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唯色博客：北京西藏会谈的官方新闻发布会

［说明：这是从唯色博客转贴的，原文贴在评论栏里，附在达赖代表为这次北京会谈提交的备忘录中文译稿下面。］

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详情

文字稿，包括答记者问（转帖自中国网）

* 华清: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 好！近日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进行了商谈，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请来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先生、中央统战部副部 长斯塔先生和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白玛赤林先生与大家见面，介绍这次商谈的有关情况。现在先请朱维群先生介绍有关情况。

* 朱维群:

女士们、先生们：我对和斯塔副部长、白玛赤林常务副主席今天与大家见面感到很高兴。这两位都是藏族同志，今天我们三个人当中我是“少数民族”。现在，我向各位介绍此次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主要情况。

10 月31日至11月5日，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五人回国。这次接触商谈是2002年以来的第9次，今年以来的第3次。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接见了他们。我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谈话。此外，我们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 向他们介绍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情况，安排他们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参观。这次接触商谈，相互在观点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但总的气氛是坦诚 的。

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时，全面介绍了当前国家的形势，着重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在中国，任何组织、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任何违反宪法、否定“三个坚持”的行为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第 二，要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一种自治形式，不同于一些国 家的联邦制、邦联制；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不同于我国在香港、澳门实行的“一国两制”；不允许任何人打着“真正自治”旗号制造民 族分裂，损害民族团结。

第三，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央对与达赖喇嘛接触商谈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央多次明确指出，“西 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关键是达赖喇嘛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行为要进行彻底反思和根本改正，言行一致，这样才能为改善与中央的 关系创造条件。

我们在与甲日一行谈话时首先指出：在今年7月接触时，你们曾经表示做到中央提出的“四个不支持”没有困难。但是此后你们食 言而肥，完全没有履行承诺，抵制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行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升级；继续攻击中央政府，支持“藏青会”等组织公开搞“西藏独立”，煽动 组织暴力活动；继续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企图利用一些外国人对中央政府施压；继续勾结“民运”分子、“法轮功”、“东突”等败类，企图制造反对中央政 府、分裂祖国的“统一战线”。你们的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感，激起了全球华人、华侨、留学生的强烈反感。

甲日等到北京后，向我们提交 了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此次甲日·洛迪一行到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中央提交这份“备忘录”。针对“备忘录”声称“西藏流亡政府是广大 藏民的利益和藏人的代表者”的谬论，我们严正指出：代表西藏各族人民的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数 分裂主义分子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外国的产物，搞了几十年分裂破坏活动，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它。

我们只接受甲日等人作为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与我们接触商谈，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彻底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活动，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谅解，解决其个人前途问题，最多再加上他身边一些人的前途问题。我们根本不会与之讨论什么“西藏问题”。

为了使达赖喇嘛进一步了解中央的态度，认识自己的错误，我们在接触商谈当中可以听取其解释，目的还是检验达赖喇嘛有没有放弃分裂主张而向中央要求靠拢。这个意思并不是什么新的意思，在以往的历次接触商谈当中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而且早早就跟达赖喇嘛讲清楚了。

我 们指出，尽管“备忘录”故意使用大量晦涩不清的语言，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你们并没有放弃一贯的分裂主义主张。“备忘录”列出了有关“真正自治”的各项条 款，把中央的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对立起来，企图否定、限制和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立法权威，甚至企图由你们这个分裂主义集 团来修改《宪法》，从而使你们实际上拥有相当于独立国家的权利。

“备忘录”尽管借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句，进行了包装、点 缀，但是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也就是我们早就指出的“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还是“西藏独立”那一套，这一套与宪法是 根本不相容的。我这里说这一番话也是给各位，以及世界上关心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关系问题的人士，提供对这个“备忘录”的解读。

针对“备忘录”要求“把所有藏人自治区域合并为一个自治区”的要求，我们指出，藏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区域的划分，是遵照宪法原则，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综合考虑政治、经济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确立的。所谓“大藏区”，历史上不存在，更没有现实的基础和根据。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一经建立，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或者合并；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界线一经确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确实需要撤销、合并或者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我们指出，你们既不是“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也不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连个合法身份都没有，说得客气一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说得直白一点，你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资格。

我 们在这次接谈之前，查阅了80年代初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同达赖派出回国的参观团中的有关人接触时的谈话记录。上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向 达赖喇嘛派出的参观团（甲日·洛迪先生也是这个参观团的成员）严肃指出：把西藏搞成一个国家不成，搞所谓的“高度自治”也不成；搞什么大藏族自治区，这个 根本不现实，也绝不可能。时隔二十多年，你们还是用这一套同中央兜圈子，表明恰恰是你们缺少起码的诚意。迄今接触商谈没有进展，责任完全在你们。

我 们在谈话当中严肃地指出，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尊严，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不会做丝毫 的退让。中央对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上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今后也是敞开的；但是对“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这一套，以前没有开过门，今后 也不会开。

下面，我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

*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请问朱部长，达赖方面近日说，如果接谈失败的话，可能就不再坚持“中间道路”。请问“中间道路”包括哪些内容？中央为什么不能接受？

* 朱维群:

80 年代，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这样一个政治纲领，从字面上解释，“中间道路”的意思就是既不坚持再搞“西藏独立”了，同时也不认同中央提出的对他的要 求，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折衷的方案。这个“中间道路” 一经提出，国外有些人纷纷叫好，为他打气，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在“中间道路”的基础上同达赖喇嘛达成一个解决什么问题的协议。

关于“中间道 路”，达赖喇嘛讲过很多话，其中1987年他在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个“五点和平方案”，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提出了“七点新建议”，这就是达赖喇嘛关 于“中间道路”的解释的“权威版本”。再加上这一次甲日·洛迪提交给我们的“备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到底想干什么。

我 以下引述达赖喇嘛的意思，完全在他这两个文件和最近提交的“ 备忘录”中找出他的原话的根据。第一条，他不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反复声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进藏的时候，西藏是一个完全 独立的国家，到现在西藏仍然是一个被违法占领的独立国家。凡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元朝开始，中国中央政府就对西藏 行使着无可争辩的、有效的行政管辖。主权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达赖喇嘛否定中国对于西藏地方的主权，实际上是在为他搞“西藏独立”或“半独立”、“变相独立 ”这一套寻找法理的根据。

第二条，图谋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藏区”。很多人以为达赖喇嘛想要的就是中国今天的西藏自治区这一块地方， 如果这样看，就把达赖喇嘛的野心看小了，他的“大藏区”是指整个西藏、青海的绝大部分、甘肃的甘南自治州、四川的甘孜和阿坝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自治州，乃 至其他地方，总面积占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1/4。这个“大藏区”有历史根据吗？丝毫没有。元朝统治的时候就把青藏高原分成了卫藏、安多、康巴三大块进行 行政管理。此外，经过了明代、清代、民国，这样一个行政区划尽管中间有过一些局部调整，但是总体上是延续下来的。历史上，西藏以外的藏区从来就没有归西藏 的地方政权管理过，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西藏地方管理的范围也没有超出今天这个范围。

达赖喇嘛的这个要求还包藏着一个祸心，就是以单一民族来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我们中国是一个各民族高度混居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之一。如果我们中国各个民族都要求以单一民族来建立自治地方，对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就会天下大乱了。

第 三条，以高度自治为名，否定、推翻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什么叫做“高度自治”？达赖喇嘛和他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多次反复讲过，就是除了外交和国防，其 他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等，全都要由他们说的“藏人”来管理，这才叫做自治。达赖喇嘛在法国的“七条”中说，最后的决定大权必须完全操于 “藏人”之手，这就是他说的“高度自治”。按照达赖喇嘛的设计，在我们1/4的国土上，近60年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全部推倒，由他们执政、上台，重搞一套。重搞哪一套呢？就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第四条，要求中央把中国人 民解放军从“大藏区”范围内，也就是我们1/4的国土上全部撤走。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五点和平建议”中说：“需要中共将军队和军事设施迁走，只有中国 军队全部撤走了，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撤走之后，由他召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把我们的1/4的国土搞成一个“国际和平区”。就 在这次接谈之前，达赖“流亡政府”的主要头头桑东在见某一个媒体时说：“自治区内不能驻扎军队，这是我们的核心问题。”我想，没有人不知道，军队是一个国 家的主权，是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实际上，没有哪一个主权国家会同意把自己的军队从自己的国土上撤走，中国也绝不会允许在我们的国土 上搞一个“国际和平区”。

不要以为达赖喇嘛提出这样一个无理要求是缺少思考，他一点也不傻，因为只有把人民解放军撤走了，他才可以放手搞 “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在讲到“高度自治”的时候说，“未来的国防和外交可以归中央管”。如果我们的军队都撤走了，中央还管什么国防？可见这句话本来就是 句骗人的鬼话。

第五条，要求在他的“大藏区”的范围内把其他民族统统赶走。达赖喇嘛经常在一些场合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把汉人从我们这 里赶走”。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的“五点和平方案”的第一条中就明确写着“必须停止向西藏移民，并使移民入藏的汉民回到中国。”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头 头桑东在这次接谈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非藏人不享有自治权，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所有官员和政府官员，都应当由少数民族担任。”

众 所周知，在达赖喇嘛的“大藏区”范围内，几千年以来，我们各民族迁移、繁衍、交流，形成了藏、汉、回、蒙多民族交错居住、共同生活的局面，各民族群众都是 这一片土地的主人，都有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居住、自由工作的权利，这是属于他们的基本人权。达赖喇嘛想把居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数以千万计的各族群众赶 走，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果有朝一日他真的在西藏这个地方掌了权，他将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实行民族歧视、民族隔离、民族清洗。

这五 条，每一条都是“西藏独立”，加在一起更是彻头彻尾的“西藏独立”，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大藏区”、“高度自治”的包装而已，我不知道在座的那一位中国公民 认为可以接受这五条，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条。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外国人，如果有人向你们的政府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是否会接受？如果我们的这些外国朋友自己不 打算接受有人对你们的国家提出的这样的要求，那么为什么要中国人接受这样的要求？为什么要中国人接受这样明摆着是要分裂我们国家、分裂我们民族的“中间道 路”？

* 日本共同社记者:

达赖喇嘛方过去多次说过，70年代末达赖喇嘛代表见到邓小平先生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说过，如果他不主张西藏独立，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请问，邓小平是否真的这样说过？你承认他的说法吗？如果你承认，现在的政策和邓小平先生的说法不一致吗？

* 朱维群:

您 的这个提问恰恰也是甲日·洛迪先生多次向我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甲日捏造的这个话是对邓小平同志有关讲话的极大歪曲。邓小平的原话是 说：“最关键的是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是站在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同我们来谈，还是站在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立场上来同我们谈。”

既 然讲到邓小平同志，我想顺便请大家注意，回去好好读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他同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的一番讲话。邓小平说：西藏的地方很大，人口很少， 汉族和其他民族有更多的人到西藏去帮助建设，对西藏有好处。我们要从帮助西藏尽快发展起来、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角度。这 是大意。如果有人想从我们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邓小平同志的话当中挑出一点他们分裂主义势力可以利用的东西，那未免也太愚蠢了。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在邓 小平同志所确定的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的。

* 华尔街日报记者:

我们通过一些报道看到，现在在拉萨方面和藏区，愤怒的情绪比 较严重，可能您可以说这是达赖支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一些愤怒的情绪，而且有紧张的气氛。现在的情况到底怎样呢？在你们方面和达赖方面的立场中距 离真的很远吗？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分歧？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愤怒的情绪，你们打算怎么往前走，来维持这个地方的和平与稳定？而且现在我们确实看到接谈似乎进入 到了一个僵局。

* 朱维群:

西藏目前的局势很稳定，而且会继续向持续稳定、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不存在有的先生所说的“ 日益紧张”的气氛。如果说有紧张气氛，那是一些参与了“打、砸、抢、烧”的坏分子和他们背后的策划人感到紧张了，他们紧张并不是坏事。拉萨乃至整个西藏广 大干部群众这么多年从改革开放当中、从全国人民的支持当中、从中央的关怀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的统一；反对动乱，维护社会的 稳定。他们是西藏建设，也是西藏稳定靠得住的力量，对此我们毫不怀疑。拉萨“3·14”事件为什么迅速得到了平息？社会迅速恢复了稳定？就是因为拉萨的广 大市民、西藏的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分裂，反对“打、砸、抢烧”。这是我们能够实现拉萨那么快恢复的一个基础条件。而且我要告诉各位，在反分裂的斗争中，在打 击这些“打、砸、抢、烧”的坏分子过程中，我们的藏族干部、藏族军警、藏族人民群众是主力军，他们是走在前面的，他们是稳定的力量，而不是像达赖方有些人 以为的他们还在人民中有什么影响，以为还能搞出什么乱子来。

现在西藏各族人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生活，西藏的未来是清晰可见的，请为此感到担心的朋友们尽管放心就是了。

* 香港文汇报记者:

请问斯塔副部长，在此次商谈以前，达赖喇嘛对境外一些媒体也公开表示，他对此次商谈持悲观的态度，他对此次商谈结果不抱希望。请问您对此怎么看？第二个问题，此次商谈有没有谈到下一次商谈的时间？

* 斯塔:

我 们也看到了达赖喇嘛的相关表态，关键就看怎么样对待接触商谈。如果把接触商谈作为搞“西藏独立”的一个途径，那么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都会失望。如果把接 触商谈当作自己改正错误、正视现实、回到正确立场上、回到爱国立场上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关于今后的接触商谈，我们在双方谈话的时候已 经明确表示，中央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接触商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的大门，过去是敞开的，现在也是敞开的，今后还会敞开。但 是，搞“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的大门永远是不会打开的。

* 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

刚才您向我们介绍了，也对达赖说了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您有没有考虑提出一些建议是可以做的事情，来改善这个地方的自治，或者实现一种更高的自治？

* 朱维群: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的宪法确定了的，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宪法》确定的这一制度加以具体化，我们这一套制度应该说是很完备的，而且在实践当中是很成功的，在中国搞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这个搞法，没有别的搞法，没有别的什么“真正的自治”。

在具体工作当中，我们还要进一步落实我们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各项内容，通过中央支持和全国的帮助，使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得到更快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能有更快的提高，而这和达赖喇嘛所说的“真正的自治”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达 赖喇嘛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中央早就明确地指出了，那就是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公开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同他就他的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这是 他要做的事情。达赖喇嘛应该把心思用到这个方面，而不是整天琢磨怎么样对他的“高度自治”、“大藏区”进行各种包装，对他的“西藏独立”、“半独立”、“ 变相独立”进行各种包装，与中央兜圈子。

* 中央电视台记者:

请问斯塔副部长，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央与达赖方面进行了多次接触，在上次接触中达赖也作出了一些承诺，您认为他们是否信守了承诺？有什么证据吗？

* 斯塔:

今 年7月2日，达赖私人代表在今年第二次到北京来的时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就强调指出，达赖喇嘛方面必须公开明确承 诺，并且以实际行动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煽动策划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西藏青年大会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取西 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第二天下午，朱维群副部长和我们在跟达赖私人代表谈话的时候，达赖的私人代表表示，他们向有关人士请示以后认为，达赖喇嘛 方面可以接受中央的“四个不支持”的要求。我们非常重视他们这个承诺。可是，他们后来的言论和行动再一次让我们感到失望，他们并没有停止破坏奥运会的活 动。

举两个例子，8月8日奥运会在北京开幕前后短短的几天内，达赖喇嘛方面一共先后组织了1.6万多人次在中国驻外40多个使领馆前进行 骚扰、闹事、滋事活动，严重干扰了我国驻外使领馆的正常工作，对我国驻外使领馆的人员和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另外一个事实，在奥运会开幕式前后，他们多 次雇佣外国人在奥运会场馆附近和天安门广场进行一系列骚扰、闹事活动。这个行动证明，他们并没有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停止对奥运会的破坏活动。

另 外，他们也没有停止继续煽动和策划暴力活动，比如“西藏青年大会党”这个组织，从今年7月28日开始，连续多次在印度新德里发起了“绝食活动”，对中央进 行要挟。8月7日，他们又宣布发起第二阶段的“西藏人民起义运动”。8月13日，达赖喇嘛本人在法国议会“作证”的时候也承认，某些藏人可能做出了暴力行 为。他本人也承认有暴力行为，但是对这些暴力行为并没有加以任何谴责。随后发生的事情，9月份温家宝总理到联合国访问的时候，这些“藏独”分子也多次进行 干扰，威胁到总理的人身安全。

达赖喇嘛方面一直拒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2002年开始到最近这一次，我们 同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了九次接触，每次接触当中，他们都表示他们不接受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8月 13号，达赖在法国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还在宣称，西藏在历史上一直是印度和中国的“缓冲地带”。8月26号，达赖在会见记者的时候又一次说，“关于独 立，从一开始年轻一代就要求完全独立，我们完全承诺实行民主制度，因此不同声音、不同观点是最受欢迎的”。实际上就是说，独立的观点是最受“欢迎”的。

在 这里我想强调一句，中央一直在强调，要正确认识接触商谈的性质，接触商谈的对象只能是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内容只能是达赖喇嘛及其周围的人如何放弃 分裂立场、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的问题，接触商谈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基础就是必须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赖喇嘛方面在这样一些根本 性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做出认真的、正确的反省。7月份的这次接触以后，达赖喇嘛方面言而无信，没有起码的诚意，再一次严重破坏了接触商谈的气氛。

* CNN记者:

您 刚才否完全否定了达赖的“中间道路”，现在达赖已经70多岁了，据报道称他的健康状况很不乐观。您有没有考虑到“后达赖时代”，有没有考虑到达赖的继任者 是否会改变这个“中间道路”的立场？有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情况，达赖集团的一些人，尤其在海外的这些人更激进，他们主张更加激进的解决方式，也就是寻求独 立？

* 朱维群:

关于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我这里已经说过了。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毕竟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但是看来 干劲还是挺大的，最近又跑到日本去了。不管他身体是好还是不好，我们还是希望他改正错误，向中央的要求靠拢，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对国家、对人民（包括藏族） 有益的事情，不要最后在历史上落下一个不好的名声。因为达赖世系的名号在历史上都是由中央册封的，每一任达赖喇嘛最后的认定都是要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的，如 果达赖喇嘛不听劝告，还是坚持他目前这一套，不仅会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也给我们所尊重的达赖世系抹了黑。

我也注意到达赖 集团内部有一些人，还有国外有一些人，在用达赖喇嘛万一圆寂了，藏人当中会不会出现暴力、恐怖抬头的问题与我们说事。我听得出来，有的是想吓唬我们，但也 有的确实是想提醒我们。我相信，流亡藏人的大多数是不会赞成暴力恐怖的，就是现在，流亡藏人中的绝大多数也是不赞成搞暴力恐怖的；就是在将来，我相信流亡 藏人中的绝大多数也不会赞成有人对中国、对我们的西藏搞暴力恐怖。

话说回来，如果有的人想对我们搞暴力恐怖，咱们过去又不是没有交过手， 每次交手的结果如何，你们应该清楚。而且这些年，实际上有一些人始终是在搞暴力恐怖来对付我们，结果如何，你们自己更清楚。如果未来有的人想搞暴力恐怖， 不仅没有成功的任何希望，而且将使有些人背上一个大大的骂名，在政治上加快走向覆灭。

* 中国日报社记者:

第一个问题，请问白玛赤林副主席，在“3·14”事件后，目前西藏的局势如何？您怎样看现在的局势走向？第二个问题请问朱维群副部长，目前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您认为谈判双方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来使谈判进一步发展？

* 白玛赤林:

“3·14”事件以后，西藏自治区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西藏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迅速果断平息了事态。今年4月24日，迎来了第一批旅游团队；4月25日恢复了境外旅游开放；6月30日以前，受损失的商户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

刚 才朱维群部长也讲了，西藏目前的局势总体上是平稳的，也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3·14”事件以后，西藏的经济工作面临一些困难，但是在中央的关心、支持 下，西藏自治区采取了一些综合政策措施，下半年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通过“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后，西藏各族人民深深体会到， 我们务必维护、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的环境和发展的环境，也更加珍惜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谢谢。

* 朱维群:

所谓接谈陷入 僵局这个提法，我不认同，因为从接触商谈到现在，每一次甲日他们提出来的都是这些问题，每一次我们的回答也是今天我给大家的回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 化，所谓变化就是这一次他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这一次是不是和以往相比就不同了，就陷入僵局了呢？我看不一定，因为中央讲得很清楚，我们接触商谈的大 门是敞开的，当然搞“西藏独立”的大门永远不敞开。

我之所以说不太赞成僵局之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接谈实际上是有进展的。首先，这是第 九次谈，今年以来由于达赖集团策划了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事件，由于达赖集团干扰破坏奥运会，出了这么大的情况，我们没有停止接触商谈，而 且今年一连谈了三次，这难道不是一个进展吗？

第二，这九次接谈，有好几次甲日他们见到的最大的官员就是鄙人和斯塔副部长，而这次能够由杜青林部长第二次接见他们，这可是我们国家领导级的干部，这难道不是一个进展吗？

第三，这一次我们相互充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毕竟甲日先生使他们的宝贝“备忘录”呈交到中央手里，这难道不是一个进展吗？

所以，对接触商谈今后的前景，大可不必这么悲观，但是如果有人想通过接触商谈还是搞“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这一套，他只好悲观下去了，那我是没办法的。

* 美国迈齐报系记者:

刚 才您提到现在西藏已经恢复了稳定，那为什么现在还不让外国的记者自由进入西藏呢？在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之后，我们看到灾难的情况非常严重，但当时外国记 者仍然可以到四川去采访。在一个月以前西藏也发生了地震，有 30人丧生，现在一个月过去了，我们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让外国记者进入西藏采访？什么时候你们可以让外国记者进入到西藏去看一看你们说的这个稳定的西藏呢？

* 斯塔:

今 年“3·14”事件以后，由于当时西藏分裂势力的破坏，危害了社会秩序，所以对很多记者到西藏采访造成了障碍，这是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的所做所为。后来随着 局势稳定，有关部门批准、安排很多外国记者多次进藏采访。我相信，随着西藏局势的进一步稳定，今后会有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西藏去。

* 白玛赤林:

刚 才这位记者提到西藏地震死了30人，不知道你是从哪儿看到的？10月6日西藏地震以后，在当雄死了9个人，在一个县里有一个学生意外死亡，一共死了10个 人，不是30个人。关于外国记者进藏的问题，刚才斯塔副部长也说得很清楚。最近西藏发生了雪灾，我们从记者朋友的安全角度考虑，别说外国记者，就是我们自 治区的记者采访也要受到限制，一是首先要确保救灾的行动，二是要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 华清: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8年11月17日 下午11:37

ZT 唯色博客：达赖特使会谈备忘录的中文译本

尊者达赖喇嘛特使与北京第八次会谈，谈的是什么？

图为尊者达赖喇嘛特使在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朱瑞拍摄。）


尊者达赖喇嘛特使与北京第八次会谈，谈的是什么？

11月10日，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达赖喇嘛特使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向我们提交了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然后说“尽管‘备忘录’故意使用大量晦涩不清的语言，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你们并没有放弃一贯的分裂主义主张。”

11月16日，尊者达赖喇嘛特使在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介绍藏中第八次会谈状况，并且公开了这份备忘录，实则名为《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

那么，我在这里把这份备忘录的中文译本转载于此，看看是谁在强词夺理。


《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

第一、介绍

2002 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恢复对话以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央政府代表之间多次进行了会谈，其间，我方详细阐释了西藏人民的真实愿望。以互利为基 础的中间道路之精神是，西藏民族在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宗旨的情况下，得到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地位。这也是基于藏汉民族眼前和长远的利益。我们明确做 出了不寻求独立或分裂的承诺，并设法通过名符其实的民族自治来解决西藏问题。这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自治的条款。而且保护和发展西藏民族的特 性与形式，不仅对整个人类，对藏汉民族尤为有利。

2008年7月1至2日举行的第七次会谈期间，中共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先 生表达了希望达赖喇嘛对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提出建议或意见的呼吁；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也表示希望听到藏人所寻求的自治的标准或形式，以及在不违背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情况下，我方对地方区域自治的看法。因此，本建议详细阐释了我们对名符其实自治的立场， 以及根据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理解，若能确实执行，可以满足西藏人民特别利益要求的立场。达赖喇嘛也相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如果实行名符 其实的自治，则西藏人民的基本需求应可以得到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和别的国家一样，通过赋予各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来解决民族问题。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自治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与西藏人民的需求和愿望是相符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在抛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前提下，避免民族压 迫和民族分裂，通过赋予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以保障各少数民族的特性和文化。

根据我们的理解，宪法有关自治的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藏人的需求。宪法在一些相关问题上，对相关国家机关在自治问题上赋予了特别解决或实施的权利，要实现基于西藏特性而实施的名符其实的自治，施行上述各项 特殊权利是必须的。在施行过程中，为了与西藏民族的需求和特性相适宜，可能需要对某些自治条款重新进行研究和调正。如果双方真的具有诚意，则目前的所有问 题都可以通过宪法规定的自治原则得到解决。如此，则国家的统一稳定，藏民族与其他各民族间的和谐亲密关系等均可实现。

第二、尊重西藏民族的同一性

抛开现行的行政区划，所有藏人做为同一的民族，统一聚居的现实必须得到尊重。这不仅符合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宗旨，目的和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

不论语言，文化，佛教传统或是独特的风俗习惯等，西藏民族具有同一的民族属性是不争的事实。西藏民族不仅具有共同的历史，而且不论其政治或行政区域如何地分合，其宗教，文化，教育，语言，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等始终都是统一的。

以地理环境而言，所有藏人都聚居在高原地带。由于西藏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居住在西藏高原，因此西藏民族也是西藏高原的原住民族。根据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事实上藏人做为一个民族世代居住在整个西藏高原。

基于上述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承认西藏民族是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民族。

第三、藏人的真实期望

西藏民族有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传统风俗习惯，这一切也是人类文明宝贵的一部分。西藏民族希望保存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并根据二十一世纪的需求，弘扬和发展这些宗教与文化遗产。

如 果做为多民族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而共处，则西藏民族将会从国家的经济与科学发展中得到巨大利益，我们希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尽己一份力，共同协力配合。 同时，西藏民族也希望西藏民族的特性，民族文化和精神得以保存和延续；希望西藏民族自古以来世代居住之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能够得到保护。

对西藏民族特殊性的承认是一直的，这一点在十七条协议，以及历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讲话或政策中都有明确的表现。确定西藏民族的自治地位和自治形式等都是基于这一点的。宪法也确定了根据少数民族的不同特性和需求而予宽容对待的基本原则。

达 赖喇嘛有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是明确坚定的。达赖喇嘛所秉持的立场，与邓小平先生所重申“只要不谈西藏独立，其他问题都可以协 商解决“的精神是完全符合的。我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统一，同时也希望中央政府承认和尊重西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实行同一的，名符其实之 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这是化解彼此矛盾的基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间实现团结，和谐与稳定的近因。

西藏民族的特性之发展要顺应全球，尤其是国内的发展；同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必须要尊重和爱护西藏民族自己的特点。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要承认西藏人民的自治权利，而且其实施要符合藏人自己的需求，特性和重点，并涵盖所有西藏民族聚居的地区。

由于保护西藏的民族文化和特性，只能靠藏人自己，其他任谁也没有办法达成。因此，西藏人民要在自我帮助，自我发展和自我治理与中央政府或各省区对西藏的帮助指导之间掌握平衡，这是极为重要的。

第四、藏人的基本需求及自主管理

[1] 语文

语 文是表现民族本质的最重要的特征。藏语不仅是藏族互相沟通的语言，而且也是我们书写文章，历史，佛学教义或科学技术等知识的唯一语言文字。藏语文是一个与 梵文相媲美的文字，具有很高的表达能力，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唯一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因此，藏语文不仅是世界上音译最多和最好的文 字，而且也被一些学者推崇为著作最丰富和数量最多的文字。

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从而保障了使用各自语言文字的权利。西藏民族在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中，藏语文是首要的，必须要得到尊重。各藏族自治地区的语言文字也应以藏文文为主。

这 一观点在宪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中有明确宽泛的认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列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 语言文字”。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里也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六条也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等规则”。这一条款认同了在藏族地区使用藏语文教学的观点。

[2] 文化

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四十七条，八十九条，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八条等都规定了有 关保护文化的条款。西藏的文化与藏人的宗教，传统，语言和特性等有着极为密切的连系，现今的西藏文化在各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生活在多民族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的西藏民族，要依照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保护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

[3] 宗教

宗 教涉及西藏的根本问题，佛教与我们的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虽然认同政教制度的分离是很重要的，但不能因此侵犯信徒的自由和宗教实践。对西藏人民而言， 如果没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则其他的个人或集体自由都是无法想象的。宪法强调和保障了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的自由。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 仰自由和权利，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各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

将 宪法的上述条款，以国际通用的标准去阐释的话，信仰或实践的方式也包含在宗教自由的范围内，这些自由包括根据宗教传统管理寺院，研习和实践教法，根据宗教 制度确定入寺僧侣的人数和年龄，以及自由从事讲经说法等宗教仪式和活动。因此，对一般的宗教活动，包括师徒关系，寺院管理，转世灵童的认证等事务，政府都 不应进行干涉。

[4] 教育

西藏人民希望通过与中央教育部们的合作，制定属于西藏自 己的教育制度和自主进行管理的愿望，在宪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中得到支持。西藏人民同样也希望参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 佛教的心理学，哲学和宇宙学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要保障公民享有义务教育。宪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的管理本地方的教育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六条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有关决策方面，由于自治的权限不明确，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对藏民族的教育必须要施行名符其实的自治，这一点也得到了宪法有关自治原则的支持。

有关藏人希望参与科技发展的愿望，在宪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九条）中，对民族自治地方参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认定。

[5] 环境保护

西藏是亚洲诸多河流的源头，也是世界的屋脊，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森林等资源。西藏民族的环保传统是基于不分人类或动物，敬重一切生命而不予伤害之理念所产生，因此西藏特殊的环境得到保护，没有遭到污染。

目前，西藏的生态环境正在遭到难于恢复的破坏，这一点从西藏的草地，农田，森林，水源以及野生动物所受到的影响中可见一斑。因此，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五条和六十六条之规定，依照西藏过去的环保观念和传统，应赋予西藏制定环保政策以及进行管理的权利。

[6] 有关自然资源的使用

宪 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都认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构，在保护和管理自然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方面的责任（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四十五条，六十六 条，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亦规定要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民族区域自治法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护，建设草原和森林”（第二十七条），规定 “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第二十八条）。

土地所有权是利用自然资源，增加税务和收入以提升经济的基础。因此在自治地区，所有不属于国家的土地，应赋予自治民族依法独享出租或交易等的权利，此点极为重要。同时，在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的情况下，自治地方应具有自行制定或推展发展计划的权利。

[7] 经济发展和贸易

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是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属于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宪 法确认民族自治机关根据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 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民族区域自治法二十五条）。也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宪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 条）。并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宪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二条）。

同样，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里也规定，类似西藏这样与其他国家接壤的自治地方，可以展开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或边界贸易。对于与其他国家有着文化，宗教，民族和经济等共同特性的西藏人民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中央和各省的帮助虽然可以暂时获益，但如果西藏人不能自食其力而需要依赖别人生存时，这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因此，促使西藏人经济自立也是实行自治的重要目的之一。

[8] 民众的卫生

宪 法规定政府赋有为民众提供卫生和医疗服务的责任（宪法第21条）。宪法第一百一十九条里也认定这是自治地方的责任，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条里也认定，民族 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解决本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医药和民族传统医药。依照上述条款的宗旨，民族自治机关必须要具有满足所有藏人卫 生需求的条件和能力。同样要具备依照传统将藏医和天文历法加以实施和发展的能力。

[9] 公共安全

解决关系民众安全问题之工作人员或安全人员中，拥有了解和尊重地方传统和风俗习惯的人员是极为重要的。

自治和全权管理自己事务的主要责任之一是，管理民众的内部秩序，以及自治地方的安全。宪法第一百二十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求，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10] 管理外来移民方法的制度

民 族区域自治和自主管理自身事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特性，文化和语言，以及落实当家作主的权利。允许甚至鼓励汉族或其他民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 区的大规模迁移，从根本上违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和理念。由于人口迁移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使藏汉民族的团结或统一无从谈起，取而代之的是西藏的民 族特性和独特文化的日渐灭亡，藏民族也会消失在汉民族当中。同样的，汉族或其他民族大量迁移到西藏各地，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构成要 件，因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实行自治的宪法之基本要件由于人口移民而被根本改变或遭到漠视。如果不阻止这类的大规模移民，则西藏民族终将难于聚族而居， 从而失去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这种做法完全践踏了宪法有关民族问题的精神原则。

中国曾经严格控制内部的人口迁徙和居留，但民族自治机构管理“外来”移民的权力却极为有限。我们认为，为了尊重自治的原则和理念，给予各自治机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经济活动自主制定相关法规的权利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并没有将定居西藏或长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员驱走的想法。我们所担心的仅仅是，鼓励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成员大量移居西藏的结果，将会改变现有的西藏社会结构，西藏民族因此成为少数而被边缘化，脆弱的西藏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

[11] 与其他国家在文化，教育，科学，宗教等领域的交流

在有关自治的内涵中，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二条还规定，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宗教，环境，经济等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或各省市自治区的交流固然重要，同时，自治地区还有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的权利。

第五、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西藏人要进行统一的管理

基 于西藏人民的上述基本需求，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和发展西藏的民族特性，文化以及佛教传统，并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现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自治地 位的所有藏族地区，需要纳入统一的自治管理范围内。现今的行政区域划分，将西藏人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区和许多省份当中，从而造成藏人被分散割裂， 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保护和弘扬民族特性，文化与佛教传统的力量。这一政策不但没有尊重西藏民族的统一性，反而进行民族分裂，对西藏民族 的统一性制造障碍，践踏了民族自治的精神。在新疆和蒙古等主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人民都包含在各自的自治区域内，而聚居的西藏民族却被划并不同的省 区，仿佛在对待不同的民族 。

将目前分散在各种自治地区的所有藏人统一在一个自治体系下，不仅符合宪法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和精神，而且民族 区域自治法第二条也规定：“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施行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序言中也记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民族问题而制 订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 保护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西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享受自治权利时，如果能够统一普及到整个西藏民族地区，将有助于实现具实质意义的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倾向于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边界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根据宪法有关自治的基本原则，尊重藏人统一性的愿望完全是合法合理的，为此而改变部分行政管理范围并不违背宪法精神，而且也有许多前例可循。

第六、自治的本质和架构

能否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将依赖于上述各项自治问题以及藏人在这些问题上实施自治的程度或自治方式。因此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制定和实行适合藏民族的特殊状况和基本需求的法规。

要 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藏人还要有制定符合自己需求和特点的地方政府，政府组织，以及制度的权利。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对本地方所有（涉及上述自治的） 问题有制定法规的权力，以及在自治政府各部门的实施权利和自由决定的权力，自治权利也包括在中央国家级的相关权利机关中安置代表并发挥实质作用。为了使自 治充分发挥效力，其商讨方式必须具备功效，在相互关连密切或共同利益上，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建立起合作解决的途径。

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要保障宪法和其他法律单方面取消或修改赋予各自治地方的权利和职责。也就是说，不论中央或自治地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修改自治的基本条款。

有 关符合西藏实际和需求之名符其实自治的范围和特点，要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在自治条列中做出详细的解释，如果适 当的话可以为此另外制定法规。包括第三十一条在内的宪法相关条款中，对于类似西藏这样有着特殊地位的地区，在尊重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规 定可以相应地适当放宽。

宪法第三章第六节也认定，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具有自治政府和制定法规的权利，因此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民族区域自治 法第十九条）规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订自治条列和单行条列”的权力。同时，宪法在很多方面赋予行政自治的权利（宪法第一百一十 七到一百二十条），规定自治机关在适合地方的需求下，依照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上述这些法律条件虽然对自治机关的决策权限造成一定的阻碍，但是宪法不仅接受了自治机关可以依照适合地方的需求制定法规和政策，而且，这些法规政策甚至可以和包括中央在内的其他机关所规定的不一致。

正如我们说明的那样，藏人的需求与宪法的自治原则大致相符合，但在真正实施过程中，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许多阻碍，甚至失去效力。

实 施名符其实的自治，还需要权力分配，如中央和自治地方对一些问题的双方权责问题进行明确分配等。就目前而言，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清楚的分配，自治地方的立 法权利也没有落实，仍遭到很大的阻碍。因此一方面宪法对于自治地方在很多问题上认定具有制定法规的特殊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 却必须要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所以自治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多有阻碍。正式规定需要这种批准的只有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需要得到这样的批准，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非自治的）各省只要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即可（宪法第 一百条）。

在真正实行自治方面，依照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必须要遵循诸多的法规和章程，其中一些法规甚至对自治地方的自治造成很大 的阻碍，有些法规相互矛盾。因此自治的真实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落实，国家上级机关单方面制定法规和章程，甚至政策的改变也是单方面决定。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 之间，对自治的标准和实施方面出现不同的看法，则缺乏为解决问题或进行沟通的足够途径，实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使得地方领导的工作受到阻碍，对西藏民 族施行名符其实的自治也造成障碍。

此时，我们没有为了这些问题和实行名符其实的自治而详述藏人困难的意愿，但是为了在往后的会谈中，能够适当的解决问题而做为例子而在此提出。我们会继续学习宪法和有关法律，并在适当的时候发布我们所知道的研究结果。

第七、未来前进方法

正 如本建议的开头所述，我们相信西藏人民的需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自治的原则相符合。我们的目的是，就如何让这些需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架构相配合而 进行讨论。正如达赖喇嘛经常强调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任何隐藏的计划，也绝对没有在得到真正自治后，依此做为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跳板的目的。

西 藏流亡政府象征着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西藏人民的代表，我们之间就上述问题和相关议题达成协议后，西藏流亡政府将失去存在的必要而会立即解散。事实上达赖喇嘛 已多次声明，他个人在未来将不会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在实现和解的过程中，为了得到藏人必要的支持，达赖喇嘛愿意为此竭力发挥其影响力。

以这个承诺为基础，第二步应该就本建议所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具实质意义的讨论。为此愿意就寻求共识，以及程序或时间等方面进行讨论决定。

【转载于国际西藏邮报11月16日报导】http://www.tibetpost.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53&Itemid=1

王超华：我看禁止假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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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媒体上看到中国官方要禁止文艺演出中对口形假唱的做法，而且西方媒体直接把这个决定和奥运开幕式上的假唱事件联系起来，还上了假唱事件里红衣女孩儿林妙可和幕后真声杨沛宜的照片。

记得这件事刚闹起来的时候，我曾接受电台采访，批评这种作假现象，也连带批评了开幕式的风格。后来看到不少对这种批评的强烈反应，主要都是强调这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小题大做。你要是抓住这个问题批评，那一定是动机有问题，一门心思要给中国抹黑。

这 是很可笑的论辩方式。要看动机，恐怕也要先看京奥组织者的动机。他们可是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说是为了给中国添最大的彩。如果为了添彩就不妨造假，那又何必 那么在意小布什或者萨科希的本尊露面？随便造两个热情洋溢衷心祝贺的演说视频不是还更经济实惠吗？要不，弄个全球大祝贺，所有国家元首的视频，管他真的假 的，民族特色多姿多彩，比起如今这个不到一百个元首出席超过两百个代表队的开幕式，可不是要威风得多得多了。

京奥造假，最出格的就是那三 个指定作为抗议集会场地的公园。别说没有一个集会申请得到过批准，而且所有遵循官方渠道提出正式申请的公民，全都被警察或者国保抓起来了，有的到现在还没 个说法，也没放出来；有的已经送去劳教；还有的甚至被起诉判刑。这个假造的也太离谱了——谁也没逼着你们指定这种专门地点，怎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难怪 美国《亚特兰大（Atlantic）》月刊的记者要疑惑了。疑惑之后，总要尝试一下该怎么解释，于是他得出结论说，这主要是因为各级官员不通气，有想招儿 给待位的习近平在西方舆论上争分的，有下层专门压住老百姓别闹出事儿来的，虽然诸位都是想给京奥期间的中国添彩，管理结构却非常陈旧，既没有必要的沟通， 也没有各级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息公开。

这个解释好像很有点新意，其实中国老百姓知道的比这要早得多，而且要直接深刻得多了。这不就是政绩 工程的变形吗？所有官员，眼睛都只知道往上看，关心揣摩的都是上级领导的心意，公民群众完全没有正常渠道对政府官员实施监察，也没有可能施加政治压力。老 百姓算个啥？前深圳海事局林书记说了，“你们算个屁呀！”京奥开幕式造假，不过是这种风气在特别时刻登峰造极的表演罢了。

现在三聚氰氨也 出来了，奶粉鸡蛋都难出口了，官方又想把这个造假文化的社会根子追到假唱现象上去了，好像这样就能改变社会风气。可是，满眼都是用权用钱“摆平”麻烦、逃 避责任而又不受惩罚的实例，别说假唱的禁令也会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算大家都不淌这趟混水了，风气就能转变，你官方糟践社会风气的责任就都能掩盖 过去吗？

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由着你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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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曾慧燕：杨继绳 为3600万饿殍立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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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燕：杨继绳 为3600万饿殍立墓碑
http://www.aboluowang.com/life/data/2008/1115/article_27123.html

饿死3600万人是什麼样的概念？相当於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於发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今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3年大饥荒，是人类歷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个鲜活的生命死於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这段歷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誌社副社长杨继绳，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公司），此书长达80万字，分上下两册，堪称是血泪交加、资料翔实的长篇调查报告，也是一幅真实记载大饥荒的全景图，详细记述了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的史实，并著重介绍其中12个省饿死人的情况。

请看书中记载的一段文字；「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饥饿比死亡更恐怖

此书是作者逐一实地考察、走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各级干部、饥荒倖存者及见证人，并详细阅读档案资料写成。对没有实地考察的其他省分，他则透过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誌、县誌，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他穷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墓碑》一书，填补了歷史空白。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细註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

这是一本承载了许多倖存者集体记忆之书，亦是纪念3600多万饿死亡灵的墓誌铭。

1999 年秋，杨继绳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瞭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他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指著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他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裡。杨继绳感嘆：「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著惨烈的悲剧。」

他在书中描述，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骨肉亲情是杨继绳写作《墓碑》的动机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善良、正直的农民，1959年死於饥饿，事隔半世纪，父亲临死时的惨状、家乡惨不忍睹的情况仍歷歷在目。

杨继绳说，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改为《墓碑》。他指出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杨继绳在体检时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於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后来有幸在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因此，杨继绳决心为歷史作见证，记录这一旷世灾难，以警后世。他强调，把真相公诸於眾，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歷史包袱，迟早要卸掉，并要从中汲取教训。他深刻指出，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字字血泪 不忍卒读

美国西东大学、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10月17日至19日在纽约联合举办「中国的歷史教训和未来挑战 ─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学者与会，旨在探讨中国当代史上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这两大歷史事件的意义及影响。《墓碑》作者杨继绳也是与会者之一，这次应邀访美，在会上发表「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调查报告，并接受《世界周刊》专访。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确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书，不少人在阅读此书时，难以忍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读《墓碑》，感觉每一个字，都有30个魂縈绕在旁，深深体会什麼叫『令人髮指』的感觉。」他并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泪」之说。

杨继绳在「墓碑」前言部分，详述了他父亲悲惨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学读高中，他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学校通知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他：「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裡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杨继绳当即向老师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粮──3斤大米，然后赶回他下湾的家。「走到湾裡，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乾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乾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待在家裡出不来。湾裡一片死寂」。

他走进家门，发现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裡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乾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裡嘟啷著，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变成这个样子，杨继绳心裡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麼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麼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他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然而父亲已经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后与世长辞。

埋葬了父亲，他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麼关係，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麼关係。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產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麼？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杨继绳说，那时，他没有怀疑过共產党和政府，所有被灌输的东西都全盘接受。「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裡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讚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產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杨继绳说他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不敢怀疑。「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產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1960 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大学期间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中国共產党，使他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 12月，他和几名同班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大字报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產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眾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杨继绳在清华大学拖拉机製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他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及许多与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製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錮比过去鬆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歷史开始透露出来。杨继绳说：「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產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著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於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產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歷史，都是按照共產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还原歷史 追求真实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矇骗，就產生出一种摆脱矇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实。他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採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歷的1989年北京风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裡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导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歷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歷史告诉受矇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矇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杨继绳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他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分，中国并没有什麼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分，虽谈不上丰收也谈不上灾害。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於饥饿时，河南至少有25亿斤粮食库存，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全国徵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復加。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原因是谎言，加上人民公社对人身控制、计画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

当一个人从当年迷信的谎言中醒来时，首先是愤怒，然后陷入对歷史真相的沉思。杨继绳说，发生在他家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在新华社的第1个10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曾在人民日报发了14个头版头条。现在回顾，杨继绳说90%的稿子都应当烧掉。第1个10年，他只有两篇稿子是凭良知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係》，经中央批评军队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產率调查》。

第2个10年，杨继绳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个10年，杨继绳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是他的追求。

他说：「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间。」


父亲墓碑 立在心中

杨继绳有感於大饥荒已经过去50年，在中国国内还没有一本记述这个歷史事件的书。「这不仅是歷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麼多人，歷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歷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从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杨继绳利用到全国各地採访的机会，查阅有关资料，访谈经歷过大饥荒的人。他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他「终於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1980年代，杨继绳家乡兴起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气派。亲戚朋友也劝他为父亲修建个墓碑。

杨继绳想，「我虽然没有当什麼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调查大饥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报导为幌子，要求地方党委开放大饥荒的档案，抄写资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况，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写作，终於完成《墓碑》。「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饿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他认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歷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分（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寧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他强调，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歷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内情惊人 力透纸背

《墓碑》面世时间不长，引起海内外读者极大关注，佳评如潮。中国大陆自由作家、歷史学者丁东说：「这是一部力透纸背的信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指出，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的书籍，但「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书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国大饥荒的情况，书中详载各省饥荒的惨烈实况和剖析饥荒发生原因，有力驳斥官方谎言，并披露大量内幕，例如，1961年，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匯集后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还追问是否销毁了，在得到肯定答覆后才放心。

徐友渔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忍尼辛(又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虽然，关於中国的古拉格，也有中国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说古拉格是史达林时代的代名词，那麼，饿死几千万人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标誌」。

他说，杨继绳曾惊叹索忍尼辛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的专注与坚韧，为中国歷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未能专心致志还原歷史而叹息。而《墓碑》一书既体现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责任感和歷史洞察力，还在史料的汇集、分析和内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岛》。「当然，可以说杨继绳的身分和条件优於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规律是，身分和条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顾虑就越大。像杨继绳这样出身於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李慎之等少数前例」。

徐友渔指出，在大饥荒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著实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寧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寧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於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徐友渔说，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千村薜荔 万户萧疏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当时在四川、河南 、甘肃、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阳、通渭、凤阳、亳州、罗定、无为、馆陶及济寧等，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跡。正是应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送瘟神》裡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况，比对、分析了各种资料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300万，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人10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歷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產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於準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


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於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產、高徵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国家强力徵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產量为1亿8000 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於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3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眾说纷紜的问题。

在该书第22章，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后的结论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可信的数字。

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国的歷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下限》的演讲时指出，1960年前后，整个中国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千千万万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歷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灾、瘟疫，都不曾在这麼短的时间内夺去那麼多人的生命。

丁抒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来无需别人开会来讨论。

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於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以至他们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他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墓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徐友渔对此反驳说：「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死200万人就天经地义？」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麼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於1954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 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万人；即大饥荒相当於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於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之间。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易子而食 抢吃人肉

中国古籍记载「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并非个别现象。在河南信阳的一些乡镇，在甘肃通渭，杨继绳都听到当事人讲述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他还见到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歷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在《墓碑》各章节裡，有详尽记载。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及官方档案，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公共食堂 大吃大喝

为什麼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麼会饿死这麼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

由於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產、高徵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產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產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徵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徵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徵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產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麼不交粮食？」

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產量可以达到3万9000斤，这为反瞒產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墓碑」一书以大量事实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產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裡。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產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裡。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此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杨继绳说，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曇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於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產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瞒產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牴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產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產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队裡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徵购任务，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大搞「反瞒產私分」运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仅餘的口粮和种籽，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面临种种刑罚，甚至被活活打死。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来几例：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綑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裡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樑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裡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樑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裡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樑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綑绑吊在樑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綑绑起来毒打致死……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產」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该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况，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產172斤，总產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產626斤，总產 4610万斤，县裡分配徵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產量。为了完成徵购任务，他们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產，把群眾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於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產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眾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踼、冻、饿外，还採取了冷水浇头、拔头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死。

广大群眾处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拋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註：这裡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他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產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禪。《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他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歷史资料表明，粮食產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係，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歷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復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復，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鑑於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十分人祸 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书中强调四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眾，其实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係，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眾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眾人蜂拥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於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於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价极高。他也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儘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裡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歷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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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大陆好诗： 顺口溜：你们和我们

网路文摘—4117

大陆好诗：

　　　　　　　顺口溜：你们和我们

你们的办公楼奢甲一方，你们的小轿车横冲直撞，
你们的老婆孩子多在西方，你们的二奶小蜜也很嚣张，
你们的住房国家保障，你们的工资总是见长，
你们的吃喝有公款抵帐，你们的娱乐有贿赂献上，
你们上班可以打麻将，你们出行有警车做伥，
你们的权力每天都在膨胀，你们的衙门永远是高在云上。

我们的供房得象奴隶一样，我们的公车得给你们避让，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忙，我们的工资多年一样，
我们的医疗越来越贵，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脏。
我们的税收越来越增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紧张，
我们的冤屈已无处申张，我们的权利已被人遗忘。
我们的民工象牲口一样，我们的矿工在面对死亡，
我们的父母无情的下岗，我们的孩子就业很紧张。

我们知道你们虚伪的模样，请不要把我们当傻子一样！

你们的言语都是酒后失当？你们的行为都是一时荒唐？
你们的孩子都是精英栋梁？你们的腐败都是个别现象？
华南虎完全是正龙不当？矿难都怪矿主无良？
毒奶制品怪只怪奶牛的乳房？杨佳杀人完全是无厘头嚣张？
股票暴跌你们监管得当？银行巨亏你们都很冤枉？

你们的处分不过是换个官当，你们的失误不过是我们买帐。
你们的政策不考虑我们的主张，你们的生活和我们绝不一样!

因为，你们的权力只来自组织上，我们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

我们没有过高的奢望，我们一直也都很忍让。
你们说我们都已经小康，老百姓到底还想要怎样？

我们说我们和动物不一样，除了吃喝拉撒还有一点思想，
我们盼平等自由和民主，这曾是你们共党前辈的主张，
你若问我们还缺什么？答曰："就缺陈胜、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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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

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

作者：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8-10-20 22:14:32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810/20081020221432_11251.html

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

（维权网首发）今年7月发生的杨佳先生击杀上海警察案令人震惊，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和持续的关注。我们对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件感到非常难过。我们向遇难的六名警员表示哀悼！向遇难及受伤警员的亲属表示慰问！同时，鉴于对中国法治和文明进步的关注，我们对杨佳先生案发后至今受到的极不公正的司法待遇也深切关注。

鉴于联合国60年来多次通过宣言、决议要求废除死刑，或对罪犯实行特别赦免，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予以执行、废纸死刑的现状；

鉴于中国历史上长期有对死刑实行特别赦免的人道文明传统；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有对战争罪犯和其它刑事罪犯实行过特别赦免的先例：

鉴于本案所面对的需要改革的存在重多问题的司法制度背景，以及国内外各界普遍存在的对该案的审判程序存在的明显的不公的质疑；

最后，也鉴于我国正在面临解决社会危机，改革"警察国家"的国家形象，动员民心，恢复国家元气，重启文明进程的历史时刻。

我们提请中央政府对本案进行特别审查，依据法定程序对受到普遍同情和关注的杨佳先生实行特别赦免。

提请特别赦免的理由详述如下：

一、废除或者暂缓执行死刑已是国际社会大势所趋

鉴于死刑是一种极端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违反了人类基本尊严。联合国、国际性组织、地区性组织以及人权专家不断提倡废除死刑，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潮流。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已经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在法律上或者在实质上废除了死刑。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84年5月25日第1984/50号决议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也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均有权寻求赦免，所有死刑案件均可给予赦免。

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15日第44/128号决议就通过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要求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

联合国大会2007年12月通过《全球暂缓死刑》的决议，要求各国尊重国际对死刑的标准并暂缓死刑。

二、1959年至1975年期间，我国过去有对战争罪犯和其它刑事罪犯实行过特别赦免的先例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全议，作出了特别赦免的决定。同日，刘少奇先生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随后分别在1960年11月19日、1961年12月16日、1963年3月30日、1964年12月13日、1966年3月29日、1975年3月17日，共七次发布特赦令，赦免了所有在押战争罪犯。

1979年，在我国新疆发生了蒋爱珍女士连杀3人的重大案件，案发后人民日报和石河子法院在5个月内收到2万多封各界人士来信，要求基于蒋爱珍是义愤杀人应予轻判。后来新疆高级法院作出了不予死刑的决定。此举深得人心，对缓解当时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本案存在不公正的司法制度背景及不公正的司法程序

越来越多包括二审过程中披露的事实显示，本案起因于警察严重侵害杨佳先生的身体，杨佳先生的人格亦受到严重侮辱。杨佳先生在长期经正常合法途经寻求权利补偿不果且得不到公正司法救济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导致了这场悲剧。这也是为什么杨佳先生的行为以及他遭受的遭遇招致社会各界几乎是一边倒的同情的原因。本案到底属于什么性质，需要最高当局从司法伦理、政治伦理的高度审慎研判。这是对最高当局政治良心、政治智慧的一次考验。

案件发生后，上海地方当局拒绝公布案件全部事实真相。决定本案性质和刑期的关键证人——杨佳母亲被公然绑架，至今不见人，关键证人——七名上海警察拒绝出庭作证。在完全违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秘密强行一审判处杨佳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如果最高当局不能采取特殊的司法救济，必然给全体国民、国际社会留下整个政权、国家机器在围剿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血气方刚的二十多岁青年的印象。丧失一个从根本上杜绝这类悲剧，重塑法治权威的良好机会。

四、我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留养承嗣"以及国家重要时期特赦的人道传统

我国历史上的"留养承嗣"制度，即死刑犯为独子，而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奉养，经皇帝批准，可以改判重杖、示众，使其免除一死，侍奉祖父母、父母。杨佳为父母独子，两代父祖辈靠杨佳养老送终。我国历史上各王朝，在重要节日或庆典时，均有对死刑犯实行特别赦免之惯例。

在重要节日或庆典时，对罪犯实行特别赦免也是文明国际之通行做法。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对在越战期间的逃兵和逃避服兵役的罪犯全部实行了赦免。又如，韩国总统金大中在1999年末颁布"千年特赦令"，数千名囚犯获释。

辛亥前夕，革命家汪精卫先生刺杀摄政王载沣。按照大清律令，应凌迟处死、满门抄斩。但朝廷出于此案发生的制度背景，出于和缓人心，出于立宪改革，为清朝前途计，特别赦免了汪精卫先生的死刑。


我国的历史经验以及世界各法治国家之司法实践均告诉我们，特别赦免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法律进步、民生进步都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先生说得好，"我完全赞成对赦免制度的研究。赦免是国家的一项政策性重大措施，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和80条对特赦做了规定，但是自从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战争罪犯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没有再实行过特赦……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投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充分发挥特赦制度的作用，对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增进人民内部的团结，必会产生良好的巨大的影响。"

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60周年，也是中国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周年。虽然全国人大还未批准该公约，但依照国际惯例，一旦签署就要依照公约要求执行，包括赦免等全部条款。今年年末，中国将面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正式审议中国政府提交的《第四、五轮禁止酷刑报告》；明年年初，也将面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普遍定期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

今年也是中国融入文明国际的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为迎接大典，我们呼吁通过对杨佳先生实行特别赦免，开始营造祥和气氛。这也是中国政府奋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案件已经毫无疑问将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案件，不管杨佳先生最终的命运如何，是否被执行死刑，该案都将对中国政局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再次郑重呼吁与建议，对杨佳先生实行特别赦免，并以此为发端，开始在中国废除死刑的历史进程，永久确立特别赦免之文明制度，建立文明法治之现代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按签名顺序排，第一批签名人员名单）

艾未未（北京艺术家）、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杜光（北京离休人员）、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戴晴（北京学者）、张祖桦（北京学者）、
王俊秀（北京学者）、古川（北京编辑）、陈永苗（北京律师）、
李苏滨（北京律师）、江天勇（北京律师）、黎雄兵（北京律师）、
唐吉田（北京律师）、杨凤春（北京学者）、王治晶（北京自由撰稿人）、
夏业良（北京学者）、冉云飞（四川编辑）、廖亦武（四川作家）、
张博树（北京法学家）、萧默（北京学者）、刘序盾（北京学者）、
李智英（北京学者）、李槟（南京教师）、孙岩力（北京教师）、
王卫星（北京记者）、谭洪安（北京编辑）、于赤阳（黑龙江公民）、
张辉（山西民主人士）、贾瑞明（河北农民）、谢军（深圳设计）、
王靖禹（英国学者）、华乔（上海摄影师）、释妙觉慈智（广东法师）、
林树坤（瑞士出版人）、范冲（北京学生）、张志强（北京打工之友）、
李勉之（深圳工程师）、曹王澜（广东民工）、张赞宁（江苏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周曙光（湖南公民记者）、淮生（北京自由职业者）、
马萧（北京记者）、张伦（法国学者）

2008年10月20日

后续签名人员请发邮件到：tesheyangjia@gmail.com

请按下列格式签名：签名格式为：XXX（人名）北京学者；XX （人名）广东记者；

ZT：魏京生：中共发现自己的角色定位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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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现自己的角色定位有问题
-- 魏京生


中共建国将近60年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30年了。经过了这60年的时间，中共才
发现自己的角色定位有问题，这不是个天大的笑话吗？但确实如此，如假包换。最近经中共
高层审批决策，由排名第二位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这个笑
话: 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发现了其属性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

马上有一帮教授之类的老朽们，用最新时髦的词汇分析了一番：什么角色呀，地位呀，属性
呀。就像传统的文人拍马屁一样，他们咿咿呀呀的摇头晃脑。总之就是主子说的没错：这是
个马不是鹿，煤球简直就白得耀眼。

其实是不是执政党，中共怎么会心里不清楚呢。从四十年代末开始，从毛泽东开始，在正式
文件和正式会议中就不断地谈论，“执政后如何如何；执政地位如何如何；执政后的困难如
何如何；”等等。毛泽东那著名的“糖衣炮弹论”，说的就是执政后的党比革命时更难管。如
今的中共重复毛泽东的说法，却好像是个新发明。这不是在嘲笑他们的前辈嘛。真不知道是
他们的前辈们弱智，还是他们自己脑残。总之在正常人看来，就像个十足的玩笑。

但像这样正儿八经的开玩笑，未免有点过分了，也不太可能。这种看上去一本正经又稀奇古
怪的表达，肯定带有实质内容，是某种动向的预示。按中共一贯的行为方式，就是在为下一
步的行动作舆论准备。只不过一代不如一代，理论水平低到了连编谎都编不圆的地步，才闹
出这种笑话。

那么这种舆论准备的背后是什么行动呢？这就首先要看看中共遭遇到了什么最大的危机，使
他们需要编造一套新理论来解决它。这个危机就是腐败加上专制，使一批人快速地暴富，而
又使大部分人民产生了生存危机，由此而引发了人们反抗手段的逐步升级。暴力活动逐渐取
代了上访和维权等温和的行为，从而使国家逐步地走向一场内战。

这样的前景，已经到了遮住眼睛也看得见的地步。想当鸵鸟也当不成了，必须得到解决。那
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那就是民主 -- 使政治和各种活动都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由
人民来作裁判，是现代社会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二法门。

但是共产党愿意吗？广大党员也许愿意，但享受特权赚大钱的领导层肯定不愿意。于是党的
上下层就和社会上一样，产生了阶级矛盾。党中央早已经不能代表基层的民意了，更不要说
代表全国的民意。这次的杨佳袭警案，不仅得到了一般民众的喝彩叫好，也得到了许多基层
党员的支持。这种党内外阶级对抗的形势，发展下去就会是一场内战。不能不使人忧虑。

对于不想走民主道路的官僚资产阶级来说，在镇压已经逐渐失效的前提下，也只能走毛泽东
的老路：大杀贪官污吏以平民愤，再辅之以假民主的措施。以此先骗住全党；再通过全党来
欺骗和压服全国人民，达到稳定一党专政的政权的目的。

十几年前，就已经有聪明的文人给江泽民提过这种建议。现在的中共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慌慌张张地就全盘接受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是看看毛选就知道的
故伎重演。

这一套会不会奏效呢？看看中共自己的历史就知道了。毛泽东的27年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一党专政下的群众运动根本不能和民主制度下的监督相比。如果毛泽东的一套有效，也就不
会有什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了。

就算胡锦涛这帮人马比毛泽东周恩来更高明，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因为这不是努力
程度不够的问题，是制度的根本性质所产生的问题。制度不变，就万变不离其宗。一小撮人
的政权就只能服务于一小撮人，它不会变出民主制度的结果来。

要吃民主的果子就得种民主的树。舍此别无捷径。这一轮的新毛泽东主义反腐败，恐怕只能
以超过文革的悲惨结局而告终，不会比文革的结果更好。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08/WeiJS081009CCProle.mp3

（2008年10月9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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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基金会及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

http://www.weijingshe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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