依据法律和证据
５、维吾尔人被渲染为首都政治稳定的威胁，虽然我们持续地关注到这个群体的
　　不幸和遭受的伤害，包括在过去一周内死去的二个妇女艾滋病人；
６、儿童无法入学；
７、居无定所，生活条件非常简陋；
８、缺乏基本的卫生教育和卫生服务，对我国政府艾滋病关怀政策不了解；
９、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和关怀服务；
10、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治疗服务；
11、缺乏安全的环境，不能持续和全面地获得清洁的针具；
12、缺乏政府政策和经济支持，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需要冒着极大风险，包括被警
　　察抓捕和感染疾病。

鉴于上述情况，我强烈建议北京市政府特别是北京市公安局：

１、停止任何针对维吾尔人的不友好行动，帮助维吾尔人民在北京城里安居乐业；
２、出台政策和划拨资金，帮助维吾尔人社区发展，包括发展教育、发展社区社
　　会组织、发展就业机会、发展医疗服务等；
３、紧急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在维吾尔人民中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提供健
　　康服务；
４、紧急划拨医疗救助经费，紧急安排医疗机构专门负责艾滋病感染者治疗和关
　　怀；
５、对维吾尔人中的吸毒者，提供戒毒服务和降低伤害的服务；
６、动员学校接纳维吾尔族儿童入学；
７、对相关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
　　民族团结的政策。

万延海
2009年1月11日

抄送：

北京市政府市长信箱
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协会
卫生部

〔原载《参与》2009-01-12〕

民主论坛 2009-01-12 新闻与评论

王超华：解读奥巴马当选——变革中的怀旧与因循

奥巴马当选究竟靠的什么，说明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样的未来？这两个月，全世界的评论都在忙着回答这些问题，中文网络当然也不例外。台湾媒体和政情分析家在这方面本来可称经验丰富，可惜十一月以来，马政府大陆政策、民进党街头抗争、陈水扁弊案，岛内事件连连，基本顾不上美国的选情细节。比较而言，基于数据的中文评论并不那么多，能够追踪选举过程中变化端倪的就更少了。我们不妨参考英文媒体，看看具体数据和过程变化可能揭示的政治内涵。

§§ 个人魅力的成功？

只看电视画面上欢呼下泪的人群，难免留下奥巴马当选主要得力于个人魅力的印象。投票当晚几乎毫无悬念的等待，麦凯恩的败选演说和奥巴马的获胜演说，都在东海岸的半夜过后不久，没有象四年前凯瑞跟小布什对阵时那样，一直拖到凌晨三点。结果，人们很容易就记住了各州选举人票（Electoral college votes）的对比，尽管后来几天普选票数（Popular votes）以及相关数据逐渐汇总显示出不同结果，这个最初印象也很难改变了。

奥巴马得胜，主要是在选举人票数上，得票是麦凯恩的两倍多，自然毫无悬念。但从普选票数看，奥巴马得票52％，麦凯恩46％，两人实际相差只有6％。其实，即使从选举人票数来看，奥巴马也远远比不上1984年里根当选连任时的一边倒——在全部538张选举人票中，里根获得525张，民主党只得了可怜的13张。再者，个人魅力未必就是对制度的直接威胁。当年罗斯福连选连任四届总统，他在任上去世后，直接带来限制总统任期的立法，可以说是美国总统中个人魅力型的极致之一了。可是与此同时，他在任时建立的社保基金等政策制度，也成为美国社会经济长期以来的重要支柱。从选举人票和普选票数的分布与对比来看，与其说奥巴马胜选是个人魅力的成功，不如说是他竞选策略的成功。在八月份接受民主党提名后，他就主攻最薄弱的“摇摆州”，终于成功地让几个关键的摇摆州改变颜色，也奠定了自己当选的可靠基石。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稍稍回顾争取提名的初选，不难看出，希拉莉·克林顿和麦凯恩都曾有意识地卖力兜售自己的个人魅力形象。如果要说个人魅力，恐怕也要进一步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希拉莉的成功女性形象，越战老兵麦凯恩的英雄形象，还有美女州长佩林的强干母亲形象，都不足以在个人魅力上与奥巴马抗衡。例如，吴澧在《南方周末》撰文，通过观察大选辩论和分析选民心理对布什八年的反弹，提出麦凯恩败在没文化上的假说，明确指向奥巴马超群的思辨和表达能力，至少是把缥缈的“魅力”之说落在了可以分析的实处。

无须否认，奥巴马竞选集会上聚集的大批青少年，为那些场合带来追星文化的显著特征，这也是人们认为他是依赖个人魅力和明星效应获胜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次美国大选的情况，和宋楚瑜或者马英九在台湾民主政治中的浮沉，恐怕还有所不同。在持续将近两年的竞选过程中，奥巴马并非一直遥遥领先，他经历过不少民调的上下起伏。可是在遇到选情危机时，他从来没有象希拉莉·克林顿那样气急败坏，也没有象麦凯恩那样追求出奇制胜。他竞选班子强调的就是不要戏剧化（Obama, No Drama）。和对手比起来，他在遇到危机时更为镇静，反击时坚持对事不对人，反政策反立场不反人品，勇于正面回答挑战，事实上有效地消解了对手希望借助个人魅力的企图。

§§ 黑人投票的效果？

关于奥巴马当选的历史意义，选后各方反应出奇的一致，无不认为是代表了美国在追求种族平等上的重要进步。选后数据表明，黑人选民热情高涨，注册投票人数史无前例，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黑人选票流向奥巴马。但是，是否因此就能认定奥巴马借助了黑人票得胜呢？观察选举人票的分布就可以知道，并非如此。

各种英文媒体中，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显著长处是特别善于作图表。读过马丁·沃尔夫经济评论专栏的人，都不难体会到这一点。这次美国大选的选后数据，《纽约时报》上就象报股市一样，密密麻麻列了一片，字体比电话本上的大不了多少，不够上瘾级别的读者，恐怕不会去认真阅读比较。《金融时报》则每次必附图表，美国分州地图登了一次又一次，用来说明不同的信息，突出重点，一目了然。

据他们的报道分析，奥巴马得票总数的将近15％来源于拉美裔，66％是非拉美裔的白人，黑人只占不到13％。更重要的是，在帮助奥巴马夺胜的重要摇摆州里，黑人选票起主要作用的只占极少数。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三个州，各有20、21、27张选举人票，都属于他最重要的战果，可是支持他的主要选民构成都并不是黑人。前两州主要是非拉美裔的低收入白人，佛罗里达则主要是拉美裔移民票起了作用。选举人票并不多的新墨西哥州（5）和科罗拉多州（9），黑人相对人口就更少了，主要是因为拉美裔移民票，最后归于奥巴马。

相反，黑人人口密集的南方各州（地理位置其实是东南方），仍在共和党毂中。这次奥巴马当选，在世界范围重燃对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热情回忆。如果能背诵他那篇《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就会记得他最后强调的那些黑人密集的州名：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田纳西，俄克拉何马，??。这些州的选举人票，这次全部投给了麦凯恩。只不过因为人口总数较少，这些州的选举人票很少超过个位数，在决定胜负的时候，没有那么关键性的影响。由此可知，黑人选票并非奥巴马胜选的决定因素。一位长期观察美国选举的朋友最近透露，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工业县，百分之七十的白人工人选票流向奥巴马。笔者没有进一步核对这个数据，但宾夕法尼亚的选情说明，这种状况的可能性非常大。

§§ 对女性总统的拒绝？

八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希拉莉·克林顿正式退选，奥巴马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直到十一月初大选投票结束，还有中文网络写手认为，奥巴马胜选表明美国选民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一位女性总统。而且，占总人口少数的黑人比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女性率先进入白宫，说明美国追求平等的路还长得很。

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相当严重，追求性别平等族裔平等的道路肯定还很长，而且不可能一帆风顺。可是，仅仅因为希拉莉退选，就以为这是美国政治话语中，族裔平等高于性别平等的反映，未免误读了美国社会。事实上，在将近两年的马拉松竞选中，比起族裔话题来，性别话语始终占据着更为明确正面而又从容的地位。不妨说，美国的政治圈里，族裔话题是弱者抱怨时的武器，但不是强者竞争时的助手。而性别话题却能够公开炒作，大肆宣扬。

性别议题正是希拉莉竞选时的重要卖点，也是麦凯恩选择佩林作搭档后反复宣称的优势。希拉莉可以对着竞选会场的热情支持者大喊大叫女性进入白宫的历史意义，完全不用顾忌可能的负面影响（因为事实上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而奥巴马面对族裔话题时，却必须小心翼翼，反复强调自己政治立场的包容性，强调自己绝不会被族裔眼光局限住。假若他像希拉莉那样，直统统地宣称自己要的就是代表黑人进驻白宫，那将无异于放弃他的政治生命，纯属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与此类似的而且更甚于此的，恐怕只有非基督教的宗教身份问题。任何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代表伊斯兰信徒竞选美国公职，都会立即丧失大批选票。唯一的可能，就是低调处理自己的信仰，并且强调自己在宗教方面的包容性。本届参议院，奥巴马是唯一一位黑人参议员；众议院近年刚刚出现第一位非基督教成员，恐怕都并非偶然。就连这次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因为参加过的教会非常走偏锋，还屡屡受到质疑。

与此相反，女性议员早就出现在参众两院。不仅如此，在公职竞选中，包括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在内的很多州都已经出现过女州长，而黑人的竞选成绩，最佳也还局限在大都市的市长位置，还从来没有过任何黑人竞选州长成功。说到底，种族隔离在美国不过刚刚取消了几十年，历史上长期遗留的种族歧视与阶级地位的纠葛，比起女性跟社会分化问题的关系，要深刻得多得多。毕竟，美国与之共享的欧洲传统，历史上并不拒绝女皇，现当代也早就出现过许多女性总统、总督、总理。

不消说，女皇或者女总统掌权，并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妇女解放。用女性解放的话题掩盖阶级分野，跟用族裔话题掩盖精英与贫民之分，没有多大区别。这里想说明的是，即使如此，这两种话题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也有分别。奥巴马阵营在初选时曾发生过攻击希拉莉的状况。不过，这种攻击通常针对她个人，说她依赖丈夫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总不忘记同时强调女性问题在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与此相对，去年二月初选时，希拉莉阵营正紧锣密鼓动员女性选民积极为可能的首位女总统投票，比尔·克林顿在南卡罗来纳州说，如果南卡投给奥巴马，那一定是种族因素在作怪。换言之，女性为女总统投票代表着政治觉悟高，黑人为黑人总统投票却是表现出政治觉悟太低。难怪希拉莉丢掉民主党提名后，很多女性选民理直气壮地在媒体上表示，她们宁可改投麦凯恩，也绝不投给奥巴马。这种用一种议题（女性或族裔话题）取代一切其他政治分野，并自以为在政治上极为得理的骄横，即使在奥巴马正式当选后，也很难在黑人族群中观察到。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美国社会存在性别歧视现象，也不是说争取性别平等不重要。和欧洲传统比较起来，真要选一位女总统，美国人确实有心理准备不充分的问题。其中的关键，不在总统本人，而是两百多年来，美国还从来没设想过如何处置住到白宫里的“第一先生”，尤其是如何在重大国际场合处置这位棘手角色。以希拉莉本人为例，她惹恼选民特别是大多数保守主义女性选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夫婿首次入主白宫时大言不惭地谈论，作为富于独立精神的新式女性，她和甘于做家庭配角的传统妇女多么不一样，她本人又准备借助白宫做哪些事。自九十年代初，她备受政敌攻击的野心勃勃自我中心机会主义等等负面性格印象，从来没有在公众舆论领域里完全消失过；甚至作为夫婿“拉链门”事件的受害者，她最后也在公共领域留下为了政治野心不惜做任何交易的可疑阴影。这里面，多大程度是她本人言行所致，多大程度来自对女性的歧视，评论起来难免见仁见智；但美国传统意识中，第一夫人首要职责是做总统的招贴和影子，而她的性格难以符合这一模式，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主客观条件加在一起，如果她成为候选人，同样曾招致强烈政坛分裂的比尔在旁边晃来晃去，民主党是否能大败麦凯恩，恐怕还真是个问题呢。

§§ 精英，哪种精英？

对奥巴马当选不以为然的另一个主要论调是关于他的精英身份。精英当然不假。入主白宫而不是精英的，恐怕还没有过先例。强调他的精英身份，可以提醒狂热的奥粉冷静下来，降低期望值，不要真以为他就是乌鸦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当了总统也会一直惦记自己的乌鸦老朋友。不过，笼统地说所有美国总统都是精英，也就没有了观选的必要，取消了考察政治趋势的可能。

奥巴马虽然还不到五十岁，但已经出过两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从他自己的陈述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他从哥伦比亚毕业到进入哈佛法学院之间的经历。在纽约的咨询公司工作两年后，他辞职并加入芝加哥地区的民权组织，直接服务社区。而进入哈佛法学院，则是又过了三年之后。不妨说，他确实是带着政治野心去哈佛的，但这个野心带着与社会下层生活相关的问题，跟那些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华盛顿（或者到军队、到华尔街、到律师楼）实习的很多野心勃勃的美国青年政治家有所不同。而且，抱有通过从政影响社会的明确目标，很可能也是他在哈佛时不满足于拿学位，而是积极在校园精英圈里磨练政治经验的重要原因。他能成为《哈佛法律评论》史上第一位黑人主编，应属事出有因，与他在芝加哥社区工作的经历密切相关。

其实，早在2007年7月，南方周末就曾发表署名“李雾”的文章，简明中肯地梳理介绍了奥巴马的生平和政治理念。可惜，到美国选战高度白热化的去年秋天，已经没有多少华人读者还注意这些了。李雾文章中也提到美国选民宗教信念强、趋于保守的特征，二战后获选的民主党总统，多半来自南方州。这一选举特征，今年夏天又被英文观察家反复提及。不过，李雾认为，群众对奥巴马的认同，主要出于他宗教式语言的感染，我却颇有保留。简单说，如果美国传统选民对候选人的约束主要在于奥巴马所擅长的那种宗教性语言，我们就不可能听到那么多各种各样富于个性的竞选演说。毕竟，此前几十年里的若干届总统都各有自己的风格，并非都是走奥巴马的路子。

事实上，奥巴马当选后的各种评论，一直到12月初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都指向这次美国政治地理版图的重要变动。以往，虽然有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另类文化运动，东西两岸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大都市，始终就像漂浮在保守主义大陆上的自由主义孤岛。这一次，自由主义从南到北都向中间地带成功渗透。南方州真正感觉到了震动，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决定美国政治的基础地盘式实力。从芝加哥出发的奥巴马，代表了更年青也更都市的文化社会力量。初选中，希拉莉能够赢得选战重镇加州，靠的是传统拉票方式，主要在重量级政治文化人物圈中周旋，筹措献金。而奥巴马已经依赖网络小额捐献，积少成多，紧追其后（他的创记录巨额献金多半是在三四月份之后，特别是八月以后，主要是从放弃了希拉莉的社会精英层流入）。这次选举投票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基本改变了以往美国社会“政治冷淡”的症候，和奥巴马从草根做起的选战策略有直接关系。不甘示弱的对手，不得不象他一样，也更加关注草根选民的参与和反应。

除了都市和青年，奥巴马强调自己经历和家中长辈经历中的个人努力，在追求美国梦的各少数族裔移民人口中，也非常容易有呼应。与此同时，他对以黑人为代表的城市贫民的关注和认同，带有一种自我寻根的色彩，他和他的妻子在面对族裔歧视时，无论语言调整得多么平和，总包含一种态度上的强硬和不退让，这也赢得黑人的普遍信任，使得大多数黑人选民并不计较他其实只是混血的事实。

事实上，奥巴马本人虽然肤色属于黑人，但家庭教养和社会教育都接近清教徒，极为信服高度自律的生活和勤奋工作。无独有偶，他的妻子一家，虽然属于真正完全的美国黑奴后代，又长期居住在芝加哥的黑人区，但很显然，具有与他相同的信念。他妻子的兄弟今年一直协助他竞选，原来也是白领，却下决心改行做大学篮球教练，而且做得相当成功。据报道，他带队的主要特征就是将训练和为人紧密结合，强调自律、刻苦、团队精神，和奥巴马本人的形象高度吻合。

当选后，让媒体大跌眼镜的事情之一，是奥巴马班子在组建下届政府时提出的一份极为严苛的招聘问卷。这种极端的自励、自律、甚至自虐倾向，几乎可以说是清教徒的典型特征。如果说他这个精英和以往的精英有什么差异，那么，这个特征应该说极大地促成了他的成功，特别是有效地帮助了白人选民接受他，认同他要求“改变（Change）”的口号。他们认同的，是自己心目中原来就潜在的理想，也是他们对包括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在内，将近二十年来政治道德颓丧的失望。这是为什么当伊拉克战争的话题相对来说已退居幕后时，奥巴马仍能激起选民极大热情的深层文化原因。奥巴马代表的，是与杰西·杰克逊一类传统黑人民权领袖截然不同的公众形象。

§§ 麦凯恩输在自己，也输在经济

很多中文评论都注意到，要说政治和政策上的独立独特，麦凯恩的记录并不比奥巴马差多少。即使是个人魅力，麦凯恩也并不输于奥巴马。毕竟魅力并不都仰仗于口才：竞选集会的参加者，多半是己方的支持者，迷恋在口才魅力下的，恐怕已经对己方候选人先有迷恋情结了。临场口才常常并不足以改变关键选情。

麦凯恩是越战老兵和战俘，越方曾考虑到他父亲在美军的地位，决定单独释放他回美，被他断然拒绝，坚持要和战友们同命运，这都是广为人知的。他第一次参加地方竞选，就是在亚利桑那州，可是那时他搬到那里还没多久，被攻击为不够资格。他的回答是，自己生命中一直漂泊，在哪里住的都没多久；要说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就只能说是河内了。这个回答立刻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为他赢得第一个竞选公职，并成为脍炙人口的段子。

麦凯恩竞选和从政，很大程度上依靠精心打造的独立不羁形象。共和党有长期保守主义选民基础，传统上就善于打个性牌，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顾忌，远比民主党要自由潇洒得多。小布什第一次当选就有这个因素，这次初选中的哈克比和原纽约市长朱利亚尼，跟麦凯恩类似，也都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八月中，麦凯恩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刚闭幕的时候，突然宣布提名佩林作竞选搭档，立刻抢走风头，成功消减奥巴马接受提名演说的实际效果。佩林这个人选，在共和党方面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原因同样在于这个老大党，一向就有打性格牌的传统。以为这次大选，共和党败在个人魅力方面，未免过于简单了。问题不是有没有个人魅力，而是什么样的个人魅力。今年选民对个人魅力的向往，较少趋于独立不羁方面，更多倾向严肃自律风格，这才造成了胜负倾斜。

其实，直到共和党全国大会以后，麦凯恩和奥巴马的民调差距都还没有明显变化。真正的突变发生在九月中旬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早就是竞选话题之一，但一直没有进入前沿。如今有一百多年历史和传统的奠基性大公司忽然成了说倒就倒的纸老虎，不能不让人人背上渗出冷汗，也不能不让选民对两个候选人更为挑剔，追究他们在九月初的表现。

出了这么大的事，两党大佬暂时都顾不上竞选话题了。民主党的波洛西和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协力推出巨额救市方案，宣布时的新闻照片上，双方都面带松了一口气的微笑。麦凯恩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宣称美国现时的金融和经济基础十分稳固，绝对没有实质性问题，这时只好暂且低调下台。奥巴马也马上赶赴华盛顿，但却没有发表公开言论，主要是和各方会面，形成一个很容易被对方攻击他缺乏经验的薄弱环节。可以说，两个候选人的机会在这时仍属不相上下，麦凯恩只是略输一筹。

可是接下来几天，形势却发生根本逆转。民主党还没表示什么异议，共和党的参众两院议员已纷纷倒戈，攻击质疑布什的救市方案是扩大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也是对超大金融机构的姑息养奸。最重要的，奥巴马同样走在了民主党主流口径之前。在竞选演讲中，他将此次金融危机及其救市方案定义为老街和华尔街的冲突（Main Street versus Wall Street），口号比共和党议员的各种质疑更鲜明更直接，也更击中大多数选民心中的惶惶不安和疑虑。这时候，麦凯恩还在慢慢调整呢，没有给出任何及时的回应。他和奥巴马的民调差异，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选民和舆论对佩林当选资格的疑问，同样主要从这一时期开始强化。

如果检讨麦凯恩的败选，原因绝不是他没有调动个人魅力因素。事实恐怕恰恰相反，从本人形象到选择佩林，他都过于依赖个人魅力了。甚至在回应金融危机时，他的答复也都充满着特意表现出的即兴而为，让选民们不能不担忧——小布什的憨傻已经忽悠了他们八年，他们开始不放心这种率性的风格了。

§§ 变中之不变

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变革”或“改变”（Change），初选时已经所向披靡。希拉莉曾以既困惑又可笑的语气反问，谁不会谈论改变呀，她自己就已经谈了好几年，绝对比奥巴马谈的时间长。这个口号能为奥巴马所用，却很难为希拉莉或者麦凯恩拉到选票，其中原因多多。假若上面的分析不错，则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注意到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深层心理反应。笔者提出的两点，一方面，是奥巴马本人经历和风格重现了韦伯所谓新教伦理的经典范式，比较容易寄托选民希望看到变化的理想方向。

另一方面，则是奥巴马竞选中坚持草根进路，从初期募捐到最后救市，言行反应都比对手更自然也更主动地从草根出发，在大家纷纷跟进争相以草根标榜时，他表现出独特的把谈论草根之言结合到实际依赖草根之行的能力，给选民以重振美国民主政治的希望。奥巴马竞选对网络和大量义工的依赖，是这种草根政治在这次大选中的另一表现，为选民直接参与提供机会，也使选民在实践中增加了克服政治无力政治冷淡的信心。自从小布什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城市居民反复举行大规模反战游行，却无从影响战争政策，结果，美国选民的政治无力感就一直蔓延沉淀，虽然有民主党2006年中期选举的胜利，仍然挥之不去。在这个背景下，奥巴马的草根进路本身，已经就代表了变革，是希拉莉和麦凯恩都没认识到，而且即使他们认识到，也都竞争不过的。

此外，奥巴马竞选过程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转折点，这就是他2008年三月在费城关于种族偏向的演讲。竞选总是伴随着数不清的演讲，很难说总能讲出新意。这一次的不同寻常，首先在于奥巴马所属教会的牧师成了攻击目标，同时他妻子批评美国社会现状的过激言辞也被发掘出来加在一起。对手在所有这些激烈指责中，都仅仅使用了暗示手法，没有直接提出种族怀疑，却已经尽力激发着选民不能信任黑人候选人的联想。面对类似生死抉择的挑战，奥巴马采取了背水一战的回应姿态，不但没有使用任何回避掩饰反唇相讥旁敲侧击等竞选中的常见武器，反而正面点出美国国内特定负面批评的背后，存在着悠久的种族歧视历史，这是美国社会不可回避的政治议题。他敢于直面政治家惯常不予明言的社会文化现象，不仅在种族议题上占了所有对手的先机，而且让选民看到，政治有可能以不同以往的方式推进，从而愿意将他们对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奥巴马竞选过程中已经体现出的变革，还不止这三点。胜选后，奥巴马组建新政府班子，结合进不少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和过去八年小布什政府的干将，惹起过去支持者的怀疑，认为他已经从求变倒退到求不变了。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一定误读的成分。消弭党争，在“美国”的旗帜下团结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是奥巴马的一贯立场，在竞选最激烈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如果说草根政治针对的是华盛顿盛行的特殊拨款或游说集团等政治活动方式，那么消弭党争立场所针对的，就正是前两任政府所代表的强调小团体利益的政治风气。克林顿政府时期党争的高潮，就是对他的弹劾案。小布什时期，则是当时司法部长冈萨雷斯以忠于布什为要，不惜违例裁员。这次初选，已有互相人身攻击的端倪，奥巴马反复强调他反对这种竞选方式，追求“变化”。这里的变化，其实就落在不依党派划分敌我，不以竞选作为政治中心。每次受到攻击，每次质疑对方，就象处理女性议题一样，他总不忘记再强调一下双方其实有共同的愿望和目标，大家都是希望美国好，希望美国人民好。这种姿态，在厌倦了两党之间种种恩怨锱铢必较的选民眼里，已经是确切的“变化”了。他谈论的变化，对应着他的竞选言行，特别是他保持警惕，不落入互相攻击的陈旧套路，迫使他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向“求同存异”的表述方向移动。去年初选及大选之后，希拉莉和麦凯恩接受败选的演说都极为大度，为历届大选所少见。这恐怕不能全部归于这两位恰巧人格都特别高尚；毋宁说，整个竞选气氛已经受到奥巴马求变求和等言行的影响。无论是民主党内的派别争端，还是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争端，都已不便再作为主要议题。注意到这个背景，再考虑到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也基本控制了参众两院，就会明白，奥巴马不会乐于借机打击从前的竞选对手，他宁可设法化敌为友，向选民和美国社会宣示一种同舟共济的政治作风。这是他始终不变地追求“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样说来，奥巴马从参加竞选到最终当选，对于美国现行政治来说，已经包含了至少四个持续始终（不变）的“变化”要素：首位黑人总统是终结种族歧视的重要标志；回归新教伦理的自律苦干；在实践中连接草根政治和白宫政治；抵制党争，求同存异。这四条都能和美国建国的民主梦直接挂钩，都能有效消解因群体焦虑造成的抵触，保证认同的延续和包容，也因此具有巨大的动员力量和象征意义。如果说奥巴马当选是由于个人魅力，这四条大概可以说是他个人魅力的基本构成。如果说奥巴马得力于他的演讲能力，那他的演讲之所以能打动选民，在通常情况下主要也是因为这四条；而演讲中的宗教表达方式和特定修辞手段，则属于锦上添花，并不具有决定性功能。

§§ 变中之变

那么，难道奥巴马的政见不重要吗？政见在他当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具体政见当然重要，尤其在他和麦凯恩竞选时，两人政见差异相对冲突较大，就更重要了。但是相对而言，在奥巴马的成功道路上，政见所起的作用确实有限。或者说，政见和具体政策立场，正是奥巴马当选前后变化最大的因素。令很多激进左翼奥粉开始感到忧虑的，正是他这两个多月里逐渐凸显出来的：上面讲到的风格上的不变和他政见立场上丝丝不断的修正改变。比起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来，奥巴马似乎更看重全美不分族裔年龄性别党派的和衷共济。民主党要保持自己的特定立场，恐怕靠不上奥巴马，反倒要靠那些立场坚定的共和党议员从对立面来刺激了。

事实上，奥巴马2007年夏天正式宣布竞选后，最早的战绩即取决于他的政见立场：反对伊拉克战争。反战言行为他赢得第一批忠实的竞选义工，但他的反战主要基于美国视角和美国权益的考量，确属政见范畴，比起强硬左派来没有那么多原则立场的支撑，这是那些支持者常常一厢情愿忽略掉的。越接近当选，越要争取中间选民，他的言论也越趋保守，变得更加尊重军方意见。目前看来，虽然伊拉克政府受到奥巴马当选的鼓励，终于签署了美国撤军、伊拉克自己维持治安的意向，但美军还会在伊拉克待下去，而奥巴马的左翼支持者却未必能责备他违背竞选诺言。

与此类似，经济上偏向中低收入阶层，是奥巴马竞选时的一个重要政见立场。他八月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接受提名演说，主打的就是经济题目，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原则立场为理由，提出某些具体经济政策上的改革措施。这个演说继续了前面提到的那次关于种族问题演说的风格，严肃而正面地回应各方对其经济政策方案的重要质疑，有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坦率。可惜，这次演说的轰动效应还没到凌晨就被麦凯恩提名佩林给劫持了。更重要的是，奥巴马的演说，考虑的基本上是社区利益和实体经济，基本上忽略了金融市场，也忽略了对美国经济来说极为重要的的境外成分与利益。一旦金融危机爆发，所有评论者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他的经济政策改革方案只能泡汤了，他自己也很快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以美国国内社区为基地的左翼支持者再次吃了个哑巴亏。

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出炉后，不光左翼观察家，甚至某些一贯右翼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救市资金一定要用到公共建设上，尤其是学校和医院。这样才能有效增加就业和劳工收入，有效提供社会服务，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刺激美国国内消费市场反弹。到现在，奥巴马宣布的资金使用计划，有百分之四十用于降低税收，基本上采用了共和党右翼一贯的经济方针，令很多左翼人士大失所望。但这方面因他此前并无确切细致的承诺，支持者亦无从指责。

国内政治之外，奥巴马竞选时带来的新鲜感，还包括他强调美国必须有新的国际形象，要和别的国家做朋友，而不是到处扮演国际宪兵。为此，他特别提到可以会见伊朗等“敌对”国家领导人。可是他在国际政策上并没有很强的政见主张。不妨说，外交政见方面，他再次成功地回避了提出任何具体承诺，回避了受选民直接指责的困境。不幸，他在这方面的重大例外，是单方面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竞选期间，他在亲以的美国犹太人协会演讲时提出耶路撒冷应当完全归属以色列，这是以色列国内的严肃舆论刊物都不会轻易提出的要求，本来完全没有必要提及，只能说，他当时太在意美国犹太人的选票了（这个协会能量极大。希拉莉·克林顿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也曾选择在这个团体发表强烈支持以色列的言论）。这之前，他访问以色列时强调自己不会容忍女儿住处受到哈马斯之类炸弹威胁，这段话现在已经成了新年前后两个星期间新闻里的标准引言。正当以色列轰炸加沙走廊引起阿拉伯世界公愤和全球关注的时候，他却已经过早地把自己押在以色列一方。虽然他在巴以军事冲突的两个星期里没有发表任何相关公开言论，他此前的言谈和目前的沉默都在事实上延续了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小布什时期）对阿拉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忽略和漠视。求变的外交政策又在哪里？

奥巴马目前尚有能够动员草根的余热，都市居民，新移民，青年一代，都还对他充满希望。 美国人民和媒体也巴不得借新总统就职仪式的机会增加点良好的自我感觉，甩掉一些经济危机带来的晦气。但从长远看来，如果奥巴马不能象他在种族和社区经济方面那样，就美国的国际地位提出明确愿景并与外交、金融、经济等全球性政策挂钩，那么，很多向往消弭党争的选民，必将逐渐意识到，他们可能把洗澡水跟孩子一起泼掉了——在奥巴马的政治词典里，和党争一起消弭掉的，很可能还有党派之间并非出于宗派，而是基于原则立场的对立和论争。那原本是政党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旦取消，美国政治很容易返回两党没有根本差别的旧状态，选民也会重新感受到政治无力和政治冷漠。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究竟能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并不完全依赖于良好愿望。什么是真正的改变，改变发生在哪里，又以什么方式发生，这一切，人们都将拭目以待。


2008年12月8日草于英国伦敦
2009年1月14日改定于美国洛杉矶

凌沧洲：抵制央视，拒绝洗脑

１、鉴于：中央电视台（ＣＣＴＶ）在其节目中为三鹿鼓噪宣传，称其有1100道检测关；
２、鉴于：ＣＣＴＶ新闻节目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事件报道采取的选择性失语策略，对许多
　　突发性事件、群体事件不予以报道或者淡化处理；
３、鉴于：ＣＣＴＶ的新闻联播节目几十年来风格、理念陈旧老套，在国内报道上经常报喜不报
　　忧；在国际报道上经常报忧不报喜，与其称之为“新闻联播”不如正名为“宣传联播”更恰当；
４、鉴于：ＣＣＴＶ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其新闻节目中让所谓的军事专家为萨达姆吹嘘鼓噪，号称
　　要打“人民战争”，结果“大漠穷秋公子毙，地洞衰颜独夫擒”──乌代、库赛双双被击毙，萨达姆
　　逃亡躲藏被捉拿；
５、鉴于：ＣＣＴＶ在黄金时段播出过大量的辫子戏，这些辫子戏不仅以其宫廷权谋、皇权专
　　制、太监奴才的表演毒化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且灌输、打造许多人的奴才人格；更
　　是为专制木乃伊文化美容，撕开历史的伤口，再一次伤害了被征服民族的感情；
６、鉴于：ＣＣＴＶ的所谓讲坛节目上的专家信口雌黄，为文字狱屠夫康雍乾脸上贴金，扭曲历史
　　真相，激起正直之士普遍的反感；
７、鉴于：ＣＣＴＶ对以上许多新闻失实或者有伤观众感情的“宣传节目”没有半分道歉的言论──

我们这群年轻的中国学人表示：我们将集体抵制ＣＣＴＶ的所谓“新闻节目”及其网络；我们将对ＣＣＴＶ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及网络采取“不看、不上、不听、不说”的四不策略；我们，至少还要使用我们的抵制权。

去年，我们几位年轻的中国学人曾经发表过《新春节文化宣言》，提出抵制电视上庸俗而充满宣传说教的春节晚会，那些晚会越来越有把中国人传统温情的大年除夕夜或春节打造成愚民节的味道。

今年，我们用宣言再次表示：对垄断公共电视资源而污染我们视听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我们有权保持我们的抵制。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追求自由与真相的勇气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在《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中写道：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
　　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僵
　　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
　　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
　　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
　　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
　　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
　　普希金的蔑视：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
　　的轭和鞭子。”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终将选择远离谎言的道路。

我们宣布抵制ＣＣＴＶ制作的低劣“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抵制我们以上罗列但不局限于以上罗列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就是拒绝那些给我们国度的苦难的人民强加的“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2009年1月12日

发起人、执笔人：凌沧洲

联署人：凌沧洲（北京，作家，学者，资深媒体人）
　　　　冉云飞（四川，作家，学者，编辑）
　　　　赵国君（北京，法律学者）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昝爱宗（浙江，作家，记者）
　　　　杨支柱（北京，学者，副教授）
　　　　唐吉田（北京，律师）
　　　　兰志学（北京，律师）
　　　　刘　巍（北京，律师）
　　　　温克坚（浙江，学者）
　　　　庄道鹤（浙江，学者，律师）
　　　　张　辉（北京，学者）
　　　　田奇庄（河北，作家）
　　　　吴　冬（上海，律师）
　　　　张　凯（北京，律师）
　　　　韩一村（北京，律师）
　　　　江天勇（北京，律师）
　　　　田　路（北京，媒体人）
　　　　黄梓峰（北京，报纸编辑）
　　　　孔　慧（北京，媒体人）
　　　　郭旭举（北京，学者）
　　　　金光鸿（北京，律师）

（2009-01-12）

〔原载《参与》2009-01-12〕

转自 民主论坛 2009-01-12 新闻与评论

何清涟：08宪章与清末立宪的比较

——清末立宪：一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目前在网上备受关注的08宪章，无论有关它产生的背后秘辛是什么，但宪章本身的内容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诉求。与中国历朝农民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破坏相比，苏东巨变开创的＂天鹅绒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所以人们有理由期望社会转型通过＂天鹅绒革命＂来实现。

　　08宪章的发布，在中国知识界与异议人士来说，是件大事，但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来说，却实在是份＂迟来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还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可以判断这种上书式的民与君谋，能够在民与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起清末的立宪运动――那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历史评价，随着时代的政治需求变化而获得不同的评价。毛时代崇尚革命，对清末立宪以贬损为主；到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盛行告别革命，清末立宪运动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色彩。但不管观者的看法如何变化，立宪运动产生的历史事实还是比较清晰。由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只乐于记载革命党的活动，从而使今天大多数人的历史记忆中，清朝灭亡前的最后10年呈一片空白。但事实上，清政府在它最后的10年当中，并不是在那里坐吃等死，而是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立宪运动。

　　考较清末立宪运动与08宪章的社会背景，前者的社会条件其实比目前要成熟。

　　第一，在宪政理念上，社会中上层基本达成共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知识界曾在日本展开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梁启超是其中的担纲人物，有别于儒家家国一体观的国家观念在这场讨论中诞生。通过这场辩论，参辩双方接受了新的国家观念：国家不再是从家庭伦理一直推到天下观的一个体系，而是国家者是国民之国家，由个人联合组成国家――当然那时候民智未开，所谓＂国民＂指的是士绅阶层。

　　第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同时在各地兴起的保护利权运动，大大加深了国人的危机感，刺激了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

　　第三，以孙中山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势力渐成气候，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的思潮已与立宪舆论分庭抗礼。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一些开明的满清贵族意识到危险渐近，认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于是努力说服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并就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戊戌变法时被否定的各种变法措施不仅相继落实，而且深深触及到封建政体。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中，清朝廷不但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颁布了配套的《结社集会律》、《报律》；不但改革了中央和地方官制，还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咨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组成了内阁。1910年，改良派在全国发起了4次大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不但＂断指、割臂、挖股＂的热血男儿不绝，更有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之举。

　　这场当时绅商各界参与推动的立宪运动，还获得不少地方督抚大力支持，清廷高层也有比较积极的响应，但最后却在与＂革命＂的赛跑中输掉了，而且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清廷练的湖北新军。研究这场立宪运动为何败给了＂革命＂，对今天的中国应该很有启迪。

　　相比之下，08宪章发表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实远不如清末立宪运动，除了民智水平较那时要高之外，既缺少体制内官员的参与，也无经济精英（绅商阶层）的支持，知识精英当中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亦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缺乏中国当局的诚意接纳。与其说08宪章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还不如说它代表了包括本人在内的部分知识界人士与异议人士的政治诉求，是这些人士在经济危机即将转化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前夕，表达自己希望社会和平转型的政治愿望。

　　由于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大，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当局的危机感自然远不如当年的清政府严重。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最有可能的前途是＂溃＂而不＂崩＂。

　　何清涟

本文网址：

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8/1219/article_11643.html

陈破空：另一种崩溃：也谈改革开放30年

以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30年里，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4位；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1.8%上升到6%。

对中共而言，＂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共产党的统治。潜意识里，也有赎罪的意味。毕竟，他们以一个执政党的角色，曾人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长达30年（1949至1978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说给全国人民听，而是说给他们自己听，说给执政党听。因为，发展经济，古往今来，原本就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实在不值得以煽情方式大书特书。

高速增长，是恢复性的增长；高速发展，是恢复性的发展；一切都建立在破坏、毁灭与崩溃的基础之上。中国拥有占世界20%的人口，按自然比例，中国经济总量至少也应该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0%。为此基本目标，重振中国经济之路，依然漫长。（历史上许多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据世界经济总量一半以上。）

尽管中共动辄疾言厉色地指责外国，但无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持态度，是难以想象的宽容，甚至难以想象的支持。

当邓小平掌握实权并提出＂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是他的主要支持者。那时，西方政要不仅把邓视为经济改革者，而且把他视为政治改革者。他们的依据之一是：邓小平推翻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并为那些被毛打倒的政治人物翻案。许多年里，欧美的投资，日本的贷款，主要地，都流向中国，为中国经济起飞奠下雄厚基石。

1989年，＂六四＂事件，成为一个分水岭。邓小平一度举棋不定。如果该年的示威学生没有喊出＂打倒邓小平＂，而是象1984年那样，喊出＂小平您好＂，在党内，邓小平的天平，极可能偏向同情学生的赵紫阳，而非力主镇压的李鹏。换言之，邓小平下令开枪镇压，并非基于国家利益的深思熟虑，而是权衡个人得失的意气用事。＂老小孩＂的称号由此而来。

对中国民众挥舞屠刀的邓小平，让西方大吃一惊，也让西方大失所望。他们忽略了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这个基本事实。中国仍然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过是从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那种赤裸裸的政治恐怖，过渡到邓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种阴森森的政治独裁。

面对中国老百姓，中共的潜台词，在毛时代，是＂你不惹我，我也要惹你。＂比如，非要让你参加阶级斗争不可，非要你搞政治不可；在邓时代，则变成＂只要你不惹我，我就不惹你。＂

＂你不惹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对我的统治权力，妄加议论或抗议，那是绝对的权力，不容置疑的权力，你只有服从的份；即便党欺负你、压迫你，你也不得反抗。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泱泱华夏，并非人民的乐园，依然是皇天后土。区别只是，今天的＂皇＂与＂后＂，是一个党。

＂改革开放＂，也起源于原有价值体系（所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的崩盘。但30年的＂改革开放＂，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如果说有，那就是＂金钱＂二字。当今中国社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达到人类历史的登峰造极。

演员刘晓庆悼念导演谢晋，众目睽睽之下，她塞给谢晋夫人的，是满满的一袋子钱。那是一个形象的缩影：在当今中国，只有钱；钱，成为打理一切的手段：可以补偿人情，可以打通关系，可以摆平官司，可以换取美色，可以求官得福，可以无功受禄。所有这一切，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完全失控的官场腐败，明码实价的买官卖官；官员包养二奶，蔚然大观，包养者和被包养者，都引以为荣；情色交易，声色犬马，酒池肉林；大规模的假冒伪劣，假货毒物，豆腐渣工程，公开的谋财害命；最后，连学历都造假，并泛滥成灾。满地的硕士博士，只要开动印刷机，中国就可以成为＂教育大国＂、乃至＂高学历王国＂。

一句话：道德崩溃。从前30年的经济崩溃，到后30年的道德崩溃，中国，还有什么样的悲喜剧，能再让世界瞠目结舌？

（11/11/08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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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氏族社会没有底层。

那时候人们也有地位的差异，但是不存在阶级分野。有的人因为狩猎能力超群而广受尊敬，有的人因为耕作技术出众而收获丰富，并可能因此而被推举为酋长。有的人因为作战勇敢，声望远胜他人。有的会社组织甚至给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分出不同的等级，从低等级晋升到高等级就像今天的军人晋升军衔那样煞有介事。但是这些情形都不足以形成固定的阶级，因为所有那些声誉和地位在理论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只要你狩猎能力或者耕作技术超群出众，你就必定广受尊敬，只要你作战勇敢，就肯定享有较高＂军衔＂。这些资源不被任何人垄断，而是向所有人敞开。

尤其关键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声誉和地位都不能折算成财富。原始社会的人们奉行＂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生活态度，谁的财富超出自家吃用所需，大家会毫不客气地将你的超出部分迅速消耗掉，让你变得跟大家一样两袖清风。一个人如果因为财富丰厚而当了酋长，他就必须用他的财富来资助社区的庆典活动和宗教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设宴招待大家。如果他舍不得将自己的财产散给大家享用，他不但酋长的位子保不住，甚至连生命也保不住。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常常处死不散财的酋长。原始社会的这种结构形态和游戏规则，决定了他们无法滋生阶级和阶级压迫。

当不同氏族、不同部落经过漫长的残杀、对抗、征服、磨合，最后组织成国家的时候，不同的群体演变成不同的阶级。国家横空出世，它所奉行的结构形态就是分层结构，不同等级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

底层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但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权贵集团有意制造出来的。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由四个部落联合成一体的政治实体，每个部落有90个氏族，总共360个氏族。氏族是高度自治、高度独立的社会单元。居住在阿提卡地区的四个部落实现联盟时，各自具有自己的领土和行政中心，每个行政中心各有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部落联盟只有一个共同的军事首领，称为＂巴赛勒斯＂，负责协调军事行动。政治上每个部落是完全独立的，部落里边的氏族也是各自独立的。氏族首领都是选举产生。

在氏族内部，每个人享有的声誉和地位当然有差异，那些参与氏族间交流和部落间交流的人还能享有更为广泛的声誉和地位。但是，这种声誉和地位依然没有坚实的壁垒，享有这些声誉和地位的人与尚未享有此种声誉和地位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分野。因为拥有那些声誉和地位的机会是向每个人开放的，谁都可以因为劳动技能、思想智慧、人格品质、辩论能力等因素在本氏族脱颖而出，进而代表本氏族进入到联盟的交流之中。

瑟秀斯在担任军事指挥官之后，决定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他首先说服各个部落将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撤销，只在雅典保留一个共同的会议厅和迎宾馆。雅典事实上成了大家共同的政治中心，四个部落因此逐渐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一个被后人命名为雅典城邦共和国的统一体。在这个实体中，所有的部落和氏族都是平等的。当360位酋长共商国是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掌握权力的群体，但是每个酋长都是氏族的代表，他们各自面对自己的氏族时，他跟氏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酋长的人选有变化，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也跟着变化，所以那个群体无法垄断权力资源。所有公民在声誉和地位上的差异也不具有阶级意义，因为彼此可以流动变化。

接下来瑟秀斯将国民区分为士族、农民、工匠三个阶级，给他们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他规定：凡属宗教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官职，只能由士族阶级担任。这种制度设计不再将氏族看作权力的来源，而将国家看作权力的来源。那些杰出人物的地位不再是氏族赋予的，而是由国家以全体公民的名义赋予的。国家成了权力资源的生产者和控制者。各个阶级由国家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空间和地位。这是国家的基本特征。

瑟秀斯的改革成效不大，原因是氏族社会的结构根深蒂固，要以国家的名义将其摧毁尚不容易。直到晚一点的政治家梭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摧毁氏族制、建设政治国家的时机才大体成熟。所以梭伦成为人类政治史上划时代的政治家。他按照财产的不同将雅典国民分为四个阶级，并规定每个阶级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各不相同。第一个阶级既不劳动也不服兵役，而是专门担任各种高级公职，掌握国家权力。第二个阶级服骑兵役，第三个阶级服重装步兵役，第四个阶级服轻装步兵役。（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210页，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教育出版集团2006年出版。）想来那个时代的雅典也像古代中国人一样，每个兵士都是自己带着装备参军打仗，因为阶级高贵的人参加的是需要复杂装备的兵种，阶级低微的人参加的是需要简易装备的军队。装备所需的费用跟他们的经济能力相一致。

第四阶级当然人数最多，他们没有担任官职的权利，但是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在国家的资源分配中，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奴隶肯定最少，所从事的产业肯定最低微，除了农业之外，很可能都是修鞋的补伞的磨刀的卖糖葫芦的之类，总之是成天被城管追着到处跑的那一类。

这样一来，雅典就有两个底层阶级，一个是奴隶阶级，他们由战俘和罪犯演变而来，世代承袭，永无出头之日。他们只给奴隶主和国家提供永无休止的劳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创造＂剩余价值＂的人群，他们的血汗是国家财政赖以运转的保证，也是第一个阶级无需参加劳动和军役的保证。第二个底层阶级是平民中的最低等级即第四阶级。人群广大的第四阶级虽然不用纳税，但是他们作为庞大军队的兵力来源，能够实施大规模的抢劫行动。国家就用他们的出生入死开辟出滚滚财源，供权贵阶级挥霍和享乐。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为那些权贵人物施展经天纬地、杀伐征战的伟大天才和勤政爱民、日夜操劳的伟大品德所提供的一个平台，也是为他们提供巨大财富、无度享乐、高贵体验、超人感受的一个现实空间。

国家是权贵们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玩物、一个私物，为了玩好这个私物，权贵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底层承担四项伟大的功能：第一，为权贵们提供无穷无尽的税赋，供他们纵欲无度地享乐；第二，用自己的饥寒交迫、凄厉哀嚎衬托权贵们的成就感和优越感，以及偶尔发点救济品象征性地解民于倒悬的崇高感，第三，遇到涉外武装活动时除了疯狂抢劫敌对部落财富外，还得适时地按照权贵们的命令担任炮灰（或者箭靶），第四，在长期没有涉外武装活动时，英勇充当牺牲品以满足权贵们杀人玩血的心理需求。由此可见，底层人对于保证权贵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底层，那些壁立千仞的伟大事业和伟大人物就没有基座。

部落组织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向敌对部落实施抢劫计划。国家的形成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其进步意义主要在于，权贵们不用冒箭矢刀斧之险，仅仅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稍做手脚，就能以国家的名义对本国的底层人实施连续性的、制度化的、不知不觉的最大规模抢劫，这种伟大的智慧所创造的伟大的成功足够权贵阶级世世代代骄傲不已。

而且，这一点也不耽误对其他部落其他国家的抢劫，一旦需要对外动武，只要吆喝那些贱民开向敌阵，根本用不着亲自动手，天下金银财宝就尽入穀中。国家虽然是＂文明＂的产物，可是它在抢劫和屠杀他者上一点也不逊色于＂野蛮＂的部落。

关于制造并永远保持一个人数庞大之底层阶级的必要性，中国周代的政策阐述得最为清楚，这种政策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保证。

周代规定，按照农夫地位的高低不同，分给肥瘠不同的农田。上等农夫的肥田所产粮食足够养活一家九口，次等农夫所得次田足够养活八口之家，再次之养活七人，再再次之养活六人，下等农夫所得瘠田可养活五人。庶民若是应征去当官差，其待遇比照以上五等农夫的收入水平，分等级核定。（见《礼记·王制》，原文为：＂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伟大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底层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世世代代永远只能是底层人。

到了士、大夫等等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最低等的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提高。《礼记·王制》接着说：＂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国家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与这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做一个大人物是多么令人羡慕。谁能成为大人物，则由那些已经成为大人物并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少数权贵决定。

国家权力给底层人规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别狭小，设置的禁区却特别多。无论你多么优秀，无论你具有多么杰出的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你都无法获得政治地位，因为国家只允许你劳动和纳税，不允许你别有所图。一个底层人要想改变命运，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制度的力量和秩序。在这样的制度和秩序面前，所有的勤奋努力、所有的道德磨砺、所有的人格修炼、所有的精神涵养，都不能发生作用和影响。

相反，为了保证国家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的底层，权贵们必须不断使出各种政治经济手段，逼迫一些＂中产阶级＂破产，让他们源源不断地沦为＂底层＂。梭伦改革将公民分为四个阶级，就因为奴隶阶级这个底层还不够庞大，与国家的需要和文化的灿烂还不般配，于是将公民中最大的群体打入底层。这一招大大减少了分享奴隶劳动成果的公民人数，同时可以将第四阶级逼向殖民地，为国家抢劫无穷无尽的财富。

果然，梭伦改革成为古希腊划时代的事件，雅典军人迅速向小亚细亚扩张，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由抢劫和贸易所得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雅典的国库和权贵的腰包，雅典一时间成为希腊世界的老大。

为了防止少数桀骜不驯的底层人对这国家内部的制度性抢劫心怀不满，国家不得不用底层人缴纳的血汗钱建造庞大的监狱。只要他们的不满稍有流露，就将他们囚禁起来。如果他们企图对上流社会进行报复性抢劫，就将他们处死。为了威慑底层人老老实实纳税，必须建造一支警察部队随时恐吓他们、镇压他们。为了囚禁、镇压、处死他们时具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就需要建立一套名叫法律的游戏规则。于是国家用法律的方式规定，底层人不纳税就是犯上，斩无赦，纳税而想拿回来是抢劫，斩无赦。

所以，标志着国家之诞生的监狱、警察、军队、刑法等等事物，都是因为有了底层才有了出现的理由和存在的必要。所以，人类社会由氏族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所需要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规定谁是底层。一旦用强力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底层，国家就横空出世了。

光用军队威慑底层还不够，还得豢养一大批士大夫从文化上精神上将底层人的精神摧毁。士大夫们按照权贵们的吩咐天天画符念咒，永不停息地诅咒底层人＂野蛮＂、＂原始＂、＂土著＂、＂愚昧无知＂、＂冷漠麻木＂、＂灵魂黑暗＂、＂科盲＂、＂法盲＂等等。他们把这样的符咒念到了杂志上、报纸上、电视上、所有的专著上。念够了一定数量就有俸禄，念超了一定数量就有赏钱。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大中小学、所有的精英会议、所有的底层训话，全给这样的符咒塞满了，容不下一点底层人自己的内容。

所有的权贵和精英通过对底层人的诅咒、批判、压榨、提防而团结为一个整体，伟大而又高贵的上流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光是诅咒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教化＂和＂启蒙＂。于是一部分士大夫们以巨大的激情研究教化门径和启蒙方法，焚膏继晷，不辞辛苦与煎熬，直到把自己熬成圣贤。底层人诚惶诚恐地跟着圣贤的符咒牙牙学语，刚学会甲乙丙丁，圣贤跟权贵一咬耳朵，马上来一场符咒革命，又改念子丑寅卯了。底层人一下子懵了，拍着额头只恨自己太弱智。

他们不知道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如果没有国家，权贵们的伟大智慧和崇高品德到哪里去展现呢？绚丽多彩的艺术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从哪里诞生呢？时不时地出现于各个时代各个种族的划时代圣贤哪有可能产生呢？所以，所有具有话语权的人都说国家是伟大的事物，而底层人永远像泥土一样沉默无言，历史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当着底层人，世世代代。（作者博客）


作者简介：摩罗，本名万松生，1961年出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农民家庭。华东师大文学硕士，现居北京，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因幸福而哭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因幸福而哭泣》（繁体字版），台湾情报文化公司2003年出版。《不死的火焰》（繁体字版），台湾情报文化公司2003年出版。《大地上的悲悯》，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鲁迅》，（与人合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出版。1991年曾经出版过小说合集。《六道悲伤》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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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NCN　Editor于2/26/200811:39:00下午在新世纪NewCentury.Net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