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一月 05, 2009

李民騏:當前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未來

[本文是2008年10月作者訪問中國時,於在北京大學《北大講座》演講的文字記錄。作者在同一時段內亦在《烏有之鄉》進行了題為「二十一世紀危機:中國與世界」的公開演講。講述的陳示文件現載於http://www.econ.utah.edu/~mli/index.htm,演講簡報刊於《烏有之鄉》網站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810/55394.html ]

個人簡介:中國公民,1969 年1月出生於北京。2002年於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03-2006年任加拿大約克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2006年至今任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新著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近期將由英國Pluto Press出版。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們有幸請到了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的李民騏教授來和我們做交流,李民騏教授曾經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後來求學於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系,並取得博士學位,李民騏教授是歐美著名的左翼經濟學派學者,比較關注歐美進步刊物的同學對他都不會陌生,下面我把時間交給李教授,掌聲歡迎。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大家晚上好,很高興能回來北大跟大家交流一下問題,來之前,協會同學讓我說說次貸危機的問題,說實在,次貸危機這個問題我講不好,經濟危機還可以講講。先向大家概括地介紹一下我對目前世界經濟形勢的幾點基本估計。第一點估計是當前的經濟危機不是一個普通的週期性經濟危機,而是帶有標誌性、結構性的危機,說它帶有標誌性和結構性是說,很有可能從七十年後期到現在,世界範圍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可能以這個危機為標誌,它的喪鐘就要開始敲響。這是第一個基本估計。我們知道,我國最近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那麼「新自由主義」,大概也是七十年代後期到現在,基本上也是三十多年的時間。我們也可以把「新自由主義」就理解為世界範圍的改革開放。那麼這個世界經濟危機會如何發展呢?我個人估計,在今後五年左右的時間裡,美國、歐洲、日本肯定會遇到相當嚴重的經濟危機,首先表現為比較嚴重的經濟衰退,而且衰退之後於近期不會有有力的復甦,經濟將處於停滯狀態。而對於中國經濟情況而言,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近期的影響應該不會很大,除非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出現重大錯誤。但是從現在算起的五到十年以後,那麼情況可能會發生進一步變化,世界的經濟危機可能會進一步加深,而就中國來講,在2020年前後或稍晚的一段時間,很有可能在能源問題上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所以,就中國來講,我估計在2020年,或者在稍後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將發生重大的變化,中國本身的變化將伴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根本性變化。

下面我詳細展開談談。那麼說到「新自由主義」,我們要從「新自由主義」之前,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談起。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紀上半期,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當時可以說是危機重重,風雨飄搖。有三十年代大蕭條,有兩次世界大戰,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可以說到了滅亡邊緣。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被迫在其體系內部由資產階級做出重大調整,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整個的世界資本主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比較快的局面,當時都叫「黃金時代」。從生產關係來看,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有這麼幾個特點:一個是大政府,大政府一個是講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其程度和範圍都有了較大的增強。而且就政府本身的規模來講,也擴大了很多。比如,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一般西方國家政府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比較低,如5%-10%。二戰後,比較低的像美國、加拿大都達到 30%以上,比較高的,如西歐,北歐可能都達到50%,甚至更多。再有,就國家干預的特點來講,很多國家,特別是西歐等國家當時在很多廣泛的經濟領域,通過國有企業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手段,國有企業在有些國家中不僅促進各個重要行業的發展,在經濟中的比例也很高。如奧地利,這個國家的國有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是超過50%的,比我們國家現在要高多了。再有,從階級關係上來講,實施了一些社會階級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措施,再有就是福利國家規模的擴大。階級關係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國家,或者說在國內通常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實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準確的名稱,嚴格來講應該叫帝國主義國家,或者是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那麼在這些國家裡面,階級關係相對緩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確實是縮小的。過去八十年代的時候,常常聽人們講,說過去馬列主義關於資本主義階級關係激化的觀念過時,說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進行社會改良措施,資本家與工人矛盾已經不那麼尖銳。這個觀點如果用來描述五六十年代西方國家的情況還有一定合理性。再有就是從世界範圍來說,從當時的整個國際環境,政治及經濟環境來講,對於一般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有社會主義國家搞自己的工業化也都比較有利,那個時侯不僅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也是第三世界工業化的「黃金時代」,也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黃金時代」。

那麼說到這,聯繫到咱們國內的情況,我們國家現在當然有許多社會經濟矛盾,有時候基於大家立場不同,大家的看法都不同。那在遇到這些社會經濟矛盾的時候,很多人往往會想,是否能通過實行一些社會方面的改良來解決這些矛盾,如社會方面的改良或者是政治方面的改良等等。那麼改良的這個願望是好的,但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願望為轉移的,如果說在資本主義內部的改良是可以的,五、六十年代就是全世界改良主義的黃金時代。即使是這樣一個改良的黃金時代,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又陷入了新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同時還陷入了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大家知道,法國的「五月運動」,是席捲全歐洲的工人運動;還有美國的「反戰運動」;再如智利,阿連德政府是通過民主選舉上來的,要在智利搞社會主義;還有當時的葡萄牙,它的情況很有意思,葡萄牙當時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起來鬧獨立,要進行民族解放運動,進行革命,葡萄牙就派殖民軍去殖民地進行鎮壓,鎮壓的結果就是很多殖民軍軍官受激進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變成了社會主義分子,回國後自己搞革命,於是七十年代就發生了葡萄牙革命,幾乎把葡萄牙差點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還有咱們中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世界革命歷史上也是起到了先鋒作用。但是,當時的世界革命浪潮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從根本上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而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從二戰以後到七十年代整個一套制度及整個生產關係遇到了嚴重危機,再也繼續不下去了。這個時候可以有兩種前途:一種前途是世界革命繼續推進,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範圍外解決問題。而另外一種前途是你如果不能在資本主義範圍外解決問題,只有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解決問題。而要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解決問題,那麼就必須存在一些能夠使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基本條件,這個危機必須要以有利於世界資產階級存在的條件為前提來解決。

那麼從當時世界政治經濟實際發展情況上看,儘管有世界革命高潮,但是沒有解決根本性問題。這個情況下,在資本主義範圍外解決問題是已經不可能,只有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解決問題。從具體的進程來講的話,先是1973年的時候,在智利,皮諾切特搞的軍事政變,這背後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搞了政變以後,殺害了阿連德,並在短時間內屠殺了數以萬計的智利工人和進步活動家,當時的幾萬人在智利那個國家已經是很大的規模了。然後就是在智利實行法西斯主義制度,這個智利法西斯主義政權上台之後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從美國請去了幾個年輕的經濟學家,這些年輕的經濟學家都是弗裡德曼的弟子,叫「芝加哥」男孩。當時請了弗裡德曼的弟子在智利搞貨幣主義,這是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試驗。接下來就是中國的情況咱們知道。然後接下來是1979年的時候撒切爾在英國上台,1980年裡根在美國上台,這是代表整個世界範圍「新自由主義」的開始。那麼在撒切爾和裡根上台之後,再往後,大家知道到九十年代,先是非洲、拉丁美洲,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發生債務危機以後,被迫搞結構性調整,都是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都是在搞「新自由主義」政策,再往後是蘇東的「休克療法」,基本到九十年代的時候「新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就占統治地位了。

那麼咱們講「新自由主義」,具體來講它在經濟政策、經濟制度方面有哪些特點呢?從這個宏觀經濟政策上來講,一個代表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就是貨幣主義,這是區別於從五十年到到七十年代在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那麼這個貨幣主義有些什麼特點呢?主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從貨幣政策上來講,中央銀行的主要目標是要穩定價格水平。為了穩定價格水平,可以不管在就業或產出方面的後果。為了配合穩定價格水平,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標,在財政政策方面,要實施所謂正統的財政政策,不能有財政赤字,要保持財政平衡,不管經濟的狀況怎樣,這個概括起來就是貨幣主義政策。那麼從當時的情況來講的話,世界資產階級要解決一個什麼問題呢?六十年代以後發生經濟危機,從這個世界階級力量對比情況來看,當時到了六十年代整個世界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對工人有利的變化,於是就出現了世界範圍的,很多國家同時出現了利潤率下降的變化。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國家是以利潤生產為目的,有利潤才會有投資,才會有資本積累,才會有經濟的增長,然後整個一個資本主義才能正常運轉。如果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話,資本積累就不能有利可圖,資本積累也就不能有力地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的其他各個方面都不能正常進行,那麼這個資本主義就要陷入危機。所以說利潤率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從經濟上來講,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恢復利潤率水平。而要恢復利潤率就要使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力量對比發生對資產階級有利的變化。那麼貨幣主義在這裡起到什麼作用呢?它名義上是說穩定價格水平,抑制通貨膨脹。具體的做法中央銀行就一招,就是大幅度提高利率。提高利率的結果是抑制國內的有效需求,然後抑制需求的結果是形成大規模失業,那麼大家想想,形成了大規模失業會是什麼後果呢?在勞動力市場上,失業的人越多,那麼自然工人的談判能力就越弱了。所以貨幣主義直接服務於增加失業、抑制工人談判能力、降低工資、提高利潤率這麼一個目的。就短期上來講,貨幣主義起到這麼一個功能。光是這個還不夠,從長期上來講,還必須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使勞資關係發生對資本家有利的變化。這就要對福利國家進行所謂改革,削減社會福利,減少失業補貼,增加工人拿失業補貼的難度,或者縮短工人拿到失業補貼的時間。另外,還要修改一些法律使資本家解雇工人更加容易。如果說放到咱們國家的環境就是類似於砸破「鐵飯碗」,醫療體制改革,養老保險改革,諸如此類的。在國際上來講都屬於使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化的改革。所謂使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化,也就是勞資關係對資本家更加有利。再有,在國家與資本的關係上,通過實行私有化,通過在國際上解除對資本在國家間流動的管制,增加資本家尋求利潤的機會。再有,從整個世界範圍,通過推行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從而使資本可以在國家間自由流動,資本自由流動之後,資本就可以從美國、日本、歐洲這些國家轉移到有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源的國家。一方面通過剝削其他國家的勞動力,直接提高利潤率。另一方面,剝削例如中國、印度地區的廣大廉價勞動力,它起到的作用實際上就是使世界範圍的產業後備軍大大擴大。剛剛說過的在一個國家內,通過增加失業人口降低工人談判能力,這是增加一個國家範圍內的產業後備軍。如果說,能夠把全世界的廉價勞動力都利用起來,就是增加了世界範圍的產業後備軍,從而間接有利於壓低全世界範圍,特別是西方國家這些原來高工資國家工人的談判能力。所以所有這些政策都服從於這些目的。那麼「新自由主義」的後果從這些政策上來講就不難預料了,而且應該也是到目前為止凡是關心世界狀況的人都不難瞭解的。它導致的社會後果是災難性的,在世界上很多地區,像拉丁美洲,非洲,中東,蘇聯東歐這些地區,相當多數人口不斷陷入貧困化。除了絕對的貧困化外,全世界的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急劇擴大,這也是眾所周知的。

所以說「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後果是災難性的,但是這個社會後果對於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一點問題沒有。咱們剛才講通過實行「新自由主義」這些政策,對於資產階級來講是希望通過這些舉措來提高資本主義利潤率,因此另外的矛盾就產生。一方面全世界的財富不平等擴大,另一方面相當廣大地區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那麼它的一個必然後果就是,一般群眾的、世界大眾的收入和購買力趕不上世界經濟擴張的速度。這是一個顯示美國實際工資的變化情況。從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的實際購買力趨勢都是下降的,九十年代稍有些回升,這以後又下降了,現在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情況還不如六十年代的情況。(一張圖)

那麼這個世界範圍的人民大眾的相對及絕對貧困化,一個後果是一般群眾的收入和購買力趕不上世界生產擴張的情況,這個相應的後果就是說,大眾消費受到抑制。再有,由於搞「新自由主義」政策,如貨幣主義政策,搞高利率,這個又抑制了生產性投資的擴張;再有,由於實施正統性的財政政策,很多國家不敢搞財政赤字,財政支出也受到抑制。學過點經濟的大家都知道,如果咱們講單純的一個國家的話,總需求是由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淨出口構成的。整個世界來講,淨出口就是零,那麼整個世界的總需求就是包括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那麼你現在搞「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後,這三樣全都是受到抑制的,那麼其結果就是整個世界經濟有很強烈的趨於停滯的趨向,不僅有趨於停滯的趨向,而且由於搞了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這個資本在很多國家間的投資性流動還導致了金融危機頻繁發生,並且愈演愈烈。就九十年代來說,有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有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並波及到巴西和俄羅斯;還有2001年的阿根廷及土耳其的金融危機。所以早在可以說九十年代末,整個「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由於一方面的停滯傾向及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的發展,就已經遇到很嚴重問題,就已經存在現實崩潰的風險。那麼之所以說崩潰沒有早一些發生,是還有一些起反作用的因素。那麼,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一個是美國經濟相對快速增長,再有一個是中國經濟的相對快速增長,那麼實際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是和美國經濟增長聯繫在一起的。但是我們這集中講美國經濟的問題。美國經濟,咱們看,這個圖說明的是美國經濟的宏觀經濟結構,也就是說這裡面私人消費、私人部門投資、政府支出、淨出口這幾項分別占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家看到最大的一項消費,歷史上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60%左右,但八十年代後逐步上升,到九十年代達到70%左右,這是講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目前比重。

如果算消費的變化、消費擴張占經濟增長比重的話,昨天和一朋友聊天說,從2000年以後,美國的消費變化或者說消費擴張占經濟增長比重大概可以達到接近 90%,也就是說最近一個經濟週期裡面美國經濟的增長基本上還是因為私人消費組成。但是我們之前看到另外一個圖,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其實是下降的,但是美國經濟的增長又是主要是由消費引導。那麼這怎麼可能呢?一方面絕大多數人口的收入是下降或停滯的,另一方面消費又是擴張的,而且擴張得比經濟擴張速度還快。那麼大家想想這個怎麼可能呢?只有通過借貸消費,對不對?只有通過借貸消費,所以說實際結果也就是說美國居民債務在個人收入中的比重快速擴張。大概九十年代初,居民債務在美國公民個人可支配收入比重就佔到了90%左右,在這次經濟週期末期的時候就已上升到140%。那麼這個過程當然是不能持續的。咱們再看看,這種情況反映在其對外經濟關係上,這裡所說的貿易赤字是廣義的貿易赤字,也是處於不斷擴張的狀態,而且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就目前而言,應該是一年七百億美元左右的狀況。這些情況也是不可持續的。那麼,實際上在九十年代後期,或者說到00、01年的時候,當美國的股市泡沫開始破裂的時候,這些問題就已經很嚴重了。當時美國的格林斯潘通過拚命降息,向市場投放大量貨幣等方式,算是在他的任內把這個問題混過去了,其結果就是引起更大的房地產泡沫。實際上06年的時候,房地產危機就已經開始出現,美國現在聯儲主席,國內是翻譯成伯南克,當他試圖用格林斯潘同樣的方法來緩解這個危機的時候,他的運氣就沒有這麼好,目前的危機就全面爆發

了。危機爆發起來以後,它的進一步發展會怎樣,那麼有這麼幾個問題。第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美國經濟在近兩年是否會出現大蕭條式的崩潰?這個我估計最近一兩年、兩三年之內,大概不太會發生,除非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巨大錯誤,或者是美元發生重大危機。所謂美元發生重大危機,也就是如果發生大規模的私人資本從美國大量外逃。除非出現這樣的情況,否則崩潰性的危機不太可能發生。為什麼不可能發生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與二十世紀上半期相比還是有很多變化的,這個變化一個是因為這個「大政府」,即使是經過這麼多年的「新自由主義」以後,這個「大政府」的基本格局沒有太大變化;再有一個就是中央銀行積極干預,充當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實際上在當前的這個危機裡面,就最近幾個星期來講,中央銀行基本上是銀行系統的唯一貸款人,就是最近幾個星期來講,歐美的銀行系統幾乎是癱瘓的,私人銀行相互之間已經不再拆借貸款了,如果大家關注的話,可能會注意到這點。唯一在市場上願意向銀行貸款的就是中央銀行了。所以說由於這個制度特點,美國經濟於近期應當不至於馬上發生重大的崩潰性變化。但另一問題是,美國經濟是否會發生強有力的復甦,這我認為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這是整個「新自由主義」矛盾積累到現在,多年問題積累的結果。咱們說的這個債務消費是多年積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到現在這個情況的話,他要把居民債務消化掉恢復到比較可以接受的正常水平,這個是一個緩慢的、持久的、困難的過程。所以最低限度,今後幾年,就美國、歐洲、日本的經濟來講,會遇到很嚴重的困難。最低限度會很像日本在九十年代所經歷的經濟停滯性蕭條。這是講美國、日本、歐洲這些地區的情況,這些就是世界經濟的一大半。但是呢,五、六年以後,世界經濟可能出現進一步的惡化的變化,不是好轉的變化。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除了金融方面的問題,如咱們剛才說的宏觀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債務消化問題以外,還有其他的問題。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到現在,從能源方面來說咱們知道可以說是一直是高度依賴化石能的,而化石能都是不可再生資源。可以說,現在有相當強有力的證據證明,世界的石油生產不是已經達到峰值,就是即將達到峰值,也就是說世界生產要達到它的頂峰,然後以後世界的石油產量總的趨勢來講將會越來越少。這個情況在今後五年的時間裡可能會表現得比較明顯,一方面世界石油產量會越來與少,另一方面,雖然整個世界經濟會處於停滯,甚至於蕭條,但是我估計中國經濟暫時不會受很嚴重的衝擊,能夠保持每年8%-9%的增長率,除非是中國政府出現很大的政策失誤,保持這樣的增長率還是可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很可能幾年之後,中國的能源需求會繼續增長,而且增長比較快,但石油生產又不斷下降,你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就顯而易見,那必然會對世界能源價格造成壓力。

這樣的話,很可能五年以後,世界能源價格恢復上漲的趨勢,那麼石油價格上漲將帶動其他商品價格的生產,包括糧食,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就不光是世界經濟停滯,就會出現全球性的停滯膨脹。美國自身也會遇到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元購買力下降,美元本身在世界市場的地位會更加脆弱,美元危機的概率就會逐漸增加,美元崩潰的風險也會逐漸增加。再往後,到2020年前後,看一下下一張圖,我估計中國自己在能源供給方面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那麼中國自身可能會因此陷入相當嚴重的能源危機和經濟危機。一旦這種情況發生的話,不僅中國經濟危機,整個世界經濟恐怕將遇到無可挽回的局面。因為一直到目前為止,中國對美元的支持,實際上是美元信用的主要基礎之一,很大意義上可以說美元信用是以人民幣信用為基礎的,但是事情如果發生到中國也沒辦法支持美元的地步,不管中國經濟也好,美國經濟也好,世界經濟也好,可以說是沒有別的出路了。到了那個地步的話,可以預測「新自由主義」到了最後滅頂之災來臨的時候。

下面這個圖畫的是中國歷史及未來預期的能源供給的情況。

最大的一塊是煤,煤大概佔我國能源供給的70%,這是主要的。這個煤不太好估計,因為中國煤的潛在儲量有一定不確定性,但是我這採用的是比較高的估計,假設的是中國未來煤的可采儲量,假設是2000億噸,這是什麼概念呢?根據的是假設地下一千米範圍內的資源量是4000億噸,那麼假設這4000億噸裡50% 是可以採掘的,這樣就是2000億噸。如果按這個算法算的話,中國的煤產量在2025年會達到峰值,這個是純粹根據資源量估計的,也就是說不考慮社會因素的限制,不考慮環境因素的限制,這兩方面的限制幾乎可以肯定以後會是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那麼這個剩餘儲量能否到達2000億噸,還是很值得懷疑的。這裡是這樣假設;再有是進口,我假設現在到2020年左右,中國的能源進口能保證中國經濟增長年平均8%。但是如果說,照這個趨勢,中國能源進口在2020年會達到多少呢?應該會達到大約7億噸油當量,大約相當於美國目前能源進口的水平,7億噸油當量是什麼概念呢?大概折算應該是50億桶油,如果按照每一桶油 100美元來算的話,就是每年光能源進口就要消耗5000億美元。即使做這樣的假設,中國經濟比較快速增長也只能維持到2020年左右。實際上,真正能夠允許的,中國能源進口達不到這個水平。如果真達到這個水平,大家可以想像,一個是世界能源價格會漲到足已使世界經濟崩潰的程度,再有一個就是會存在很嚴重的地緣政治的風險。那麼按照這樣的假設,到了2020年以後,進口過程繼續擴張,按照我前面的估計,中國整個的全部能源供給的峰值大概會出現在2030年左右,這是完全根據資源水平估計的,不考慮其他的因素。那麼也就是說,2030年之前,中國的能源供給還會每年比上一年多,但是增長速度就會越來越低;那麼到2030年後,乾脆是絕對的能源供給量也會越來越少。那麼反映到經濟增長上呢?到2020年前後,不可避免的中國經濟增長會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左右,每年增長8%,到2040年之後,會出現絕對的經濟負增長。

就經濟增長對中國社會政治狀況的實際影響的話,基本上可以說在2020-2050之間,恐怕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會有深刻的變化。那麼伴隨著這種變化,美國經濟也好,全球經濟也好,也必然發生深刻性的變化,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喪鐘將飄響。那麼,說到這裡,大家要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新自由主義」這條路走不通了。如我們剛剛說的貨幣政策也好、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私有化也好,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那麼以後世界經濟、政治會發生什麼變化,會不會還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調整,會不會再產生一個國家干預式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我的看法是不太可能,為什麼不太可能呢?咱們的唯物辯證法裡說的「否定之否定」,但是這個並不是說事物簡單地恢復到以前的狀態,並不是簡單的循環往復,一定是螺旋式上升。

那麼咱們現在的情況與二十世紀中期的情況相比的話,世界歷史狀況發生哪些變化呢?第一個,整個世界經濟由於全球化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大大加深,實際上也就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趨勢的表現,在這種情況系下,隨著全球化發展,單純的民族國家範圍的國家調節,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經有限,而在世界資本主義範圍內又不可能出現一個世界政府,這既有經驗上的理由,也有理論上的理由,我不深入。第二個,就是大家都知道,這個馬克思有一個著名觀點,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定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轉換成無產階級,從而導致無產階級化的過程,無產階級一定會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那麼大家一定想,馬克思如果這麼說,那麼無產階級到現在怎麼還沒有成為掘墓人?那麼我認為馬克思的這個觀點是對的,但你不能把它放到單個國家裡面來看,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歷史過程,你要把它放到全球體系、整個世界上來看。如果從整個世界的角度來看的話,整個世界的無產階級發展程度,與二十世紀中期相比,有了大大深化和擴大。這個意義是講整個世界範圍的剩餘的、可以剝削的、可以利用的廉價勞動力大大縮小了。比如說二十世紀中期的時候,不僅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有非常廣大廉價勞動力,就是在西方國家自身也還有廉價勞動力的儲備,這個廉價勞動力的儲備到六十年代基本消耗完了,這與六十年代的世界革命高潮出現有關係。到了「新自由主義」的時候,就動員中國、印度等地的廉價勞動力。

那麼我想,我們現在在國內,愛把工農稱為弱勢群體,但是我想中國的勞動力不會永遠廉價下去,中國的工人也不是天生被人欺負,天生是奴隸,總是要爭取些經濟政治權利。中國無產階級到了二十一世紀總要有八小時工作制吧?但是,大家要想想,中國的資產階級有那麼大的膽識和氣度給中國工人提供八小時工作制麼?那麼第三個,一直到二十世紀後半期的時候,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說是毫無代價地,隨意地利用世界廉價的能源和資源的環境儲備。但是現在不行了,經過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可以說整個世界環境已處於崩潰邊緣。如果說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話,恐怕人類的滅亡也不是太久遠的事情。所以發展到現在,今後將不再有廉價的能源、資源的空間,將不再有廉價環境資源的空間。剛剛我們說石油問題,不光是石油問題,世界的煤估計在 2020-2030年之間將達到峰值,其他的不可再生資源也存在這個枯竭問題。可再生資源也普遍存在過度利用的問題,如世界水危機非常嚴重,還有潛在的糧食危機,另外,世界的氣候危機可能是所有危機中最嚴重的,在國內談得比較少,實際上在國際上是一個大話題,整個人類的生存已經受到了嚴重威脅。那麼,所以單純從能源和環境的角度來向,也不再有資本主義發展的空間。所以可以設想,在不太久遠的將來,我們將會看到出現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將可以看到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發生根本的、深刻性的變化。

那麼我先說到這,可以和大家討論一下。

【提問環節】:

問題一:老師您好,是否把中國列入資本主義行列?
老師:只要大家不帶意識形態偏見的話,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

問題二:李老師,請問您是否能估計一下這個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時間,或者說整個社會制度發生變化的時間大概要多久?
老師:按照世界體系學派的主要理論家沃勒斯坦的估計,到本世紀中期左右,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很可能將不復存在。

問題三:李老師您好,你是否能對資本主義的出路發表一下方向性意見?
老師:就是三條路。第一個出路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解決問題,這是不可能的;第二個出路是推翻資本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全世界走社會主義道路;第三個出路,就是前兩個路都走不通,人類走向滅亡,聽天由命了。

問題四:請問我國政府對美國當前的經濟危機是什麼樣一個態度?
老師:應該說,我國政府就目前情況來說,對美國還是很負責的態度。

今天講座到此結束,感謝李老師的精彩演講。

(2008年10月25日)

张旭东:2008: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2008年12月30日 02:43

21世纪经济报道访谈
    
   中国人在往前走的时候,没有救世主,只有通过前所未有的集体实践,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所谓的真理,无非是这种集体实践和集体智慧的阶段性总结和自我表达。
    

《21世纪》: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既有助于我们重新回看过去的30年,也有助于我们展望下一个30年。我们就先从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开始?
    
张旭东: 这一年跌宕起伏,让人处在不断的震惊状态中。这一系列震惊为我们站在30年(改革开放)、60年(人民共和国)和9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当口向前展望,做了一个极好的铺垫。
    
  首先,我们原以为已经消失了或者被抛弃的一些价值又被"震"了出来。很多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充分商业化、"脱政治化",朴素的邻里关系、人际友爱和互助、朴素的爱国主义这些东西都已很淡漠,讲这些不合时宜。但没想到在抗震救灾和奥运火炬接力反抗议过程中,多年潜藏在地表之下的热情和能量又重新爆发出来。我们发现,这些基本的、朴素的价值、伦理、信仰、认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固和深刻得多。这让一个一心一意奔"小康"的经济社会和商品社会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些基本的情感、价值和判断问题,迫使一些信奉"价值中立"的人回到情感、价值、道德、政治领域的"激情"、"投入"甚至"行动" 中去。没有这种国民的情感投入和价值参与,一个国家就谈不上有真正的道德生活和思想生活,我们也就根本不配谈什么总结过去和想象未来。所以2008年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中国又挺过一个多事之秋,而是它启示了当代中国的价值基础和思想能量的更为深广的历史落座。这个历史落座可以同时把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断裂) 包含在自己的整体性之中。
    
  其次,经过这一年,很多人不假思索假定为稳固、可靠的东西,却一再折腾,最终却证明不经折腾。特别是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让我们看到美国的金融体制、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乃至发达资本主义的内在理性基础和制衡机制都远不如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宣传的那么可靠。资本主义的内在伦理,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富于自律性和生产性。相反,在这次1929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贪欲、不负责任、短视、尔虞我诈和对投机和不劳而获的迷恋。这场危机还在扩大,人们看到,无论西方政府、金融机构的体制监管、程序、制度漏洞都非常多,更不用说资本的逻辑,非理性的成分至少同理性的成分一样多。
    
  这么说并不是暗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制度更发达、更优越,而是说我们奉为圭臬、努力学习的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其道德基础和理论基础,要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得多,它们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学习、模仿、依赖的东西,因为它们本身从来就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同样需要在现实的冲击、挑战中,在人性的弱点中不断摸索、不断受到检验和校正。就后一点而言,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比他们的中国学生更清醒。
    
  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从正反两面给当代中国人一个警醒:真正可靠的东西,只能从自己的实践中得来;真正的路,只在自己脚下。这正是回顾过去30年、60年、90年走过道路得出的必然结论。但一个"初步小康"的社会,有时会不自觉地拥抱各式各样的"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因为这样让我们觉得安全。这正是当今的危险。中国人在往前走的时候,没有救世主,只有通过前所未有的集体实践,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所谓的真理,无非是这种集体实践和集体智慧的阶段性总结和自我表达。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的"不折腾"三个字已经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这种把过去3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态度透出一种自信。一旦作为一个整体看,这30年的激变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稳定性——不是没有矛盾,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矛盾统一体。这个整体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守"的;而作为整体的这个30年又必然同更早的30年具有内在的、结构上的关联,因为改革的30年,本身就是从处理同毛泽东时代30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关系起步的。对30年乃至60年"整体性"的肯定性思维也是一种对自身历史经验及其正当性的价值辩护。

    
《21世纪》:您怎么理解这种自信?
    
张旭东:经过过去30年的风雨,一些具体、扎实的观察和理念逐渐积累起来,在经过剧烈的摇摆和简单化、极端化倾向之后,一种新的社会主流和价值主流逐渐成形。这个主流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大体上界定了中国人在可见的将来的活动范围和想象力边界。
    
  无论革命的中国还是改革的中国,在集体生存焦虑和变革的紧迫感的压迫下,都处于长期的、半永久化的"紧急状态"之下,时间都是高度压缩和同质化的。无论是"把一生献给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事业"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都像憋着一口气潜水,不到对岸不能抬头。哈贝马斯说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时间的压缩,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无疑是这种现代性的集中表现。在此没有经验,只有体验;没有历史,只有"永恒的此刻";没有"优美",只有" 崇高",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系统都趋同,"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强调"万众一心"。
    
  今天的中国尽管还问题重重,但"不折腾"却暗示了自我内部的和解,它在承认自身历史的合法性的同时,事实上也承认了这种合法性所面临的种种内部的问题。通过排除一个半永久化的"紧急状态"的单一性,中国社会不但具备了进一步在自身合法性框架内处理复杂局面的多面性和灵活性,也更有信心把自己的历史作为经验、先例、传承和积累接受下来并发扬光大。
    
  没有这种基于历史积累和历史传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意识,任何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只能使当代中国人处在无休止的自我否定、自我疑虑状态中,生活在一个价值的真空状态和意义的无言或"失语"状态。而没有意义和价值领域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辩护,实践层面上的行动也走不了多远。
    

      30年:连续与断裂
    
  我强调连续性并不是要否定断裂,因为断裂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属于尼采所谓的"积极遗忘"和"创造性破坏"的范畴。
    

《21世纪》:
能否就30年与60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展开谈谈?
    
张旭东:在20世纪中国,后代总要否定或者颠覆前代:"现代"的儿子要杀掉"前现代"的父亲; "后现代"的儿子又要杀掉"现代"的父亲;"革命"的儿子要杀掉"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父亲;"后革命"的儿子又要来杀掉"革命"特别是"继续革命"的父亲;"民族国家"的儿子杀掉了"天下"或"天朝"的父亲;"全球化"和"普世价值"的儿子又要来杀掉"民族国家"的父亲。这种"精神弑父"贯穿21世纪中国历史,也是一种消耗极大的"折腾"。
    
  我相信目前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习惯性地从"断裂"而不是"连续"的角度来理解改革30年,即把过去30年视为同1979年前30年决裂的结果。但只要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就能看到,在物质和体制层面,两个30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前30年在许多基本方面为后30年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断裂和连续性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整体性框架内,任何理论、历史观,价值论方面争论和可能性,都是良性的。
    
  我强调连续性并不是要否定断裂,因为断裂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属于尼采所谓的"积极遗忘"和"创造性破坏"的范畴,但当这种创造性破坏必须把自己的集体历程作为"历史"和"存在"确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连续性和断裂之间达到一个辩证的妥协和平衡。
    
  今天的中国变化之快、之深刻,造成了一个极为动态、不稳定的局面,在"变"和"改革"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时代的徽记的前提下,"积极的遗忘"和"创造性破坏"并不是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本身就是"积极遗忘"和"创造性破坏"的标准形态,但它们又是当今意识形态和价值领域里单一化、教条化的主要危险。
    

《21世纪》:您对"连续性"和"断裂"理解,好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带有不同的侧重——您所强调的"断裂"如果不在30年前,又在哪里呢?
    
张旭东:说到断裂,有一种断裂我觉得是我们必须作为历史前提接受下来,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存在"意义上的现代性所带来的世界历史范围里的断裂。无论我们在主观上如何眷恋过去,在器物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我们都早已经是"现代人"——连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想象也是现代人的想象,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表征。所以我这里谈的连续性问题是有一个历史界定的,严格讲是"新中国"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古代中国作为一种文化源泉仍然在滋养当代中国人,作为生活世界的中国仍然在情感世界和语言世界保留某些"传统的"因素,古代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成就仍然能为我们今天所用,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古代中国同现代中国之间的历史实质的断裂,是无法弥合的。在这个断裂之后,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连续体中,"新中国"标志着又一次断裂,即政治文化的断裂。
    
  把"新中国"作为历史实质和文化主体来理解,能为把握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提供新的可能。说到底,"连续性"和"断裂"是分析和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叙事策略"。毛泽东时代鼓励矛盾的充分发展甚至激化,因为那是一个必须通过斗争实现新旧转换,完成自我否定的时代,所以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过去的30年,从"四个基本原则"到"和谐社会",都侧重矛盾的调和与缓和,以求在"立",即发展和建设的前提下,把"破"控制在新中国历史合法性和整体性的内部。在今天,我们如果仍然不能把过去60年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就无法把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历史矛盾。
    

      价值领域里的自我定位
    
  如果"无产阶级"在变为"小康"的过程中无法把自己的行为论述为价值,无法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属性或规定性,当代中国就无法把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经验提升到"普遍"的高度。
    

《21世纪》: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是否也能为当代中国价值领域的自我理解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张旭东:在过去30年或60年里,中国人总体上从"普罗"阶级变成了"小康"阶级。中国的"小康社会"像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影子,两者间既有惊人的家族相似,又有深刻的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小康"固然没有"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所包含的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本来绝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永远"无产化",而是让无产阶级挣脱锁链,获得自由、占有和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是通过国家权力和所有制的转变把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变成"天下的主人"。
    
  "新中国"虽然有史诗一般的开幕,但随后面对的问题更多是柴米油盐,即"先进的生产关系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伟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因为这个从无产到有产的转变不是"无产阶级"在国家形态、文化和价值领域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不是对革命正当性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秩序的消极认同。这场转变不能以一种既有的、陈旧的概念和价值体系去描述一个全新的社会试验和历史实质,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转化,不是它的自我否定。
    
  同美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有一个历史主体内部的复杂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美国的创始者同今天美国的社会主体在历史实质上没有任何不同,他们都是"市民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意人、律师、业主,等等;所以美国宪法有着自然的连续性。但中国革命和改革的主体意识,必须在自身的历史实质中同时保持连续和断裂,只有这样,才能在从"无产者"到"有产者"的历史转变中保持自身政治、文化和价值上的根本的自我认同和创造性,而不是在这场转变中用别人的历史实质偷换、消解和否定自己的历史实质。借用一个历史类比,当年上升的欧洲资产阶级并不是要通过革命来篡夺和取代国王、僧侣和贵族的特权,或以封建文化的繁文褥节装饰自己的门面,而是要把"自由""平等"的新价值确立为人的普遍意志。如果"无产阶级"在变为"小康"的过程中无法把自己的行为论述为价值,无法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属性或规定性,当代中国就无法把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经验提升到"普遍"的高度。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中国道路"其实是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既有的叙事框架里来认识和阐释的?
    
张旭东: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自己在实践层面上的所有努力,拿到别人的符号体系里面去兑换成"意义"和"价值",我们就永远只能在别人的叙事框架里搜寻自我形象,此时如果我们抱怨这个形象是"局部的"、"零碎的"、"扭曲的"、"丑化的",那只是对已被接受的格局的"感伤的注脚"。
    
  "新中国"的创造性,在实践领域的方方面面有目共睹。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创造性在理论层面上被安置在创造新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框架里。在今天,单纯的经济主义逻辑是不足以承担这场意义斗争和价值斗争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同样也不可能由"国学"来承担。事实上,所谓"国学热",不过表明,中国社会在物质意义上的价值创造和财富积累,无形中会突然间让固有"文化资产"或"符号资产"大规模升值。一个废弃的老园子可以因为周围的商业开发和消费趋势的变化而迅速升值,但这种符号"不动产"的升值虽然在账面上拉高了文化GDP,却并没有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价值。
    
  我这么讲绝没有贬低传统中国文史知识的重要性的意思,而只是想指出,今天的"国学热"还没有自己的历史和学理基础。我们今天对传统中国的探讨没有范式上的突破,更没有真正融入我们对于新中国历史实质及其未来的思考之中。我们还没有像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那样的西方传统内部的"国学大师"——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古典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有着极为渊博、精湛的知识,更作为"现代人"为这个传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奠基。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学大师"做的基本上还只是一些资料汇集和知识通俗化工作。不过,话说回来,文化消费和口味上变化,仍然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它既是本土情感、习俗、伦理和文化财富"符号资本化"的过程,也包含着对这个过程的心理和文化的抵抗。我期待真正的当代中国思想从"国学研究"里出现。
    

      "让我们为一个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对过去30年和60年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在眼下就应该有一种耐心,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
    

《21世纪》:面对中国的巨大变迁,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个关于历史、关于世界和关于未来的一整套叙述。但我们的理论和思想界,似乎没有与之相称的对这一伟大转变有深度的阐释。
    
张旭东:一个社会处在上升状态的时候一般会乐于用事实说话,它本能地相信自身历史经验的实质性,相信真理越辩越明。伟大的历史经验总是带来属于自己的伟大形式,实质总会创造出自己的概念和表象。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伟大的理论和伟大的思想,那只是说明我们历史经验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变成自明的东西。
    
  今天我们所习惯的思路和话语方式,或许都还不足以描述和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如果我们对过去30年和60年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在眼下就应该有一种耐心,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中国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或许创造不出震撼人心的理论。这么说并不是悲观,而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新中国"的历史、对西方、对古代中国的了解,都还没有达到一个能令自己满意或者放心的程度。在知识上如此,在伦理、道德、政治和文化等主观性方面,我们的确定性和坚定性也还是未经检验的。我们的思想取决于它对时代的把握,而我们面对的这个历史过程又确实太宏大了。
    

《21世纪》:难道我们能做到的就只有"等待"?
    
张旭东:期待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如果我们在各自的区域性的舞台上把戏做足,那这出戏里面自然包含着唯有中国环境下才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是特殊的体制可能性、文化可能性和价值可能性的具体形态。这种可能性的集合将为真正伟大的当代中国思想提供资源和内容。哪怕我们今天在理论论述上只能走在半途上,但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为这种可能性的发现、保存、印证和体现尽自己的所能。这要比构筑貌似庞大但实际上却可能经不起推敲的煌煌巨制更重要。

  做一个合格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理的融会贯通之外,要有猫一样的好奇心,狗一样的嗅觉,每天在时代的大街小巷里转悠,寻找活力和创造性的痕迹、线索和埋藏。说不定哪个村庄里面有创造性,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的雏形出现了;说不定某电视台哪个制作部门非常有活力,他们的节目制作和同观众的互动是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没准儿哪所大学某系某教研室里某位老师和几个弟子的读书方法非常有效;说不定哪个城市的某个试点预示着某种重大制度创新。这种东西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各个领域都在往外冒。但它们彼此并不通气,也没有在一个更高的全盘性的话语和理论框架里被人有意识地阐发或"翻译"出来。
    

      "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
    
  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我们有关"中国"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举。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种种特殊主义立场。
    

《21世纪》:您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出版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有人因此说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特殊主义者。
    
张旭东:那本书的副题是"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些读者大概一看到"批判西方"就判定我是从"特殊主义"(中国)立场出发去对抗"普遍主义"(西方)。这个假定很说明国内一二十年来的知识界心态。但我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在谈普遍主义,是通过把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还原为它特殊的历史实质,来破除那种"中国=特殊性"、"西方=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思考,其实归根结底是对普遍价值的探索和追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重建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的普遍性而奋斗,而不是追求抱残守缺、小国寡民式的特殊性。而"西方"同"普遍"的关系,同样不是先天的,它同样经过"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的磨练,是通过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而建立起来的。
    
  普遍性不是脱离和凌驾于一切具体、特殊和个别的抽象概念,它也不是所有经验的公约数,而是蕴含、贯穿落实在具体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中的东西,是一切具体、特殊、个别事物中的积极因素的自我实现。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在它的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中实现了一种普遍性,所以它给非西方世界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冲击,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冲击的影响下生活和思考。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普遍性"一经形成就可以脱离具体、个别、特殊的历史实践而变为新的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基督教固然同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样,在自己的教义内包含一种普世价值,但那种一定要拯救你的灵魂,你不从就要你下地狱的传教士和十字军心态,并不见得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更具有"普遍性"。而后者的"普遍性"一旦被他人接受和承认,也就摆脱了它的特殊的中国规定,就像西洋"科学"一旦被非西方社会接受,也就不再仅仅是"西洋"的一样。
    
  普遍性之所以为普遍性,在于它内在的开放性和未来指向,在于它的流动性和不断同具体、个别、特殊经验相结合的自由和能动性,所以说普遍性是在个别事物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使个别性能够否定自我、实现自我的东西。我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集体实验看作重新激活"普遍与特殊"哲学讨论的一个契机。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和"西方"可以说都是具体的个别性,也同样都具有实现普遍性的可能。同时,不同的关于"普遍价值"的论述和自我伸张,彼此间形成价值领域内部的冲突和斗争,但这本是普遍性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那种"接轨"心态,却把中国经验武断地判定为"特殊",而把"西方"教条地定义为"普遍",在哲学术语之下,其实是非常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思维,比如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观念是"普遍",中国的混合经济是"特殊",等等。这种思维其实还没有进入关于"普遍性"问题的思考,因为它所谓的"普遍",其实只是一种有关"历史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想象。这种简单化思维之所以常常以一种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面目出现,是因为这样一个武断的三段论:"普世价值"体现为西方体制;"改革"就是同西方接轨;所以反"普世价值"就是反改革。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我们有关"中国"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举。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种种特殊主义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儒家文明"这些东西,如果它们不在自身的个别性中包含一种面向普遍之物的激情和可能性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其实感觉不到它们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情感寄托,不是对其"特殊"或"例外"的执迷,而是来自对它所带给我们的人的形象及其普遍性的眷恋。唐诗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唐代的诗人都受制于历史指派给他们的特定时空;他们都用汉语写作,受一种严格的格律和成规约束,但他们富于个性的语言世界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普遍"的信息。这种普遍性同样在中国革命的史诗性当中体现出来。作为改革时代的产物,我们在经验和思考领域面对的终极问题,是这个时代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创造出什么样的普遍价值。

星期五, 一月 02, 2009

陈破空:处置田文华,中南海拟杀人灭口

 
        文/陈破空

年底,中共当局出台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赔偿方案:由22家责任企业,出资11亿元人民币,其中,现金赔付9亿,赔偿基金2亿。近30万全国受害婴儿中,死亡者每人获赔20万,重病者每人获赔3万,普通患者每人获赔2000元。

方案出台后,受害者家属大呼不公,纷纷表示"不能接受"。不公平,首先在于赔偿金额太少:20万,不过是一个普通意外死亡者的保险和赔偿金额,死于毒奶粉的婴儿,系人为加害,性质恶劣,影响巨大,岂是区区20万所能打发?

至于重病者仅获3万元,连护理费都远远不够,更莫提超常的精神损失;对仅获赔2000元的一般患者,家长怒道:花两千块钱就想了事,把我们的孩子当要饭的(乞丐)!

不公平,更在于形成赔偿方案和决定赔偿金额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消费者和受害者的参与,"根本没有问过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气结至极,纷纷表示要入禀法院,尽管,法院大门早已被堵死。

按常理,有人因商品受害,循法律途径解决,聘请律师,入禀法院;有关赔偿方案,不管诉讼双方如何控辩,最后都由法官裁定;如果需要专业鉴定,法院自会聘请或委任专家进行;如此获得的赔偿方案,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平与公正。

三鹿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和资金,据称出自22家责任企业;这些企业的背后,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该协会的背后,是卫生部。代替法官和法院的,也是卫生部,由"卫生部出具医学鉴定证明,论证问题奶粉赔偿方案。"

之前,就在受害婴儿家长纷纷把诉讼和索赔矛头瞄准三鹿公司时,却有人让三鹿公司悄然进入破产程序,甚至不顾有其他企业收购和重组三鹿集团的市场行为,有意使原告失去诉讼对象。操纵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早有律师代理毒奶粉受害者,依法索赔,但全国各地法院,均拒绝受理。联想到三鹿毒奶粉案发之初,河北当局就对全省律师下达封口令:不得为毒奶粉受害者代理官司。当时,有人解读,那是河北地方当局一手遮天的行径,如今真相大白:杜绝法律解决,原是中央政府的旨意。

封锁法律诉讼之路,不仅针对受害于毒奶粉的婴儿家长、而且针对四川大地震中受害于豆腐渣工程的学生家长。这种针对特定群体统一关闭法院大门的做法,只能出自中共中央政府。事实正是如此,被家长质问得无言以对时,不少法官坦白:中央政府对各地法院发出内部通告,要求不得受理任何此类案件。

好一个"依法治国"!原是拿来唱的,不是拿来兑现的。

迹象显示,中共高层,试图形成另类"中国模式":对于诸如毒奶粉和豆腐渣工程等重大公共事件,堵死法律途径,而由政府一手操办。法律问题,政治解决。

一般人以为,这类事件,原本是企业责任,或者是地方官员责任。中南海竟大包大揽,令人疑窦丛生。如此做法,除了口中所念的"社会稳定"(实为政权稳定),对中共高层,究竟益处何在?要知道,以政代法,以党代商,集毁誉于一身,对当权者而言,风险极大。罔顾法律,公然废弃法治,更留下历史污迹。

莫非另有隐衷?正如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捕前所言:"如果你们拿我开刀,我就把这个脓包挤破,我要向全世界报道问题。"

原来,毒奶粉的始作俑者,不只是三鹿集团。如果受害人打起官司,层层追究责任,站到被告席上的,恐怕就不只是三鹿集团当家人,还有石家庄政府、河北当局,以至于,中共中央政府。中共高层的具体责任,极可能是:为了奥运会,亲自下令封锁毒奶粉丑闻,拖延之下,令更多婴儿毙命于摇篮。(毒奶粉丑闻,案发于奥运前,严重于奥运期间,全面见光,则是紧接在奥运之后。)

据此推断,田文华的命运,极可能是:被诱骗争取"宽大"和"轻判","只讲自己,不讲领导";但随后就遭杀人灭口。


(12/30/08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www.chenjinsong.com

网络反封锁:
1)动态网www.dongtaiwang
2)无界网www.ultrareach.net
3)火凤凰http://heartyit.com/chinese.html
4)花园网www.gardennetwork.com
5)世界通www.gpass1.com

许志永: 呼吁政府善待毒奶粉受害者家长


1月1日23点20分接到结石患儿家长杨勇的电话,原计划1月2日下午组织结石患儿家长与媒体媒体见面会的赵连海先生被警方带走。随后我试图联系杨勇,但他的手机也关机。今天早上联系上杨勇,他们五人已经被控制在北京团河会议中心。另有20多位受害家长正在赶往原定会议地点,但聚会有可能不能举行。

由于结石患儿家长大都不满意赔偿方案,他们计划于1月2日下午一点集体与媒体见面,发出他们的呼声。但是见面会很可能无法举行,一些家长在本地受到压力不敢来北京,勇敢地来到北京的又随时可能被监控。

一些毒奶粉受害者有可能像地震死难中学生家长一样,逐渐在愤怒中成为所谓"敌对势力",如果事态这样发展下去,真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我们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不要把这些无辜的受害者逼上绝路。

我们一直主张,司法主导解决毒奶粉受害者赔偿问题,如果司法不能主导,至少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主导企业和受害者之间协商解决。既然已经有十几位受害者来到了北京,请不要进一步伤害他们,这应该是一个谈判协商的机会,希望奶业协会以及政府部门抓住这个机会倾听他们的声音。

许志永 2009年1月2日

星期四, 一月 01, 2009

公盟评论:只有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的赔偿方案才是合理的方案

      ——关于"结石宝宝"赔偿问题的意见

         公盟评论 2008年12月31日

据报道,国家有关部门对"三聚氰铵"奶粉事件的整体赔付方案已作出部署,"结石宝宝"可获得企业赔偿和政府补偿。其中政府补偿标准是:"结石宝宝"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企业赔偿标准是:22家责任企业共拿出资金11亿多元,其中9亿多元用于患儿的一次性现金赔付,2亿元用于设立医疗赔偿基金,赔偿至患儿18岁前的后继诊疗费用。

至此,奶粉受害者家庭及社会各界的索赔努力终于取得阶段性进展。对此,我们稍感欣慰,也引起一些思考和意见。

一、责任企业和相关部门的态度转变是一种进步,值得鼓励。

应该说,近日媒体披露的赔偿方案是民间长期关注的毒奶粉赔偿问题所迈出的积极的第一步,虽经各方艰难努力,来之不易。

自9月中旬奶粉事件被曝光以来,对于受害者家庭和社会各界高度关心的受害者赔偿问题,责任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从最初的不置一词、置若罔闻,到今天政府与企业承诺共同赔偿并拿出初步方案。虽然姗姗来迟,但基本态度总算是有了一个转变,总算是给了广大受害者一个答复,也给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答复。

而且,我们看到,奶粉企业将出资成立医疗基金,以报销支付患儿的后继诊疗费用。虽然仍属医疗费用的补偿,离我们所主张的损害赔偿尚有距很远。但已经开启了解决后继问题的程序,走出了正确的方向,符合了民间社会的呼声和期待。

二、公益律师的艰苦努力和受害者家庭的依法维权推动了索赔进程,令人欣慰。

迄今的索赔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公民社会对于妥善解决社会问题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媒体的深入报道、公众的持续关注、律师的自发援助,无疑都起到了建设、推动和监督作用。正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得奶粉事件赔偿问题终于迈入理性轨道,而不再是以敏感、群体性、制度性等思维被"稳定"掉。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公益律师,自毒奶粉事件曝光伊始就自发组成了"志愿律师团",他们为众多受害者家庭提供义务咨询,撰写简洁实用的《索赔指南》,回应疏导汹涌的索赔民意,理性引导并明确提出解决索赔问题的法治原则和法治轨道。即使受到各地司法行政部门的巨大压力和阻挠,公益律师们仍然坚持不懈地与公益机构及受害者家庭一起坚持开展工作,协助受害者家庭在各地进行起诉,开展了对赔偿方案的调查、研讨和论证工作,接收受害者家属委托并提出协商解决的赔偿建议,提起集体诉讼。此间,我们看到公益律师们提出的赔偿方案非常认真负责,兼顾专业性、客观性和可行性等原则。当前媒体公布的政府和企业赔偿方案,无疑已经认可、借鉴并体现出了律师们建议方案的一些创意。

在重大公共事件和公共利益面前,越来越多的公益律师开始涌现和积极参与,这种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态势,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鼓舞!

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家庭不愿意做沉默的羔羊,他们站了出来、站在一起,拿起法律的武器,讨还属于自己的公道。自9月中旬以来,受害者家庭依托授权律师,提出赔偿意见和建议方案,主动递交律师函,直至提起索赔诉讼,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

越来越多受害者家庭法律意识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增强,让我们看到希望!

三、排斥受害者和公民社会参与,单方面出台赔偿方案的做法有失公允,将使解决奶粉事件赔偿问题失败而终。

对于目前的赔偿方案框架,我们发现其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例如赔偿标准的问题,当前我们看到的赔偿标准显然太低。对于许多受害者家庭来说,三万元至二千元,远不够实际的直接花费,更不用说间接损失和遭受的身心创伤;医疗赔偿基金支付医疗费仅到患儿满18岁,也没有任何合理依据。而且,赔偿基金只是打算报销"发生的医疗费",这也是不够的,对于未知后遗症所造成的身心伤害,也必须予以赔偿。

更为重要的是,赔偿方案,应该由受害者主张,受害者和责任企业以及其他相关方共同协商确定。而当前公布的赔偿方案形成方式,完全是政府和企业作为赔偿一方制定,并且是秘密而非公开制定的,这种程序不仅难以保证方案的合理性,也减损了受害者主张利益的权利,违背了平等自愿的法律原则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要求,是对受害者的权利剥夺和又一次伤害。

这些赔偿过程中的缺陷,完全可能导致问题并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人力和时间,也有损公民对政府和相关企业的信赖。更重要的是,它还对法律和道德形成一种极其负面的影响,而后续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可能深化,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

因此,我们认为,赔偿方案的制定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它不应该仅仅是政府和企业说了算,更需要民间各个相关方尤其是受害者家庭的参与。既然公民社会在前一阶段的不懈努力已经被证明是有开拓性的意义的和有远见的,那就更没有理由把公民社会排除在方案制定进程之外;既然奶粉事件的赔偿问题关乎到千千万万家庭、牵动千千万万人的心,那么就更应该集思广益,让受害者、律师、公益机构、相关协会、媒体、经销商等充分参与,共同调查、谈判、辩论,以最终形成公平合理、有操作性并被各方认可和接受的赔偿方案。

没有受害者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凭借公权力单方面制订推行赔偿方案的做法不是一种公允的做法,将使解决奶粉事件赔偿问题的努力失败而终。而这种失败不仅仅是受害者权益受损,更是我们处理问题方式的失败,也将是我们国家法治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败。

如果真的那样,我们失去的,还有未来。(作者:陆军、刘潇虎)

联系公盟,可以拨打:010-62111675,或:许志永13693399478


转自徐水良主编《网路文摘》4170
订阅:netdigest-subscribe@yahoogroups.com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立即停止迫害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


2008年中国经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北京奥运、神七升空无疑塑造了一片强盛繁华的景象,中国还有雪灾、四川大地震、食物安全等等突显社会的流弊。一年将尽,当大家兴高采烈迎接新一年来临的同时,请不要遗忘中国仍有一群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未能开怀庆祝,他们有些更身陷囹圄,前路堪虞。其中,特别可以从以下的事件中看到,律师在执业方面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被侵犯言论自由及人权的状况。

一、律师因提供法律援助而受压

「西藏事件」及律师年检

2008年3月中发生「西藏事件」后,18名来自不同省市的律师包括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和江天勇在网上联署发表公开信,表示愿意为西藏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呼吁当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被捕藏民。发表呼吁信的律师当中,有12名是来自北京的律师,其余几名律师来自广东、山东、河南、江苏以及陕西等等。事情发生后,北京司法局和公安局为此事找过北京市的一些律师问话,表示西藏问题很敏感,警告他们不要插手西藏案件,否则要承担后果。

其后,5月底的时候,北京有10多个律师事务所,涉及500多位北京律师在年检上遇到困难,直至律师们一起发出网上公开声明表示抗议后,几天之内大部分律师获得通过年检,最后,滕彪还未获通过年检,而其它省市的一些维权律师也未能获得通过。

四川地震灾民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黎克特制八级大地震,因为“豆腐渣”楼房抵受不住地震的威力被震成瓦砾,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及财物损失。有在地震中丧失儿女的家长找四川的律师控告政府索偿,但当地律师因不愿与官府作对而拒绝接办,有家长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找维权律师帮助。据悉有北京律师及他们所属的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司法部门明确警告,指令他们不要代理与四川地震有关的“敏感案件”。当局诸多阻挠,更明目张胆地向律师施压,令他们不能履行其法律义务,灾民更是有冤无路诉。

毒奶粉事件

中国食物安全问题亦是今年全球的焦点议题。事源9月11日,甘肃省卫生厅首次披露省内59名婴儿肾功能不全,1人死亡,他们同是吃了“三鹿奶粉”,及后陆续发现全国婴儿患肾结石个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律师于9月13日表示愿意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两天后已有14省市31名律师报名参与,志愿律师团估计处理了逾400个法律咨询电话。河南省司法部门有官员,与该省部分参加了志愿律师团的律师和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进行谈话,明确要求这部分律师退出志愿律师团,律师团现已超过百名律师,当中有20至30名律师表示受到地方司法部门的压力,甚至被警告不要接办与毒奶粉有关的案件。甚至今天早上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三鹿集团前董事长田文华等4人,代表过百名受害人的律师许志永竟不准入庭旁听,律师及家人唯有在庭外示威,抗议法院违反《刑法》所保障他们应有的参与诉讼和了解真相的权利。

二、《律师法》37条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律师法》修订后,于2008年6月1日实施,虽然该法内容已有很大改进,但仍有部分条文会对律师执业带来威胁,如律师在法庭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可能会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而受到法律追究。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及西安维权律师张鉴康,在他们撰写有关律师法修订的评论文章中也特别指出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执业会构成威胁,他们亦有引用国际法及一些欧洲国家的法律指出很多地方的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免受刑责。

三、北京律师因支持北京律协直选受压

今年适逢是北京律师协会换届,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名北京律师联署发布了一篇《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他们依法向协会提出要求透过公平选举产生律协委员会的行动,旋即引起律协公开严厉斥责,指他们“私自串联”、“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发起人唐吉田律师更不获所任职的律师事务所续聘,另有最少3名律师的执业权利受到威胁,19位朝阳区律师被该区的司法局律管科召集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书面交待参与是次签名的动机。虽然面对很大压力,但后来却有更多律师加入支持要求北京律协直选。

四、知识分子因联署《零八宪章》被骚扰或拘留

在刚过去的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暨《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约300名的内地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一篇《零八宪章》,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希望中国政府改善国内人权、民主及法治状况的诉求。联署人士之一的北京著名作家刘晓波,在2008年12月8日被公安人员带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带走,至今仍未获释。另外一度拘禁北京宪政学者张祖桦和进行抄家,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被上海公安传唤约6小时。还有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西安维权律师张鉴康、广东维权律师唐荆陵等,因联署宪章而被公安人员骚扰或被无理带走问话,可见中国政府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及中国《宪法》。

五、其它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AT) 于今年[2008年]11月7日及10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审议中国第四次提交有关其履行《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状况报告及答辩合议。中国早于1998年成为《禁止酷刑公约》的签署国之一,20年后委员会指出中国在履行禁止酷刑公约的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有关辩护律师受到骚扰。委员会在报告中表示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与《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9条赋予检察机关权力以“伪证”为由拘捕律师,这些法律条文因而被检察机关用作威吓替其当事人案件搜集证据的辩护律师。

另外委员会亦特别关注维权人士及上访者受到骚扰和暴力对待的模式,以及律师受到骚扰的情况,如北京维权律师滕彪于3月2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人员强行带走问话,41小时后始获释回家,期间一直被戴上头套,不知道被带往甚么地方,被盘问有关他的文章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的情况。

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于2007年9月29日在办公室附近被十数名身份不明人士蒙头强行拉上车,被带到野一间地下室被人用电棒毒打,到凌晨一时左右被扔在小汤山荒郊野外,更被恐吓全家要离开北京。及后今年3月7日早上开车送七岁儿子上学途中,在东四环附近遭到警察开车猛撞,车后备箱几乎报废。

此外委员会极度点出骚扰律师及维权人士的手法包括不同形式的行政拘留,如“住所监视”、劳动教养及秘密地点拘禁。委员会就此建议中国政府有责任保障所有公民包括监察人权状况的人士,不应因他们参与人权工作而受到无理的恐吓或暴力对待。

今年10月23日获欧洲议会颁赠沙卡洛夫思想自由奖 (Sakharov Prize)的著名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一直关注艾滋病防治工作及维权活动,因发表五篇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及接受境外传媒采访,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今年4月3日被判刑三年半。胡佳 2007年12月27日在北京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国保带走,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今年1月30日被北京检察院正式逮捕,现囚于北京监狱,他的妻子曾金燕及一岁的女儿也被软禁在家中。

山东著名自学法律的“赤脚律师”陈光诚,2007年1月12日被法院维持原判,因“聚众扰乱交通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刑四年三个月,他在狱中受到暴力对待,妻子袁伟静亦因替丈夫争取权利而屡次遭到暴力对待,长期被软禁在家和严密监视。

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于2005年因三次发表公开信予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要求当局停止打压自由信仰者,始不断受到迫害,2006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之后高智晟一家一直被软禁,并不时传出高律师遭受酷刑虐待羞辱包括被电棍击打等消息,他的女儿亦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至今高律师及家人更仿如人间蒸发,与外界失去连系,情况令人担忧。

四川省维权律师王森,亦是工运领袖,致力维护农民和工人的利益。2000年12月四川达州青花钢铁总厂发生大规模工潮,王森因散发支持工运的传单和抗议书,翌年4月在杭州被逮捕,案件审讯一直闭门进行,2002年5月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森有期徒刑10年。王森患有糖尿病及视力衰退,狱中膳食大多是变坏了的面条或饭,身体状况日渐欠佳。家属多次为其申请保外就医却不获批准,探访时又屡遭阻挠。据悉,最近家属多次为王森送的厚衣服均被狱警无理没收,王森与家人通信的权利亦被剥夺。

正在狱中的广东法律维权人士郭飞雄,曾参与广东太石村等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2006年9月被拘捕,2007年11月被以“非法经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涉案是被捕之前五年出版的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郭飞雄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时陈述,遭到包括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逼供,狱中膳食大多已腐坏。2008年11月5日上午,北京律师莫少平和胡啸的受郭飞雄委托到广东梅州监狱,办理会面手续特别繁复,会面只能隔着玻璃,通过电话谈话,谈话内容被录音和监听,更有两名警察伴在郭飞雄身旁监督,明显违反中国现行的《律师法》中所规定︰“律师会见他的当事人,甚至在诉讼阶段都不被监听”。而郭飞雄和家人的会面同样是隔着玻璃透过电话通话,家人给郭飞雄写的书信亦被无理扣起,没法通信。郭飞雄妻子张青亦已有多月无法与他见面。

六、结语及呼吁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请大家继续关注国内无法无天的侵权个案,新一年我们祝愿中国停止迫害维权律师和人士,包括︰正在狱中被剥夺与家人和律师会面权利的广东法律维权人士郭飞雄、因探访京城黑监狱被无理殴打的许志永、被软禁监视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等等。我们敦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履行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第十条及《律师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支持会员依法执业,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1. 废除损害律师独立执业的相关法律条文

2. 尽快依法展开公平公正的审讯,严惩违法的企业和部门

3. 停止向协助三鹿毒奶粉受害者的志愿律师团施压,给苦主应得的赔偿

4. 立即释放刘晓波和停止骚扰其它联署《零八宪章》的维权律师及人士

5. 公开交待处境不明朗的人士的现况

6. 停止迫害和进行侵权的行为

7. 调查对律师受到攻击的事件,依法向攻击者提出检控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2008年12月31日

转自徐水良主编《网路文摘》—4172
订阅:netdigest-subscribe@yahoogroups.com

维权网:《中国维权动态》总第80期

更新时间:2008-12-31 0:31:26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zgwq/200812/20081231003126_12757.html
网站:http://crd-net.org 信箱: crdnetwork@gmail.com


推动人权保护、协助民间维权

中国维权动态
周刊(2008年12月22日-12月28日)总第80期

【编者按】在零八宪章问世后的第三周,当局依然羁押刘晓波博士,并且拒不将"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依法告知刘霞女士;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骚扰和打压零八宪章联署人,如在本期动态中提到的余杰、刘正有、郭永丰,以及北京的浦志强、俞梅荪等人;26号深夜,他们第二次传唤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张祖桦先生,发出要加大政治迫害力度的威胁;28号,各大搜索引擎全面屏蔽了关于零八宪章的消息。

然而,也正是在《零八宪章》问世后的第三周,用实名签署宪章的人数已经直逼7000;贵州的人权捍卫者们聚集贵阳河滨公园,共同温习《零八宪章》;网友们继续通过电子邮件、QQ群传播破网软件和《零八宪章》;宪章首批联署人则在28日刘晓波博士53岁生日纪念日当天,通过发送短信、打去电话和登门看望,向刘霞女士表示对晓波生日的祝贺。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应运而生的《零八宪章》,将会在破晓而来的新的一年及今后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愈来愈深远的影响力。

本期目录

一、言论与出版自由

1、法天下网开通一天后再遭关闭
2、唐山中学学生因发帖被开除
3、余杰因参与签署《零八宪章》被国保问话
4、维权人士刘正有因为签署《零八宪章》而被警告
5、宪政学者张祖桦被警方传唤三小时
6、郭永丰被深圳警方威胁离开深圳
7、各大搜索引擎均屏蔽有关《零八宪章》的消息

二、宗教信仰自由

1、安徽一家庭教会被查封
2、河南虞城地下教会领袖在平安夜被捕

三、选举权

1、西安大居安村民抗议选举舞弊

四、非法传唤、羁押、判刑、监禁

1、中国家庭教会负责人张明选牧师失踪
2、郭泉被控 "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五、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1、湖南郴州官员野蛮殴打无辜村民

六、住房权、强迫征地拆迁

1、保定出动三千人强征农田打伤农民
2、西安齐王村村民坚决抵制"城中村改造"
3、江苏东台强拆桥梁引发冲突
4、湖北郧西强行征收村民土地

七、罢工和劳工权益

1、东莞工人维权代表追讨欠薪被关押
2、上海台资厂上千工人静坐两天讨薪
3、东莞祥成鞋厂工人堵路追讨欠薪
4、山东临沂真情集团近千名职工市政府请愿
5、哈尔滨冬季运动会场馆建筑工人工资被拖欠

八、公民行动与公民维权

1、贵州人权捍卫者集体学习《零八宪章》
2、湖北潜江村民市委市政府门前讨地权
3、武汉多位访民要求政法委制止非法拘押行为

九、政策、法令与法规

1、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枪下留人" 下级法院暂停执行死刑应立即报最高法审批
2、都匀警方推出"110接出警同步"措施 最大限度缩短出警时间


---------------------------------------------------------------------

"维权网"是民间非政治性维权志愿者的国际联网,旨在中国推动人权保护、协助民间维权,通过非暴力和法制的途径,监督政府落实其人权承诺,追究侵权责任,为受害者寻求司法和社会救助。"维权网"提供热线咨询、信息发布、培训、小型资助、研究助理等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